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翻译事业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短者、奠基人。1949年新中国建立，直到1958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部长，在外交战线上纵横捭阖，历经风雨。之后，作为大国总理，他一直以很大精力主持外交外事工作。在他的睿智开拓下，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也是与他亲力亲为，培育开创新中国外交翻译事业分不开的。

 “外交部要把干部的外文学习列为重要任务”

新中国外交工作伊始，中共干部中不乏俄语人才，但其他语种就较稀缺了。特别是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与新中国建交、半建交国家迅速增加。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基本上是将军们，他们大多数并不谙外语，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年，有几个新建使馆甚至派不出到驻国的翻译。

为此，他指示，外交部要把干部的外文学习列为重要任务之一，并把学习成绩列入干部考评内容。周恩来还要求，要把北京外国语学院指定为培养外交外事翻译的重要基地，扩大招生，增开西班牙语等语种专业。1955年9月，经他建议，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外交学院，除培养外事干部外，还开设外语专修科，为外事部门轮训、培养外文和翻译干部。

1957年10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必须配齐所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语文翻译。年底，他再次指示外交部作一个培养翻译干部的十年计划，第一批先培养俄、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及印尼等语种的翻译干部，每种文字10人至20人，要培养成第一流的翻译。培养地点可考虑以外国语学院为中心，国家出经费聘请所需的专家和教授。外交部随即与有关单位商讨制定了培养高级翻译的十年规划方案，于1958年3月上报周恩来和陈毅批准执行。当时估计，10年后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有可能恢复，建交的国家可能再增加50个左右，所以，十年计划规定要培养35个语种的452名高级翻译。在初级翻译的培养方面，1959年3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最短时间内培养世界各国语文的初级翻译1000名。外交部经过研究，会同教育部共同商量制定了在5年内培养56个语种的1067名初级翻译的规划方案。当时全国各外语院系都有较强的“一盘棋”大局意识，都把本校最优秀的学员向外交部推荐。到1961年，五年和十年计划的高、初级翻译培养对象基本选齐，安排在国内外语院校或派往国外学习。

1964年中法建交后，新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接近，周恩来强调要加强和加速培养翻译工作者。指示说：“由外办、外交部和有关外事单位共同研究，作出一个除军事系统以外的培养翻译干部（包括外事、经济等方面）的总的规划。”为此，国务院外办、高教部和外交部经过专门研究，向中央写了《关于解决当前外语干部严重不足问题应急措施的报告》。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全国外语院校大量开办外语专科，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突击培养；二是大量派遣外语留学生。计划从1964年开始，在3年内派遣留学生1750名。

这两项措施都得到了有力推进，然而两年不到，文革风暴起，外派留学生被全部召回国内参加文革、下放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批留学生虽然半途而归，没有能够毕业，但周恩来对他们的外语学习仍很关心、很重视，绝不让他们半途而废。

1969年和1970年，在文革冲击最厉害的时期，周恩来冲破干挠，曾先后多次对翻译工作作出重要指示。1969 年，中央决定将全国外语院校的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安排在解放军的几个农场劳动锻炼。10月4日，针对下放在解放军某农场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每天只有一小时学外语的情况，周恩来指出：一小时不够。讲一小时，实际只有半小时。学艺术的每天要花4小时练基本功，学外文的每天至少得花3小时练基本功。否则，外文就忘了。他指示外交部给该农场专发一通知，要求革命和学习两不误，每天都要安排一定的时间，组织外语学习和训练，切实保证这批学生每天能有三小时的外语学习时间。

当中央国家机关大批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后，周恩来又适时地指示外交部对下放“五七干校”的外语和翻译干部要加强管理。他要求外交部牵头，把分散在各地“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的外语和翻译干部集中起来，集中到一个“五七干校”，让他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他还指名道姓地问及一位老翻译的境况，指出，只要他们说清了自己的问题，就应“解放”，酌情使用。在周恩来的关照和保护下，那些陷入困境的翻译工作者很快得到了解脱，回到外交翻译工作岗位。这批同志经过多年多层次的培养锻炼，绝大多数后来都已成为外交战线的高级外交官或高级翻译，成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栋梁之材。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加拿大、意大利先后与我国建交。周恩来预见我国外交工作将有新的突破和大发展，1970年11月6日－9日，他就外语教学问题4次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负责人，提出：外语教学业务不能丢掉，目前首先要从教师进修抓起，进行短期培训提高；要好好看看过去的英语教材，按照外语教学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改进。现在对外的口头和文字上的宣传，同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实在相差得太远了。他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应恢复招生，以便加速培养外交翻译。

1970年11月25日，周恩来同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中央联络部及有关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商讨最近一个时期的外交、外贸和对外宣传工作。会上，他专门对培养翻译人员队伍问题提出要求。他说，一是使用现有翻译力量，包括“五七干校”的后备力量；二是改教材、编课本，搞好师资进修；三是招新生。翻译人员知识要广泛，业务要进修。

