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 1979 伊朗革命现场：这不是一场伊斯兰革命

　　伊朗早前庆祝革命胜利 40 周年，国际媒体几乎无一例外称呼这场为“伊斯兰革命(Islamic Revolution)”，但这充其量只是现政权的片面之辞。假如重返 1979 年伊朗街头，我们会听到众声喧哗，自由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伊斯兰左翼都是革命中坚，大学生、中产阶层、油田工人都曾经活跃街头。他们合力推翻独裁的巴列维王朝，以为会建立世俗化民主政权，但成王败寇，“伊斯兰政权”竟成为最终革命成果。究竟那些未竟的革命理想，描绘怎样的伊朗未来?为何百家争鸣只是昙花一现?

　　伊朗人要革谁人的命?

　　要理解伊朗革命，不能忽略当时的冷战形势。为防止苏联渗透中东，美国从 1950 年代起在政治及经济方面支援土耳其和伊朗，以换取他们留在资本主义阵营，两国都先后建立民主政府，但伊朗民主却因抵触西方利益而触礁。

　　曾经在法国和瑞士留学、拥有法律博士学位的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毕生致力于君主立宪制度，虽然年届七旬，但在伊朗政坛德高望重，其领导的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体，是伊朗最大民主政党。但摩萨台在 1951 年上任首相后，其石油国有化主张抵触了英国利益，美国更恐怕摩萨台走共产路线，于是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策动政变，1953 年把摩萨台拉下台。这场政变从此成为伊朗人集体阴影，社会的反美情绪始终挥之不去。

　　伊朗沙王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在政变后重掌政权，得到美国支持大举扩充军备，现今伊朗所掌握的核技术，正是当年美国所输出;恶名昭彰的伊朗秘密警察组织 SAVAK，在美国中情局协助下建立，多年来血腥镇压异见分子，特务人数最高峰超过 60，000 人，伊朗更被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为全球人权纪录最差国家之一。

　　巴列维任内并非毫无建树，他曾经推行大规模经济及社会改革，修建大型基建以改造伊朗为工业强国，又推广普及教育，令新中产阶级得以兴起。但这个新兴知识阶层却成为反沙王的先行者;而经济高速发展下，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更使劳动阶层怨声载道。

巴列维王朝

　　巴列维坚持世俗化路线，赋予女性离婚权利，法例强制女性除头巾，城市中酒吧和戏院林立，与欧美城市景观无异，但此举却触怒伊斯兰原教旨教士。从乡下来讨生活的大批虔诚伊斯兰教徒，同样看不过城市人的声色犬马，为革命埋下导火线。

　　1957 年，一名英国外交官已洞察秋毫，以文字记录了首都德黑兰的光怪陆离：城市南部充斥着贫苦劳动阶层，伊斯兰教士每日傍晚讲道都座无虚席，“大多数讲道内容都有关宗教复兴，情感澎湃但知识标准低下”，只有少数能提供“理性的历史分析”，吸引着城中知识分子。城市北方却令人恍如隔世，当地聚居一夜暴富的新贵阶层，市面一片浮华，到处是豪华轿车、宾馆及商店。

　　时至 1977 年，革命情势终于成形。美国总统卡特上任后奉行国际人权外交，巴列维感到压力而放宽管治手段，释放大批政治犯，异见政治团体顿时如雨后春笋。但自由化没有相应政策配合，巴列维毫无下放权力的打算，在民众面前进退失据。屋漏偏逢连夜雨，伊朗随后面对经济衰退和紧缩政策冲击，就连中产阶层都开始感到生活朝不保夕，全国人心动荡不安。

　　那些未竟的革命宏愿

　　自由化浪潮下，多个自由民主派政党复兴，伊朗教法学家协会和伊朗作家协会重新活跃，更有人权组织成立。已故摩萨台所创立的民族阵线，当时以桑家比(Karim Sanjabi)为首重整旗鼓，他坚持摩萨台路线，大胆上书沙王要求恢复 1906 年的民主宪政。曾经隶属民族阵线的巴扎甘(Mehdi Bazargan)领导伊朗自由运动(Freedom Movement)，特别受中产阶级、商人与底层公务员拥戴，其分支亦活跃于美国。

