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格雷厄姆：为什么说华盛顿应该对俄罗斯采取更务实的态度？

 　　本文翻译自《外交事务》杂志。原题为《让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对莫斯科采取更务实态度的理由》。作者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系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杰出研究员，曾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俄罗斯事务高级主任。

　　自冷战结束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在就职时都承诺要与俄罗斯建立更好的关系，但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愿景化为泡影。前三位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小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希望将俄罗斯融入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使其成为美国建立全球自由秩序的伙伴。但每一位总统离任时，两国的关系都比他上任时更糟糕，与俄罗斯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

特朗普与普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也承诺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然而，他的政府只是强化了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采取的更具对抗性的做法。俄罗斯在乌克兰仍然固守阵地;在欧洲和中东，俄罗斯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反对美国，并继续干预美国的选举。随着两国关系恶化，军事冲突的风险也在增加。

　　四届美国政府的政策都失败了，因为无论是和解还是对抗，它都建立在一个持久的幻想之上：即正确的美国战略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和他们的基本世界观。以俄罗斯将加入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的假设来制定美国的对俄策略是错误的，但认为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会迫使俄罗斯放弃其重要利益也是错误的。

　　从19世纪末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出现的那一刻起，莫斯科和华盛顿就形成了就具有根本性的竞争的关系——这恐怕是更为接近事实的看法，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秩序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等地区冲突中追求相反的目标。美国的共和民主传统与俄罗斯长期的专制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现状和意识形态上看，两国之间的密切伙伴关系都是不可持续的。

　　在当前的环境下，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很自然地理解这一点。但是更棘手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排斥俄罗斯的举措收效甚微，而且很可能适得其反。尽管俄罗斯的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但凭借其庞大的核武库、自然资源、在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地位、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的否决权以及高科技人才，俄罗斯仍将是全球舞台上的关键角色。与俄罗斯合作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重大全球挑战至关重要。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比俄罗斯更能影响美国的战略和经济问题。但是同时也必须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30分钟内摧毁美国——美国仍然是这个世界的老大。

　　一个更平衡的、有节制的竞争战略不仅会降低核战争的风险，而且还会为应对全球挑战所需的合作提供框架。与俄罗斯建立更明智的关系，有助于保障欧洲的安全和战略稳定，为中东带来些许秩序，并控制中国的崛起。美国政策制定者既然要要求俄罗斯缓和它的所做所为，特别是在解决乌克兰危机方面，那么美国就必须做好缩减短期目标的准备，以便与莫斯科建立更富有成效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要对俄罗斯保持清醒的认知，而不是出于个人感情或意识形态。新的俄罗斯战略必须摒弃前几届政府的奇怪思维，转而寻求增进美国长期利益的增量利益。华盛顿不能仅通过试图说服莫斯科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自己的利益，而是必须向莫斯科证明，他们通过考虑与美国的竞争与合作，可以更安全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结束幻想

　　华盛顿在冷战后，最初强调伙伴关系和一体化关系，这种思维从根本上误读了俄罗斯。当时他们认为俄罗斯正处于真正的民主过渡之中，他们会接受美国的观点和政策。可以肯定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认为俄罗斯正在摆脱其威权主义过去的假设并非毫无道理。在美国看来，随着西方民主战胜苏联极权主义，冷战已经结束，前苏联集团国家在1989年后也纷纷开始民主化。全球化力量的不断增强使人们相信，自由市场、民主选举是通向未来几十年繁荣与稳定的道路，俄罗斯新总统叶利钦和他周围那些充满活力的年轻改革者们宣布了他们对全面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承诺，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

　　然而，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也有迹象表明这些假设是错误的。与西方主流叙事相反，苏联的解体并不标志着民主的突破，而是民粹主义者叶利钦(Yeltsin)战胜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胜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其实是一位更加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主持了俄罗斯历史上最自由、最公平的选举。俄罗斯没有多少本土的民主传统可以借鉴，它想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民主制度，却只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作为基础。更糟糕的是，国家机构沦为了贪婪的寡头和地区大亨的猎物。无法无天的小集团为了瓜分一度完全国有化的经济而展开竞争，而且往往是你死我活的竞争。随着旧时的共产主义者、苏联爱国者与更进步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政治混乱蔓延开来。

戈尔巴乔夫

　　上世纪90年代，这种混乱加剧了，以至于许多观察人士担心俄罗斯会崩溃，就像苏联在本世纪初那样。恢复秩序的任务落在了叶利钦的继任者——普京身上。普京在1999年12月30日发布的《世纪之交的俄罗斯》(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文件中明确表示，他打算回归传统的俄罗斯模式，即一个强大、高度集权的威权国家。“俄罗斯”他写道，“不会很快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因为美国或英国的自由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对俄罗斯人来说，没有人能拒绝一个强大而稳固的国家，它是秩序的来源和保证，是任何变化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普京

　　美国官员并非对俄罗斯民主改革的障碍或普京的意图视而不见，但在冷战胜利的余晖中，他们坚持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基础上，因为仅仅有共同的兴趣是不够的。为了获得公众对其政策的支持，每届政府都向美国人保证，俄罗斯领导人一定会致力于民主改革和民主进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白宫衡量其做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俄罗斯在成为更强大、更有效的民主国家方面取得的进展来衡量的，但是这是一项不确定的事业，美国对它几乎没有影响力。因此，当事实证明这一战略不可能弥合白宫的幻想与俄罗斯日益专制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时，这项政策失败了。在克林顿时期，也就是1998年俄罗斯金融崩溃后的关键时刻，叶利钦组建了一个由保守派和共产党组成的新政府;在小布什时期，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后，普京镇压了公民社会运动;在奥巴马时期，2011年普京宣布，在担任总理之后，他将重新担任总统。

