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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如何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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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如何自救?

余智: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如何自救?
2020-07-17 14:46:53
来源:钝角网 作者: 余智
关键词:中美关系 点击: 我要评论
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韬光养晦的问题。韬光养晦是一个策略问题,不是战略问题,是“术”的问题,不是“道”的问题。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战略走向问题。说得更加明确一点,是沿着前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战略走向,向着与国际社会更好地融合的方向往前走,还是往回走?这不是什么韬光养晦的策略问题,而是战略问题,是“道”的问题,而不是“术”的问题。

  (本文为2020年4月17日“共识国际讲坛”余智教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

  【讲座人简介余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学者,兼任国家开发银行外聘专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达拉斯分行特约研究员。他获得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师从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资深经济学家、美国国务院前首席经济学家 Rodney Ludema教授。曾在国家发展与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商务部、上海财经大学从事研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其文章发表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国际经济评论》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及《中国证券报》、《金融时报》、《解放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英国《FT中文网》等媒体上,其评论还见诸中国《第一财经》频道、上海电视台、美国《纽约时报》、美联社、彭博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南华早报》以及台湾“中央社”的采访或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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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讲座集中讨论了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自救的对内政策选择、对外政策选择。

  第一,新冠疫情会不会导致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1)这几种看法都夸大了,去美国化的观点尤其是误判形势。(2)从短期看,去中国化和阵营化可能会发生,但将是有限性、局部性的。(3)从中长期看,全球化发展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而中国也会做出正确选择,使全球化重回到正常轨道。

  第二,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自救的对内政策选择。(1)搞好宏观政策选择。要处理好三个主辅关系:经济刺激为辅、经济救助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为主,减轻税负为辅、增加补贴为主;同时要处理好三个增减关系: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缩减战略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民企补贴。(2)搞好发展模式调整。要将对民营企业的临时扶持政策,转变为确立民营企业的基础地位;要从政府主导、产业政策转向尊重市场自主选择产业发展方向;要转变政府职能,从指导经济发展转变为维护市场秩序、搞好市场监管,并提供危机救助与最低保障。(3)搞好深层体制改革。体制基本面的改进,即自由、民主、法治水平的提高,要重于体制技术面的完善,即包括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体制在内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

  第三,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自救的对外政策选择。(1)搞好疫情外交。要在各方面对外保持谦逊姿态。(2)调整外贸战略。要通过市场化而非加强政府指导,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要改变出口导向战略,推进进出口平衡与贸易自由化。(3)明确对外开放重心。要重新明确对外开放的重心是融入美欧日,还是联合亚非拉。(4)思考外交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要以人类共同价值观为基础,“一带一路”项目推进要注重经济效益;外交战略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回归韬光养晦,而是要明确战略走向。

  最后,内政与外交是统一的,核心问题是战略走向问题,不是策略问题。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战略走向的综合性问题。

  讲座人还回答了听众的众多相关提问 - 见文末。

  【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疫情: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

  第二部分:中国经济如何自救——对内政策选择

  第三部分:中国经济如何自救——对外政策选择

  第四部分:结论

  第五部分:听众提问与回答

  第六部分:参考资料

 【开场介绍】

  周志兴:余智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在人大读的,后来还到乔治城大学读了博士。乔治城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现在在美国大学中排第二十几名。实际上这个排名并不说明问题了,它的很多专业在美国是前五的。余智先生还在发改委工作过。他学了很多东西,又在宏观经济综合部门工作过,又当老师,而且现在不断在思考,也不断写东西。我看了他写的很多东西,是很有思想的。今天我们请余智教授给大家讲。余智这个名字很好,有很多多余的智慧,让他把多余的智慧贡献给大家。

  现在新冠疫情,中国好像走过了最难的一段,外国还在走很难的一段。但是,我认为新冠疫情不分中国和外国,中国先走完了艰难阶段,但如果全球都有问题的话,中国也不能自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怎么自救?我们下面请余智教授来讲。

  余智:非常感谢周志兴老师刚才的介绍,也感谢“共识国际讲坛”的邀请。周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长期致力于传播现代社会理念,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转型,推动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他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获得的成就,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是我非常敬佩的前辈。今天接受他的邀请,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论坛给我布置的题目叫做《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如何自救?》。我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不是宏观经济,所以这个题目对我来说,稍微有点大。我尽我所能分享我的一些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正,我们共同来探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要包括三块。第一部分是介绍大背景。今年发生的新冠疫情,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重大的事件。很多人都认为,疫情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格局乃至政治格局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有很多种观点,譬如说疫情会导致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会导致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等等。对于这些观点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讨论的背景,就是新冠疫情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之前的“共识国际讲坛”第一讲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再分享一下个人的看法。第二和第三部分是讲中国经济如何自救,我个人有哪些观点,理由是什么。这里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对内政策选择应该是什么样的,二是对外政策选择又应该是什么样的。

  说明一下,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观点,主要来自我在媒体上发表的看法,包括接受媒体采访,例如前两天在《纽约时报》和美国另外一个网上平台关于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对策发表的一些看法。就疫情问题,过去两个月,我在《联合早报》与《FT中文网》也发了一些文章。此外,还包括过去两年来我就贸易战以来的经济形势,接受各大国际媒体采访所谈的一些看法,以及在《联合早报》和《FT中文网》发表的一些看法。大家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在网上查看。另外,“中美印象网”上“人物”栏目里有一个我的个人专栏,大家也可以在里面看到我的部分评论。

  第一部分:疫情: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

  新冠疫情对全球局势、对中国改革开放形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几种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去全球化”,认为疫情导致了很多国家短期内闭关锁国,长期内可能会调整产业布局,进行产业链区域重组。

  第二个观点是“去美国化”,认为新冠疫情下美国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自己还搞得很糟,领导地位、领导威信、领导实力都会受到很大挑战,甚至会让位于现在已经基本解决疫情并且开始对外提供援助的中国。

  第三个观点是“去中国化”,认为虽然现在病毒来源还没搞清楚,但是疫情是从中国开始产生的,中国前期工作又出现了问题,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怨气很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对我们有很多意见,疫情之后有很多发达国家会跟中国脱钩,“去中国化”。有的人从这个观点进一步引申,提出“阵营化”观点,认为世界将会分成两大阵营,西方阵营和中国阵营。“去中国化”的观点和“阵营化”的观点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看。

  我对这几个观点的看法,大概判断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第一,这三种观点都有夸大的倾向,“去美国化”观点尤其误判形势;第二,全球化在近期范围内,的确有转向有限“去中国化”、有限“阵营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去中国化”与“阵营化”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将是有限的;第三,全球化的中长期发展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的,我们的内政、外交即对内政策、对外政策应该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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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去全球化”:过分夸大

  首先讲我对第一个观点即“去全球化”的看法。我为什么说“去全球化”的观点有夸大倾向、而且是过分夸大了呢?至少有三点理由:

  第一,现在大家都看到疫情导致的闭关锁国现象,各国都封闭国门,人员不能自由流动,贸易往来也受到一定影响,相互投资也基本中止,也就是说人员、贸易、投资方面都出现了闭关锁国现象,但这些都是疫情带来的短期现象。无论疫情持续时间长短,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一两年,疫情结束之后,这些短期现象都会消失。这点不用多说。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如何看待疫情导致的产业链区域重组。有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英国也好,美国也好,特别是特朗普说,我现在要建立一个自主经济体,把原先在国外的一些产业挪回来,不能再依赖于别人了,或者从关系不好的国家挪到关系好的国家。这样一来会导致产业链重组。这个对全球化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将是有限性的,而且是结构性的。

  “有限性”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行业有限。疫情直接导致的产业链区域重组,主要是涉及疫情的这些行业,即卫生、医疗方面的行业。其次,措施有限。西方发达国家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不可能强制企业必须挪回来或者挪到其他地方,最多是采取一些补助等鼓励性措施。但是企业是不是那么做,是另外一回事。

  此外,企业有限。即使是医疗行业的产业链区域重组,涉及的企业也将是有限的。为什么呢?现在大家也看到,美国应对疫情,就算是医疗行业产业,也不一定需要已经在外的企业回来。它现在采取什么措施呢?实行紧急状态法,国内那些医疗方面的企业,原先生产一些高端医疗产品的,现在要转产,生产口罩、防护服等中端、低端的医疗产品,这是一个紧急状态下的措施。以后如果发生类似紧急状态,可以同样采取这种措施。这就是说,它犯不着为了防控疫情,把所有已经在外国布局的医疗企业都挪回到国内。疫情毕竟只是特殊紧急状态,没有必要把这么一种紧急状态考虑成常态。从常态化角度来说,肯定还是效率优先:该放在国外效率才高的(譬如外国生产成本低),还是继续放在国外,只要这些国家与自己的关系可靠即可。所以我认为,即使是医疗行业的产业链区域重组,其牵涉的企业也是有限的。

  “结构性”是什么意思呢?部分国家把部分行业的部分企业往回撤,这确实是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因为它们都被转到国内,跟国际没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些产业链区域重组,是从一个外国挪到另外一个外国,而不是挪回本国。这个是后面要讲的“去中国化”,把一些行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等其他区域。主要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担心以后跟我们产生比较大的纠纷,在我们这儿风险比较大,不能依赖我们,因此会把它们转到体制、价值观相近的国家。这个本身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化”自身的区域结构性重组,因为这些企业还是在国外。

  而且,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就算是“去中国化”,也没有“去俄罗化”、“去东欧化”,所以说“去全球化”的观点是夸大了。张伦老师严格界定“去全球化”,说“去全球化”是“本轮”全球化终结了。什么是本轮全球化呢?我是做国际贸易的,对这个概念比较了解,就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随着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导致中国、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纷纷在经济上加入欧美西方阵营,原来两大阵营对立变成了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本轮”全球化。即使是“去中国化”,前苏联、东欧也没有被排除出去。所以,即使是在“本轮”全球化的概念下讨论,说“本轮”全球化终结,我认为也是夸大的。

  第三,过去几年内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本身就是夸大的。逆全球化不是疫情带来的。前两年打贸易战的时候,人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指中美贸易战。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跟很多国家都有贸易摩擦,跟盟国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等,都有冲突,中国只是其中一员。逆全球化的说法是那个时候来的,包括所有这些。但是我们要看到下面的两点:

  一方面,从动机上来看。美国发起这些贸易摩擦,目标是什么?不是为了贸易保护或者反全球化,而是为了促进他国更更加开放。这是因为,二战之后的全球化过程本身就是不对等的。美国在二战之后是超级大国。研究国际贸易的都知道,二战之后的全球化,一开始就是美国带头的,美国的开放程度比它的盟友、比那些发达国家都要高,更不用说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了。它的单方面高开放度给它带来一些问题,包括贸易逆差过大,这方面我们不展开讲。它认为原先的各国开放格局不公。发起贸易摩擦的目标,就是以贸易战为手段,压其他国家更加开放,而不是让本国更封闭。它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全球实现我们通常所说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各个国家都搞自由贸易。

  另一方面,从结果上来看。经过过去两年发展,美国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基本上都和平解决了贸易争端,原先威胁采取的贸易制裁没有采取,或者短暂采取了然后又取消了,这实际上就促进了全球化——美国的开放程度没有降低,其他国家的都提高了,你说逆全球化了吗?没有。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订,也让中国提高了开放程度。即使看与中国的“脱钩”,我后面会重点谈到,其范围也是有限的。总之,不仅仅就新冠疫情来看,而且从过去几年来看,逆全球化的讨论,我认为本身就夸大了。上面是对“去全球化”的简单判断。

  1.2.“去美国化”:误判形势

  “去美国化”这个观点,我认为是误判了形势,不仅仅是夸大,而且是彻底错了。这个观点认为美国这次不仅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反而自身深陷新冠疫情的漩涡,领导威信、领导实力大大降低,而中国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疫情问题,还对外提供帮助,因此相对地位上升,甚至会取代美国。我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是误判形势,理由有三点:

  第一,美国应对失策是政府的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坦率来说,美国应对失误,是特朗普政府出现了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问题,自身判断问题、应对准备问题、应对策略问题都有。譬如说:一开始低估了新冠疫情影响力;而且,在防控对象上,只顾着防止从中国传出的疫情,不知道中国的也传到欧洲去了,欧洲的也传到美国了,所以一开始他限制与中国的人员往来,没有限制与欧洲之间的往来,策略发生了问题。还有就是,特朗普过分考虑了他的竞选,老是认为别人是在夸大疫情影响和危害性,是攻击他。这些都是特朗普政府的认识问题,不是美国的体制问题。

  美国体制纠错能力很强,现在美国民主党也好,民众也好,媒体也好,都在批评他以前的失误,纠错机制开始启动起来。而且现在全民动员机制已经启动了,也能集中精力办大事。解决问题是迟早的事。相对而言,中国疫情一开始大规模爆发,其问题带有很强的体制性色彩,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八人封口,九州封城”。这个体制性原因,后面还会讲到。政府和体制这两个问题性质上不一样。而且,我们早期的问题是官员渎职问题,应该说是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而美国的问题主要是政府认识问题、对策问题,是施政不力的具体性问题。这个不影响美国体制在全世界原先的威信,不影响全球对于美国体制的认可。

  第二,美国的领导威信也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度削弱。我为什么做这个判断?这是因为,美国的领导力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决定世界发展大势的主要方面。在社会领域,它也起领导作用,但是不是那么强,包括气候变迁、文教卫生等,它更多的是依赖于国际组织。而美国已经退出了一些国际组织,比如气候、文教方面的。美国现在又和世界卫生组织发生了摩擦。与疫情直接相关的世界卫生组织,这次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抨击。大家认为它失职,一开始它过分地站在中国这边,迟迟不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宣布之后又建议其他国家不要对中国采取旅行限制措施,还有各种各样的延迟和误导。世界上很多国家看来,世界卫生组织这次失败了。美国可以将疫情应对失利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推给世界卫生组织。

