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阿尔巴尼亚告诉你，什么是扭曲而异化的社会主义

　　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的阿尔巴尼亚，是中国人非常熟悉又略感陌生的国家。熟悉是因为20世纪中期，中阿两国关系曾极为密切，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备受尊敬。陌生是因为后来中阿关系迅速恶化，双方中断了正常交往，中国人对该国的变迁知之甚少。

　　2013年4月，我和同事前往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进行学术访问。进入首都地拉那机场贵宾室，墙上悬挂的一幅油画跃入眼帘。画面上阿尔巴尼亚妇女田间劳作的场景，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霍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想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革命口号，想起当年那“牢不可破”的中阿友谊。

　　中阿战斗友谊曾经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另一个高峰

　　阿尔巴尼亚幅员不大，人口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被德意法西斯所占领。二战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只有百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搞起了社会主义，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阿尔巴尼亚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邻国南斯拉夫，关系十分紧张，双方由战时密切合作的战友，很快成为剑拔弩张的敌人。后来，阿尔巴尼亚又因为如何评价斯大林等问题，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发生剧烈冲突，成为当时最激进的“反修堡垒”。苏联为迫使阿尔巴尼亚就范，中止了对阿援助，撤走了全部在阿专家、撤除了在阿海军基地，甚至还撤走了嫁到阿国的数千名苏联妇女，造成家庭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但阿尔巴尼亚“反修”立场毫不动摇，竟然还扣下苏联8艘潜艇。无计可施的苏联1961年12月与阿尔巴尼亚断交。

　　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49年11月两国建交，1954年互派大使。当时阿方非常重视对华关系，派遣反法西斯战争英雄、时任外交部长的纳赛为首任驻华大使。中国首任驻阿大使为外交部欧亚司司长徐以新。徐以新是中共党史中的传奇人物，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更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被称为“半个布尔什维克”的老革命家。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对中国一开始极其友好，对毛泽东特别敬重。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时，他作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与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一起，率代表团到会祝贺。在各国代表团中，阿方代表团级别最高，阵式最大。毛泽东当时高兴地赞扬霍查为“好同志”。

1957年，毛泽东会见霍查

　　1959年秋，阿尔巴尼亚第二把手谢胡专程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活动。在此前后，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也相继访华。李先念、彭真、彭德怀等中方领导人亦相继访阿。那时的中阿关系，基本上还处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交往的正常轨道，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

　　中阿两国迅速走近并形成“战斗友谊”，是在1960年代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之后。阿尔巴尼亚激烈反苏，并在中苏对立中坚定地支持中方，这是中阿关系急剧升温的主要原因。中方当时高度赞扬阿方对中共的支持，赞扬阿党和人民“英勇斗争、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毛泽东主席曾在国庆之夜与来访的阿国副总理凯莱齐并肩坐在天安门城楼上，而且还破例出席过阿驻华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有意安排在地拉那迎接新年，创下他本人9天时间访问一个国家的历史纪录。

　　1966年4～5月间，中国已处于文化大革命风暴前夕。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第二把手、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团来访。刘少奇、周恩来等中方领导人大批出动，到机场迎接。北京市不但安排百万人上街欢迎，而且还组织了十万人欢迎大会。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谢胡时，上海也有几十万人上街欢迎。中阿双方当时都认为，两国友谊“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另一个高峰”。

　　当年11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阿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率中共代表团到会祝贺，在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电。这份由康生主持起草的电报，赞扬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是“耸入云霄的高山”。毛泽东审阅修改电文时，亲自加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诗句，用以表明，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贺电最后庄严宣告：中阿两国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后来我们得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并不十分理解，自然也谈不上赞同。双方内部会谈时，曾就一些理论问题发生过争论，但这没有妨碍两国继续巩固和发展以共同反苏为基础的“战斗友谊”。1967年8月，中方还应霍查本人的请求，翻译出版了阿文版《毛主席语录》，印制2万本发往地拉那。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在中国文革高潮时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北京-地拉那》的歌声唱响亚得里亚海岸，“毛泽东-霍查”的口号响彻中国大江南北。

