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黎丘：河内的权力争夺，苏林上台如何影响越南外交

　　7月19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去世，自今年 5 月以来一直担任越南国家主席的苏林出任总书记。苏林的上任是越南治理的一个潜在分水岭。越南是东南亚少数几个由共产党治理的国家之一。但越南并非由单一领导人统治。相反，其领导层由所谓的“四大支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主席组成。苏林曾任公安部部长，据信他仍然非正式地控制着警察和情报部队，尽管他今年早些时候正式放弃了这一职位。因此，他很可能成为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越南最有权势的人物。

苏林

　　自 1986 年革新开放以来，即越南统一十多年后，权力一直牢牢掌握在越南共产党少部分精英手中，他们通过代代相传的无缝衔接，防止了单一领导人单独巩固权力。这种权力分享安排通常会减缓决策速度，但也防止了全面独裁的出现。因此，苏林的崛起和巩固权力的潜力对这一体系是一个冲击，其影响将波及越南的国内政治，而且很可能也会影响外交政策。

　　苏林在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曾主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调查，他承诺，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将加大反腐力度。这一前景可能会削弱越南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有可能吓跑外国投资，而越南新兴科技产业的现代化计划正是依赖这些外国投资。与此同时，苏林是一个精明务实的人，能够安抚政治对手，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他权力的集中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越南政府的结构，也不会危及该国来之不易的外交成果。

　　作为一名职业执法官员，苏林在外交政策或经济治理方面没有直接经验，因此面临着艰难的适应期。但他承诺将继承阮富仲的遗产，继续在国内开展反腐运动，推行所谓的“竹子外交”，即越南寻求与地缘政治对手保持友好关系。然而，在未来几年——至少在 2026 年下届党代会之前——苏林的首要任务将是巩固国内权力。尽管苏林不太可能放弃通过外国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但越南仍有可能失去近年来获得的一些外交政策势头。然而，对于总书记来说，稳定的外交关系将有助于确保国内稳定，而不是相反。

　　灵活的“竹子外交”

　　在掌权之前，苏林最为人所知的是 2021年的一起事件，当时名厨“撒盐哥”在伦敦一家高档餐厅为他端上了一块金箔牛排。当时担任公安部长的苏林在越南反腐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场运动让党内高层领导人、商界大亨和民间活动家卷入其中。早在阮富仲去世之前，越南在过去两年中就因政府一些高官被逮捕、解职和辞职的浪潮而震动，包括三名国家主席被罢免。在 2021 年党代会上当选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委员的近一半已被免职;被免职的五名委员原本有资格在 2026 年党代会上竞选总书记一职。然而，尽管内斗不断，越南仍在加强其国际地位，扩大和深化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包括 2023 年 9 月与美国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河内一直在享受其精明外交政策带来的好处，充分利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

　　河内的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时间并不长。1986 年，越南推行革新开放政策，抛弃了“敌友分明”的模式(即共产主义国家是朋友，西方帝国主义是敌人)，转而采取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越南与前对手恢复了正常关系，并开始与更广泛的合作伙伴进行贸易。20 世纪 90 年代，越南加入了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并努力与中国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越南摆脱了外交孤立，融入了国际社会。

　　如今，越南已成为全球经济中蓬勃发展的参与者。它已成为东南亚开放贸易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仅次于新加坡。它扩大了合作伙伴网络，与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等多边贸易协定。河内是印度-太平洋地区最受追捧的外交和战略伙伴之一，也是从中国迁入的热门市场。据说，它还在就加入金砖国家这一主要新兴经济体集团进行谈判，这将加强它与全球南方中心的联系，并允许进入这些快速增长的市场。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越南已证明自己善于左右逢源，将自己定位为中国和西方的重要合作伙伴。2023 年，越南成为唯一一个同时接待美中领导人国家到访的国家，随后在 2024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对越南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与中国保持友好经济关系的同时，越南坚定不移地坚持立场，尽管受到北京的压力，但仍推进其在南海的主张。正是这种灵活性，执政 13 年的阮富仲称之为 “竹子外交”。

　　如果灵活性已成为越南外交关系的指导原则，那么国内政治则恰恰相反。阮富仲逐渐对党内干部和整个社会实施了更严格的控制。他清洗的对象是寻租者和亲信，他们从该国新的自由贸易意外之财中获益匪浅，其中最著名的是与国家银行和党有联系的房地产巨头张美兰，他去年春天因贪污 270 亿美元被判处死刑，这笔钱相当于该国 GDP 的 6%。

