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韵：为什么美中军事对话难以重启？

　　今年春天，美国要求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举行会晤。两人都会出席六月份在新加坡举办的年度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按照惯例，美国和中国的国防部长会在这个会议上进行对话。鉴于南海和台海局势，今年的会议是这些官员直接对话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机会。例如，5月底，中国一架战斗机曾直接飞到美国侦察机前面。双方需要(现在也需要)一种方式来缓和紧张局势，并建立能够化解任何危机的机制。

7月18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北京会见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但中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中国政府指出，华盛顿因中国在2018年采购俄罗斯武器系统而制裁了李尚福。在这些制裁解除之前，李尚福不会与美国官员会面。

　　这个决定令人失望，但并不意外。自2022年8月以来，中国暂停了与美国主要军事指挥官和国防政策协调员之间的一系列会谈。冻结计划是在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后宣布的，这次访问激怒了中国领导人。但这种裂痕持续存在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拒绝与美国进行军事交流，因为它认为这一举措是一种筹码。它知道华盛顿对缺乏接触感到担忧，也乐于看到美国军方感到不安。华盛顿对中国强硬的军事姿态感到担心，这是北京希望看到的。通过增加美国官员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北京希望这种局面可以迫使美国方面减少在中国附近水域和空域的军事足迹。

　　尽管中国对邻国的强硬的倾向，但中国并不想发动战争。北京方面似乎并不担心自己的边缘政策会在这个时候引发争端。在中国看来，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很低，主要是因为美国专注于乌克兰问题，因此不愿在西太平洋开辟另一条战线。尽管北京不希望发生真正的冲突，但它似乎考虑战争出现的可能性。事实上，一些中国决策者认为，一场军事危机可以帮助他们建立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行动时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则。

　　北京更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这使得华盛顿很难重启两军对话。美国可以通过变得更加好战来迫使中国军方进行对话——例如，在西太平洋进行更多的巡逻或进行更多的演习。但这样的举动将使该地区更加不稳定，而且它们仍可能无法说服中国军方与美国军方进行实质性的对话。相反，华盛顿可以对北京的一些要求做出让步，以换取更好的沟通渠道，但这将是对中国的强硬姿态的一种激励。因此，就目前而言，美国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明确两国认为哪些军事行为是不安全的，努力使两国关系更容易预测，并在今年晚些时候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重要峰会之前等待北京方面的考量发生变化。

　　军方的沉默背后

　　中国的军事政策并非出于无知。与华盛顿一样，北京也知道保持军事关系可以缓解紧张局势，防止冲突爆发。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的最后六个月里，中国经常与美国接触，希望讨论危机管理问题。中国方面担心特朗普会为了确保连任而在台海引发战事，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多次与美国同行进行了交谈。事实上，中国非常担心，以至于解放军参谋长李作成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通了两次电话。米利两次都向李保证，美国不会突然发动攻击。

　　尽管北京方面希望防止不必要的危机，但它并不总是认为这种风险场景本质上是糟糕的。中国官员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某些危机来推进中国的利益。在中国不相信美国将挑起激烈冲突的时候，他们把边缘政策看作是获得让步的好方法，包括对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活动进行实质性的改变。

　　北京有理由认为它可能会得到这些。当中国坚持要求美国解除对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作为他与奥斯汀会面的条件时，拜登说他的政府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美国国务院收回了他的评论，北京随后迅速拒绝了这次会晤。

　　然而，北京的目标并不总是要积累更多的谈判筹码。有时，中国官员只是想完全避免两军发展关系，让美国官员不明就里。北京认为，这样的对话可以作为一个护栏或安全网，让美国继续在西太平洋进行军事活动，而不必担心后果。因此，在中国看来，在军事问题上开放的沟通渠道助长了华盛顿的行为，使美国有更大的行动自由。相反，阻止对话可能会让美国保持警惕，让美国官员不知道中国的红线是什么，从而使他们更加谨慎。

　　最终，为了管理危机和防止冲突，中国认为美国必须停止，并开始消除北京所认为的紧张局势的根源：华盛顿在西太平洋的存在。当李在香格里拉被问及中国的强硬行为时，他说:“为什么外国军舰和战机总是在中国领海和领空附近盘旋?”

