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耶基斯：总统的政变如何终结突尼斯的民主？

　　一年前，突尼斯起步中民主进程——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民主运动之后最后留存下来的民主国家——在2021年7月25日总统凯斯·赛义德(kai Saied)的一次非同寻常的“政变”之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几个小时内，赛义德解除了突尼斯总理的职务，民选议会被暂停30天，赛义德接管了所有的行政权。他援引突尼斯2014年宪法第80条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该条款允许总统在认定国家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时，采取“特殊情况下任何必要的措施”。

　　但最初被称为“临时紧急措施”的措施现在被无限期延长。2022年7月25日，突尼斯人通过了一项宪法公投，实际上是将赛义德的夺权行为纳入突尼斯法律。所谓的突尼斯民主过渡模式现在已濒临死亡。突尼斯反对派和民间社会领导人正在勇敢地努力挽救这一模式，但如果他们要取得成功，需要国际社会对其进行紧急和持续的支持。

赛义德的反对者于2021年9月在突尼斯举行抗议活动

　　民主体制被摧毁

　　自去年7月首次掌权以来的几个月里，赛义德系统地摧毁了突尼斯剩余的民主机制，他要么直接暂停这些机构，要么用效忠者替换其成员。2021年9月22日，他发布了117号总统法令，将议会的权力移交给总统，允许总统在所有事务上通过法令进行统治，这是意图使总统任期长期化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明确信号。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前宪法学教授，赛义德做出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举动，他暂停了突尼斯2014年宪法(规定政府的角色是为总统服务)的大部分内容。

　　为了让对手噤声，赛义德肆意逮捕了数百名记者、活动人士和反对派政客。对其下达旅行禁令，并进行言辞激烈的抨击。2021年12月，赛义德政府指控突尼斯首位民选总统、对赛义德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蒙塞夫·马祖基(Moncef Marzouki)破坏国家安全，缺席判决马祖基4年监禁。

　　2022年2月，赛义德解散了突尼斯最高司法委员会，用效忠者取代了委员会成员，并赋予自己解雇法官的权力——6月1日，他行使了这一权力，解雇了约57名法官，他指控这些法官妨碍恐怖主义案件，涉嫌轻微腐败，犯下诸如通奸和参加“含酒精饮料的聚会”等“道德罪行”。

　　赛义德的致命政变是在改写突尼斯宪法，实现了他的长期愿景，即建立一个全能的总统制和一个橡皮图章般的立法机构。赛义德亲自挑选的委员会在两周内起草了一份新宪法。奇怪的是，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萨多克·贝莱德(Sadok Belaid)公开谴责赛义德向公众发布的版本，认为它没有反映委员会的愿景，可能会导致突尼斯走上独裁之路。虽然公投以大约95%的选票通过，但只有30%的符合条件的突尼斯选民参与，这表明赛义德的许多支持者对他失去了信心。

　　危机中的国家

　　赛义德在2021年7月夺权成功，是因为他成功利用三场相互关联的危机。首先，COVID-19大流行于去年夏天在突尼斯达到高峰，暴露出突尼斯脆弱的医疗保健系统的弱点，以及政府未能提供迫切需要的援助。其次，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突尼斯的经济也受到了COVID-19大流行的重创。COVID-19大流行加剧了突尼斯本已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摧毁了一度繁荣的旅游业，并使许多突尼斯人陷入贫困。第三，高度分裂的政治体制陷入瘫痪，两极分化迅速加剧。政客们在议会大厅里猛烈攻击对方，赛义德和他钦点的总理希赫姆•梅奇奇也经常在国家电视台上互相辱骂。赛义德对梅奇奇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合作的决定感到不满，并就内政部的控制权与梅奇奇发生争执。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突尼斯人愿意相信赛义德的初衷是好的。突尼斯人对一个无能的政府感到沮丧和绝望，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位总统身上，他走的是世界上许多其他民粹主义领导人的道路，似乎准备接过大权，摧毁一个停滞、腐败的体制。但随着赛义德的意图变得明显，经济形势恶化，赛义德的公众支持开始消失。

　　赛义德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宣称他做的正是人民想要的。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赛义德没有向人民征求意见。他的在线咨询过程表面上是为了收集公众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但却被安全问题和技术难题所阻碍;只有不到7%的合格选民最终参加了投票。没有证据表明，这一过程的结果影响了突尼斯在7月下旬投票表决的草案。赛义德和他的部长们很少向公众发表讲话，也很少允许独立媒体对他们提出质疑。随着突尼斯人厌倦了赛义德在经济改善和政治稳定方面的无能，他日益增长的独裁行为激发了许多抗议活动。

　　在新宪法公投的这么低投票率上可以明显看出赛义德支持率直线下降，这可以说是自2011年民主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投票。投票率低的部分原因是，大多数政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团体选择抵制投票，而不是参与他们认为不合法的过程。另一个因素是赛义德无法再召集他的支持者。虽然支持赛义德的活动和反对赛义德的运动一直在持续，但支持赛义德的活动从未聚集起大量的追随者。