　　巴扎甘本身是虔诚伊斯兰教徒，曾经留学法国，为德黑兰大学工程学系教授。有别于反西方的主流思想，他认为伊朗的落后，问题不在于西方帝国主义，而在于伊朗内部的专制主义与无知。他主张伊朗不用放弃伊斯兰教，仍可以迈向世俗化民主政制、拥抱科学理性，他特别强调自身的工程学资历，以证明伊斯兰教与科学理性并不抵触;亦多次呼吁伊斯兰教士要多关心社会不平等问题，以防堵共产主义与社会冲突。他曾经以几个关键词，扼要概括自己政治主张：“我们是穆斯林、伊朗人、宪法的追随者、而且是摩萨台党人(Mosaddegites)。”

　　不过，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圈内，公认最具影响力必定是社会学家沙里亚提(Ali Shari?ati)。沙里亚提在巴黎索邦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及后殖民理论家法农(Frantz Fanon)影响，曾经参与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他在 1965 年返回伊朗任教，其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演讲被笔录结集成书。他把伊朗人信奉的什叶派伊斯兰教，理解为一套解放受压迫者和坚守社会公义的意识形态，视 680 年反抗暴政而殉难的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Imam Hussein)为楷模，大肆鞭挞当时伊斯兰教士保守、迷信和拥护君主的制度，违背真正的什叶派信仰。

　　沙里亚提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理论尝试发掘什叶派在世俗政治的革命潜能，成就伊斯兰左翼兴起，可堪与拉丁美洲天主教提倡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类比。这种激进的思想固然是政权眼中钉，沙里亚提曾因此丧失教席及身陷囹圄，1977 年流亡英国后同年身亡，但其理论透过录音带及书籍非法传播，在革命期间大量刊印，他的画像亦经常出现在示威群众之间。

　　除此以外，当时伊朗还有数个奉行苏联或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其中人民党(Tudeh Party)是历史悠久的伊朗共产党，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 Khalq)和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Fadaiyan-e Khalq)都是革命武装。虽然持续受军方镇压，根本不成气候，亦受其他反对派排斥，但他们较少纸上谈兵的书生气，反而受部分激进大学生青睐，其游击经验及武装更在关键时刻扞卫了革命，阻止沙王军队反扑。

　　但无论是温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激进的左翼武装分子，他们会逐一在革命中牺牲，最终只为他人作嫁衣裳……

　　激进伊斯兰神权政治

　　1977 年开始的反政府运动，以传统自由派政治领袖、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局限在首都德黑兰。但沙王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在 1978 年 1 月作出恨错难返的决定，使情势急转直下 —— 他默许半官方报章刊登文章，抹黑流亡国外的伊斯兰教士霍梅尼，指控他是前英国间谍、没有伊朗血统、钟情葡萄美酒。

　　此举无端触怒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教徒及宗教领袖，在伊斯兰神学研究重镇库姆(Qom)，大批宗教学生忿然冲上街头，遭遇警方开枪镇压，导致 70 多人死亡。随之举行的悼念仪式再有牺牲，不断有教徒殉难，使骚乱席卷大小城镇，全国罢工罢市。巴列维的连串失误，为抗争注入狂热的宗教情绪，令隔岸观火的伊斯兰教士加入反政府浪潮，间接把霍梅尼捧上道德高地，成为反政府的精神领袖。但诋毁霍梅尼何以引发众怒?霍梅尼又是何许人?

　　在伊斯兰什叶派的知识领域中，通晓神学与律法的宗教学者通称为乌里玛(Ulama)，再按他们的学术造诣和道德品格分成等级，其中地位最崇高的绝少数称为“大阿亚图拉(Grand Ayatollah)”，霍梅尼正是拥有“大阿亚图拉”名衔的什叶派教士。在流亡海外之前，霍梅尼在库姆已经是广受敬重的老师。他在 1963 年抗议沙王腐败和忽视贫苦大众，结果被政府逮捕，但由于其身份地位崇高，政府惟有把他流放到伊拉克，宗教学生亦因此对政权抹黑霍梅尼非常敏感。