　　那时，阿尔巴尼亚四面树敌，在国际上极度孤立。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时，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赢得中国喝彩。但“西方国家没有送来任何援助，甚至连一个对弱小阿国的支持信号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但宣布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外交上与阿相互策应，同时还一次性地为阿方提供30个成套设备，以表支持。这一年，阿国防部长巴卢库率领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在内的党政代表团来访，不但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而且还享受了所到之处均有数十万人载歌载舞热烈欢迎的高规格礼遇。此后，中国派出总参谋长黄永胜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回访，代表团成员包含陆海空军许多高级将领，以显示中方对阿尔巴尼亚的绝对支持。

　　随着中阿关系急剧升温，中国驻阿大使的级别也被提升为副部级。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后来任中国驻苏大使的刘晓，1967年被派驻地拉那，成为中国首位副部级驻阿大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委刘振华、中联部副部长刘新权，亦先后出任驻阿大使。曾在瑞典、缅甸当过大使，后来担任过中联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的耿飙，也在中阿关系巅峰时期成为驻阿大使。中国驻阿使馆工作人员一度达80余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驻外机构之一。

　　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的阿尔巴尼亚，是中国人非常熟悉又略感陌生的国家。熟悉是因为20世纪中期，中阿两国关系曾极为密切，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备受尊敬。陌生是因为后来中阿关系迅速恶化，双方中断了正常交往，中国人对该国的变迁知之甚少。

　　2013年4月，我和同事前往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进行学术访问。进入首都地拉那机场贵宾室，墙上悬挂的一幅油画跃入眼帘。画面上阿尔巴尼亚妇女田间劳作的场景，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霍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想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革命口号，想起当年那“牢不可破”的中阿友谊。

　　中阿战斗友谊曾经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另一个高峰

　　阿尔巴尼亚幅员不大，人口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被德意法西斯所占领。二战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只有百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搞起了社会主义，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阿尔巴尼亚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邻国南斯拉夫，关系十分紧张，双方由战时密切合作的战友，很快成为剑拔弩张的敌人。后来，阿尔巴尼亚又因为如何评价斯大林等问题，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发生剧烈冲突，成为当时最激进的“反修堡垒”。苏联为迫使阿尔巴尼亚就范，中止了对阿援助，撤走了全部在阿专家、撤除了在阿海军基地，甚至还撤走了嫁到阿国的数千名苏联妇女，造成家庭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但阿尔巴尼亚“反修”立场毫不动摇，竟然还扣下苏联8艘潜艇。无计可施的苏联1961年12月与阿尔巴尼亚断交。

　　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49年11月两国建交，1954年互派大使。当时阿方非常重视对华关系，派遣反法西斯战争英雄、时任外交部长的纳赛为首任驻华大使。中国首任驻阿大使为外交部欧亚司司长徐以新。徐以新是中共党史中的传奇人物，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更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被称为“半个布尔什维克”的老革命家。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对中国一开始极其友好，对毛泽东特别敬重。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时，他作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与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一起，率代表团到会祝贺。在各国代表团中，阿方代表团级别最高，阵式最大。毛泽东当时高兴地赞扬霍查为“好同志”。

1957年，毛泽东会见霍查

　　1959年秋，阿尔巴尼亚第二把手谢胡专程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活动。在此前后，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也相继访华。李先念、彭真、彭德怀等中方领导人亦相继访阿。那时的中阿关系，基本上还处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交往的正常轨道，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

　　中阿两国迅速走近并形成“战斗友谊”，是在1960年代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之后。阿尔巴尼亚激烈反苏，并在中苏对立中坚定地支持中方，这是中阿关系急剧升温的主要原因。中方当时高度赞扬阿方对中共的支持，赞扬阿党和人民“英勇斗争、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毛泽东主席曾在国庆之夜与来访的阿国副总理凯莱齐并肩坐在天安门城楼上，而且还破例出席过阿驻华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有意安排在地拉那迎接新年，创下他本人9天时间访问一个国家的历史纪录。

　　1966年4～5月间，中国已处于文化大革命风暴前夕。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第二把手、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团来访。刘少奇、周恩来等中方领导人大批出动，到机场迎接。北京市不但安排百万人上街欢迎，而且还组织了十万人欢迎大会。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谢胡时，上海也有几十万人上街欢迎。中阿双方当时都认为，两国友谊“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另一个高峰”。