　　不屈的突尼斯人

　　突尼斯的民主转型在第一个十年取得了相对的成功。然而，过去一年的事件凸显了这种转型的脆弱性。在2019年赛义德当选后不久，正如我当时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所指出的那样，突尼斯的民主得益于那些将国家发展置于个人前途之上的政治领导人，多轮领导人选择了共识而非竞争的道路。

　　这种共识让突尼斯经受住了复杂的挑战，但也阻碍了政治竞争的发展，最终为两极化打开了大门，而这为赛义德走向专制之路铺平了道路。但赛义德完全巩固权力的政治计划，破坏了此前共识，并不是问题的答案。相反，突尼斯应该将共识与协商和参与式民主相结合，同时为反对派留出空间。这样的安排可以建立对政府的信任，而早在赛义德当选之前，突尼斯就严重缺乏这种信任。

　　目前还不清楚赛义德下一步打算把突尼斯带到哪里。可以肯定的是，2014年建立的民主模式已经消亡。在赛义德发动政变之前，公众对议会的信任度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突尼斯公众并不希望看到两极分化和混乱政局的回归。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一旦赛义德的新宪法生效，国际社会是否会认为其恢复正常。在赛义德独裁夺权之后，拜登政府提议美国对突尼斯的援助削减一半，明确表示对赛义德的行为不满。西方对突尼斯宪法公投的反应并不热烈，除非赛义德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扼杀突尼斯来之不易的自由，否则，民主世界不太可能采取行动来扭转赛义德一年来造成的民主倒退。

　　在过去的十年里，突尼斯多次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灯塔。然而，它从未得到过其他新生民主国家所享有的同等程度的财政和外交支持。相反，突尼斯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被中东和北非的无数冲突所淹没。尽管针对突尼斯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可能无法挽救该国的转型，但更大的财政支持本可以帮助突尼斯人度过经济改革带来的阵痛，而经济改革是创造长期可持续增长所必需的。今天，突尼斯的公民社会行动者和政治反对派人物需要国际社会的舆论和财政支持，才能努力将突尼斯拉回民主道路。

　　赛义德从独裁者的剧本中吸取了很多经验，在一年内就逆转了突尼斯十年的民主进程。不过，即便他可能已经巩固了对突尼斯政治的控制，但他应该记住突尼斯模式的第一条教训:当突尼斯人民团结起来时，就有力量要求变革并推翻暴君。

　　作者简介：莎拉·耶基斯(Sarah Yerkes)，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中东项目高级研究员，她的研究重点是突尼斯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发展以及中东和北非的国家社会关系。

　　一年前，突尼斯起步中民主进程——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民主运动之后最后留存下来的民主国家——在2021年7月25日总统凯斯·赛义德(kai Saied)的一次非同寻常的“政变”之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几个小时内，赛义德解除了突尼斯总理的职务，民选议会被暂停30天，赛义德接管了所有的行政权。他援引突尼斯2014年宪法第80条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该条款允许总统在认定国家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时，采取“特殊情况下任何必要的措施”。

　　但最初被称为“临时紧急措施”的措施现在被无限期延长。2022年7月25日，突尼斯人通过了一项宪法公投，实际上是将赛义德的夺权行为纳入突尼斯法律。所谓的突尼斯民主过渡模式现在已濒临死亡。突尼斯反对派和民间社会领导人正在勇敢地努力挽救这一模式，但如果他们要取得成功，需要国际社会对其进行紧急和持续的支持。

赛义德的反对者于2021年9月在突尼斯举行抗议活动

　　民主体制被摧毁

　　自去年7月首次掌权以来的几个月里，赛义德系统地摧毁了突尼斯剩余的民主机制，他要么直接暂停这些机构，要么用效忠者替换其成员。2021年9月22日，他发布了117号总统法令，将议会的权力移交给总统，允许总统在所有事务上通过法令进行统治，这是意图使总统任期长期化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明确信号。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前宪法学教授，赛义德做出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举动，他暂停了突尼斯2014年宪法(规定政府的角色是为总统服务)的大部分内容。

　　为了让对手噤声，赛义德肆意逮捕了数百名记者、活动人士和反对派政客。对其下达旅行禁令，并进行言辞激烈的抨击。2021年12月，赛义德政府指控突尼斯首位民选总统、对赛义德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蒙塞夫·马祖基(Moncef Marzouki)破坏国家安全，缺席判决马祖基4年监禁。

　　2022年2月，赛义德解散了突尼斯最高司法委员会，用效忠者取代了委员会成员，并赋予自己解雇法官的权力——6月1日，他行使了这一权力，解雇了约57名法官，他指控这些法官妨碍恐怖主义案件，涉嫌轻微腐败，犯下诸如通奸和参加“含酒精饮料的聚会”等“道德罪行”。