  而且,在很多国家看来,世界卫生组织的失败,恰恰是由于站在了中国一边,没有站在美国与西方那边。所以,你说美国现在是在拼命甩锅也好,还是说它说的有道理也好,最后在国际上都是让中国失分了,美国反倒借此机会得分了。它的说法是:世卫组织站在中国那边,没有站在我这边,导致这次我与大家都出了问题;如果当初听我的,世界会多好呢?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舆论上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因此疫情不影响它的领导威信,反而让它得分,而中国则是刚好相反。这是当前的全球舆论状况。

  第三,美国的领导实力也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度削弱。首先,疫情是一个自然灾害,不是美国经济结构自身发生了问题,不像1929年经济大萧条、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是美国自身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这次疫情是个外在的自然灾害危机,即使它产生的短期影响可能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甚至1929年的大萧条——现在都无法判断——但是长期来讲肯定不会超过1929年大萧条。而且,即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动摇美国的领导地位,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的领导地位反而增强。这次的疫情外在冲击,更不会动摇美国的领导实力。

  其次,疫情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以及欧洲国家、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影响都比较大。中国刚刚已经公布了第一季度的GDP下降6.8%,我们不知道这个数据到底准确不准确。但疫情对世界各大经济体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相对来说比较均匀,不会特别把哪一个拉上去、把哪一个拉下来。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从绝对角度、相对角度比较,美国的领导地位都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削弱。世界上对它的体制的认可、对它的领导威信的认可,都不会受到削弱;它的领导实力也不会受到大幅度削弱。所以,“去美国化”的观点绝对是夸大其词,我们千万不要跟着自嗨。

  1.3.“去中国化”:可能性与有限性

  近期内“去中国化”的可能性,我认为是比较大的,但是其幅度将是有限的。

  存在“可能性”,是因为中国跟西方国家本来在2008年以来就产生了很大的贸易冲突,甚至延伸到政治方面,现在又叠加了疫情方面的影响。疫情只是加剧了原先国际上已有的“去中国化”趋势。原来西方认为,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它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还有我们政治上最近这几年的发展倾向,对西方自由经济体,对西方制度,都会有威胁。这是前几年他们的看法,所以他们要“去中国化”。现在他们的看法又向前跨了一步,觉得中国的体制不仅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而且在生命健康与安全方面,都会产生问题,不仅会给自己造成危害,还会给全世界造成危害——他们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又加深了。所以疫情叠加了西方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这次疫情是在中国首先产生的,各个国家受影响这么大,后面会有很大的责任争端。现在很多国家提出要向中国索赔,特别是民间有很大声浪。以后如果真要产生争端,外资在中国这儿安全不安全?——这样就有一个财产安全问题。这个方面也会加剧“去中国化”的可能性。

  但是“去中国化”也将是有限的。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是这样:在近期来看,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暂时还不能完全替代的,我们的产业链比较齐全,规模这么大,短期内不能被东南亚国家等取代;西方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更是不能被其他国家取代。所以说,西方就是想跟中国脱钩,也是局部脱钩,主要是涉及政治、军事、民生安全领域,而一般领域内脱钩的可能性不大,至少近期内全面脱钩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当然,上面只是说短期形势。从长期看,未来双方是不是会全面脱钩?取决于双方关系发展,特别是取决于政治局势主要是政治关系的发展。很多人说,中国这么重要,美国与世界怎么能离开中国呢?我要强调一点,世界上没有脱不了的钩,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就像夫妻两个人不和的话,没有离不了的婚,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这里关键问题是:到底谁离不开谁?是中国离不开西方,还是西方离不开中国?当然,谁离开谁都能活,只是活得好不好而已。换个说法,谁对谁的依赖性更大一点?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我们对西方的依赖性,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依赖性。这是因为,我们的比较优势是相对低端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替代的,尽管有时间长短问题;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相对于我们的优势,在高新技术方面,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替代。这是可替代性问题。我们要认清这个形势。

  1.4.“阵营化”:可能性与有限性

  这种观点认为:部分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后,可能形成一个阵营;中国迫不得已也可能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结成阵营。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方面,从西方看,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高度一致。过去两年贸易战以来,美、欧、日发表了七次联合声明,都是针对中国的,指责中国的非市场化倾向。它们结盟的可能性很大。以前美国游说西方国家一起来对付中国,像华为事件,少数西方国家是摇摆的,但是这次可能由于疫情而转向更加坚定。大家知道,英国首相进了重症监护室,我判断他以后对于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会更加配合,因为他们与美国对中国在疫情方面的责任的看法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从中方看。中方本来是不想跟西方对阵的,但是过去几年也主动采取了一些带有阵营化色彩的措施,比如开展“一带一路”,倡导建立一些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及联合亚非拉的一系列其它举措。如果西方选择跟中国“脱钩”的话,形成联合阵营的可能性比较大,中国可能被动,不得不更加强化以前的与亚非拉国家联合的举措,从而形成自己的阵营。

  但是,“阵营化”从整体来看将是有限的。首先,西方阵营内部各个成员国与中国的脱钩是有限的,这是前面讲过的“去中国化”的有限性:与中国脱钩的领域主要是关系到国家政治、军事、民生安全方面的领域,而不可能在近期之内完全脱钩,西方阵营内部跟中国还是有很多联系。

  其次,更重要的是,中方自己不太可能组建一个强大的对抗西方的阵营,不会像冷战那样形成两大阵营。冷战时期东方阵营的俄罗斯和东欧,现在体制跟西方基本是一样的,跟中国差别比较大。而其他亚非拉国家,其中像印度、巴西本来就是美国盟友,还有很多国家是中立的,他们平时即使跟中国加强联系——譬如加入“一带一路”——也不会断绝和西方的联系。如果中国和美国和西方发生激烈对抗,真要让他们选边站队,他们不能两边押宝了,他们会倒向哪一边呢?无论是从价值观、体制还是从利害关系上看,我判断他们倒向西方的可能性都更大。当然,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中国也可以通过强有力对外援助挽留住一些朋友。然而,一旦中国与整个西方的对立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中国的出口换汇与援外能力都会受到很大限制。这是中国需要考虑清楚的。

  所以我判断,旧冷战时期那样的阵营,绝对是不会重现的。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那样的阵营都不会出现。核心是亚非拉国家不可能与中国形成一个同西方对抗的阵营。中国最多就是加强跟这些国家的经贸联系,但如果中国跟西方矛盾加剧了,有限阵营化就很可能转变成了中国自己被孤立。就像打扑克牌,原来是2对2,玩“找朋友”,结果变成3对1,成“斗地主”了。那种情况下,世界上只有极少数跟中国意识形态与体制非常接近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已经很少了——能跟中国坚决站在一起斗西方,其他国家不太可能。因此,中方这一方很难形成强大阵营。这个是中国应该保持清醒的。

  1.5.“全球化”未来:取决于中国战略选择

  全球化的中长期走势,我认为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决定的,不是别人决定的。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中国的体量现在很大,全球第二,我们是不是加入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化的走势。第二,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具有异质性——我们的体制不一样,而且我们的异质性具有唯一性——只有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怎么走,决定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国际主流社会是欢迎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当然同时对我们加入全球化的方式也是有期待的。从我们乔治城大学毕业的克林顿总统,在支持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表达了这点。这几年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屡次表达了这点。他的观点代表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期待,主要包括:第一,经济运行方式更加市场化;第二,社会管治方式更加开放化——我用比较中性的词“社会管治方式”,大家知道这个开放化是什么意思;第三,对外交往更多奉行国际主流价值观,也就是普世价值观。

  中国会怎么选择?中国的选择取决于自己的两种不同的认知。这两种不同的认知会导致两种不同的选择,进而导致全球化两个不同的结果。两个认知的焦点在于:国际主流社会对我们的期待是不是合理?我们过去四十年发展成就的核心来源到底是什么?