1970年12月14日，他会见由智利瓦尔帕莱索市智中文化协会主席、社会党中央委员、众议员安东尼奥·塔沃拉里率领的智中文化协会代表团时，对有关部门此次及过去工作安排中由于外语水平低导致一些问题，向客人作自我批评，并向阿连德总统、智利外长和代表团成员深表歉意，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副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翻译与外语接触少了，荒疏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偏向。现在正在恢复。

1971年和1972两年间，我国新增建交国家达30多个，外交工作出现了崭新局面。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针对外交新形势的汇报，并在1971年10月曾先后就外事干部的外语学习和外语干部的培养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做外事工作的干部，60岁以下的都要学外语，60岁以上的自由学，60岁以下的强迫学。周恩来亲自向外交部领导作了传达。1971年11月，他又向国务院科教组和外交部传达了毛泽东的另一个指示：英、法、俄、西、日、德和阿拉伯语这7个语种，学校要扩大容量。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采取紧急措施，在3年内先后从全国外语院校1966至1969届毕业生和1964年派出的留学生中选调一批外语学得好的，进外交部工作。

 “没有翻译，办不了外交”

周恩来说过，“翻译是对外交往的桥梁，没有翻译，办不了外交。”周恩来要求译员们练好“三项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政策基本功。他提出要提高翻译工作者的政治素质；第二是语言基本功，业务上要严格要求。他说，学外语的一条原则就是要苦练，每天练上几个小时；第三是文化知识基本功。要学习国际知识、哲学、法律、中外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等。

他从不把翻译工作者仅仅看成是“传声筒”，而是把他们当作助手和参谋，是新中国外交干部的重要来源。要求翻译工作人员一定要结合外交业务，了解政策，熟悉情况。他具体指出，翻译应该学习起草电报，写发言稿，参加会谈的各项准备工作。他认为，翻译人员必须知彼知此，处在了解和熟悉对方情况的有利位置；翻译必须熟悉我国的政策意图，应会研究情况，了解所谈问题的背景和来龙去脉，不仅了解一件事情的现状，而且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双方的不同立场和分歧的关键所在，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哪几种，最高方案是什么，最低方案又是什么，能对政策提出见解。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抓不住要害，划不清双方立场的界线，乃至造成政治上的失误。他要求外交部的各级领导要让翻译人员参与外交文件的起草、讨论和修改工作。他认为，译员不参加形势政策的讨论，不了解时局和外交斗争状况，就无法胜任工作。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如有重要对外谈话或重要外交文件要对外发表，他就把翻译人员召集起来，给他们介绍背景情况、政策考虑、主要内容，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让译员们事先吃透精神，做好准备。他要求对翻译工作人员放宽限制，让他们阅读有关文电和资料。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 翻译工作者得到信任，感到光荣，工作上兢兢业业，在承担翻译任务前仔细阅读有关材料，进行认真准备，绝不敢掉以轻心、草率从事。

周恩来讲话出口成章，思路和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用词用句严密严谨。每次讲话翻译记录下来，无须多加整理修饰，便是一篇好文章。但周恩来深知口语翻译的困难，为了使翻译能够表达得准确完整，他总是有意识地长话分段说，让翻译人员能够从容翻译。“准确完整”是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最基本业务要求，也是一个工作标杆。周恩来并不要求翻译使用高深华丽的词语，只要求语言通顺易懂，准确到位，意思完整。

周恩来对翻译要求很严格。在他为尼泊尔首相举行的国宴上，冀朝铸本来是为尼泊尔首相的随从人员当翻译，坐在最后一桌，但被临时调派到第一桌，为周恩来总理祝酒致辞做翻译。周恩来念了一段中文讲稿，冀朝铸念一段英文译稿。然而，周恩来忽然脱稿，加了几句即席讲话，而冀朝铸仍然照本宣科念事先准备好的英文译稿，没有翻译周恩来的脱稿讲话。周恩来当即发现，严肃地对冀朝铸说：“不对，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于是冀朝铸从第一桌又回到了最后一桌。但周恩来并没有一竿子将人打“死”，第二天，在他接见外宾时，仍然要冀朝铸当翻译。吃一堑，长一智，冀朝铸聚精会神地听、译总理的每一句话，再也不敢有任何松懈。

为了督促翻译勤学习提高素质，周恩来经常利用会见外宾的间隙考问他们的知识面。有一次，他问一位译员，在领海问题上有哪里14个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同美国进行斗争？翻译答不全。他就一一数出这十四国的名字，并列出另外7个尚未公开表态的国家国名。然后说：“一共是21个国家。今天的报纸上不是都登了吗？你报纸也不看，地图也不记，你的基本功就不够。你们当翻译的要下苦功夫把地图背熟才行。毛主席学打仗，就是从中国地图学起，是苦练出来的。”他当即指示外交部购买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外文书籍，供翻译人员阅读。他说：“即使一些反对我们的材料，翻译也应阅读，否则外国人讲的译员听不懂，就无法翻译和反驳。” 