　　赛义德的致命政变是在改写突尼斯宪法，实现了他的长期愿景，即建立一个全能的总统制和一个橡皮图章般的立法机构。赛义德亲自挑选的委员会在两周内起草了一份新宪法。奇怪的是，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萨多克·贝莱德(Sadok Belaid)公开谴责赛义德向公众发布的版本，认为它没有反映委员会的愿景，可能会导致突尼斯走上独裁之路。虽然公投以大约95%的选票通过，但只有30%的符合条件的突尼斯选民参与，这表明赛义德的许多支持者对他失去了信心。

　　危机中的国家

　　赛义德在2021年7月夺权成功，是因为他成功利用三场相互关联的危机。首先，COVID-19大流行于去年夏天在突尼斯达到高峰，暴露出突尼斯脆弱的医疗保健系统的弱点，以及政府未能提供迫切需要的援助。其次，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突尼斯的经济也受到了COVID-19大流行的重创。COVID-19大流行加剧了突尼斯本已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摧毁了一度繁荣的旅游业，并使许多突尼斯人陷入贫困。第三，高度分裂的政治体制陷入瘫痪，两极分化迅速加剧。政客们在议会大厅里猛烈攻击对方，赛义德和他钦点的总理希赫姆•梅奇奇也经常在国家电视台上互相辱骂。赛义德对梅奇奇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合作的决定感到不满，并就内政部的控制权与梅奇奇发生争执。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突尼斯人愿意相信赛义德的初衷是好的。突尼斯人对一个无能的政府感到沮丧和绝望，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位总统身上，他走的是世界上许多其他民粹主义领导人的道路，似乎准备接过大权，摧毁一个停滞、腐败的体制。但随着赛义德的意图变得明显，经济形势恶化，赛义德的公众支持开始消失。

　　赛义德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宣称他做的正是人民想要的。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赛义德没有向人民征求意见。他的在线咨询过程表面上是为了收集公众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但却被安全问题和技术难题所阻碍;只有不到7%的合格选民最终参加了投票。没有证据表明，这一过程的结果影响了突尼斯在7月下旬投票表决的草案。赛义德和他的部长们很少向公众发表讲话，也很少允许独立媒体对他们提出质疑。随着突尼斯人厌倦了赛义德在经济改善和政治稳定方面的无能，他日益增长的独裁行为激发了许多抗议活动。

　　在新宪法公投的这么低投票率上可以明显看出赛义德支持率直线下降，这可以说是自2011年民主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投票。投票率低的部分原因是，大多数政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团体选择抵制投票，而不是参与他们认为不合法的过程。另一个因素是赛义德无法再召集他的支持者。虽然支持赛义德的活动和反对赛义德的运动一直在持续，但支持赛义德的活动从未聚集起大量的追随者。

　　不屈的突尼斯人

　　突尼斯的民主转型在第一个十年取得了相对的成功。然而，过去一年的事件凸显了这种转型的脆弱性。在2019年赛义德当选后不久，正如我当时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所指出的那样，突尼斯的民主得益于那些将国家发展置于个人前途之上的政治领导人，多轮领导人选择了共识而非竞争的道路。

　　这种共识让突尼斯经受住了复杂的挑战，但也阻碍了政治竞争的发展，最终为两极化打开了大门，而这为赛义德走向专制之路铺平了道路。但赛义德完全巩固权力的政治计划，破坏了此前共识，并不是问题的答案。相反，突尼斯应该将共识与协商和参与式民主相结合，同时为反对派留出空间。这样的安排可以建立对政府的信任，而早在赛义德当选之前，突尼斯就严重缺乏这种信任。

　　目前还不清楚赛义德下一步打算把突尼斯带到哪里。可以肯定的是，2014年建立的民主模式已经消亡。在赛义德发动政变之前，公众对议会的信任度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突尼斯公众并不希望看到两极分化和混乱政局的回归。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一旦赛义德的新宪法生效，国际社会是否会认为其恢复正常。在赛义德独裁夺权之后，拜登政府提议美国对突尼斯的援助削减一半，明确表示对赛义德的行为不满。西方对突尼斯宪法公投的反应并不热烈，除非赛义德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扼杀突尼斯来之不易的自由，否则，民主世界不太可能采取行动来扭转赛义德一年来造成的民主倒退。

　　在过去的十年里，突尼斯多次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灯塔。然而，它从未得到过其他新生民主国家所享有的同等程度的财政和外交支持。相反，突尼斯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被中东和北非的无数冲突所淹没。尽管针对突尼斯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可能无法挽救该国的转型，但更大的财政支持本可以帮助突尼斯人度过经济改革带来的阵痛，而经济改革是创造长期可持续增长所必需的。今天，突尼斯的公民社会行动者和政治反对派人物需要国际社会的舆论和财政支持，才能努力将突尼斯拉回民主道路。

　　赛义德从独裁者的剧本中吸取了很多经验，在一年内就逆转了突尼斯十年的民主进程。不过，即便他可能已经巩固了对突尼斯政治的控制，但他应该记住突尼斯模式的第一条教训:当突尼斯人民团结起来时，就有力量要求变革并推翻暴君。

　　作者简介：莎拉·耶基斯(Sarah Yerkes)，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中东项目高级研究员，她的研究重点是突尼斯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发展以及中东和北非的国家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