　　当年11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阿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率中共代表团到会祝贺，在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电。这份由康生主持起草的电报，赞扬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是“耸入云霄的高山”。毛泽东审阅修改电文时，亲自加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诗句，用以表明，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贺电最后庄严宣告：中阿两国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后来我们得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并不十分理解，自然也谈不上赞同。双方内部会谈时，曾就一些理论问题发生过争论，但这没有妨碍两国继续巩固和发展以共同反苏为基础的“战斗友谊”。1967年8月，中方还应霍查本人的请求，翻译出版了阿文版《毛主席语录》，印制2万本发往地拉那。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在中国文革高潮时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北京-地拉那》的歌声唱响亚得里亚海岸，“毛泽东-霍查”的口号响彻中国大江南北。

　　那时，阿尔巴尼亚四面树敌，在国际上极度孤立。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时，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赢得中国喝彩。但“西方国家没有送来任何援助，甚至连一个对弱小阿国的支持信号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但宣布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外交上与阿相互策应，同时还一次性地为阿方提供30个成套设备，以表支持。这一年，阿国防部长巴卢库率领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在内的党政代表团来访，不但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而且还享受了所到之处均有数十万人载歌载舞热烈欢迎的高规格礼遇。此后，中国派出总参谋长黄永胜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回访，代表团成员包含陆海空军许多高级将领，以显示中方对阿尔巴尼亚的绝对支持。

　　随着中阿关系急剧升温，中国驻阿大使的级别也被提升为副部级。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后来任中国驻苏大使的刘晓，1967年被派驻地拉那，成为中国首位副部级驻阿大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委刘振华、中联部副部长刘新权，亦先后出任驻阿大使。曾在瑞典、缅甸当过大使，后来担任过中联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的耿飙，也在中阿关系巅峰时期成为驻阿大使。中国驻阿使馆工作人员一度达80余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驻外机构之一。

　　阿对华关系因多种因素由全面依赖变成彻底决裂

　　阿尔巴尼亚是东欧地区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阿苏关系断绝后，阿国与东欧其他国家的“兄弟关系”同时变为势不两立的“敌我关系”。原来高度依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阿国经济，立刻陷入全面混乱之中。1960年9月底和1961年初，阿方两位部长会议副主席相继来华，要求中方提供紧急援助，以缓解苏东各国中断对阿支持而造成的巨大困难。

　　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最困难时期，许多地方出现大面积饥荒，不少省份甚至出现饿死人现象。但是，为了援助“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中国坚持每年为其提供数十万吨粮食，有时甚至不得不将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从海上直接改运阿国，以解决其“紧急需求”。为帮助阿国实现“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中国帮助阿方建立了许多大型工业项目，如纺织厂、水电站、桥梁、车站、港口同时还承建了许多学校、宾馆、剧院等民生工程。

　　后来接替霍查成为阿国最高领导人的阿利雅，在回忆录中承认，阿国的工业体系一开始由苏联援助，后来都是中国援助的。在持续15年的时间里，阿“与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合作成果更加巨大。中国人帮助阿尔巴尼亚取得了工业的快速发展，提高了经济各主要门类特别是电力、钢铁、化工等的生产能力。中国对阿尔巴尼亚农业现代化特别是机械化也给予了巨大援助”。阿国“工业化的几乎所有主要项目都是在中国的援助下建成的”。“在阿尔巴尼农业合作社和国营企业里，约有两万台拖拉机和数百台联合收割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援助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阿方当时向中方提出的援助请求，有些并没有道理，甚至很不理智，但中方从不计较，而是尽最大努力予以满足。譬如，按照阿方要求，中国不但帮助阿建设了高水平的纺织厂，而且花费本国外汇，在国际市场上为阿购买优质棉花，支持其生产，然后再动用自己所剩不多的外汇，买回阿国生产的棉布。中方帮助阿建设了25万千瓦水电站和10万千瓦火电站。而后，阿又请求中国帮助建设50万千瓦水电站，用于电力出口。中国还从摩洛哥进口磷肥原料、从意大利进口氮肥原料，帮助阿方建设化工厂。为帮助阿国扩大出口，解决外汇短缺问题，中国还要大量进口阿国香烟，销往中国市场。为满足阿国民对高品质咖啡的特殊需求，中国自己不产咖啡，竟从巴西进口，然后转运到阿尔巴尼亚，以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据统计，自1954年起至197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恶化，中国总共为阿尔巴尼亚提供了约9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按当时阿尔巴尼亚200万人口计算，人均4000多元。中阿友好鼎盛时期，阿尔巴尼亚要什么，中国给什么。阿领导人霍查曾明确表示，他们从来没想过偿还。中国派驻阿尔巴尼亚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最多时达到5000多人。根据双方1968年签署的协议，中国派阿工人最多时达4.6万人，约占当时阿国产业工人总数的38%。那时，北京-地拉那之间每周有多个航班往来。