　　如何处理“边缘政策”

　　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任何关心全球安全的人来说，中国对风险的可接受程度正在提高，这是令人担忧的。北京可能认为自己的战略是低风险高回报的，但如果美国不让步，结果可能是小规模冲突和意外升级。例如，中国和美国可能会经历2001年EP-3事件的更危险版本，当时两架中国军用飞机与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在南海上空相撞。当时，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比较好，他们和平地解决了坠机问题。但是，如果今天发生类似的事件，而两国军队又不对话，他们可能会陷入冲突。

　　北京和华盛顿确实有一条专门的危机沟通热线，如果再发生EP-3事件，美国可能会试图使用这条热线。但今年二月，当美国官员在美国领空发现中国间谍气球后，试图通过热线联系中国官员时，北京方面没有接听。中国似乎认为接听热线电话与军方对话是一样的:这是软弱的表现，表明它愿意缓和局势，这违背了边缘政策的全部目的。

　　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已经习惯了这种边缘政策的风险收益比。事实上，在中国国内，有一种日益流行的观点(如果是宿命论的话)，即军事危机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可取的。随着西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中国战略家相信，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僵局——这一事件可能使两个大国处于战争的边缘——然后他们才能坐下来就共存的条款进行谈判。

　　在与中国军方对话方面，美国根本没有好的选择。但仍有一些方法可以让美国决策者与中国同行合作，使两国军事关系更可预测，即便不能变得更加友好。双方不应互相批评，而应把重点放在具体关切的问题上，从而可能达成更具建设性的谅解。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就空中和海上军事冲突中的“安全”演习达成一致，也许他们至少可以讨论并同意什么样的军事行为应该被定义为“不安全”。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记住，中国对风险容忍度可能不会一直这么高。事实上，中国官员最早可能在明年就会变得更加谨慎，尤其是取决于计划中的台湾选举的结果。民调显示，现任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很有可能在选举中获胜，如果获胜，民进党将开始第三次连任。北京方面认为，民进党希望推进事实上的“独立”。赖清德的胜利可能会促使中国采取惩罚性的军事行动，这将不可避免地招致美国的回应。随着中国试图控制这场冲突的升级，军事对话可能会取得进展，中国军方可能会与美国同行就危机管理进行新一轮对话。

　　然而，在此期间，美国必须明白，中国对风险的容忍度更高。一些沟通渠道仍然畅通。今年7月，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部官员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会晤。然而，在两国领导人进行峰会之前，这些接触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目标，即限制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活动。在美国退出该地区之前，北京的这一边缘政策可能会继续。

　　作者简介：孙韵(Yun Sun)高级研究员，担任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东亚项目联合主任和中国项目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今年春天，美国要求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举行会晤。两人都会出席六月份在新加坡举办的年度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按照惯例，美国和中国的国防部长会在这个会议上进行对话。鉴于南海和台海局势，今年的会议是这些官员直接对话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机会。例如，5月底，中国一架战斗机曾直接飞到美国侦察机前面。双方需要(现在也需要)一种方式来缓和紧张局势，并建立能够化解任何危机的机制。

7月18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北京会见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但中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中国政府指出，华盛顿因中国在2018年采购俄罗斯武器系统而制裁了李尚福。在这些制裁解除之前，李尚福不会与美国官员会面。

　　这个决定令人失望，但并不意外。自2022年8月以来，中国暂停了与美国主要军事指挥官和国防政策协调员之间的一系列会谈。冻结计划是在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后宣布的，这次访问激怒了中国领导人。但这种裂痕持续存在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拒绝与美国进行军事交流，因为它认为这一举措是一种筹码。它知道华盛顿对缺乏接触感到担忧，也乐于看到美国军方感到不安。华盛顿对中国强硬的军事姿态感到担心，这是北京希望看到的。通过增加美国官员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北京希望这种局面可以迫使美国方面减少在中国附近水域和空域的军事足迹。

　　尽管中国对邻国的强硬的倾向，但中国并不想发动战争。北京方面似乎并不担心自己的边缘政策会在这个时候引发争端。在中国看来，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很低，主要是因为美国专注于乌克兰问题，因此不愿在西太平洋开辟另一条战线。尽管北京不希望发生真正的冲突，但它似乎考虑战争出现的可能性。事实上，一些中国决策者认为，一场军事危机可以帮助他们建立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行动时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则。

　　北京更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这使得华盛顿很难重启两军对话。美国可以通过变得更加好战来迫使中国军方进行对话——例如，在西太平洋进行更多的巡逻或进行更多的演习。但这样的举动将使该地区更加不稳定，而且它们仍可能无法说服中国军方与美国军方进行实质性的对话。相反，华盛顿可以对北京的一些要求做出让步，以换取更好的沟通渠道，但这将是对中国的强硬姿态的一种激励。因此，就目前而言，美国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明确两国认为哪些军事行为是不安全的，努力使两国关系更容易预测，并在今年晚些时候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重要峰会之前等待北京方面的考量发生变化。