　　美国对俄罗斯第二个有缺陷的假设——俄罗斯缺乏挑战美国的力量——在苏联解体后的早期似乎也是正确的。从1991年到1998年，俄罗斯经济收缩了近40%。曾经令人畏惧的苏联红军，由于缺乏资金，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光辉的影子。另外，俄罗斯依赖西方的金融力量来维持自己经济和政府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政府基本上如愿以偿——美国干预了巴尔干地区，扩大了北约(NATO)，而没有遭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

　　然而，随着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并通过打击寡头和地区大亨恢复了国内秩序，这一假设变得不那么可信了。普京上任后，随后发起了一项使军队协调并向现代化方向转型的努力。然而，布什政府迷信华盛顿在“单极时代”无与伦比的力量，对俄罗斯的复兴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尊重。布什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北约军事联盟，并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所谓“颜色革命”表示欢迎。同样，奥巴马政府虽然对美国的实力不那么确定，但仍对俄罗斯不屑一顾。2011年，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剧变开始，奥巴马宣布，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必须下台，然而阿萨德是俄罗斯的忠实盟友。在之前，当美国及其盟友超出了联合国安理会允许对利比亚进行干预，将保护濒危人口的任务变成了推翻该国强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行动时，华盛顿也很少注意到俄罗斯的反对。

　　但是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失望了。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的行动向布什政府表明，俄罗斯对北约的武力扩张拥有否决权。同样，俄罗斯在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并破坏乌克兰东部的稳定，也让奥巴马政府感到震惊。此前，奥巴马政府曾对亲俄的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的下台表示欢迎。一年后，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也使阿萨德免于被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所打败。

　　权力欲望

　　今天，华盛顿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俄罗斯正在走向民主的假希望，特朗普政府甚至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些是迟来的航线修正。然而，目前惩罚和排斥俄罗斯的策略也有缺陷。美国不可能违背中国和印度等大国的意愿而孤立俄罗斯，除此之外，这一战略还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首先，它夸大了俄罗斯的实力，妖魔化了普京，把两国关系变成了一场零和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任何争端的唯一可接受结果就是俄罗斯的投降。但普京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宣传的那么成功。他在乌克兰的行动旨在阻止该国向西转移，但这只会让乌克兰与西方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让北约国家重新聚焦于最初的遏制俄罗斯的使命。普京对美国大选的干预也使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变得复杂。俄罗斯需要让美俄关系正常化，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并在长期内取代对中国过度的战略依赖。

　　在西方缺乏协同行动的情况下，普京让俄罗斯成为许多地缘政治冲突的主要参与者，尤其是在叙利亚。然而，普京还没有证明，他能够结束任何冲突，巩固俄罗斯的改革成果。在经济停滞和社会经济不满情绪蔓延的时期，他现在激进的外交政策面临着过度扩张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普京需要紧缩开支。俄罗斯的这一迫切需求应该为美国转向外交途径，并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同时减轻与俄罗斯竞争的负担中开辟可能性。

　　当前美国对俄罗斯战略的另一个缺陷是，它把俄罗斯想象成一个纯粹的盗贼统治的国家，其领导人的动机主要是保存他自己的财富和生存空间。这项政策的前提是，被制裁的官员和寡头能够迫使普京改变他在乌克兰的政策，比如，解除俄罗斯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干预。俄罗斯之所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它更像是一个世袭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最终取决于掌权者的恩宠。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俄罗斯希望被视为一个大国的愿望。从很多方面来看，俄罗斯的确很疲弱: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一小部分，人口状况不佳(以美国的标准衡量)，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远低于美国水平。但俄罗斯领导人坚信，为了生存，他们的国家必须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少数几个能决定世界事务的结构、实质和方向的国家之一——他们准备承受巨大的考验来追求这种地位。自300多年前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将他的王国带入西方世界以来，这种心态一直推动着俄罗斯的全球行为。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领导人一直致力于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就像他们的前任领袖在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的国耻之后以及1917年俄罗斯帝国灭亡后所做的那样。正如普京20年前所写的那样，“在过去两、三个世纪里，(俄罗斯)第一次有可能滑向世界第二梯队，甚至第三梯队。”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必须动用我们所有的智力、体力和道德力量……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把握威胁的范围，是否能团结起来，是否能致力于这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这项任务的一部分是对抗美国，普京认为美国是俄罗斯实现大国抱负的主要障碍。与它所想象的华盛顿的单极世界的野心相反，克里姆林宫坚持一个多极世界的存在。更具体地说，俄罗斯试图通过遏制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的利益来削弱华盛顿的地位，并试图通过干预美国选举和加剧国内分裂来玷污美国作为民主美德典范的形象。

　　俄罗斯的世界

　　在寻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俄罗斯对美国提出了具体的地缘政治挑战。这些挑战源于俄罗斯长期以来面临的困境，即必须保卫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多民族的国家，并且这个国家所处的大陆既没有强大的物理屏障，也与强大的国家或不稳定的领土接壤。历史上，俄罗斯应对这一挑战的方式包括保持对国内的严格控制、在边境建立缓冲区、防止出现强大的敌对势力联盟。如今，这种做法总是与美国在中国、乌克兰、欧洲和中东的利益相抵触。