　　当时，为了实现党和社会的团结统一，阿方领导人极力夸大外部侵略的危险性。中国为支援阿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动用外汇从意大利购买万吨级货轮，成立完全由中方出资的联运公司，专门运送援阿武器。一艘不够，后来又增购两艘。那时，中国也在“备战备荒”，也在“时刻准备打仗”，战备物资匮乏，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完全停滞。

　　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仍坚持多年，为阿大量提供钢筋和水泥。阿方在城乡各地修建了数十万个碉堡，其中绝大部分为半地下作战掩体。这些碉堡地面部分呈锅盖型，设有若干射击孔，钢筋水泥厚度往往达30公分以上。据说，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当年的工程建造者们必须自己钻进掩体，接受炮火攻击试验。如今，这些既无用处又难以拆除的碉堡，星罗棋布地残存在城乡各地，成为一道极其刺眼但无法抹除的特殊风景，其中有些已被杂草掩埋，有些稍加修饰后成了游客观光的景点。

中国援建的纺织厂奠基仪式上，阿尔巴尼亚工业部长致词

　　阿尔巴尼亚欲壑难填、没有止境的援助请求，最终还是引起了中方的不安和警觉。担任驻阿大使的耿飙发现这些问题后，与当时负责对外经贸事务的李先念副总理等人交换了意见，随后向最高领导人提出相关建议，中国对阿援助逐渐有所改变。但中方做出的必要调整，没有得到阿方的理解，而是招致不满和怨恨。

　　实际上，中阿关系早就存在裂痕，只是中方没有在意而已。最初，阿方不同意中国以“三七开”方式评价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没有错误。阿方不同意中国对罗马尼亚实行友好政策，认为罗本质上也是修正主义国家。阿方也不赞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认为“红卫兵已经陷入了集体疯狂之中”，不同意中国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更不同意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概念。1969年春，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滑向全面战争的边缘。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当年10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晤，就缓解边境地区紧张局势达成谅解。阿方对此强烈反对，认为中国反修不坚决。1971年中美两国开始高层接触，次年尼克松总统应邀访华，阿方更是强烈反对，认为中国变成了修正主义。

　　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后，阿方指责这一理论违反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性，对中方的批评和指责逐渐公开化。这时，阿方对中国已经没有多少好感。中方根据两国协议开办阿语广播，意在宣传和促进中阿友好，阿方却在国内明令禁止收听。更严重的是，阿为中国大使馆修建馆舍时，竟然安装了大量窃听器。中国发现后保持克制，低调处理，未向阿方提出交涉。

　　此时，中国正处于文革后期，国内矛盾和问题也相当突出，对外关系仍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出于多种考虑，中方决定不与阿党公开论战，但阿方抨击中国的火力却越来越猛。也就在这个时候，1973年，霍查身体出了问题。病重期间，他还是想到了中国，请求中国派医疗专家前去救治。周恩来总理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亲自过问此事，派出以天津医学院院长为首的医护人员前往地拉那，后来又陆续派出多名专家，在高度保密的条件下参与救治，帮助霍查度过了生命中第一次重大危机。