　　军方的沉默背后

　　中国的军事政策并非出于无知。与华盛顿一样，北京也知道保持军事关系可以缓解紧张局势，防止冲突爆发。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的最后六个月里，中国经常与美国接触，希望讨论危机管理问题。中国方面担心特朗普会为了确保连任而在台海引发战事，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多次与美国同行进行了交谈。事实上，中国非常担心，以至于解放军参谋长李作成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通了两次电话。米利两次都向李保证，美国不会突然发动攻击。

　　尽管北京方面希望防止不必要的危机，但它并不总是认为这种风险场景本质上是糟糕的。中国官员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某些危机来推进中国的利益。在中国不相信美国将挑起激烈冲突的时候，他们把边缘政策看作是获得让步的好方法，包括对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活动进行实质性的改变。

　　北京有理由认为它可能会得到这些。当中国坚持要求美国解除对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作为他与奥斯汀会面的条件时，拜登说他的政府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美国国务院收回了他的评论，北京随后迅速拒绝了这次会晤。

　　然而，北京的目标并不总是要积累更多的谈判筹码。有时，中国官员只是想完全避免两军发展关系，让美国官员不明就里。北京认为，这样的对话可以作为一个护栏或安全网，让美国继续在西太平洋进行军事活动，而不必担心后果。因此，在中国看来，在军事问题上开放的沟通渠道助长了华盛顿的行为，使美国有更大的行动自由。相反，阻止对话可能会让美国保持警惕，让美国官员不知道中国的红线是什么，从而使他们更加谨慎。

　　最终，为了管理危机和防止冲突，中国认为美国必须停止，并开始消除北京所认为的紧张局势的根源：华盛顿在西太平洋的存在。当李在香格里拉被问及中国的强硬行为时，他说:“为什么外国军舰和战机总是在中国领海和领空附近盘旋?”

　　如何处理“边缘政策”

　　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任何关心全球安全的人来说，中国对风险的可接受程度正在提高，这是令人担忧的。北京可能认为自己的战略是低风险高回报的，但如果美国不让步，结果可能是小规模冲突和意外升级。例如，中国和美国可能会经历2001年EP-3事件的更危险版本，当时两架中国军用飞机与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在南海上空相撞。当时，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比较好，他们和平地解决了坠机问题。但是，如果今天发生类似的事件，而两国军队又不对话，他们可能会陷入冲突。

　　北京和华盛顿确实有一条专门的危机沟通热线，如果再发生EP-3事件，美国可能会试图使用这条热线。但今年二月，当美国官员在美国领空发现中国间谍气球后，试图通过热线联系中国官员时，北京方面没有接听。中国似乎认为接听热线电话与军方对话是一样的:这是软弱的表现，表明它愿意缓和局势，这违背了边缘政策的全部目的。

　　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已经习惯了这种边缘政策的风险收益比。事实上，在中国国内，有一种日益流行的观点(如果是宿命论的话)，即军事危机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可取的。随着西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中国战略家相信，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僵局——这一事件可能使两个大国处于战争的边缘——然后他们才能坐下来就共存的条款进行谈判。

　　在与中国军方对话方面，美国根本没有好的选择。但仍有一些方法可以让美国决策者与中国同行合作，使两国军事关系更可预测，即便不能变得更加友好。双方不应互相批评，而应把重点放在具体关切的问题上，从而可能达成更具建设性的谅解。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就空中和海上军事冲突中的“安全”演习达成一致，也许他们至少可以讨论并同意什么样的军事行为应该被定义为“不安全”。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记住，中国对风险容忍度可能不会一直这么高。事实上，中国官员最早可能在明年就会变得更加谨慎，尤其是取决于计划中的台湾选举的结果。民调显示，现任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很有可能在选举中获胜，如果获胜，民进党将开始第三次连任。北京方面认为，民进党希望推进事实上的“独立”。赖清德的胜利可能会促使中国采取惩罚性的军事行动，这将不可避免地招致美国的回应。随着中国试图控制这场冲突的升级，军事对话可能会取得进展，中国军方可能会与美国同行就危机管理进行新一轮对话。

　　然而，在此期间，美国必须明白，中国对风险的容忍度更高。一些沟通渠道仍然畅通。今年7月，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部官员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会晤。然而，在两国领导人进行峰会之前，这些接触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目标，即限制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活动。在美国退出该地区之前，北京的这一边缘政策可能会继续。

　　作者简介：孙韵(Yun Sun)高级研究员，担任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东亚项目联合主任和中国项目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