　　在俄罗斯人的想象中，东欧和前苏联的任何一个地区都比不上乌克兰。乌克兰的战略定位是进入巴尔干半岛和中欧的通道，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被俄罗斯人誉为自己文明的摇篮。所以，在2014年，当里姆林宫认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人民运动”(popular movement)是要把乌克兰赶出俄罗斯的轨道，因此立刻出兵占领了克里米亚，并在东顿巴斯(Donbas)地区煽动叛乱。西方认为这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而克里姆林宫却认为这是自卫。

　　当俄罗斯领导人审视整个欧洲时，他们立刻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以及影响俄罗斯走向伟大的舞台的可能性。实际上，欧洲在政治和经济整合方面采取的措施，比如欧盟的出现，使得在俄罗斯边境上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实体。这个实体和美国一样，在人口、财富和权力上都令俄罗斯相形见绌。从意识形态上讲，欧洲仍然是俄罗斯大国意识的核心。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俄罗斯在欧洲各大战场上，在军事力量和盛大的外交会议中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例如，1814年打败拿破仑以后，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曾获得了通往巴黎的钥匙。但是欧盟的成立和北约(NATO)的持续扩张，导致俄罗斯被赶出了欧洲，并削弱了它在欧洲大陆事务中的发言权。因此，克里姆林宫加快了利用欧盟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并在脆弱的北约成员国中挑起了对盟友集体防御承诺的怀疑。

　　在中东，俄罗斯在缺席了大约30年之后又回来了。起初，普京对叙利亚进行干预，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长期盟友，也是为了防止与俄罗斯境内极端分子有联系的激进伊斯兰势力取得胜利。但是，在拯救了阿萨德并看到美国在叙利亚并没有发挥强大作用之后，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俄罗斯决定把中东作为展示其大国地位的舞台。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联合国发起的叙利亚冲突的调停进程，而美国是该进程的核心参与者。除此，俄罗斯加强与伊朗和土耳其合作，寻求叙利亚危机的最终政治解决方案。为了减少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俄罗斯加强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它与埃及重建了关系，并与沙特阿拉伯合作管理油价。

　　在制衡美国的战略方面，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俄罗斯和中国这种关系，帮助俄罗斯族在欧洲和中东地区抵制美国，但华盛顿更关心的应该是俄罗斯是如何增强北京的能力的，比如俄罗斯帮助中国在中亚、欧洲和中东进行商业渗透。它使中国能够以优惠的价格获得自然资源，并向该国出售先进的军事技术。简而言之，俄罗斯正在帮助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

　　莫斯科今天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反映出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力量——从绝对意义上说，它的力量并没有增加多少——而是美国政策的混乱反而扩大了俄罗斯的相对力量。俄罗斯的行为也受到一种持续的担忧的驱动，这种担忧主导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将落在美国和中国后面，这很危险。目前，俄罗斯经济停滞不前，就连官方预测也显示，未来十年内俄罗斯经济改善的希望渺茫。在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机器人等关键技术上，俄罗斯无法像其两个竞争对手那样投入那么多资金。这些技术将塑造未来的权力格局。在俄罗斯相对实力增强之际，普京可能正在努力推动俄罗斯在他所能看到的多极世界新秩序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在适应与抗拒之间

　　俄罗斯现在对美国提出的挑战与冷战时期与美国的生存斗争并不相同。更确切地说，这种竞争是战略需要和利益对立的大国之间的一种更有限的竞争。如果说当年严重对立的美苏两国都能在加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上达成妥协，那么相信今天的俄罗斯肯定也能做到这一点。

　　从欧洲开始，美国的决策者应该放弃任何将北约进一步扩展到前苏联地区的野心。北约不应该讨好那些不愿进行军事防御的国家——考虑到俄罗斯对入侵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时的回应——北约应该加强内部凝聚力，并向脆弱的成员国保证集体防御的承诺。停止北约东扩将消除俄罗斯入侵前苏联国家的一个主要动因。但美国仍应在安全事务上与这些国家合作，这种关系是俄罗斯能所容忍的。

　　到目前为止，美国坚持认为乌克兰仍有可能加入北约。华盛顿断然拒绝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坚持要求在2015年签署的明斯克协议的基础上结束顿巴斯的冲突。该协议规定，在统一后的乌克兰境内，分裂地区享有特别自治地位，这种方法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顿巴斯冲突仍在继续，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扎根更深。由于与俄罗斯的斗争分散了改革的注意力，乌克兰被腐败、政治动荡和经济表现不佳所困扰。

　　乌克兰最近选举了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他的支持者目前在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为全面解决危机创造了机会。有两方面的权衡是必要的：首先，为了缓解俄罗斯的担忧，美国应该告诉乌克兰，北约(NATO)成员国身份不在谈判范围之内，同时深化与基辅的双边安全合作。其次，基辅应该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换取莫斯科接受顿巴斯在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的情况下，完全重新融入乌克兰。在一项全面协议中，乌克兰人还将获得克里米亚的财产损失补偿，乌克兰将获得近海资源，并获得通过刻赤海峡进入亚速海的港口。随着这些安排生效，美国和欧盟将逐步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与此同时，他们将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援助，目的是促进改革，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强大、繁荣的乌克兰既是对俄罗斯未来侵略的最佳威慑，也是发展建设性的俄乌关系的必要基础。