　　后来霍查第二次病危，中方又应邀派出第二个医疗梯队。霍查此次大病痊愈后，阿国对华关系略有好转，霍查本人谈论和评价中国事务、中国领导人时，基调变得友好而积极。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阿方曾高调开展吊唁和纪念活动。霍查本人曾率阿国领导层全体成员到中国驻阿使馆，吊唁毛泽东主席。但时间不长，霍查很快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特别是阿党“七大”召开后，霍查又开始口无遮拦地随意批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中国粉碎“四人帮”后，阿对中方的攻击变本加厉，全面升级，攻击对象从毛泽东、华国峰到邓小平，直至具体负责对阿援助的副总理级领导人，甚至包括中国驻阿大使。中阿正常交往的基础和前提日渐丧失。两党两国之间的高层交往全面中断，中国对阿援助无法持续，中国在阿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被迫全部撤回。

　　在2013年访阿期间，我们得知，苏中两国援阿的工程项目，特别是后来中国援建的大批项目，由于缺乏后续支持或阿国无力维护，大部分成了断壁残垣。据阿方人士说，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阿国经济最困难时，妇女连缝补衣服的针线都买不到，有人不得不用头发来代替缝纫线!不过，我们也看到，地拉那的国家歌剧院运行良好。这所剧院最初也是苏联援建的，阿苏关系恶化后，中国接下这个项目，将“半拉子工程”进行到底。如今，这个歌剧院是地拉那最重要的大众文化设施之一。

　　阿方在特定时间和特定问题上，也曾经给予中方支持。除了与中国共同反对苏联外，后来表面上曾表示支持中国文革，这也是中方当时所需要的。但对中方来说，阿方连续9年在联合国内积极推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这种支持是宝贵的。自1963年起，阿尔巴尼亚一直是相关提案的主要发起国，终于在1971年联合阿尔及利亚等23国，促使著名的“两阿提案”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处境从此改变。这一点值得肯定。

　　以光荣孤立和高压统治为基础的团结统一难以为继

　　在霍查时期，阿尔巴尼亚团结全党并统一社会的最重要工具，就是树立外部敌人。铁托和他所领导的南斯拉夫，是阿尔巴尼亚成功塑造的第一个不共戴天之敌。阿南关系的历史经纬，确也非常复杂。阿利雅回顾当年的阿南冲突时，至今仍依坚持过去的立场。他不但努力为霍查开脱，甚至还对霍查赞誉有加，认为当年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对阿“当面讲友谊，背后却隐藏着卑鄙的目的，即吞并阿尔巴尼亚的计划”。他说，1948年7月阿尔巴尼亚废除与南斯拉夫的所有经济协议，要求南撤走所有专家，责任在“铁托集团”。他指出，位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科索沃，是阿南爆发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1946年，霍查与铁托曾讨论过科索沃划入阿国问题，但双方存在很大分歧。他认为，“霍查认真考虑了形势的发展变化，并为维护阿尔巴尼亚的独立自主而采取了明智的政策”。

　　阿尔巴尼亚维护党和社会高度团结与统一的另一最重要方式，就是大树特树对霍查的个人崇拜。这个问题的是非曲直，阿尔巴尼亚社会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作为霍查接班人和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最后的掌舵人，阿利雅在回忆录中表示，霍查本人并没有追求个人崇拜。“是我们、他的同事以及党的整个宣传在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上起了作用。”不过，阿利雅又说，虽然“他好几次都要求除去对他形象夸大的部分，但此后好像他也习惯了这种情况”。

　　在分析个人崇拜现象的成因时，阿利雅指出，当时阿党所有领导人都陷入一种骄傲自满的状态中，霍查也不例外。这种情况已经很难让人清醒地认识到，走专制之路和限制对外经济联系会对阿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虽然在对外关系方面，阿利雅也承认，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常常机械地不切实际地照搬苏联经验，但他仍坚持认为，“无论现在对霍查有多少评价，霍查是20世纪下半叶阿尔巴尼亚人民最杰出的领袖”。

　　霍查用以团结全党、统一社会的另一个最重要手段，就是无休止地开展政治运动并进行党内清洗。1940年代末期，阿南冲突爆发后，阿尔巴尼亚在本国大抓“铁托分子”，许多曾与霍查并肩战斗过的高级干部锒铛入狱，有些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在涉及国家计委主任、党中央组织部长乃至政治局委员的诸多案件中，到底有多少冤案错案，至今无人说清。在1970年代开展的“革命化”运动中，阿尔巴尼亚竟在1973～1975年间，挖出四个“反党集团”，即“文化反党集团”、“军事反党集团”、“经济反党集团”和“政府反党集团”。贵为党和国家第四号人物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在此期间被剥夺了生命。