周恩来尽管不是专业学外语的，但他青年时有着去日本、法国、德国和苏联等多国留学和投身革命活动的经历，交游广泛、见多识广，一直有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能听能说日、法、英、俄等好几种外语。尤其是法语、英语，听和说水平都较高。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举办的一个酒会，周恩来就是用英语致辞的。在会见外宾时，每当外宾讲完后，不等翻译翻完，他对大意已有掌握，同时，他仔细地听翻译，判断表达上细微之处的奥妙差别。1972年，尼克松总统顺利访华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答谢宴会上，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的致辞时翻译错了一个词，尼克松当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章含之翻译成“1700英里”,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得出来，只有周恩来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儿吧。”翻译马上作出更正。因此，他能够对翻译人员在字词运用上有优劣判断，能够直接指导翻译工作的业务提高。

周恩来要求翻译有较宽知识面，关键时能够做到肚子里有货，用得上，说得出。他常对翻译说，翻译不能只注意语言文字的表达，一定要扩大各方面的知识。1962 年，有位译员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当总理向外宾介绍赵朴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时，译员翻不出来，周恩来专门解释了“居士”的含义，并嘱翻译回去研究应该如何翻译。事后，总理向有关领导谈了对翻译工作的意见，指出翻译除提高语言水平外，一定要扩大知识面。为此，有关领导写了一篇简报，通报全体人员。有一个时期，总理在与外宾谈话中经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常考问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何时开始的，“苏台德地区”“绥靖主义”“闪电战”“马其诺防线”等的外文是什么……为此，翻译人员专门收编了二战词汇和背景知识，熟悉并牢记。

周恩来多次强调，翻译领导人的讲话必须准确完整。他说，“严复讲的三条：信、达、雅，头一条就是信。给领导人当翻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更不能妄加解释和发挥。但对领导人说的明显不当之处，翻译也要加以及时变通，甚至纠正。”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派特使基辛格博士来访，在欢迎美国人的讲话稿上，周恩来使用的是“尊敬的美国客人”，翻译没有多想，顺口翻译成“尊敬的美国朋友”，周恩来亲自审阅英文译稿，发现错误并纠正起来。周恩来告诫翻译，我们才打破封锁，开始与美国交往，他们是客人，还称不上是中国的朋友。虽然是一个称呼，但要有分寸，分寸中体现了政治原则，不能马虎！

周恩来讲话总是胸有成竹，因此，他不是利用翻译时间思考下一句或下一段的讲话，每讲完一段话后，他凝神倾听翻译如何表达他的话，一旦发现翻译有错漏——有时一字一词的错漏或改变了讲话含义，意思会大不一样，甚至南辕北辙，引发外交事件，所以，周恩来总能及时向翻译指出，使他们能够当场纠正、补救。尤其是对涉及重要外交政策的关键用语，他会对翻译特别严格。在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致答辞，讲了几层意思。翻译在翻译时，他一边听，一边掐着手指头，等翻译全部译完后，周恩来就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掐着的几个指头问翻译，“我刚才讲的……那层意思，你翻了没有啊？”翻译员噢了一声，赶忙把漏译的部分对外国领导人补上。有时，他听翻译后会立即对某一关键用语译法提出异议，要求翻译改用另一个词来更精准表达。翻译有时吃不准，提出好几个词选择，由总理来判定使用哪个词比较合适。

周恩来与外宾谈话，总有几页纸放在手边，他经常一边听，一边做记录。会谈结束后，如果谈话内容重要，他会要求译员整理简报，以备报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翻译记得并不全，怕漏掉重要内容，会想起总理做了笔记，就去找秘书借总理的笔记，只见几页纸上，清清楚楚地记着外宾谈话的要点。借助总理的笔记，翻译很快就写出一份内容完整的简报。

对笔译外交声明或文件时，周恩来总是一字一句把关。翻译们常遇到一些关键的重要用语，对其政治含义和分寸掌握不住，也会通过秘书主动直接请示、请教周恩来总理。往往是在午夜或拂晓前，翻译们就会接听到总理秘书的电话，向他们传达总理的相关意见和指示，使文件能够最后定稿，确保文件政治质量。

对一些翻译难点，周恩来总理会提前告知翻译。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搞下台。中共曾寄希望于苏共新领导层能够改弦易辙。但在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出席纪念十月革命活动和苏共新领导层接触不欢而回后，认定他们仍在执行一条赫鲁晓夫路线。周恩来遂决定约见在华部分使节，向他们阐述中共对苏共新领导班子的看法。他在讲话中准备使用成语“换汤不换药”，以表达对苏共新领导层的失望，这也是整个对外谈话的“关键词”。如果译得词不达意，会让听者茫然，不知所云。周恩来就把译员们召集起来，要求直译这一成语，并向他们说明中医药中何谓汤，何谓药。由于事先打了招呼，翻译时很顺利，大使们也都听得很明白。