　　在流亡期间，霍梅尼继续大肆抨击巴列维政权，演讲录音带以走私形式在伊朗传播，其激进神权政治思想更在此时成形，结集成书“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摄政(Islamic Government： Governance of the Jurist)”。传统上，乌里玛作为伊斯兰宗教学者，只会充当人民的宗教导师，不准执政。但霍梅尼提出激进神学主张，宣称乌里玛既然理解伊斯兰教法，便有责任在末日审判来临前执法，担当政治上的最终权威，此理论为今日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奠下根基。

　　然而，当革命时刻来临，深谋远虑的霍梅尼再未有表明心迹，反而对未来表现出开放态度;另一边厢，以中产为基础的自由派明白到，霍梅尼具有难以企及的宗教动员力，期望双方合作推翻沙王。1978 年 11 月，自由派的民族阵线领袖桑家比(Karim Sanjabi)亲赴巴黎与霍梅尼会面，二人签署简短声明，宣布现存君主制没有任何宪法及宗教上的合法地位，强调革命后筹组的新政府，将同时遵守民主原则及伊斯兰戒律，具体政治制度以民主公投方式表决。虽然不少自由派不信任霍梅尼，声言“桑家比不代表我”，但世俗知识分子与伊斯兰教士的联盟于焉而生。

　　当时自由派和激进左翼都以为，革命后霍梅尼会退居幕后，按传统继续担当人民的精神领袖，伊朗会迈向世俗化民主。就连美国卡特政府都以为，霍梅尼欠缺政治经验难成气候，新政府是可合作的对象。但他们为自己的误判付出沉重代价。在镇压和让步之间进退失据的沙王巴列维，于 1979 年 1 月 16 日带同王室成员流亡国外，上百万人涌上街头庆祝沙王倒台。同年 2 月 1 日，霍梅尼乘坐飞机以救世主姿态返国，被疯狂的民众簇拥着。

　　伊朗式雅各宾专政

　　据后来的引述，霍梅尼甫抵达伊朗已经宣示：“我任命政府。”他属意自由派领袖巴扎甘(Mehdi Bazargan)为临时总理，巴扎甘欣然接受方案，筹组以自由派为主的内阁，桑家比成为阁员之一。巴扎甘深信，整整一代人追求的政治理想终于实现，现在是时候重建国家秩序。可惜他错了，革命没有结束。革命才刚刚开始。

　　当时霍梅尼已年届 76 岁，自知年事已高，决不让自己再次丢失机会。他未有利用权威稳定局势，反而成立伊斯兰革命卫队(Sepah-e Pasdaran)对付沙王军队和政敌，行事雷厉风行，与犹豫不决的沙王截然相反。抑压已久的革命群众则成立“革命委员会(Komiteh)”，类似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组织成立之初便夺取军队的军火库，成为滥用私刑的武装集团，与乌里玛主持的“革命法庭”联手清算前朝官员与“反革命分子”。

　　同年夏天，巴扎甘依据 1906 年宪法为蓝本起草民主宪法，结果遭到乌里玛组成的专家议会彻底改写，至此其文人政府权力已彻底被架空。新宪法体现霍梅尼的“法学家摄政”理念，日常事务交由世俗政府管理，但背后权力却掌握在宗教领袖手中。宪法中创设“最高领袖(Supreme Leader)”之位，作为最终宗教及政治权威，由霍梅尼自行担任。

　　霍梅尼以宪法巩固自身权力，但行事绝不受宪法掣肘。他巧妙驾驭群情为己所用，号召民众扫荡西方及非伊斯兰教文化事物，强制女性戴头巾。同年 11 月，美国批准沙王赴美治癌，愤怒的伊斯兰学生闻讯后攻占美国大使馆，爆发震惊国际的胁持外交人员事件。巴扎甘斡旋失败，忿然宣布内阁总辞。霍梅尼则利用事件，保持群众的革命热情。但伊朗的国际形象自此一落千丈，与美国交恶至今。