泽伦斯基

　　这种做法一开始会遭到基辅、莫斯科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极大质疑。但是泽伦斯基已经把他的总统任期押在了解决顿巴斯冲突上，而普也会欢迎这个机会——因为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俄罗斯不断蔓延的社会经济动荡中转移出去。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会对乌克兰感到厌倦，希望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仍保证欧洲的安全。大胆的外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困难也显而易见的:北约不准备接受乌克兰作为一个成员,克里米亚也不会回到乌克兰，如果没有莫斯科的积极参与，分裂运动的顿巴斯是不可能存活的。

　　一个更明智的俄罗斯战略还应该更好地考虑克里姆林宫对中东的军事干预的影响。这个主要的挑战来自伊朗，而不是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的利益存在分歧，但不一定对立。与美国一样，俄罗斯不希望伊朗获得核武器——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支持与伊朗的核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但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退出了该计划。与美国一样，俄罗斯不希望伊朗主导中东;莫斯科寻求在该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尽管格局与华盛顿所寻求的不同。克里姆林宫一直致力于改善与其他地区大国的关系，如埃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这些国家与伊朗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友好。俄罗斯特别关注以色列，允许以色列打击伊朗和真主党在叙利亚的据点。如果美国屈从于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限的安全利益，接受俄罗斯在该地区的角色，可能会说服克里姆林宫采取更多行动遏制伊朗的挑衅行为。特朗普政府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更有力的努力是必要的。

　　华盛顿还必须更新其军备控制方法。因为过去50年行之有效的方法将不复存在。世界正在向多极秩序转变，特别是中国正在使其军事力量现代化。各国都在开发先进的常规武器，能够摧毁那些曾经只对核武器和网络武器构成威胁的坚固目标。因此，军控制度正在崩溃。在2002年布什政府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布什把它描述为一个过时的冷战遗迹,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中程核导弹条约,也嘲笑它为无效的,过时了的条约。

　　然而，美国应该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签署，将于2021年到期)的有效期，尽管特朗普政府犹豫不决，俄罗斯仍然支持这一举措。该条约促进了两国之间的透明度和信任——这是紧张关系时期的基本品质——但它并没有限制日益复杂和强大的武器的加速军备竞赛。比如最有科技含量的系统——高超音速武器和网络武器——不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范围之内。政策制定者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军备控制制度，包含新颖、快速发展的技术，并包括其它大国。虽然有必要在某个时候将中国纳入这一进程，但美国和俄罗斯应该像以往一样发挥带头作用——它们在考虑战略稳定的理论和实践上以及相应的军备控制措施方面具有独特的经验。华盛顿和莫斯科应该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军备控制机制，然后邀请多边国家予以支持。

　　在战略核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美国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但它可以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引导中国实力的增长。它应该让俄罗斯成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而不是像美国现在所做的那样把俄罗斯推入中国的怀抱。当然，让俄罗斯反对中国是不可能的，俄罗斯完全有理由与一个已经超越它的大国建立良好关系。但是，美国可以巧妙地鼓励东北亚实现另一种有利于美国目的的力量平衡。

　　要做到这一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帮助俄罗斯增加对中国的替代选择，从而改善克里姆林宫的谈判地位，降低其在类似中美贸易战这样的局势中严重偏向中国的风险。随后，美国应该集中精力取消那些阻止日本、韩国和美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投资，以及阻止美国在中亚地区与俄罗斯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制裁。增加俄罗斯的选择将使克里姆林宫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对美国有利。

　　美国在地区问题上所作出的缓和可能会促使俄罗斯遏制对美国大选的干预，但这个问题不会轻易消失。在当今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上，来自俄罗斯或者和其他国家的某种程度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欧洲民主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美国应与欧盟合作，共同制定并加强应对这些网络威胁的措施。关于俄罗斯的行为应该有一些红线：例如，美国官员应该对黑客攻击采取强硬立场，这些攻击的目的是将窃取的信息或腐败数据武器化，包括选民名册和计票。美国及其盟友必须通过更好地情报交流、分享、以及偶尔的联合行动，加强选举需要的关键基础设施，通过刑事起诉和有针对性的制裁来反击俄罗斯，并在适当的时候发动网络反击。

　　俄罗斯的宣传渠道，如电视频道RT、人造卫星电台(Sputnik radio)和社交媒体账户，已经构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个自信、成熟和成熟的民主社会应该能够轻松地遏制这种威胁，而不是疯狂地试图关闭冒犯性的网站和Twitter账户。在目前的美国，俄罗斯通过散布耸人听闻的新闻夸大了政治阶层和新闻媒介对普通人的操控和威胁。但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来说，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方法是，在不削弱作为民主社会命脉的激烈辩论的前提下，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素质，帮助提高公众的批判性阅读技能。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为这些任务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美国落在后面。

　　在美国强化其舆论系统并教育公民的同时，它也应该让俄罗斯参与建立网络空间的规则。即使这些规则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遵守，它们也可以对最令人不安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就像《日内瓦公约》对武装冲突的约束一样。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妥协和抵抗的混合方案考虑了俄罗斯利益和美国实力之间的严酷现实。这种做法与美国政府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误读了俄罗斯，拒绝承认美国的局限性。在许多方面，妥协和抵抗的混合方案将代表着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回归。

　　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是一切向前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耐心地奉行外交政策，并在短期内满足于不断增加的收益。美国不害怕与莫斯科妥协，因为它对自己的价值观和未来充满信心，知道自己的强大，但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并尊重对手的力量。这种微妙的理解，从冷战期间就被美国各届总统采纳，假使美国重拾过去的美德，美国今天能够再次从战胜这一挑战。