 “别紧张，你也吃呀！”

周恩来非常关心翻译的政治进步，关心他们的入党问题，有的翻译尽管表现优秀，但因有海外关系，一次又一次提出入党申请，一次次政审通不过，一直不能入党，经他过问后才入了党。他也非常关心老翻译工作者和子女的事业发展。1973 年7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翻译给周恩来写信反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为由，不予推荐其在农场劳动的女儿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情况，周恩来将来信批给外交部办理，并作出批示指出：如果该同志的女儿确如信中所说，应请沈阳军区通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推荐本人来北京补考。又告，这位翻译的情况，我知道一些，她曾多次做过我同外国朋友聚会时的译员。他们夫妇的历史不管如何，不应影响他们的子女。这是党的政策，应让兵团同志懂得。

周恩来对翻译做出的工作成绩，也会及时当面肯定，鼓励他们工作更进步。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周恩来率团出访亚非14国。此次出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64年3月30日、31日，他在回国后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5次、116次会议和国务院第142次、143次全体会议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特地提到担任翻译工作同志的功劳，对随访翻译齐宗华、冀朝铸、范承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这次访问如果没有他们当翻译，就很困难。”并说；翻译工作是最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没有政治上的发展是不行的，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在翻译太少，跟我们的国家大不相称，七亿人口才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

周恩来对翻译的关怀从政治思想直至生活细节，可谓无微不至。一位翻译婚后数年仍无儿女，总理亲自嘱咐吴阶平大夫为他诊断，经过治疗，他的爱人怀了孕，后来还生了第二胎。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每次都提前到达接待地点。在外宾到达前的间歇时间里，总理听取陪见人员的汇报，和翻译交谈。在出国访问下榻国宾馆时，总理与警卫、秘书、翻译等工作人员一起进餐，席间无拘束地交谈。在汽车里有时只有一名翻译和警卫陪同，总理常与他们谈观感，拉家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周恩来率团访问非洲时，某些国家还是封建专制的体制，视翻译人员为家丁佣人，双方领导人会谈和宴请时，双方翻译没有席位，只能站在领导人后面或旁边，躬着身子哈着腰翻译，也不给吃喝。非洲天气炎热干燥，翻译们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全神贯注承担着紧张繁重的脑力工作，还要付出体力硬撑在那儿。周恩来看在眼里很不舒服，对外交部随行礼宾官员说，这很不公道。当即指示去与接待国提出交涉，建议对方尊重我方习惯，在会谈和宴请时，安排我方译员坐在他的身旁，让译员有吃有喝。对方接受了建议，按周恩来的意愿做了相应安排。那次出访回来，周恩来向外交部下达指示，在安排领导人会见和宴请外国客人时，或者我国领导人出访时，都要给翻译安排座位，要保证他们吃上饭，喝上水。后来，为了尊重我方翻译人员，提高我方翻译地位，避免与访问国交涉而引起摩擦和矛盾，周恩来指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一律把翻译工作人员纳入代表团成员名单，给予翻译工作者正式官员身份。

周恩来还在实践中选拔人才，对好苗子重点培养。他和陈毅外长经常出席亚非拉国家的国庆招待会。有一次，陈毅外长致辞，英文翻译稿让施燕华念。她念完后，总理就对翻译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就是语调平淡了一点儿。你们好好辅导她。”

柯贤伟195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1955年9月，缅甸政府派出一个高规格的佛教代表团，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缅甸佛教代表团和缅甸文化代表团，给缅甸贵宾很高的礼遇。总理亲切地和客人一一握手问候，柯贤伟为总理做缅甸语翻译，一一翻译介绍客人。介绍完，没有想到，总理也伸出手来跟柯贤伟握手，还问柯贤伟在哪里学的缅甸语。得知是在北京大学的，总理会意地点了点头。在这次晚宴上，柯贤伟还见到陈毅副总理，李济深、彭真副委员长。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就坐在柯贤伟身旁，习仲勋深得周恩来的工作作风，两次给忙于翻译的柯贤伟夹菜，说：“你不能光说话，还得吃啊！”

1957年金秋，我国在北京等十大城市举办“亚洲电影周”，缅甸等14个亚洲国家的电影代表团也应邀参加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活动。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亚洲电影周”的各国代表团。缅甸代表团受到各代表团的推荐，代表他们致祝酒词，盛赞中国 各项建设成就，并感谢中国为成功举办这次电影周作出的贡献。柯贤伟即席翻译时，周恩来在主席台上频频点头，既是对缅甸代表团团长讲话的肯定，也是对翻译工作的充分肯定。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短者、奠基人。1949年新中国建立，直到1958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部长，在外交战线上纵横捭阖，历经风雨。之后，作为大国总理，他一直以很大精力主持外交外事工作。在他的睿智开拓下，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也是与他亲力亲为，培育开创新中国外交翻译事业分不开的。