　　沙王下台才不足 1 年，自由派已不成气候，只怕被革命暴力反噬而步步为营，多名领袖陆续流亡。桑家比 3 年后流亡巴黎，至此自由派已是强弩之末。当时霍梅尼面对的真正威胁，是来自自由派所排挤的左翼革命武装“伊朗人民圣战组织(Mojahedin-e Khalq)”。但霍梅尼先发制人，双方爆发血腥冲突后，人民圣战组织上千人被处决及监禁，无力回天。其他左翼无一幸免，奉行共产主义教条的人民党(Tudeh Party)昧于形势，起初还以为这是“小资产阶级革命”，领导层最终全遭清算。最后，再没有世俗化革命力量，足以动摇霍梅尼的地位。

　　革命暴力持续差不多 4 年，社会才逐步恢复秩序，但伊拉克萨达姆(Saddam Hussein)在美国支持下，于 1980 年进犯伊朗，引发长达 8 年的两伊战争。偏偏众多前沙王时期的中上层军官，都已被革命政权清算。正如史太林在苏联发动大整肃后，军方缺少有经验军官抵住纳粹入侵，初时伊朗亦只能以人海战术对付伊拉克入侵。1982 年，前总理巴扎甘对前景意兴阑珊，他向国会发表公开信，如此评价革命政权：

　　这个政府制造恐怖、恐慌、仇恨与国家撕裂的气氛…… 除了带来死亡与破坏、充塞每座城市的监房与墓园、造成大排长龙、物资短缺、百物腾贵、失业、贫困、无家可归、喋喋不休的口号、昏暗不明的未来，统治精英近 4 年间还有甚么建树可言?

　　纵然，这场伊朗革命有众多可与法国及俄国革命类比的地方，但同时亦充满西方学者摸不着头脑的特征。伊朗裔的牛津大学伊朗专家 Homa Katouzian 指出，西方革命通常有明显阶级特性，但伊朗几乎整个社会投入推翻政权，部分最富庶的资本家甚至援助及组织行动，让很多西方学者不解。但沙王下台而成就“伊斯兰政权”的结果，却显然令很多伊朗人都追悔莫及。

　　对于走上街头的普罗大众而言，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包袱，只有“沙王下台”的共识，对革命后的新政府缺乏想像，还有待启迪。但原来连自由派或左翼领袖，当时同样欠缺落实理念的具体计划。前巴扎甘政府阁员亚兹迪(Ebrahim Yazdi)在革命 30 年后受访，他坦言“整个革命世代的眼界，都没有超越推翻沙王的短期目标”。当沙王倒台，世俗反对派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之际，机会就此让渡予韬光养晦多年、为执政筹备良久的霍梅尼。

　　伊朗早前庆祝革命胜利 40 周年，国际媒体几乎无一例外称呼这场为“伊斯兰革命(Islamic Revolution)”，但这充其量只是现政权的片面之辞。假如重返 1979 年伊朗街头，我们会听到众声喧哗，自由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伊斯兰左翼都是革命中坚，大学生、中产阶层、油田工人都曾经活跃街头。他们合力推翻独裁的巴列维王朝，以为会建立世俗化民主政权，但成王败寇，“伊斯兰政权”竟成为最终革命成果。究竟那些未竟的革命理想，描绘怎样的伊朗未来?为何百家争鸣只是昙花一现?

　　伊朗人要革谁人的命?

　　要理解伊朗革命，不能忽略当时的冷战形势。为防止苏联渗透中东，美国从 1950 年代起在政治及经济方面支援土耳其和伊朗，以换取他们留在资本主义阵营，两国都先后建立民主政府，但伊朗民主却因抵触西方利益而触礁。

　　曾经在法国和瑞士留学、拥有法律博士学位的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毕生致力于君主立宪制度，虽然年届七旬，但在伊朗政坛德高望重，其领导的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体，是伊朗最大民主政党。但摩萨台在 1951 年上任首相后，其石油国有化主张抵触了英国利益，美国更恐怕摩萨台走共产路线，于是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策动政变，1953 年把摩萨台拉下台。这场政变从此成为伊朗人集体阴影，社会的反美情绪始终挥之不去。