 　　本文翻译自《外交事务》杂志。原题为《让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对莫斯科采取更务实态度的理由》。作者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系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杰出研究员，曾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俄罗斯事务高级主任。

　　自冷战结束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在就职时都承诺要与俄罗斯建立更好的关系，但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愿景化为泡影。前三位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小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希望将俄罗斯融入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使其成为美国建立全球自由秩序的伙伴。但每一位总统离任时，两国的关系都比他上任时更糟糕，与俄罗斯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

特朗普与普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也承诺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然而，他的政府只是强化了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采取的更具对抗性的做法。俄罗斯在乌克兰仍然固守阵地;在欧洲和中东，俄罗斯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反对美国，并继续干预美国的选举。随着两国关系恶化，军事冲突的风险也在增加。

　　四届美国政府的政策都失败了，因为无论是和解还是对抗，它都建立在一个持久的幻想之上：即正确的美国战略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和他们的基本世界观。以俄罗斯将加入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的假设来制定美国的对俄策略是错误的，但认为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会迫使俄罗斯放弃其重要利益也是错误的。

　　从19世纪末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出现的那一刻起，莫斯科和华盛顿就形成了就具有根本性的竞争的关系——这恐怕是更为接近事实的看法，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秩序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等地区冲突中追求相反的目标。美国的共和民主传统与俄罗斯长期的专制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现状和意识形态上看，两国之间的密切伙伴关系都是不可持续的。

　　在当前的环境下，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很自然地理解这一点。但是更棘手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排斥俄罗斯的举措收效甚微，而且很可能适得其反。尽管俄罗斯的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但凭借其庞大的核武库、自然资源、在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地位、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的否决权以及高科技人才，俄罗斯仍将是全球舞台上的关键角色。与俄罗斯合作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重大全球挑战至关重要。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比俄罗斯更能影响美国的战略和经济问题。但是同时也必须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30分钟内摧毁美国——美国仍然是这个世界的老大。

　　一个更平衡的、有节制的竞争战略不仅会降低核战争的风险，而且还会为应对全球挑战所需的合作提供框架。与俄罗斯建立更明智的关系，有助于保障欧洲的安全和战略稳定，为中东带来些许秩序，并控制中国的崛起。美国政策制定者既然要要求俄罗斯缓和它的所做所为，特别是在解决乌克兰危机方面，那么美国就必须做好缩减短期目标的准备，以便与莫斯科建立更富有成效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要对俄罗斯保持清醒的认知，而不是出于个人感情或意识形态。新的俄罗斯战略必须摒弃前几届政府的奇怪思维，转而寻求增进美国长期利益的增量利益。华盛顿不能仅通过试图说服莫斯科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自己的利益，而是必须向莫斯科证明，他们通过考虑与美国的竞争与合作，可以更安全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结束幻想

　　华盛顿在冷战后，最初强调伙伴关系和一体化关系，这种思维从根本上误读了俄罗斯。当时他们认为俄罗斯正处于真正的民主过渡之中，他们会接受美国的观点和政策。可以肯定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认为俄罗斯正在摆脱其威权主义过去的假设并非毫无道理。在美国看来，随着西方民主战胜苏联极权主义，冷战已经结束，前苏联集团国家在1989年后也纷纷开始民主化。全球化力量的不断增强使人们相信，自由市场、民主选举是通向未来几十年繁荣与稳定的道路，俄罗斯新总统叶利钦和他周围那些充满活力的年轻改革者们宣布了他们对全面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承诺，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

　　然而，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也有迹象表明这些假设是错误的。与西方主流叙事相反，苏联的解体并不标志着民主的突破，而是民粹主义者叶利钦(Yeltsin)战胜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胜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其实是一位更加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主持了俄罗斯历史上最自由、最公平的选举。俄罗斯没有多少本土的民主传统可以借鉴，它想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民主制度，却只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作为基础。更糟糕的是，国家机构沦为了贪婪的寡头和地区大亨的猎物。无法无天的小集团为了瓜分一度完全国有化的经济而展开竞争，而且往往是你死我活的竞争。随着旧时的共产主义者、苏联爱国者与更进步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政治混乱蔓延开来。

戈尔巴乔夫

　　上世纪90年代，这种混乱加剧了，以至于许多观察人士担心俄罗斯会崩溃，就像苏联在本世纪初那样。恢复秩序的任务落在了叶利钦的继任者——普京身上。普京在1999年12月30日发布的《世纪之交的俄罗斯》(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文件中明确表示，他打算回归传统的俄罗斯模式，即一个强大、高度集权的威权国家。“俄罗斯”他写道，“不会很快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因为美国或英国的自由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对俄罗斯人来说，没有人能拒绝一个强大而稳固的国家，它是秩序的来源和保证，是任何变化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普京

　　美国官员并非对俄罗斯民主改革的障碍或普京的意图视而不见，但在冷战胜利的余晖中，他们坚持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基础上，因为仅仅有共同的兴趣是不够的。为了获得公众对其政策的支持，每届政府都向美国人保证，俄罗斯领导人一定会致力于民主改革和民主进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白宫衡量其做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俄罗斯在成为更强大、更有效的民主国家方面取得的进展来衡量的，但是这是一项不确定的事业，美国对它几乎没有影响力。因此，当事实证明这一战略不可能弥合白宫的幻想与俄罗斯日益专制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时，这项政策失败了。在克林顿时期，也就是1998年俄罗斯金融崩溃后的关键时刻，叶利钦组建了一个由保守派和共产党组成的新政府;在小布什时期，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后，普京镇压了公民社会运动;在奥巴马时期，2011年普京宣布，在担任总理之后，他将重新担任总统。