 “外交部要把干部的外文学习列为重要任务”

新中国外交工作伊始，中共干部中不乏俄语人才，但其他语种就较稀缺了。特别是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与新中国建交、半建交国家迅速增加。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基本上是将军们，他们大多数并不谙外语，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年，有几个新建使馆甚至派不出到驻国的翻译。

为此，他指示，外交部要把干部的外文学习列为重要任务之一，并把学习成绩列入干部考评内容。周恩来还要求，要把北京外国语学院指定为培养外交外事翻译的重要基地，扩大招生，增开西班牙语等语种专业。1955年9月，经他建议，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外交学院，除培养外事干部外，还开设外语专修科，为外事部门轮训、培养外文和翻译干部。

1957年10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必须配齐所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语文翻译。年底，他再次指示外交部作一个培养翻译干部的十年计划，第一批先培养俄、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及印尼等语种的翻译干部，每种文字10人至20人，要培养成第一流的翻译。培养地点可考虑以外国语学院为中心，国家出经费聘请所需的专家和教授。外交部随即与有关单位商讨制定了培养高级翻译的十年规划方案，于1958年3月上报周恩来和陈毅批准执行。当时估计，10年后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有可能恢复，建交的国家可能再增加50个左右，所以，十年计划规定要培养35个语种的452名高级翻译。在初级翻译的培养方面，1959年3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最短时间内培养世界各国语文的初级翻译1000名。外交部经过研究，会同教育部共同商量制定了在5年内培养56个语种的1067名初级翻译的规划方案。当时全国各外语院系都有较强的“一盘棋”大局意识，都把本校最优秀的学员向外交部推荐。到1961年，五年和十年计划的高、初级翻译培养对象基本选齐，安排在国内外语院校或派往国外学习。

1964年中法建交后，新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接近，周恩来强调要加强和加速培养翻译工作者。指示说：“由外办、外交部和有关外事单位共同研究，作出一个除军事系统以外的培养翻译干部（包括外事、经济等方面）的总的规划。”为此，国务院外办、高教部和外交部经过专门研究，向中央写了《关于解决当前外语干部严重不足问题应急措施的报告》。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全国外语院校大量开办外语专科，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突击培养；二是大量派遣外语留学生。计划从1964年开始，在3年内派遣留学生1750名。

这两项措施都得到了有力推进，然而两年不到，文革风暴起，外派留学生被全部召回国内参加文革、下放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批留学生虽然半途而归，没有能够毕业，但周恩来对他们的外语学习仍很关心、很重视，绝不让他们半途而废。

1969年和1970年，在文革冲击最厉害的时期，周恩来冲破干挠，曾先后多次对翻译工作作出重要指示。1969 年，中央决定将全国外语院校的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安排在解放军的几个农场劳动锻炼。10月4日，针对下放在解放军某农场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每天只有一小时学外语的情况，周恩来指出：一小时不够。讲一小时，实际只有半小时。学艺术的每天要花4小时练基本功，学外文的每天至少得花3小时练基本功。否则，外文就忘了。他指示外交部给该农场专发一通知，要求革命和学习两不误，每天都要安排一定的时间，组织外语学习和训练，切实保证这批学生每天能有三小时的外语学习时间。

当中央国家机关大批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后，周恩来又适时地指示外交部对下放“五七干校”的外语和翻译干部要加强管理。他要求外交部牵头，把分散在各地“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的外语和翻译干部集中起来，集中到一个“五七干校”，让他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他还指名道姓地问及一位老翻译的境况，指出，只要他们说清了自己的问题，就应“解放”，酌情使用。在周恩来的关照和保护下，那些陷入困境的翻译工作者很快得到了解脱，回到外交翻译工作岗位。这批同志经过多年多层次的培养锻炼，绝大多数后来都已成为外交战线的高级外交官或高级翻译，成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栋梁之材。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加拿大、意大利先后与我国建交。周恩来预见我国外交工作将有新的突破和大发展，1970年11月6日－9日，他就外语教学问题4次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负责人，提出：外语教学业务不能丢掉，目前首先要从教师进修抓起，进行短期培训提高；要好好看看过去的英语教材，按照外语教学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改进。现在对外的口头和文字上的宣传，同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实在相差得太远了。他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应恢复招生，以便加速培养外交翻译。

1970年11月25日，周恩来同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中央联络部及有关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商讨最近一个时期的外交、外贸和对外宣传工作。会上，他专门对培养翻译人员队伍问题提出要求。他说，一是使用现有翻译力量，包括“五七干校”的后备力量；二是改教材、编课本，搞好师资进修；三是招新生。翻译人员知识要广泛，业务要进修。