　　伊朗沙王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在政变后重掌政权，得到美国支持大举扩充军备，现今伊朗所掌握的核技术，正是当年美国所输出;恶名昭彰的伊朗秘密警察组织 SAVAK，在美国中情局协助下建立，多年来血腥镇压异见分子，特务人数最高峰超过 60，000 人，伊朗更被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为全球人权纪录最差国家之一。

　　巴列维任内并非毫无建树，他曾经推行大规模经济及社会改革，修建大型基建以改造伊朗为工业强国，又推广普及教育，令新中产阶级得以兴起。但这个新兴知识阶层却成为反沙王的先行者;而经济高速发展下，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更使劳动阶层怨声载道。

巴列维王朝

　　巴列维坚持世俗化路线，赋予女性离婚权利，法例强制女性除头巾，城市中酒吧和戏院林立，与欧美城市景观无异，但此举却触怒伊斯兰原教旨教士。从乡下来讨生活的大批虔诚伊斯兰教徒，同样看不过城市人的声色犬马，为革命埋下导火线。

　　1957 年，一名英国外交官已洞察秋毫，以文字记录了首都德黑兰的光怪陆离：城市南部充斥着贫苦劳动阶层，伊斯兰教士每日傍晚讲道都座无虚席，“大多数讲道内容都有关宗教复兴，情感澎湃但知识标准低下”，只有少数能提供“理性的历史分析”，吸引着城中知识分子。城市北方却令人恍如隔世，当地聚居一夜暴富的新贵阶层，市面一片浮华，到处是豪华轿车、宾馆及商店。

　　时至 1977 年，革命情势终于成形。美国总统卡特上任后奉行国际人权外交，巴列维感到压力而放宽管治手段，释放大批政治犯，异见政治团体顿时如雨后春笋。但自由化没有相应政策配合，巴列维毫无下放权力的打算，在民众面前进退失据。屋漏偏逢连夜雨，伊朗随后面对经济衰退和紧缩政策冲击，就连中产阶层都开始感到生活朝不保夕，全国人心动荡不安。

　　那些未竟的革命宏愿

　　自由化浪潮下，多个自由民主派政党复兴，伊朗教法学家协会和伊朗作家协会重新活跃，更有人权组织成立。已故摩萨台所创立的民族阵线，当时以桑家比(Karim Sanjabi)为首重整旗鼓，他坚持摩萨台路线，大胆上书沙王要求恢复 1906 年的民主宪政。曾经隶属民族阵线的巴扎甘(Mehdi Bazargan)领导伊朗自由运动(Freedom Movement)，特别受中产阶级、商人与底层公务员拥戴，其分支亦活跃于美国。

　　巴扎甘本身是虔诚伊斯兰教徒，曾经留学法国，为德黑兰大学工程学系教授。有别于反西方的主流思想，他认为伊朗的落后，问题不在于西方帝国主义，而在于伊朗内部的专制主义与无知。他主张伊朗不用放弃伊斯兰教，仍可以迈向世俗化民主政制、拥抱科学理性，他特别强调自身的工程学资历，以证明伊斯兰教与科学理性并不抵触;亦多次呼吁伊斯兰教士要多关心社会不平等问题，以防堵共产主义与社会冲突。他曾经以几个关键词，扼要概括自己政治主张：“我们是穆斯林、伊朗人、宪法的追随者、而且是摩萨台党人(Mosaddegites)。”

　　不过，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圈内，公认最具影响力必定是社会学家沙里亚提(Ali Shari?ati)。沙里亚提在巴黎索邦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及后殖民理论家法农(Frantz Fanon)影响，曾经参与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他在 1965 年返回伊朗任教，其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演讲被笔录结集成书。他把伊朗人信奉的什叶派伊斯兰教，理解为一套解放受压迫者和坚守社会公义的意识形态，视 680 年反抗暴政而殉难的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Imam Hussein)为楷模，大肆鞭挞当时伊斯兰教士保守、迷信和拥护君主的制度，违背真正的什叶派信仰。

　　沙里亚提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理论尝试发掘什叶派在世俗政治的革命潜能，成就伊斯兰左翼兴起，可堪与拉丁美洲天主教提倡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类比。这种激进的思想固然是政权眼中钉，沙里亚提曾因此丧失教席及身陷囹圄，1977 年流亡英国后同年身亡，但其理论透过录音带及书籍非法传播，在革命期间大量刊印，他的画像亦经常出现在示威群众之间。