　　“反腐运动”的寒蝉效应

　　阮富仲为反腐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依据，但他需要执法部门的盟友和政治局的合作才能进行这场运动。专家们认为，2021 年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机会，自 1990 年代推出这些改革以来，这些改革开始陷入停滞。然而，这次大会却意外延长了阮富仲的第三任期，并让政治局中的军事和警察官员人数达战后越南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到阮富仲去世时，这场运动不仅打击腐败的政府官员和异见人士，还打击一些政治局成员和寡头。随着调查范围扩大，甚至连阮富仲的亲密盟友也未能幸免，包括那些阮富仲似乎已将其培养为继任者的人：曾于2021 年至今年4月担任国会主席的王廷惠和曾短暂担任国家主席直至 3 月被罢免的武文赏均成为目标。这些被罢免的官员表明，阮富仲在其任期结束时并未完全掌控清洗工作。

　　苏林身为公安机关负责人，负责调查和起诉，并有权查阅情报文件，对反腐运动的各个部门都拥有巨大的权力。在就任总书记的演讲中，他发誓要继续反腐，人们常说反腐“熊熊烈火”。他承诺：“我将继续加快反腐……无论反腐对象是谁。”

　　根据德国反腐联盟透明国际的研究，自 2016 年调查开始以来，越南在根除社会和政治中普遍存在的腐败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这些进展并没有转化为更友好的投资环境。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的“经商便利度”排名，越南的投资环境自 2017 年以来一直在恶化。无论这场运动的效果如何，它对提升河内在它希望吸引的国家和行业中的形象几乎没有帮助。

　　事实上，这可能会扼杀越南的活跃外交，而正是这种外交让越南得以建立众多联盟和贸易协议。对起诉或至少是审查的恐惧可能会导致官僚机构放慢外国企业的采购和许可速度。由此产生的行政瘫痪可能会让尚未在该国立足的公司望而却步，并在长期内减少外国投资。

　　以科技领域投资为例，这是越南成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主要枢纽计划的关键，但受寒蝉效应影响最大的正是科技领域投资。越南2018 年出台的限制性网络安全法保证党对信息和数据本地化的控制，这对寻求在越南开展业务的西方和跨国科技公司构成了潜在挑战。苏林曾任公安部部长，对法律赋予的权力了如指掌。如果苏林为了巩固国内权力而实施更严格的控制，他可能会创造一个不利于外国科技投资和国内创新、研发的环境。

　　苏林的领导风格

　　即使苏林已经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权力，但他自身并不能决定越南的未来道路。政治局内部的斗争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改革派通常受过西方教育，普遍愿意参与国际事务，并支持有能力的技术管理，而保守派则倾向于对党的路线的挑战者持怀疑态度，更接近威权的治理方式，强调对党的忠诚和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谁在这场竞争中占上风，将决定越南是继续参与国际事务还是退回到内部。苏林不完全属于这两种类型。他明白经济表现对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性，并将把它作为优先事项。但他早期任命的政治局委员，包括梁三光(其父亲是苏林父亲的保镖)和副总理职位，都表明他更喜欢任命忠于他个人的盟友，而不是忠于党内任何派系的盟友。因此，目前15名政治局委员中有6名来自公安部门。

　　苏林出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首次出访北京。越南领导人通常会小心谨慎地与中国建立融洽关系，以保持双边关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他将如何对待美国仍是一个问题，在 11 月美国大选之前，可能不会有任何动静。与越南所有领导人一样，他也面临着越南一句流行谚语中表达的长期恐惧，这句谚语可以解释为：“站在中国一边会亡国，站在美国一边则会亡党。”同样，尽管苏林雄心勃勃、有稳固的权力，但他面临着与前任同样的制约和问题，即在日益难以预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平衡大国关系。如何最好地应对越南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亲缘关系的挑战性中国，同时推进与曾想推翻越南共产党政权的华盛顿新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决定苏林任期的难题。他将不得不应对那些对北京持警惕态度但又担心过度依赖美国频繁更迭政府的民族情绪。

　　然而，如果越南在苏林的领导下真的转向威权主义，国际投资者可能会重新考虑在该国做生意的意愿。如果苏林的巩固权力导致该国陷入动荡，越南无法向其他成员国宣传自己是良好治理的典范，那么河内在包括东盟内部在内的地区外交中相对较新的领导地位可能会面临风险。如果苏林优先考虑自己的影响力，那么过去 40 年来之不易的成果可能会受到威胁。

　　苏林是越南一段时期以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鉴于他的公安背景以及缺乏阮富仲的意识形态驱动力，反腐运动可能成为在 2026 年党代会前清除政治对手的利器。尽管苏林不太可能改变外交政策方向，但这种连续性将为变革服务：持续的外国参与和投资将使他在国内前所未有的控制议程合法化。这样一来，尽管他对越南现有制度并不构成威胁，但他的统治可能会产生严重甚至变革性的后果。河内不太可能放弃“竹子外交”，越南的国际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外交模式。但在苏林的领导下，越南的外交风格可能面临改变。