　　残酷的党内斗争和血腥的政治清洗，给阿尔巴尼亚社会留下严重的政治后遗症和巨大的社会心理疮伤，党和国家根本无法实现并保障霍查所期待的团结与统一。霍查指挥深挖“政府反党集团”，矛头实际已经对准党和国家二号人物谢胡。1982年，曾被誉为霍查最亲密战友、担任部长会议主席30多年的谢胡，开枪自杀。这时，整个世界都已意识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部出了大问题，这个表面上坚如磐石的“反修堡垒”，并非铁板一块。阿方当时解释说，谢胡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因而开枪自杀。

　　谢胡死后，霍查对他猛烈抨击，发表大量诽谤谢胡政治人格的言论，说明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但谢胡到底因何而死，人们众说纷纭，阿官方至今没有定论。有一个说法是，谢胡的儿子与一个家庭条件有问题的女孩谈恋爱，导致家庭矛盾激化，致使谢胡饮弹身亡。但多数阿尔巴尼亚人认为，这一说法不足为信。针对阿尔巴尼亚历史上这些令人痛楚和毛骨悚然的事件，阿利雅也称，当时的确对党的这些干部犯了大错。后来，阿尔巴尼亚政权易手，劳动党和它所建立的政治制度被否定，反共反社会主义在阿成为时尚。但是，当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遭到无情迫害和镇压的人们，却极少有人揭发和声讨曾经把他们打入牢狱的霍查和劳动党，而是选择了沉默。曾经两次出任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的纳赛出狱后，步履蹒跚地走到中国大使馆，请求“大使同志”出面，证明他不是“中国间谍”。这样的故事，听起来让人唏嘘不已。

　　巨变后阿尔巴尼亚一度成为欧洲最动荡最贫困的国家

　　霍查1985年4月因病去世。此时，阿尔巴尼亚国内问题已积重难返，外交上更是孤家寡人。作为霍查接班人的阿利雅，穷途末路之际临危受命，格外谨慎和小心。他最初全面维护原有体制，维护劳动党的执政地位。霍查的名字对阿尔巴尼亚民众来说，依然如雷贯耳。任何有损霍查和劳动党形象的言论和行动，都会受到严格追究。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东巨变的浪潮汹涌来袭。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虽然阿尔巴尼亚早就在苏东阵营之外另树一帜，多年来坚持特立独行，但政治经济制度与苏东国家没有根本性差异，因而无法摆脱遭受的冲击。

　　到了1980年代后期，阿利雅领导集团已无力困守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孤岛，无力抗衡社会制度必须全面转型的内外压力。1989年12月间，由霍查前保健医生贝里沙领导的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应运而生，阿尔巴尼亚进入政治动荡期。为避免罗马尼亚政权崩溃时的血腥事件在阿重演，1990年11～12月间，阿劳动党中央连续召开两次全会，承认党在历史上并非一贯正确，而是有过冒进情绪，甚至犯过错误。作为执政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宣布接受思想多元化，同时建议取消宪法中关于“劳动党是国家唯一政治领导力量”的条款。1991年3月，阿举行巨变后首次自由选举，劳动党赢得议会简单多数，但反对派拒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党单独组阁，但22天后被迫辞职，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党与反对党左右共治的“稳定国家政府”。

　　阿尔巴尼亚有了“稳定国家政府”，但并没有真正实现国家稳定。越来越右倾化的社会，已不能容忍霍查时代的痕迹。1991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六大，就党的历史和霍查的历史功过展开激烈争论。会议因分歧过大，未对决议进行表决，但将穆夫蒂乌等一大批现任和原任的政治局委员开除出党，同时将党名改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然而，劳动党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改革，没有换来右倾化社会的宽容。1992年3月，社会党在新一轮自由选举中失败，成为在野党。