　　美国对俄罗斯第二个有缺陷的假设——俄罗斯缺乏挑战美国的力量——在苏联解体后的早期似乎也是正确的。从1991年到1998年，俄罗斯经济收缩了近40%。曾经令人畏惧的苏联红军，由于缺乏资金，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光辉的影子。另外，俄罗斯依赖西方的金融力量来维持自己经济和政府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政府基本上如愿以偿——美国干预了巴尔干地区，扩大了北约(NATO)，而没有遭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

　　然而，随着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并通过打击寡头和地区大亨恢复了国内秩序，这一假设变得不那么可信了。普京上任后，随后发起了一项使军队协调并向现代化方向转型的努力。然而，布什政府迷信华盛顿在“单极时代”无与伦比的力量，对俄罗斯的复兴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尊重。布什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北约军事联盟，并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所谓“颜色革命”表示欢迎。同样，奥巴马政府虽然对美国的实力不那么确定，但仍对俄罗斯不屑一顾。2011年，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剧变开始，奥巴马宣布，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必须下台，然而阿萨德是俄罗斯的忠实盟友。在之前，当美国及其盟友超出了联合国安理会允许对利比亚进行干预，将保护濒危人口的任务变成了推翻该国强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行动时，华盛顿也很少注意到俄罗斯的反对。

　　但是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失望了。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的行动向布什政府表明，俄罗斯对北约的武力扩张拥有否决权。同样，俄罗斯在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并破坏乌克兰东部的稳定，也让奥巴马政府感到震惊。此前，奥巴马政府曾对亲俄的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的下台表示欢迎。一年后，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也使阿萨德免于被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所打败。

　　权力欲望

　　今天，华盛顿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俄罗斯正在走向民主的假希望，特朗普政府甚至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些是迟来的航线修正。然而，目前惩罚和排斥俄罗斯的策略也有缺陷。美国不可能违背中国和印度等大国的意愿而孤立俄罗斯，除此之外，这一战略还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首先，它夸大了俄罗斯的实力，妖魔化了普京，把两国关系变成了一场零和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任何争端的唯一可接受结果就是俄罗斯的投降。但普京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宣传的那么成功。他在乌克兰的行动旨在阻止该国向西转移，但这只会让乌克兰与西方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让北约国家重新聚焦于最初的遏制俄罗斯的使命。普京对美国大选的干预也使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变得复杂。俄罗斯需要让美俄关系正常化，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并在长期内取代对中国过度的战略依赖。

　　在西方缺乏协同行动的情况下，普京让俄罗斯成为许多地缘政治冲突的主要参与者，尤其是在叙利亚。然而，普京还没有证明，他能够结束任何冲突，巩固俄罗斯的改革成果。在经济停滞和社会经济不满情绪蔓延的时期，他现在激进的外交政策面临着过度扩张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普京需要紧缩开支。俄罗斯的这一迫切需求应该为美国转向外交途径，并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同时减轻与俄罗斯竞争的负担中开辟可能性。

　　当前美国对俄罗斯战略的另一个缺陷是，它把俄罗斯想象成一个纯粹的盗贼统治的国家，其领导人的动机主要是保存他自己的财富和生存空间。这项政策的前提是，被制裁的官员和寡头能够迫使普京改变他在乌克兰的政策，比如，解除俄罗斯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干预。俄罗斯之所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它更像是一个世袭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最终取决于掌权者的恩宠。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俄罗斯希望被视为一个大国的愿望。从很多方面来看，俄罗斯的确很疲弱: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一小部分，人口状况不佳(以美国的标准衡量)，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远低于美国水平。但俄罗斯领导人坚信，为了生存，他们的国家必须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少数几个能决定世界事务的结构、实质和方向的国家之一——他们准备承受巨大的考验来追求这种地位。自300多年前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将他的王国带入西方世界以来，这种心态一直推动着俄罗斯的全球行为。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领导人一直致力于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就像他们的前任领袖在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的国耻之后以及1917年俄罗斯帝国灭亡后所做的那样。正如普京20年前所写的那样，“在过去两、三个世纪里，(俄罗斯)第一次有可能滑向世界第二梯队，甚至第三梯队。”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必须动用我们所有的智力、体力和道德力量……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把握威胁的范围，是否能团结起来，是否能致力于这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这项任务的一部分是对抗美国，普京认为美国是俄罗斯实现大国抱负的主要障碍。与它所想象的华盛顿的单极世界的野心相反，克里姆林宫坚持一个多极世界的存在。更具体地说，俄罗斯试图通过遏制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的利益来削弱华盛顿的地位，并试图通过干预美国选举和加剧国内分裂来玷污美国作为民主美德典范的形象。

　　俄罗斯的世界

　　在寻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俄罗斯对美国提出了具体的地缘政治挑战。这些挑战源于俄罗斯长期以来面临的困境，即必须保卫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多民族的国家，并且这个国家所处的大陆既没有强大的物理屏障，也与强大的国家或不稳定的领土接壤。历史上，俄罗斯应对这一挑战的方式包括保持对国内的严格控制、在边境建立缓冲区、防止出现强大的敌对势力联盟。如今，这种做法总是与美国在中国、乌克兰、欧洲和中东的利益相抵触。