1970年12月14日，他会见由智利瓦尔帕莱索市智中文化协会主席、社会党中央委员、众议员安东尼奥·塔沃拉里率领的智中文化协会代表团时，对有关部门此次及过去工作安排中由于外语水平低导致一些问题，向客人作自我批评，并向阿连德总统、智利外长和代表团成员深表歉意，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副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翻译与外语接触少了，荒疏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偏向。现在正在恢复。

1971年和1972两年间，我国新增建交国家达30多个，外交工作出现了崭新局面。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针对外交新形势的汇报，并在1971年10月曾先后就外事干部的外语学习和外语干部的培养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做外事工作的干部，60岁以下的都要学外语，60岁以上的自由学，60岁以下的强迫学。周恩来亲自向外交部领导作了传达。1971年11月，他又向国务院科教组和外交部传达了毛泽东的另一个指示：英、法、俄、西、日、德和阿拉伯语这7个语种，学校要扩大容量。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采取紧急措施，在3年内先后从全国外语院校1966至1969届毕业生和1964年派出的留学生中选调一批外语学得好的，进外交部工作。

 “没有翻译，办不了外交”

周恩来说过，“翻译是对外交往的桥梁，没有翻译，办不了外交。”周恩来要求译员们练好“三项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政策基本功。他提出要提高翻译工作者的政治素质；第二是语言基本功，业务上要严格要求。他说，学外语的一条原则就是要苦练，每天练上几个小时；第三是文化知识基本功。要学习国际知识、哲学、法律、中外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等。

他从不把翻译工作者仅仅看成是“传声筒”，而是把他们当作助手和参谋，是新中国外交干部的重要来源。要求翻译工作人员一定要结合外交业务，了解政策，熟悉情况。他具体指出，翻译应该学习起草电报，写发言稿，参加会谈的各项准备工作。他认为，翻译人员必须知彼知此，处在了解和熟悉对方情况的有利位置；翻译必须熟悉我国的政策意图，应会研究情况，了解所谈问题的背景和来龙去脉，不仅了解一件事情的现状，而且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双方的不同立场和分歧的关键所在，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哪几种，最高方案是什么，最低方案又是什么，能对政策提出见解。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抓不住要害，划不清双方立场的界线，乃至造成政治上的失误。他要求外交部的各级领导要让翻译人员参与外交文件的起草、讨论和修改工作。他认为，译员不参加形势政策的讨论，不了解时局和外交斗争状况，就无法胜任工作。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如有重要对外谈话或重要外交文件要对外发表，他就把翻译人员召集起来，给他们介绍背景情况、政策考虑、主要内容，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让译员们事先吃透精神，做好准备。他要求对翻译工作人员放宽限制，让他们阅读有关文电和资料。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 翻译工作者得到信任，感到光荣，工作上兢兢业业，在承担翻译任务前仔细阅读有关材料，进行认真准备，绝不敢掉以轻心、草率从事。

周恩来讲话出口成章，思路和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用词用句严密严谨。每次讲话翻译记录下来，无须多加整理修饰，便是一篇好文章。但周恩来深知口语翻译的困难，为了使翻译能够表达得准确完整，他总是有意识地长话分段说，让翻译人员能够从容翻译。“准确完整”是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最基本业务要求，也是一个工作标杆。周恩来并不要求翻译使用高深华丽的词语，只要求语言通顺易懂，准确到位，意思完整。

周恩来对翻译要求很严格。在他为尼泊尔首相举行的国宴上，冀朝铸本来是为尼泊尔首相的随从人员当翻译，坐在最后一桌，但被临时调派到第一桌，为周恩来总理祝酒致辞做翻译。周恩来念了一段中文讲稿，冀朝铸念一段英文译稿。然而，周恩来忽然脱稿，加了几句即席讲话，而冀朝铸仍然照本宣科念事先准备好的英文译稿，没有翻译周恩来的脱稿讲话。周恩来当即发现，严肃地对冀朝铸说：“不对，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于是冀朝铸从第一桌又回到了最后一桌。但周恩来并没有一竿子将人打“死”，第二天，在他接见外宾时，仍然要冀朝铸当翻译。吃一堑，长一智，冀朝铸聚精会神地听、译总理的每一句话，再也不敢有任何松懈。

为了督促翻译勤学习提高素质，周恩来经常利用会见外宾的间隙考问他们的知识面。有一次，他问一位译员，在领海问题上有哪里14个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同美国进行斗争？翻译答不全。他就一一数出这十四国的名字，并列出另外7个尚未公开表态的国家国名。然后说：“一共是21个国家。今天的报纸上不是都登了吗？你报纸也不看，地图也不记，你的基本功就不够。你们当翻译的要下苦功夫把地图背熟才行。毛主席学打仗，就是从中国地图学起，是苦练出来的。”他当即指示外交部购买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外文书籍，供翻译人员阅读。他说：“即使一些反对我们的材料，翻译也应阅读，否则外国人讲的译员听不懂，就无法翻译和反驳。” 