　　此时，阿尔巴尼亚已彻底放弃社会主义，政治上改行多党制，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对外关系全面西倾。在这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生态下，霍查被打下神坛。昔日的伟大领袖，成了被否定和鞭笞的历史罪人。他在阿尔巴尼亚烈士陵园的遗骨被掘出，由其家人改迁到普通公墓。当年为缅怀其功绩而修建的国家纪念馆，改为市民嬉闹休闲的娱乐场所。我们抵达地拉那时，这个造型怪异的建筑物已废弃。它失去了往日的庄严与神圣，也丧失了休闲场所的娱乐功能，破败粗陋地空置在市中心繁华地带，十分有碍观瞻。

　　阿尔巴尼亚巨变后，不仅霍查遭受了鞭尸之辱，他的遗孀和家人也承受了许多磨难，并且多次因经济问题和财产纠纷而摊上官司，生活十分窘迫。不过，作为政治强者的未亡人，霍查妻子不是等闲之辈。在阿国政局异常复杂、斗争极为激烈的情况下，她在媒体上频频发声，一方面为丈夫的人格和尊严辩护，另一方面也为丈夫的理想和事业正名。当然，巨变后的阿尔巴尼亚物是人非，霍查夫人的观点和看法，常常被当作“胡言乱语”，在社会上已掀不起风浪。

　　阿利雅也未能逃脱政治审判。劳动党变为社会党并失去政权后，作为霍查继承人的阿利雅先是被赶下政治舞台，随后遭受司法审判并被关押多年。出狱后，阿利雅不再参与也没办法再参与政治生活，但偶尔会到中国驻阿使馆参加中国大使举办的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他是中阿关系起伏多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曾多次访问中国，也曾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下台后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也有某种特殊感情。他的儿子经商做生意，经常来往于中国、阿尔巴尼亚之间，据说生意做得也不大。

　　我们访问地拉那时，阿利雅回忆录已经出版。书中对他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做了详细的回顾和反思。遗憾的是，由于经济原因，此书只有阿文本，没有英文本。外界对这本书的了解相对较少。后来，由于中国驻阿大使的帮助，此书中译本在华问世，为我们深入了解阿尔巴尼亚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阿尔巴尼亚巨变之初，政治上乱象从生，经济凋敝不堪，民生领域严重倒退，很多方面今不如昔。公正地说，阿劳动党执政时，人口压力不大的阿尔巴尼亚，借助苏联特别是中国的大量帮助，曾经建立起水平不高但普惠性很强的社会保障。据阿利雅说，当时即便在最偏远的地区，居民都依法享有义务教育权、免费医疗服务权、覆盖农民的退休金，以及工作分配权。人均寿命由1945年的40岁延长到了1980年代末的71岁。巨变之后，人们痛恨与霍查相联系的旧事物，原有的东西都被否定，婴儿和脏水一道泼出。

上海世博会上的阿尔巴尼亚国家馆

　　中阿关系将随着阿国走向正常而回归平稳轨道

　　2013年3月我们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时，东欧巨变已经过去将近1/4世纪，阿尔巴尼亚也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阿尔巴尼亚不是欧盟成员，但大街小巷到处悬挂欧盟旗帜，这个巴尔干国家急切希望加入欧盟的政策取向显而易见。社会党、民主党和其他忽生忽灭的各类政党，一方面不断分化组合，另一方面不断加剧主导权之争。阿尔巴尼亚在多党并存和激烈竞争的政治生态下，艰难地寻找未来。

　　贝里沙创建和领导的民主党，属自由民主主义政党，成立不久即成为欧洲基督教民主党和人民党联盟正式成员。该党的目标是建立民众民主，保障法律规定的民众自由和权利，实现思想自由和人的尊严，实现多元民主和社会公正、权力机关平衡和分工明确。通过促进经济自由创新、增加私有财富和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来发展经济，保障个人财产权及其自由支配权和继承权，确保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大家庭的平等成员。

　　1994年贝里沙当选总统，该党的地位急剧上升。1996年5月，阿尔巴尼亚成立了第一个由民主党主导的右翼政府。但该党过于年轻，缺少经验和人才，治理国家乏善可陈。1997年6月，社会党联合人权党、民盟党和农民党，夺取了议会多数，阿尔巴尼亚又建立了以社会党为首的中左联合政府。此后不久，贝里沙下野。