  第一种认知是:国际主流社会对我们的期待是合理的;我们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来自于我们学习国际主流、改正我们自身的弊端。如果认知是这样的,我们相应的选择就是以后接着学习国际主流的做法,接着改革我们自身弊端,跟人家进一步融合。这样一来,唯一的异质性的经济体就加入到人家的阵营里去了,这样就是真正的全球化了。

  第二种认知是: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是不合理的,甚至于现有的国际秩序都是不合理的;之所以过去四十年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不是由于学习国际主流,而是来源于坚持了自己的一些特殊做法,对外开放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国外的资源。如果是基于这么一种认知的话,相应的选择就是接着坚持自己的特殊做法,而不是按照国际主流期待的方向去走。甚至,以前利用了国外的资源把自己做强大了,现在要利用自己的实力,去改变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东西: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是不合理的,要改变这种期待;原来的国际秩序也是不合理的,也要改变这种秩序。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和其他国家对着干,双方就会脱钩、分裂。这是全球化的第二种结果。

  总之,世界怎么走,全球化如何发展,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认知与战略选择。那么,中国会做出何种选择呢?我认为从中长期角度看,中国会做出合理的选择,全球化会重回正常轨道,也就是真正的全球一体,而不是分阵营,哪怕是有限阵营。我的判断理由有两个:

  首先,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不可逆的。四十年的经济发展、思想解放,这个大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在我看来,这几年的问题,带有比较大的偶然性。当然这方面见仁见智,你也可以说是必然性。对于这个偶然性,我不便于展开多讲。简单地说,如果当初不是怎么样的话,某一个事情没有发生的话,我们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选择不正确,必然会导致我们经济恶化,必然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必然会导致我们自我调节、自动调节。举两个例子。一是国企民企的发展。这个问题前几年引起很大纷争,导致民营企业发展受到很大障碍,整个经济发展不景气。结果2018、2019年的时候不得不开始调整,强调支持民企发展。这个就是自我调节:政策出问题,民企搞不好,经济不行了,社会不稳了,就会自我调节。二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我们和美国产生了那么大的贸易纷争,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以还是要谈判。尽管谈得很困难、反反复复,第一阶段的协议还是最终达成了,暂时止损了。总之,社会是会自我调节的,撞到墙就会回头的。所以,从中长期来看,我是有信心的。

  前几天,文贯中教授说,如果中国和西方国家斗争拖长了,我们会错过中国现代化的窗口期,对我们很不利。他的主要理由是:一旦西方国家把产业链从中国转出去,以后再转回来就很难了。他的这种担心当然有道理,但是我认为也不必过度担心。即使中国现在错过了某一段时间,将来回来之后,我们仍然能够发现我们的比较优势,找到合适的位置。下一个阶段,产业链本身也会发生变化,我们总会有自己的新的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是始终存在的,这是我们经济学的经典原理,所以不必过度担心。

  但是,我也不是说,我们就让现在的局势自然发展,不要管它,脱钩就脱钩。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产业链要自然转换,这个转换要是平和一点,多好呢,为什么要那么剧烈呢?而且,与发达国家脱钩久了,我们的发展质量肯定受到不良影响,不利于我们在产业链中的提升。如果能不走弯路,为什么偏要走弯路呢?我们不要自己“创造”困难再去“克服”困难,而要争取跟外部世界和谐地发展。

  有人可能会问我,你说中长期全球化会回到正常轨道,我们会和国际主流融合,那么中长期到底多长?我的判断是不超过十五年。为什么说不超过十五年?这个问题我不便于展开多讲。

  总之,我认为,全球化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而中国自身也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我对中长期的前景乐观。

责任编辑:花满楼
余智: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如何自救?

余智: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如何自救?

2020-07-17 14:46:53
来源:钝角网 作者: 余智
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韬光养晦的问题。韬光养晦是一个策略问题,不是战略问题,是“术”的问题,不是“道”的问题。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战略走向问题。说得更加明确一点,是沿着前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战略走向,向着与国际社会更好地融合的方向往前走,还是往回走?这不是什么韬光养晦的策略问题,而是战略问题,是“道”的问题,而不是“术”的问题。

  (本文为2020年4月17日“共识国际讲坛”余智教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

  【讲座人简介余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学者,兼任国家开发银行外聘专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达拉斯分行特约研究员。他获得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师从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资深经济学家、美国国务院前首席经济学家 Rodney Ludema教授。曾在国家发展与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商务部、上海财经大学从事研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其文章发表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国际经济评论》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及《中国证券报》、《金融时报》、《解放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英国《FT中文网》等媒体上,其评论还见诸中国《第一财经》频道、上海电视台、美国《纽约时报》、美联社、彭博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南华早报》以及台湾“中央社”的采访或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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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讲座集中讨论了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自救的对内政策选择、对外政策选择。

  第一,新冠疫情会不会导致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1)这几种看法都夸大了,去美国化的观点尤其是误判形势。(2)从短期看,去中国化和阵营化可能会发生,但将是有限性、局部性的。(3)从中长期看,全球化发展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而中国也会做出正确选择,使全球化重回到正常轨道。

  第二,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自救的对内政策选择。(1)搞好宏观政策选择。要处理好三个主辅关系:经济刺激为辅、经济救助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为主,减轻税负为辅、增加补贴为主;同时要处理好三个增减关系: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缩减战略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民企补贴。(2)搞好发展模式调整。要将对民营企业的临时扶持政策,转变为确立民营企业的基础地位;要从政府主导、产业政策转向尊重市场自主选择产业发展方向;要转变政府职能,从指导经济发展转变为维护市场秩序、搞好市场监管,并提供危机救助与最低保障。(3)搞好深层体制改革。体制基本面的改进,即自由、民主、法治水平的提高,要重于体制技术面的完善,即包括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体制在内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

  第三,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自救的对外政策选择。(1)搞好疫情外交。要在各方面对外保持谦逊姿态。(2)调整外贸战略。要通过市场化而非加强政府指导,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要改变出口导向战略,推进进出口平衡与贸易自由化。(3)明确对外开放重心。要重新明确对外开放的重心是融入美欧日,还是联合亚非拉。(4)思考外交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要以人类共同价值观为基础,“一带一路”项目推进要注重经济效益;外交战略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回归韬光养晦,而是要明确战略走向。

  最后,内政与外交是统一的,核心问题是战略走向问题,不是策略问题。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战略走向的综合性问题。

  讲座人还回答了听众的众多相关提问 - 见文末。

  【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疫情: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