　　作者简介：洪黎丘(Huong Le Thu)国际危机组织亚洲副项目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7月19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去世，自今年 5 月以来一直担任越南国家主席的苏林出任总书记。苏林的上任是越南治理的一个潜在分水岭。越南是东南亚少数几个由共产党治理的国家之一。但越南并非由单一领导人统治。相反，其领导层由所谓的“四大支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主席组成。苏林曾任公安部部长，据信他仍然非正式地控制着警察和情报部队，尽管他今年早些时候正式放弃了这一职位。因此，他很可能成为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越南最有权势的人物。

苏林

　　自 1986 年革新开放以来，即越南统一十多年后，权力一直牢牢掌握在越南共产党少部分精英手中，他们通过代代相传的无缝衔接，防止了单一领导人单独巩固权力。这种权力分享安排通常会减缓决策速度，但也防止了全面独裁的出现。因此，苏林的崛起和巩固权力的潜力对这一体系是一个冲击，其影响将波及越南的国内政治，而且很可能也会影响外交政策。

　　苏林在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曾主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调查，他承诺，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将加大反腐力度。这一前景可能会削弱越南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有可能吓跑外国投资，而越南新兴科技产业的现代化计划正是依赖这些外国投资。与此同时，苏林是一个精明务实的人，能够安抚政治对手，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他权力的集中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越南政府的结构，也不会危及该国来之不易的外交成果。

　　作为一名职业执法官员，苏林在外交政策或经济治理方面没有直接经验，因此面临着艰难的适应期。但他承诺将继承阮富仲的遗产，继续在国内开展反腐运动，推行所谓的“竹子外交”，即越南寻求与地缘政治对手保持友好关系。然而，在未来几年——至少在 2026 年下届党代会之前——苏林的首要任务将是巩固国内权力。尽管苏林不太可能放弃通过外国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但越南仍有可能失去近年来获得的一些外交政策势头。然而，对于总书记来说，稳定的外交关系将有助于确保国内稳定，而不是相反。

　　灵活的“竹子外交”

　　在掌权之前，苏林最为人所知的是 2021年的一起事件，当时名厨“撒盐哥”在伦敦一家高档餐厅为他端上了一块金箔牛排。当时担任公安部长的苏林在越南反腐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场运动让党内高层领导人、商界大亨和民间活动家卷入其中。早在阮富仲去世之前，越南在过去两年中就因政府一些高官被逮捕、解职和辞职的浪潮而震动，包括三名国家主席被罢免。在 2021 年党代会上当选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委员的近一半已被免职;被免职的五名委员原本有资格在 2026 年党代会上竞选总书记一职。然而，尽管内斗不断，越南仍在加强其国际地位，扩大和深化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包括 2023 年 9 月与美国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河内一直在享受其精明外交政策带来的好处，充分利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

　　河内的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时间并不长。1986 年，越南推行革新开放政策，抛弃了“敌友分明”的模式(即共产主义国家是朋友，西方帝国主义是敌人)，转而采取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越南与前对手恢复了正常关系，并开始与更广泛的合作伙伴进行贸易。20 世纪 90 年代，越南加入了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并努力与中国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越南摆脱了外交孤立，融入了国际社会。

　　如今，越南已成为全球经济中蓬勃发展的参与者。它已成为东南亚开放贸易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仅次于新加坡。它扩大了合作伙伴网络，与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等多边贸易协定。河内是印度-太平洋地区最受追捧的外交和战略伙伴之一，也是从中国迁入的热门市场。据说，它还在就加入金砖国家这一主要新兴经济体集团进行谈判，这将加强它与全球南方中心的联系，并允许进入这些快速增长的市场。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越南已证明自己善于左右逢源，将自己定位为中国和西方的重要合作伙伴。2023 年，越南成为唯一一个同时接待美中领导人国家到访的国家，随后在 2024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对越南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与中国保持友好经济关系的同时，越南坚定不移地坚持立场，尽管受到北京的压力，但仍推进其在南海的主张。正是这种灵活性，执政 13 年的阮富仲称之为 “竹子外交”。

　　如果灵活性已成为越南外交关系的指导原则，那么国内政治则恰恰相反。阮富仲逐渐对党内干部和整个社会实施了更严格的控制。他清洗的对象是寻租者和亲信，他们从该国新的自由贸易意外之财中获益匪浅，其中最著名的是与国家银行和党有联系的房地产巨头张美兰，他去年春天因贪污 270 亿美元被判处死刑，这笔钱相当于该国 GDP 的 6%。