　　社会党脱胎于劳动党，但与劳动党已完全决裂，其目标是作为“健康力量”向欧洲左翼政党转变，并且成功地加入了社会党国际。该党的宗旨在于体现、捍卫并代表全体阿尔巴尼亚人的共同家园和民族利益，在政治多元化条件下建设自由、人道、社会公正的社会。在对外政策方面，社会党也主张阿尔巴尼亚全面融入欧洲，早日加入欧盟和北约。1993年，该党主席纳诺以“滥用职权”等罪名被捕，获刑12年，不得不在狱中履行党主席职务，直到1997年被特赦释放。2005年，法国留学归来的拉马当选为社会党新主席。

　　这时，社会党已经发生分裂。曾以该党党员身份出任政府总理的梅塔，2004年建立了“一体化社会党”，成为阿国第81个合法政党。但此时真正有影响的，主要还是社会党和民主党。不过，无论社会党、民主党还是“一体化社会党”，政策主张已无本质区别。社会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欧式社会民主主义。

　　阿尔巴尼亚历史上遭受过奥斯曼帝国长期统治，居民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阿国因此成了欧洲地区的穆斯林国家。但阿国毕竟地处欧洲，欧洲文化的浸染和欧洲生活方式的影响无处不在。因此，阿尔巴尼亚又是世界上世俗化程度最高的穆斯林国家。在地拉那市，包裹头巾的妇女并不多见。相反，衣着时尚、打扮光鲜的少女少妇屡见不鲜。进入21世纪的阿尔巴尼亚，社会总体上还是比较和谐和相对宽松的。

　　2000年以来，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民生状况已有明显改变。2010年，欧洲经济普遍不景气，阿国GDP同比增长3.9%，人均达到4600美元，这是一个不小的经济成就。但另一方面，意大利、希腊等邻国经济形势严峻，给阿国造成很大压力。2010年，阿尔巴尼亚侨汇收入比上年下降10%左右，只有约7亿欧元。失业率高达13.66%，全国仍有近1/4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阿尔巴尼亚社会制度全面转型后，早就遭受重创的中阿关系，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贝里沙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反共立场，意识形态色彩偏重。中阿关系在阿国巨变后最初几年，处于极度低迷状态。双方政治交往停滞，人文交流中断，经贸关系降到历史低点。

　　我们访问地拉那时，阿尔巴尼亚政局已经几度变易，时过境迁后的中阿关系，已实现基本稳定，但两国经贸关系依然滞后，双方贸易额只有5亿美元左右。前来阿尔巴尼亚的中国人很少，企业更少。就连欧洲各国遍地开花的中餐馆，这里也屈指可数。

　　在地拉那期间，我们特意前去参观了周恩来总理三次访阿下榻过的达意特国宾馆。这座由战前老王宫改建的国宾馆，位于地拉那市中心主干道旁。当年，周恩来曾与阿国领导人一起，站在阳台上检阅部队。如今，这座紧邻总理府等要害部门的历史性建筑，人去楼空，完全荒废。我们在附近转了转，看到的是围墙旧陋，大门紧闭，窗户残损，玻璃破碎。如此不堪入目的情景，很难想象竟是当年神秘而庄严的国宾馆。

　　当然，地拉那也并非没有发展。我们所到之处，看到许多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地拉那城里和郊区出现大批新式住宅。依靠欧盟等外部力量支持，阿国经济与巨变之初相比，已有很大起色。但另一方面，城市管理失控，建设缺乏统筹、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仍非常突出。当地人承认，在国家和社会管理方面，他们的政府“太软弱”。

　　达意特国宾馆斜对面的国民议会大楼，是当年劳动党的中央大厦，如今修葺一新，令人瞩目。北京市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给地拉那的街道灯饰，绚丽多彩，闪亮在地拉那中央大街。近年来，中阿关系又有新的发展。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整体合作，即“1+16”集体对话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阿积极参与其活动，中阿关系获得新的动力与机遇。我们相信，随着阿尔巴尼亚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全面走上正轨，跌宕起伏的中阿关系，也将健康而平稳地向前发展，进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相关简介：于洪君，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联部原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期坦共和国大使。本文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