  第二部分:中国经济如何自救——对内政策选择

  第三部分:中国经济如何自救——对外政策选择

  第四部分:结论

  第五部分:听众提问与回答

  第六部分:参考资料

 【开场介绍】

  周志兴:余智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在人大读的,后来还到乔治城大学读了博士。乔治城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现在在美国大学中排第二十几名。实际上这个排名并不说明问题了,它的很多专业在美国是前五的。余智先生还在发改委工作过。他学了很多东西,又在宏观经济综合部门工作过,又当老师,而且现在不断在思考,也不断写东西。我看了他写的很多东西,是很有思想的。今天我们请余智教授给大家讲。余智这个名字很好,有很多多余的智慧,让他把多余的智慧贡献给大家。

  现在新冠疫情,中国好像走过了最难的一段,外国还在走很难的一段。但是,我认为新冠疫情不分中国和外国,中国先走完了艰难阶段,但如果全球都有问题的话,中国也不能自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怎么自救?我们下面请余智教授来讲。

  余智:非常感谢周志兴老师刚才的介绍,也感谢“共识国际讲坛”的邀请。周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长期致力于传播现代社会理念,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转型,推动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他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获得的成就,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是我非常敬佩的前辈。今天接受他的邀请,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论坛给我布置的题目叫做《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如何自救?》。我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不是宏观经济,所以这个题目对我来说,稍微有点大。我尽我所能分享我的一些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正,我们共同来探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要包括三块。第一部分是介绍大背景。今年发生的新冠疫情,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重大的事件。很多人都认为,疫情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格局乃至政治格局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有很多种观点,譬如说疫情会导致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会导致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等等。对于这些观点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讨论的背景,就是新冠疫情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之前的“共识国际讲坛”第一讲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再分享一下个人的看法。第二和第三部分是讲中国经济如何自救,我个人有哪些观点,理由是什么。这里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对内政策选择应该是什么样的,二是对外政策选择又应该是什么样的。

  说明一下,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观点,主要来自我在媒体上发表的看法,包括接受媒体采访,例如前两天在《纽约时报》和美国另外一个网上平台关于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对策发表的一些看法。就疫情问题,过去两个月,我在《联合早报》与《FT中文网》也发了一些文章。此外,还包括过去两年来我就贸易战以来的经济形势,接受各大国际媒体采访所谈的一些看法,以及在《联合早报》和《FT中文网》发表的一些看法。大家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在网上查看。另外,“中美印象网”上“人物”栏目里有一个我的个人专栏,大家也可以在里面看到我的部分评论。

  第一部分:疫情: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

  新冠疫情对全球局势、对中国改革开放形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几种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去全球化”,认为疫情导致了很多国家短期内闭关锁国,长期内可能会调整产业布局,进行产业链区域重组。

  第二个观点是“去美国化”,认为新冠疫情下美国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自己还搞得很糟,领导地位、领导威信、领导实力都会受到很大挑战,甚至会让位于现在已经基本解决疫情并且开始对外提供援助的中国。

  第三个观点是“去中国化”,认为虽然现在病毒来源还没搞清楚,但是疫情是从中国开始产生的,中国前期工作又出现了问题,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怨气很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对我们有很多意见,疫情之后有很多发达国家会跟中国脱钩,“去中国化”。有的人从这个观点进一步引申,提出“阵营化”观点,认为世界将会分成两大阵营,西方阵营和中国阵营。“去中国化”的观点和“阵营化”的观点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看。

  我对这几个观点的看法,大概判断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第一,这三种观点都有夸大的倾向,“去美国化”观点尤其误判形势;第二,全球化在近期范围内,的确有转向有限“去中国化”、有限“阵营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去中国化”与“阵营化”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将是有限的;第三,全球化的中长期发展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的,我们的内政、外交即对内政策、对外政策应该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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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去全球化”:过分夸大

  首先讲我对第一个观点即“去全球化”的看法。我为什么说“去全球化”的观点有夸大倾向、而且是过分夸大了呢?至少有三点理由:

  第一,现在大家都看到疫情导致的闭关锁国现象,各国都封闭国门,人员不能自由流动,贸易往来也受到一定影响,相互投资也基本中止,也就是说人员、贸易、投资方面都出现了闭关锁国现象,但这些都是疫情带来的短期现象。无论疫情持续时间长短,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一两年,疫情结束之后,这些短期现象都会消失。这点不用多说。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如何看待疫情导致的产业链区域重组。有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英国也好,美国也好,特别是特朗普说,我现在要建立一个自主经济体,把原先在国外的一些产业挪回来,不能再依赖于别人了,或者从关系不好的国家挪到关系好的国家。这样一来会导致产业链重组。这个对全球化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将是有限性的,而且是结构性的。

  “有限性”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行业有限。疫情直接导致的产业链区域重组,主要是涉及疫情的这些行业,即卫生、医疗方面的行业。其次,措施有限。西方发达国家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不可能强制企业必须挪回来或者挪到其他地方,最多是采取一些补助等鼓励性措施。但是企业是不是那么做,是另外一回事。

  此外,企业有限。即使是医疗行业的产业链区域重组,涉及的企业也将是有限的。为什么呢?现在大家也看到,美国应对疫情,就算是医疗行业产业,也不一定需要已经在外的企业回来。它现在采取什么措施呢?实行紧急状态法,国内那些医疗方面的企业,原先生产一些高端医疗产品的,现在要转产,生产口罩、防护服等中端、低端的医疗产品,这是一个紧急状态下的措施。以后如果发生类似紧急状态,可以同样采取这种措施。这就是说,它犯不着为了防控疫情,把所有已经在外国布局的医疗企业都挪回到国内。疫情毕竟只是特殊紧急状态,没有必要把这么一种紧急状态考虑成常态。从常态化角度来说,肯定还是效率优先:该放在国外效率才高的(譬如外国生产成本低),还是继续放在国外,只要这些国家与自己的关系可靠即可。所以我认为,即使是医疗行业的产业链区域重组,其牵涉的企业也是有限的。

  “结构性”是什么意思呢?部分国家把部分行业的部分企业往回撤,这确实是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因为它们都被转到国内,跟国际没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些产业链区域重组,是从一个外国挪到另外一个外国,而不是挪回本国。这个是后面要讲的“去中国化”,把一些行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等其他区域。主要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担心以后跟我们产生比较大的纠纷,在我们这儿风险比较大,不能依赖我们,因此会把它们转到体制、价值观相近的国家。这个本身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化”自身的区域结构性重组,因为这些企业还是在国外。

  而且,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就算是“去中国化”,也没有“去俄罗化”、“去东欧化”,所以说“去全球化”的观点是夸大了。张伦老师严格界定“去全球化”,说“去全球化”是“本轮”全球化终结了。什么是本轮全球化呢?我是做国际贸易的,对这个概念比较了解,就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随着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导致中国、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纷纷在经济上加入欧美西方阵营,原来两大阵营对立变成了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本轮”全球化。即使是“去中国化”,前苏联、东欧也没有被排除出去。所以,即使是在“本轮”全球化的概念下讨论,说“本轮”全球化终结,我认为也是夸大的。

  第三,过去几年内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本身就是夸大的。逆全球化不是疫情带来的。前两年打贸易战的时候,人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指中美贸易战。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跟很多国家都有贸易摩擦,跟盟国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等,都有冲突,中国只是其中一员。逆全球化的说法是那个时候来的,包括所有这些。但是我们要看到下面的两点:

  一方面,从动机上来看。美国发起这些贸易摩擦,目标是什么?不是为了贸易保护或者反全球化,而是为了促进他国更更加开放。这是因为,二战之后的全球化过程本身就是不对等的。美国在二战之后是超级大国。研究国际贸易的都知道,二战之后的全球化,一开始就是美国带头的,美国的开放程度比它的盟友、比那些发达国家都要高,更不用说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了。它的单方面高开放度给它带来一些问题,包括贸易逆差过大,这方面我们不展开讲。它认为原先的各国开放格局不公。发起贸易摩擦的目标,就是以贸易战为手段,压其他国家更加开放,而不是让本国更封闭。它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全球实现我们通常所说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各个国家都搞自由贸易。

  另一方面,从结果上来看。经过过去两年发展,美国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基本上都和平解决了贸易争端,原先威胁采取的贸易制裁没有采取,或者短暂采取了然后又取消了,这实际上就促进了全球化——美国的开放程度没有降低,其他国家的都提高了,你说逆全球化了吗?没有。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订,也让中国提高了开放程度。即使看与中国的“脱钩”,我后面会重点谈到,其范围也是有限的。总之,不仅仅就新冠疫情来看,而且从过去几年来看,逆全球化的讨论,我认为本身就夸大了。上面是对“去全球化”的简单判断。

  1.2.“去美国化”:误判形势

  “去美国化”这个观点,我认为是误判了形势,不仅仅是夸大,而且是彻底错了。这个观点认为美国这次不仅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反而自身深陷新冠疫情的漩涡,领导威信、领导实力大大降低,而中国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疫情问题,还对外提供帮助,因此相对地位上升,甚至会取代美国。我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是误判形势,理由有三点:

  第一,美国应对失策是政府的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坦率来说,美国应对失误,是特朗普政府出现了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问题,自身判断问题、应对准备问题、应对策略问题都有。譬如说:一开始低估了新冠疫情影响力;而且,在防控对象上,只顾着防止从中国传出的疫情,不知道中国的也传到欧洲去了,欧洲的也传到美国了,所以一开始他限制与中国的人员往来,没有限制与欧洲之间的往来,策略发生了问题。还有就是,特朗普过分考虑了他的竞选,老是认为别人是在夸大疫情影响和危害性,是攻击他。这些都是特朗普政府的认识问题,不是美国的体制问题。

  美国体制纠错能力很强,现在美国民主党也好,民众也好,媒体也好,都在批评他以前的失误,纠错机制开始启动起来。而且现在全民动员机制已经启动了,也能集中精力办大事。解决问题是迟早的事。相对而言,中国疫情一开始大规模爆发,其问题带有很强的体制性色彩,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八人封口,九州封城”。这个体制性原因,后面还会讲到。政府和体制这两个问题性质上不一样。而且,我们早期的问题是官员渎职问题,应该说是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而美国的问题主要是政府认识问题、对策问题,是施政不力的具体性问题。这个不影响美国体制在全世界原先的威信,不影响全球对于美国体制的认可。

  第二,美国的领导威信也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度削弱。我为什么做这个判断?这是因为,美国的领导力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决定世界发展大势的主要方面。在社会领域,它也起领导作用,但是不是那么强,包括气候变迁、文教卫生等,它更多的是依赖于国际组织。而美国已经退出了一些国际组织,比如气候、文教方面的。美国现在又和世界卫生组织发生了摩擦。与疫情直接相关的世界卫生组织,这次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抨击。大家认为它失职,一开始它过分地站在中国这边,迟迟不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宣布之后又建议其他国家不要对中国采取旅行限制措施,还有各种各样的延迟和误导。世界上很多国家看来,世界卫生组织这次失败了。美国可以将疫情应对失利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推给世界卫生组织。

  而且,在很多国家看来,世界卫生组织的失败,恰恰是由于站在了中国一边,没有站在美国与西方那边。所以,你说美国现在是在拼命甩锅也好,还是说它说的有道理也好,最后在国际上都是让中国失分了,美国反倒借此机会得分了。它的说法是:世卫组织站在中国那边,没有站在我这边,导致这次我与大家都出了问题;如果当初听我的,世界会多好呢?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舆论上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因此疫情不影响它的领导威信,反而让它得分,而中国则是刚好相反。这是当前的全球舆论状况。

  第三,美国的领导实力也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度削弱。首先,疫情是一个自然灾害,不是美国经济结构自身发生了问题,不像1929年经济大萧条、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是美国自身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这次疫情是个外在的自然灾害危机,即使它产生的短期影响可能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甚至1929年的大萧条——现在都无法判断——但是长期来讲肯定不会超过1929年大萧条。而且,即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动摇美国的领导地位,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的领导地位反而增强。这次的疫情外在冲击,更不会动摇美国的领导实力。

  其次,疫情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以及欧洲国家、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影响都比较大。中国刚刚已经公布了第一季度的GDP下降6.8%,我们不知道这个数据到底准确不准确。但疫情对世界各大经济体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相对来说比较均匀,不会特别把哪一个拉上去、把哪一个拉下来。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从绝对角度、相对角度比较,美国的领导地位都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削弱。世界上对它的体制的认可、对它的领导威信的认可,都不会受到削弱;它的领导实力也不会受到大幅度削弱。所以,“去美国化”的观点绝对是夸大其词,我们千万不要跟着自嗨。

  1.3.“去中国化”:可能性与有限性

  近期内“去中国化”的可能性,我认为是比较大的,但是其幅度将是有限的。

  存在“可能性”,是因为中国跟西方国家本来在2008年以来就产生了很大的贸易冲突,甚至延伸到政治方面,现在又叠加了疫情方面的影响。疫情只是加剧了原先国际上已有的“去中国化”趋势。原来西方认为,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它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还有我们政治上最近这几年的发展倾向,对西方自由经济体,对西方制度,都会有威胁。这是前几年他们的看法,所以他们要“去中国化”。现在他们的看法又向前跨了一步,觉得中国的体制不仅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而且在生命健康与安全方面,都会产生问题,不仅会给自己造成危害,还会给全世界造成危害——他们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又加深了。所以疫情叠加了西方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这次疫情是在中国首先产生的,各个国家受影响这么大,后面会有很大的责任争端。现在很多国家提出要向中国索赔,特别是民间有很大声浪。以后如果真要产生争端,外资在中国这儿安全不安全?——这样就有一个财产安全问题。这个方面也会加剧“去中国化”的可能性。