周恩来尽管不是专业学外语的，但他青年时有着去日本、法国、德国和苏联等多国留学和投身革命活动的经历，交游广泛、见多识广，一直有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能听能说日、法、英、俄等好几种外语。尤其是法语、英语，听和说水平都较高。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举办的一个酒会，周恩来就是用英语致辞的。在会见外宾时，每当外宾讲完后，不等翻译翻完，他对大意已有掌握，同时，他仔细地听翻译，判断表达上细微之处的奥妙差别。1972年，尼克松总统顺利访华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答谢宴会上，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的致辞时翻译错了一个词，尼克松当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章含之翻译成“1700英里”,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得出来，只有周恩来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儿吧。”翻译马上作出更正。因此，他能够对翻译人员在字词运用上有优劣判断，能够直接指导翻译工作的业务提高。

周恩来要求翻译有较宽知识面，关键时能够做到肚子里有货，用得上，说得出。他常对翻译说，翻译不能只注意语言文字的表达，一定要扩大各方面的知识。1962 年，有位译员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当总理向外宾介绍赵朴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时，译员翻不出来，周恩来专门解释了“居士”的含义，并嘱翻译回去研究应该如何翻译。事后，总理向有关领导谈了对翻译工作的意见，指出翻译除提高语言水平外，一定要扩大知识面。为此，有关领导写了一篇简报，通报全体人员。有一个时期，总理在与外宾谈话中经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常考问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何时开始的，“苏台德地区”“绥靖主义”“闪电战”“马其诺防线”等的外文是什么……为此，翻译人员专门收编了二战词汇和背景知识，熟悉并牢记。

周恩来多次强调，翻译领导人的讲话必须准确完整。他说，“严复讲的三条：信、达、雅，头一条就是信。给领导人当翻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更不能妄加解释和发挥。但对领导人说的明显不当之处，翻译也要加以及时变通，甚至纠正。”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派特使基辛格博士来访，在欢迎美国人的讲话稿上，周恩来使用的是“尊敬的美国客人”，翻译没有多想，顺口翻译成“尊敬的美国朋友”，周恩来亲自审阅英文译稿，发现错误并纠正起来。周恩来告诫翻译，我们才打破封锁，开始与美国交往，他们是客人，还称不上是中国的朋友。虽然是一个称呼，但要有分寸，分寸中体现了政治原则，不能马虎！

周恩来讲话总是胸有成竹，因此，他不是利用翻译时间思考下一句或下一段的讲话，每讲完一段话后，他凝神倾听翻译如何表达他的话，一旦发现翻译有错漏——有时一字一词的错漏或改变了讲话含义，意思会大不一样，甚至南辕北辙，引发外交事件，所以，周恩来总能及时向翻译指出，使他们能够当场纠正、补救。尤其是对涉及重要外交政策的关键用语，他会对翻译特别严格。在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致答辞，讲了几层意思。翻译在翻译时，他一边听，一边掐着手指头，等翻译全部译完后，周恩来就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掐着的几个指头问翻译，“我刚才讲的……那层意思，你翻了没有啊？”翻译员噢了一声，赶忙把漏译的部分对外国领导人补上。有时，他听翻译后会立即对某一关键用语译法提出异议，要求翻译改用另一个词来更精准表达。翻译有时吃不准，提出好几个词选择，由总理来判定使用哪个词比较合适。

周恩来与外宾谈话，总有几页纸放在手边，他经常一边听，一边做记录。会谈结束后，如果谈话内容重要，他会要求译员整理简报，以备报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翻译记得并不全，怕漏掉重要内容，会想起总理做了笔记，就去找秘书借总理的笔记，只见几页纸上，清清楚楚地记着外宾谈话的要点。借助总理的笔记，翻译很快就写出一份内容完整的简报。

对笔译外交声明或文件时，周恩来总是一字一句把关。翻译们常遇到一些关键的重要用语，对其政治含义和分寸掌握不住，也会通过秘书主动直接请示、请教周恩来总理。往往是在午夜或拂晓前，翻译们就会接听到总理秘书的电话，向他们传达总理的相关意见和指示，使文件能够最后定稿，确保文件政治质量。

对一些翻译难点，周恩来总理会提前告知翻译。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搞下台。中共曾寄希望于苏共新领导层能够改弦易辙。但在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出席纪念十月革命活动和苏共新领导层接触不欢而回后，认定他们仍在执行一条赫鲁晓夫路线。周恩来遂决定约见在华部分使节，向他们阐述中共对苏共新领导班子的看法。他在讲话中准备使用成语“换汤不换药”，以表达对苏共新领导层的失望，这也是整个对外谈话的“关键词”。如果译得词不达意，会让听者茫然，不知所云。周恩来就把译员们召集起来，要求直译这一成语，并向他们说明中医药中何谓汤，何谓药。由于事先打了招呼，翻译时很顺利，大使们也都听得很明白。