　　“反腐运动”的寒蝉效应

　　阮富仲为反腐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依据，但他需要执法部门的盟友和政治局的合作才能进行这场运动。专家们认为，2021 年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机会，自 1990 年代推出这些改革以来，这些改革开始陷入停滞。然而，这次大会却意外延长了阮富仲的第三任期，并让政治局中的军事和警察官员人数达战后越南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到阮富仲去世时，这场运动不仅打击腐败的政府官员和异见人士，还打击一些政治局成员和寡头。随着调查范围扩大，甚至连阮富仲的亲密盟友也未能幸免，包括那些阮富仲似乎已将其培养为继任者的人：曾于2021 年至今年4月担任国会主席的王廷惠和曾短暂担任国家主席直至 3 月被罢免的武文赏均成为目标。这些被罢免的官员表明，阮富仲在其任期结束时并未完全掌控清洗工作。

　　苏林身为公安机关负责人，负责调查和起诉，并有权查阅情报文件，对反腐运动的各个部门都拥有巨大的权力。在就任总书记的演讲中，他发誓要继续反腐，人们常说反腐“熊熊烈火”。他承诺：“我将继续加快反腐……无论反腐对象是谁。”

　　根据德国反腐联盟透明国际的研究，自 2016 年调查开始以来，越南在根除社会和政治中普遍存在的腐败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这些进展并没有转化为更友好的投资环境。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的“经商便利度”排名，越南的投资环境自 2017 年以来一直在恶化。无论这场运动的效果如何，它对提升河内在它希望吸引的国家和行业中的形象几乎没有帮助。

　　事实上，这可能会扼杀越南的活跃外交，而正是这种外交让越南得以建立众多联盟和贸易协议。对起诉或至少是审查的恐惧可能会导致官僚机构放慢外国企业的采购和许可速度。由此产生的行政瘫痪可能会让尚未在该国立足的公司望而却步，并在长期内减少外国投资。

　　以科技领域投资为例，这是越南成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主要枢纽计划的关键，但受寒蝉效应影响最大的正是科技领域投资。越南2018 年出台的限制性网络安全法保证党对信息和数据本地化的控制，这对寻求在越南开展业务的西方和跨国科技公司构成了潜在挑战。苏林曾任公安部部长，对法律赋予的权力了如指掌。如果苏林为了巩固国内权力而实施更严格的控制，他可能会创造一个不利于外国科技投资和国内创新、研发的环境。

　　苏林的领导风格

　　即使苏林已经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权力，但他自身并不能决定越南的未来道路。政治局内部的斗争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改革派通常受过西方教育，普遍愿意参与国际事务，并支持有能力的技术管理，而保守派则倾向于对党的路线的挑战者持怀疑态度，更接近威权的治理方式，强调对党的忠诚和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谁在这场竞争中占上风，将决定越南是继续参与国际事务还是退回到内部。苏林不完全属于这两种类型。他明白经济表现对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性，并将把它作为优先事项。但他早期任命的政治局委员，包括梁三光(其父亲是苏林父亲的保镖)和副总理职位，都表明他更喜欢任命忠于他个人的盟友，而不是忠于党内任何派系的盟友。因此，目前15名政治局委员中有6名来自公安部门。

　　苏林出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首次出访北京。越南领导人通常会小心谨慎地与中国建立融洽关系，以保持双边关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他将如何对待美国仍是一个问题，在 11 月美国大选之前，可能不会有任何动静。与越南所有领导人一样，他也面临着越南一句流行谚语中表达的长期恐惧，这句谚语可以解释为：“站在中国一边会亡国，站在美国一边则会亡党。”同样，尽管苏林雄心勃勃、有稳固的权力，但他面临着与前任同样的制约和问题，即在日益难以预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平衡大国关系。如何最好地应对越南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亲缘关系的挑战性中国，同时推进与曾想推翻越南共产党政权的华盛顿新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决定苏林任期的难题。他将不得不应对那些对北京持警惕态度但又担心过度依赖美国频繁更迭政府的民族情绪。

　　然而，如果越南在苏林的领导下真的转向威权主义，国际投资者可能会重新考虑在该国做生意的意愿。如果苏林的巩固权力导致该国陷入动荡，越南无法向其他成员国宣传自己是良好治理的典范，那么河内在包括东盟内部在内的地区外交中相对较新的领导地位可能会面临风险。如果苏林优先考虑自己的影响力，那么过去 40 年来之不易的成果可能会受到威胁。

　　苏林是越南一段时期以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鉴于他的公安背景以及缺乏阮富仲的意识形态驱动力，反腐运动可能成为在 2026 年党代会前清除政治对手的利器。尽管苏林不太可能改变外交政策方向，但这种连续性将为变革服务：持续的外国参与和投资将使他在国内前所未有的控制议程合法化。这样一来，尽管他对越南现有制度并不构成威胁，但他的统治可能会产生严重甚至变革性的后果。河内不太可能放弃“竹子外交”，越南的国际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外交模式。但在苏林的领导下，越南的外交风格可能面临改变。

　　作者简介：洪黎丘(Huong Le Thu)国际危机组织亚洲副项目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