  但是“去中国化”也将是有限的。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是这样:在近期来看,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暂时还不能完全替代的,我们的产业链比较齐全,规模这么大,短期内不能被东南亚国家等取代;西方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更是不能被其他国家取代。所以说,西方就是想跟中国脱钩,也是局部脱钩,主要是涉及政治、军事、民生安全领域,而一般领域内脱钩的可能性不大,至少近期内全面脱钩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当然,上面只是说短期形势。从长期看,未来双方是不是会全面脱钩?取决于双方关系发展,特别是取决于政治局势主要是政治关系的发展。很多人说,中国这么重要,美国与世界怎么能离开中国呢?我要强调一点,世界上没有脱不了的钩,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就像夫妻两个人不和的话,没有离不了的婚,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这里关键问题是:到底谁离不开谁?是中国离不开西方,还是西方离不开中国?当然,谁离开谁都能活,只是活得好不好而已。换个说法,谁对谁的依赖性更大一点?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我们对西方的依赖性,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依赖性。这是因为,我们的比较优势是相对低端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替代的,尽管有时间长短问题;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相对于我们的优势,在高新技术方面,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替代。这是可替代性问题。我们要认清这个形势。

  1.4.“阵营化”:可能性与有限性

  这种观点认为:部分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后,可能形成一个阵营;中国迫不得已也可能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结成阵营。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方面,从西方看,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高度一致。过去两年贸易战以来,美、欧、日发表了七次联合声明,都是针对中国的,指责中国的非市场化倾向。它们结盟的可能性很大。以前美国游说西方国家一起来对付中国,像华为事件,少数西方国家是摇摆的,但是这次可能由于疫情而转向更加坚定。大家知道,英国首相进了重症监护室,我判断他以后对于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会更加配合,因为他们与美国对中国在疫情方面的责任的看法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从中方看。中方本来是不想跟西方对阵的,但是过去几年也主动采取了一些带有阵营化色彩的措施,比如开展“一带一路”,倡导建立一些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及联合亚非拉的一系列其它举措。如果西方选择跟中国“脱钩”的话,形成联合阵营的可能性比较大,中国可能被动,不得不更加强化以前的与亚非拉国家联合的举措,从而形成自己的阵营。

  但是,“阵营化”从整体来看将是有限的。首先,西方阵营内部各个成员国与中国的脱钩是有限的,这是前面讲过的“去中国化”的有限性:与中国脱钩的领域主要是关系到国家政治、军事、民生安全方面的领域,而不可能在近期之内完全脱钩,西方阵营内部跟中国还是有很多联系。

  其次,更重要的是,中方自己不太可能组建一个强大的对抗西方的阵营,不会像冷战那样形成两大阵营。冷战时期东方阵营的俄罗斯和东欧,现在体制跟西方基本是一样的,跟中国差别比较大。而其他亚非拉国家,其中像印度、巴西本来就是美国盟友,还有很多国家是中立的,他们平时即使跟中国加强联系——譬如加入“一带一路”——也不会断绝和西方的联系。如果中国和美国和西方发生激烈对抗,真要让他们选边站队,他们不能两边押宝了,他们会倒向哪一边呢?无论是从价值观、体制还是从利害关系上看,我判断他们倒向西方的可能性都更大。当然,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中国也可以通过强有力对外援助挽留住一些朋友。然而,一旦中国与整个西方的对立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中国的出口换汇与援外能力都会受到很大限制。这是中国需要考虑清楚的。

  所以我判断,旧冷战时期那样的阵营,绝对是不会重现的。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那样的阵营都不会出现。核心是亚非拉国家不可能与中国形成一个同西方对抗的阵营。中国最多就是加强跟这些国家的经贸联系,但如果中国跟西方矛盾加剧了,有限阵营化就很可能转变成了中国自己被孤立。就像打扑克牌,原来是2对2,玩“找朋友”,结果变成3对1,成“斗地主”了。那种情况下,世界上只有极少数跟中国意识形态与体制非常接近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已经很少了——能跟中国坚决站在一起斗西方,其他国家不太可能。因此,中方这一方很难形成强大阵营。这个是中国应该保持清醒的。

  1.5.“全球化”未来:取决于中国战略选择

  全球化的中长期走势,我认为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决定的,不是别人决定的。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中国的体量现在很大,全球第二,我们是不是加入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化的走势。第二,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具有异质性——我们的体制不一样,而且我们的异质性具有唯一性——只有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怎么走,决定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国际主流社会是欢迎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当然同时对我们加入全球化的方式也是有期待的。从我们乔治城大学毕业的克林顿总统,在支持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表达了这点。这几年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屡次表达了这点。他的观点代表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期待,主要包括:第一,经济运行方式更加市场化;第二,社会管治方式更加开放化——我用比较中性的词“社会管治方式”,大家知道这个开放化是什么意思;第三,对外交往更多奉行国际主流价值观,也就是普世价值观。

  中国会怎么选择?中国的选择取决于自己的两种不同的认知。这两种不同的认知会导致两种不同的选择,进而导致全球化两个不同的结果。两个认知的焦点在于:国际主流社会对我们的期待是不是合理?我们过去四十年发展成就的核心来源到底是什么?

  第一种认知是:国际主流社会对我们的期待是合理的;我们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来自于我们学习国际主流、改正我们自身的弊端。如果认知是这样的,我们相应的选择就是以后接着学习国际主流的做法,接着改革我们自身弊端,跟人家进一步融合。这样一来,唯一的异质性的经济体就加入到人家的阵营里去了,这样就是真正的全球化了。

  第二种认知是: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是不合理的,甚至于现有的国际秩序都是不合理的;之所以过去四十年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不是由于学习国际主流,而是来源于坚持了自己的一些特殊做法,对外开放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国外的资源。如果是基于这么一种认知的话,相应的选择就是接着坚持自己的特殊做法,而不是按照国际主流期待的方向去走。甚至,以前利用了国外的资源把自己做强大了,现在要利用自己的实力,去改变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东西: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是不合理的,要改变这种期待;原来的国际秩序也是不合理的,也要改变这种秩序。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和其他国家对着干,双方就会脱钩、分裂。这是全球化的第二种结果。

  总之,世界怎么走,全球化如何发展,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认知与战略选择。那么,中国会做出何种选择呢?我认为从中长期角度看,中国会做出合理的选择,全球化会重回正常轨道,也就是真正的全球一体,而不是分阵营,哪怕是有限阵营。我的判断理由有两个:

  首先,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不可逆的。四十年的经济发展、思想解放,这个大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在我看来,这几年的问题,带有比较大的偶然性。当然这方面见仁见智,你也可以说是必然性。对于这个偶然性,我不便于展开多讲。简单地说,如果当初不是怎么样的话,某一个事情没有发生的话,我们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选择不正确,必然会导致我们经济恶化,必然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必然会导致我们自我调节、自动调节。举两个例子。一是国企民企的发展。这个问题前几年引起很大纷争,导致民营企业发展受到很大障碍,整个经济发展不景气。结果2018、2019年的时候不得不开始调整,强调支持民企发展。这个就是自我调节:政策出问题,民企搞不好,经济不行了,社会不稳了,就会自我调节。二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我们和美国产生了那么大的贸易纷争,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以还是要谈判。尽管谈得很困难、反反复复,第一阶段的协议还是最终达成了,暂时止损了。总之,社会是会自我调节的,撞到墙就会回头的。所以,从中长期来看,我是有信心的。

  前几天,文贯中教授说,如果中国和西方国家斗争拖长了,我们会错过中国现代化的窗口期,对我们很不利。他的主要理由是:一旦西方国家把产业链从中国转出去,以后再转回来就很难了。他的这种担心当然有道理,但是我认为也不必过度担心。即使中国现在错过了某一段时间,将来回来之后,我们仍然能够发现我们的比较优势,找到合适的位置。下一个阶段,产业链本身也会发生变化,我们总会有自己的新的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是始终存在的,这是我们经济学的经典原理,所以不必过度担心。