 “别紧张，你也吃呀！”

周恩来非常关心翻译的政治进步，关心他们的入党问题，有的翻译尽管表现优秀，但因有海外关系，一次又一次提出入党申请，一次次政审通不过，一直不能入党，经他过问后才入了党。他也非常关心老翻译工作者和子女的事业发展。1973 年7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翻译给周恩来写信反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为由，不予推荐其在农场劳动的女儿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情况，周恩来将来信批给外交部办理，并作出批示指出：如果该同志的女儿确如信中所说，应请沈阳军区通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推荐本人来北京补考。又告，这位翻译的情况，我知道一些，她曾多次做过我同外国朋友聚会时的译员。他们夫妇的历史不管如何，不应影响他们的子女。这是党的政策，应让兵团同志懂得。

周恩来对翻译做出的工作成绩，也会及时当面肯定，鼓励他们工作更进步。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周恩来率团出访亚非14国。此次出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64年3月30日、31日，他在回国后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5次、116次会议和国务院第142次、143次全体会议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特地提到担任翻译工作同志的功劳，对随访翻译齐宗华、冀朝铸、范承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这次访问如果没有他们当翻译，就很困难。”并说；翻译工作是最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没有政治上的发展是不行的，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在翻译太少，跟我们的国家大不相称，七亿人口才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

周恩来对翻译的关怀从政治思想直至生活细节，可谓无微不至。一位翻译婚后数年仍无儿女，总理亲自嘱咐吴阶平大夫为他诊断，经过治疗，他的爱人怀了孕，后来还生了第二胎。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每次都提前到达接待地点。在外宾到达前的间歇时间里，总理听取陪见人员的汇报，和翻译交谈。在出国访问下榻国宾馆时，总理与警卫、秘书、翻译等工作人员一起进餐，席间无拘束地交谈。在汽车里有时只有一名翻译和警卫陪同，总理常与他们谈观感，拉家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周恩来率团访问非洲时，某些国家还是封建专制的体制，视翻译人员为家丁佣人，双方领导人会谈和宴请时，双方翻译没有席位，只能站在领导人后面或旁边，躬着身子哈着腰翻译，也不给吃喝。非洲天气炎热干燥，翻译们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全神贯注承担着紧张繁重的脑力工作，还要付出体力硬撑在那儿。周恩来看在眼里很不舒服，对外交部随行礼宾官员说，这很不公道。当即指示去与接待国提出交涉，建议对方尊重我方习惯，在会谈和宴请时，安排我方译员坐在他的身旁，让译员有吃有喝。对方接受了建议，按周恩来的意愿做了相应安排。那次出访回来，周恩来向外交部下达指示，在安排领导人会见和宴请外国客人时，或者我国领导人出访时，都要给翻译安排座位，要保证他们吃上饭，喝上水。后来，为了尊重我方翻译人员，提高我方翻译地位，避免与访问国交涉而引起摩擦和矛盾，周恩来指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一律把翻译工作人员纳入代表团成员名单，给予翻译工作者正式官员身份。

周恩来还在实践中选拔人才，对好苗子重点培养。他和陈毅外长经常出席亚非拉国家的国庆招待会。有一次，陈毅外长致辞，英文翻译稿让施燕华念。她念完后，总理就对翻译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就是语调平淡了一点儿。你们好好辅导她。”

柯贤伟195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1955年9月，缅甸政府派出一个高规格的佛教代表团，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缅甸佛教代表团和缅甸文化代表团，给缅甸贵宾很高的礼遇。总理亲切地和客人一一握手问候，柯贤伟为总理做缅甸语翻译，一一翻译介绍客人。介绍完，没有想到，总理也伸出手来跟柯贤伟握手，还问柯贤伟在哪里学的缅甸语。得知是在北京大学的，总理会意地点了点头。在这次晚宴上，柯贤伟还见到陈毅副总理，李济深、彭真副委员长。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就坐在柯贤伟身旁，习仲勋深得周恩来的工作作风，两次给忙于翻译的柯贤伟夹菜，说：“你不能光说话，还得吃啊！”

1957年金秋，我国在北京等十大城市举办“亚洲电影周”，缅甸等14个亚洲国家的电影代表团也应邀参加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活动。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亚洲电影周”的各国代表团。缅甸代表团受到各代表团的推荐，代表他们致祝酒词，盛赞中国 各项建设成就，并感谢中国为成功举办这次电影周作出的贡献。柯贤伟即席翻译时，周恩来在主席台上频频点头，既是对缅甸代表团团长讲话的肯定，也是对翻译工作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