　　在俄罗斯人的想象中，东欧和前苏联的任何一个地区都比不上乌克兰。乌克兰的战略定位是进入巴尔干半岛和中欧的通道，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被俄罗斯人誉为自己文明的摇篮。所以，在2014年，当里姆林宫认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人民运动”(popular movement)是要把乌克兰赶出俄罗斯的轨道，因此立刻出兵占领了克里米亚，并在东顿巴斯(Donbas)地区煽动叛乱。西方认为这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而克里姆林宫却认为这是自卫。

　　当俄罗斯领导人审视整个欧洲时，他们立刻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以及影响俄罗斯走向伟大的舞台的可能性。实际上，欧洲在政治和经济整合方面采取的措施，比如欧盟的出现，使得在俄罗斯边境上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实体。这个实体和美国一样，在人口、财富和权力上都令俄罗斯相形见绌。从意识形态上讲，欧洲仍然是俄罗斯大国意识的核心。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俄罗斯在欧洲各大战场上，在军事力量和盛大的外交会议中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例如，1814年打败拿破仑以后，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曾获得了通往巴黎的钥匙。但是欧盟的成立和北约(NATO)的持续扩张，导致俄罗斯被赶出了欧洲，并削弱了它在欧洲大陆事务中的发言权。因此，克里姆林宫加快了利用欧盟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并在脆弱的北约成员国中挑起了对盟友集体防御承诺的怀疑。

　　在中东，俄罗斯在缺席了大约30年之后又回来了。起初，普京对叙利亚进行干预，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长期盟友，也是为了防止与俄罗斯境内极端分子有联系的激进伊斯兰势力取得胜利。但是，在拯救了阿萨德并看到美国在叙利亚并没有发挥强大作用之后，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俄罗斯决定把中东作为展示其大国地位的舞台。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联合国发起的叙利亚冲突的调停进程，而美国是该进程的核心参与者。除此，俄罗斯加强与伊朗和土耳其合作，寻求叙利亚危机的最终政治解决方案。为了减少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俄罗斯加强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它与埃及重建了关系，并与沙特阿拉伯合作管理油价。

　　在制衡美国的战略方面，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俄罗斯和中国这种关系，帮助俄罗斯族在欧洲和中东地区抵制美国，但华盛顿更关心的应该是俄罗斯是如何增强北京的能力的，比如俄罗斯帮助中国在中亚、欧洲和中东进行商业渗透。它使中国能够以优惠的价格获得自然资源，并向该国出售先进的军事技术。简而言之，俄罗斯正在帮助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

　　莫斯科今天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反映出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力量——从绝对意义上说，它的力量并没有增加多少——而是美国政策的混乱反而扩大了俄罗斯的相对力量。俄罗斯的行为也受到一种持续的担忧的驱动，这种担忧主导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将落在美国和中国后面，这很危险。目前，俄罗斯经济停滞不前，就连官方预测也显示，未来十年内俄罗斯经济改善的希望渺茫。在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机器人等关键技术上，俄罗斯无法像其两个竞争对手那样投入那么多资金。这些技术将塑造未来的权力格局。在俄罗斯相对实力增强之际，普京可能正在努力推动俄罗斯在他所能看到的多极世界新秩序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在适应与抗拒之间

　　俄罗斯现在对美国提出的挑战与冷战时期与美国的生存斗争并不相同。更确切地说，这种竞争是战略需要和利益对立的大国之间的一种更有限的竞争。如果说当年严重对立的美苏两国都能在加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上达成妥协，那么相信今天的俄罗斯肯定也能做到这一点。

　　从欧洲开始，美国的决策者应该放弃任何将北约进一步扩展到前苏联地区的野心。北约不应该讨好那些不愿进行军事防御的国家——考虑到俄罗斯对入侵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时的回应——北约应该加强内部凝聚力，并向脆弱的成员国保证集体防御的承诺。停止北约东扩将消除俄罗斯入侵前苏联国家的一个主要动因。但美国仍应在安全事务上与这些国家合作，这种关系是俄罗斯能所容忍的。

　　到目前为止，美国坚持认为乌克兰仍有可能加入北约。华盛顿断然拒绝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坚持要求在2015年签署的明斯克协议的基础上结束顿巴斯的冲突。该协议规定，在统一后的乌克兰境内，分裂地区享有特别自治地位，这种方法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顿巴斯冲突仍在继续，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扎根更深。由于与俄罗斯的斗争分散了改革的注意力，乌克兰被腐败、政治动荡和经济表现不佳所困扰。

　　乌克兰最近选举了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他的支持者目前在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为全面解决危机创造了机会。有两方面的权衡是必要的：首先，为了缓解俄罗斯的担忧，美国应该告诉乌克兰，北约(NATO)成员国身份不在谈判范围之内，同时深化与基辅的双边安全合作。其次，基辅应该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换取莫斯科接受顿巴斯在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的情况下，完全重新融入乌克兰。在一项全面协议中，乌克兰人还将获得克里米亚的财产损失补偿，乌克兰将获得近海资源，并获得通过刻赤海峡进入亚速海的港口。随着这些安排生效，美国和欧盟将逐步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与此同时，他们将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援助，目的是促进改革，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强大、繁荣的乌克兰既是对俄罗斯未来侵略的最佳威慑，也是发展建设性的俄乌关系的必要基础。