  但是,我也不是说,我们就让现在的局势自然发展,不要管它,脱钩就脱钩。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产业链要自然转换,这个转换要是平和一点,多好呢,为什么要那么剧烈呢?而且,与发达国家脱钩久了,我们的发展质量肯定受到不良影响,不利于我们在产业链中的提升。如果能不走弯路,为什么偏要走弯路呢?我们不要自己“创造”困难再去“克服”困难,而要争取跟外部世界和谐地发展。

  有人可能会问我,你说中长期全球化会回到正常轨道,我们会和国际主流融合,那么中长期到底多长?我的判断是不超过十五年。为什么说不超过十五年?这个问题我不便于展开多讲。

  总之,我认为,全球化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而中国自身也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我对中长期的前景乐观。

  第二部分:中国经济如何自救——对内政策选择

  对于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将从三个方面谈谈我们的对内政策选择:一是宏观政策的取舍;二是发展模式的转变;三是深层体制的改革。

  2.1. 宏观政策取舍:三主三辅、三增三减

  在宏观政策的取舍方面,我认为要区别三个主辅关系,主导——辅助关系;另外,要做到三个改变。

  首先谈宏观经济政策的三个主辅关系。

  第一个主辅关系:经济救助为主,经济刺激为辅。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不是由于我们的经济自身结构问题或经济周期问题产生的经济疲软。因此我们的对策也不是要刺激经济、熨平经济周期。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外在冲击,很多产业、很多企业的基本生存发生问题,很多个人的基本生活也遇到重大困难,不是疲软,而是已经趴下了。因此,他们不是需要刺激,而是需要救助。这应该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第二个主辅关系: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这是指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两大政策选择。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因为货币政策的对象是普适性的,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来申请贷款,不同企业的贷款条件是类似的,不同个人的贷款条件也是类似的,差异化不大。但是,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是不一样的:很多行业受到的影响特别大,包括旅游、交通、旅馆、餐馆、电影院,等等;而有些行业,如网购等,不仅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倒有正面影响。因此,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就是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针对不同经济主体分别使用不一样的政策。不是说货币政策不可用,照样可以用,降低利率,增加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这应该是辅助性的。应该以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为主。此外,货币政策的贷款毕竟还是要偿还的,而现在很多特别困难的企业与个人,需要直接的财政无偿援助。

  第三个主辅关系:直接补贴为主,减轻税负为辅。这是指财政政策内部的收入、支出政策的选择。财政收入方面的扶助政策是减轻税负,这个政策要不要采取呢?我认为可以采取,但是这应该只是辅助措施。这是因为,现在很多困难企业与民众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减轻税负问题,而是几乎没有收入,甚至入不敷出。财政政策应该以支出政策为主,也就是以增加补贴为主,说白了就是直接发钱,帮助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行业、企业、个人,渡过这个巨大的难关。

  其次谈宏观政策的三个改变,或者说三增三减。这几个改变都是针对财政政策的支出与补贴策而言的,因为上面谈到宏观经济政策中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而财政政策里又应该以支出与补贴政策。

  第一个改变: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要搞基建投资刺激经济。每次发生危机,就有人提出搞基建,包括老基建、新基建。我不赞同这种主张。我认为应该反向操作,要缩减政府在基建方面的投资支出,要把钱节省下来,用来增加对困难行业、困难企业、困难民众的补贴,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基建只涉及几个行业,而且这些行业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为什么要去刺激它呢?应该把这个钱节约下来,去补贴那些受疫情负面影响大的行业、企业与民众。

  有人说,增加基建投资,可以把其他行业受到影响的从业者吸引过来就业。这的确可能会增加一些就业,但增加的数量会很有限,远远不能吸纳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所有行业的失业人员。而且,吸收其它行业的人来就业,还有一个转换成本。疫情之后,这些人员又有很多要转回到原先的行业。这就会导致两次转换成本。所以,搞基建投资的结果,只能是短期内扭曲经济结构,而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作用不大,且成本较高。总之,应该减少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我在《纽约时报》前几天对我的采访中,重点表明了这个观点。

  但是,为什么政府做不到这一点呢?很多朋友告诉我说,你对政府官员循循善诱,但是他们不会听你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政府官员喜欢搞基建投资,不直接给企业、给民众发补贴呢?原因很简单,基建投资,到哪个地方去投资,给谁投资,谁投资多一点,谁投资少一点,这里有很多猫腻。官员在里面能拿到很多好处,有很多油水可捞。这就涉及腐败问题。如果给企业、给民众发钱,官员能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但是,从决策的方向来说,政府高层要认识到,现在不能大搞基建,不能允许这些官员这么干。我相信高层不会在基建投资中捞什么好处,他们要意识到不能这么干,做出改变。

  第二个改变,缩减战略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所谓战略产业,就是我们前些年制定的一些产业政策(包括中国制造2025等)中确定的一些重点产业。姑且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考虑目前的经济紧张状况,我们也应该先把对这些产业的补贴暂停一下,或者说减弱一些,把这些钱节约下来,去增加对困难产业的补贴。何况,我们的产业补贴与产业政策本身就需要调整。——下面我会讲“发展模式转变”问题,将会重点谈这个问题。

  第三个改变,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企业补贴。国有企业以前享受了那么多好处,包括政策方面的、资源方面的,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为什么现在还要补贴它?而且它们效益还那么低。现在受到影响最大的,绝大多数是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应该增加对它们的补贴。——下面我讲“发展模式转变”问题时,将会再次谈这个问题。

  2.2. 发展模式转变:国企民企、产业政策、政府职能

  下面我谈谈对内政策选择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发展模式的改变。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三个核心观点:

  第一,国企民企问题:从临时扶持民企转向“确立民营企业基础地位”。这是讲企业结构的转型。

  第二,产业政策调整:从政府主导与产业政策转向尊重市场自主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指导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转向尊重市场,由市场自主选择哪些行业应该重点发展、哪些行业不应该重点发展。

  这两点,我先只提出观点,下面会展开重点说明。

  第三,政府职能转变:从指导经济发展转向维护市场秩序。这与上面第二个转变密切相关。

  政府不要老想着去指导经济发展、市场发展。政府的日常职能是维护市场秩序、搞好市场监管,让企业不要乱搞、不要违法乱纪,也就是要强化国家市场监管局的作用,而不是指导经济怎么发展、指导产业怎么发展、指导市场怎么发展。“指导”经济、产业发展的国家发改委,应该裁撤掉。有财政部制定财政政策,有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有各专业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有国务院统筹一切,还需要发改委这个“小国务院”干什么呢?不仅是发改委,国务院也不要动不动就发什么指导意见。前不久国务院还发了一个指导意见,叫做“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意见”(大意)。这个东西需要政府指导吗?你自己放手不就行了吗?对于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政府去年也出台了“指导意见”。民营企业怎么改,关你什么事?需要政府操心吗?政府只要管民企不违法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