泽伦斯基

　　这种做法一开始会遭到基辅、莫斯科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极大质疑。但是泽伦斯基已经把他的总统任期押在了解决顿巴斯冲突上，而普也会欢迎这个机会——因为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俄罗斯不断蔓延的社会经济动荡中转移出去。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会对乌克兰感到厌倦，希望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仍保证欧洲的安全。大胆的外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困难也显而易见的:北约不准备接受乌克兰作为一个成员,克里米亚也不会回到乌克兰，如果没有莫斯科的积极参与，分裂运动的顿巴斯是不可能存活的。

　　一个更明智的俄罗斯战略还应该更好地考虑克里姆林宫对中东的军事干预的影响。这个主要的挑战来自伊朗，而不是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的利益存在分歧，但不一定对立。与美国一样，俄罗斯不希望伊朗获得核武器——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支持与伊朗的核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但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退出了该计划。与美国一样，俄罗斯不希望伊朗主导中东;莫斯科寻求在该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尽管格局与华盛顿所寻求的不同。克里姆林宫一直致力于改善与其他地区大国的关系，如埃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这些国家与伊朗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友好。俄罗斯特别关注以色列，允许以色列打击伊朗和真主党在叙利亚的据点。如果美国屈从于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限的安全利益，接受俄罗斯在该地区的角色，可能会说服克里姆林宫采取更多行动遏制伊朗的挑衅行为。特朗普政府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更有力的努力是必要的。

　　华盛顿还必须更新其军备控制方法。因为过去50年行之有效的方法将不复存在。世界正在向多极秩序转变，特别是中国正在使其军事力量现代化。各国都在开发先进的常规武器，能够摧毁那些曾经只对核武器和网络武器构成威胁的坚固目标。因此，军控制度正在崩溃。在2002年布什政府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布什把它描述为一个过时的冷战遗迹,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中程核导弹条约,也嘲笑它为无效的,过时了的条约。

　　然而，美国应该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签署，将于2021年到期)的有效期，尽管特朗普政府犹豫不决，俄罗斯仍然支持这一举措。该条约促进了两国之间的透明度和信任——这是紧张关系时期的基本品质——但它并没有限制日益复杂和强大的武器的加速军备竞赛。比如最有科技含量的系统——高超音速武器和网络武器——不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范围之内。政策制定者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军备控制制度，包含新颖、快速发展的技术，并包括其它大国。虽然有必要在某个时候将中国纳入这一进程，但美国和俄罗斯应该像以往一样发挥带头作用——它们在考虑战略稳定的理论和实践上以及相应的军备控制措施方面具有独特的经验。华盛顿和莫斯科应该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军备控制机制，然后邀请多边国家予以支持。

　　在战略核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美国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但它可以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引导中国实力的增长。它应该让俄罗斯成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而不是像美国现在所做的那样把俄罗斯推入中国的怀抱。当然，让俄罗斯反对中国是不可能的，俄罗斯完全有理由与一个已经超越它的大国建立良好关系。但是，美国可以巧妙地鼓励东北亚实现另一种有利于美国目的的力量平衡。

　　要做到这一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帮助俄罗斯增加对中国的替代选择，从而改善克里姆林宫的谈判地位，降低其在类似中美贸易战这样的局势中严重偏向中国的风险。随后，美国应该集中精力取消那些阻止日本、韩国和美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投资，以及阻止美国在中亚地区与俄罗斯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制裁。增加俄罗斯的选择将使克里姆林宫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对美国有利。

　　美国在地区问题上所作出的缓和可能会促使俄罗斯遏制对美国大选的干预，但这个问题不会轻易消失。在当今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上，来自俄罗斯或者和其他国家的某种程度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欧洲民主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美国应与欧盟合作，共同制定并加强应对这些网络威胁的措施。关于俄罗斯的行为应该有一些红线：例如，美国官员应该对黑客攻击采取强硬立场，这些攻击的目的是将窃取的信息或腐败数据武器化，包括选民名册和计票。美国及其盟友必须通过更好地情报交流、分享、以及偶尔的联合行动，加强选举需要的关键基础设施，通过刑事起诉和有针对性的制裁来反击俄罗斯，并在适当的时候发动网络反击。

　　俄罗斯的宣传渠道，如电视频道RT、人造卫星电台(Sputnik radio)和社交媒体账户，已经构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个自信、成熟和成熟的民主社会应该能够轻松地遏制这种威胁，而不是疯狂地试图关闭冒犯性的网站和Twitter账户。在目前的美国，俄罗斯通过散布耸人听闻的新闻夸大了政治阶层和新闻媒介对普通人的操控和威胁。但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来说，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方法是，在不削弱作为民主社会命脉的激烈辩论的前提下，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素质，帮助提高公众的批判性阅读技能。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为这些任务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美国落在后面。

　　在美国强化其舆论系统并教育公民的同时，它也应该让俄罗斯参与建立网络空间的规则。即使这些规则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遵守，它们也可以对最令人不安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就像《日内瓦公约》对武装冲突的约束一样。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妥协和抵抗的混合方案考虑了俄罗斯利益和美国实力之间的严酷现实。这种做法与美国政府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误读了俄罗斯，拒绝承认美国的局限性。在许多方面，妥协和抵抗的混合方案将代表着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回归。

　　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是一切向前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耐心地奉行外交政策，并在短期内满足于不断增加的收益。美国不害怕与莫斯科妥协，因为它对自己的价值观和未来充满信心，知道自己的强大，但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并尊重对手的力量。这种微妙的理解，从冷战期间就被美国各届总统采纳，假使美国重拾过去的美德，美国今天能够再次从战胜这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