　　除此以外，当时伊朗还有数个奉行苏联或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其中人民党(Tudeh Party)是历史悠久的伊朗共产党，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 Khalq)和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Fadaiyan-e Khalq)都是革命武装。虽然持续受军方镇压，根本不成气候，亦受其他反对派排斥，但他们较少纸上谈兵的书生气，反而受部分激进大学生青睐，其游击经验及武装更在关键时刻扞卫了革命，阻止沙王军队反扑。

　　但无论是温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激进的左翼武装分子，他们会逐一在革命中牺牲，最终只为他人作嫁衣裳……

　　激进伊斯兰神权政治

　　1977 年开始的反政府运动，以传统自由派政治领袖、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局限在首都德黑兰。但沙王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在 1978 年 1 月作出恨错难返的决定，使情势急转直下 —— 他默许半官方报章刊登文章，抹黑流亡国外的伊斯兰教士霍梅尼，指控他是前英国间谍、没有伊朗血统、钟情葡萄美酒。

　　此举无端触怒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教徒及宗教领袖，在伊斯兰神学研究重镇库姆(Qom)，大批宗教学生忿然冲上街头，遭遇警方开枪镇压，导致 70 多人死亡。随之举行的悼念仪式再有牺牲，不断有教徒殉难，使骚乱席卷大小城镇，全国罢工罢市。巴列维的连串失误，为抗争注入狂热的宗教情绪，令隔岸观火的伊斯兰教士加入反政府浪潮，间接把霍梅尼捧上道德高地，成为反政府的精神领袖。但诋毁霍梅尼何以引发众怒?霍梅尼又是何许人?

　　在伊斯兰什叶派的知识领域中，通晓神学与律法的宗教学者通称为乌里玛(Ulama)，再按他们的学术造诣和道德品格分成等级，其中地位最崇高的绝少数称为“大阿亚图拉(Grand Ayatollah)”，霍梅尼正是拥有“大阿亚图拉”名衔的什叶派教士。在流亡海外之前，霍梅尼在库姆已经是广受敬重的老师。他在 1963 年抗议沙王腐败和忽视贫苦大众，结果被政府逮捕，但由于其身份地位崇高，政府惟有把他流放到伊拉克，宗教学生亦因此对政权抹黑霍梅尼非常敏感。

　　在流亡期间，霍梅尼继续大肆抨击巴列维政权，演讲录音带以走私形式在伊朗传播，其激进神权政治思想更在此时成形，结集成书“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摄政(Islamic Government： Governance of the Jurist)”。传统上，乌里玛作为伊斯兰宗教学者，只会充当人民的宗教导师，不准执政。但霍梅尼提出激进神学主张，宣称乌里玛既然理解伊斯兰教法，便有责任在末日审判来临前执法，担当政治上的最终权威，此理论为今日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奠下根基。

　　然而，当革命时刻来临，深谋远虑的霍梅尼再未有表明心迹，反而对未来表现出开放态度;另一边厢，以中产为基础的自由派明白到，霍梅尼具有难以企及的宗教动员力，期望双方合作推翻沙王。1978 年 11 月，自由派的民族阵线领袖桑家比(Karim Sanjabi)亲赴巴黎与霍梅尼会面，二人签署简短声明，宣布现存君主制没有任何宪法及宗教上的合法地位，强调革命后筹组的新政府，将同时遵守民主原则及伊斯兰戒律，具体政治制度以民主公投方式表决。虽然不少自由派不信任霍梅尼，声言“桑家比不代表我”，但世俗知识分子与伊斯兰教士的联盟于焉而生。

　　当时自由派和激进左翼都以为，革命后霍梅尼会退居幕后，按传统继续担当人民的精神领袖，伊朗会迈向世俗化民主。就连美国卡特政府都以为，霍梅尼欠缺政治经验难成气候，新政府是可合作的对象。但他们为自己的误判付出沉重代价。在镇压和让步之间进退失据的沙王巴列维，于 1979 年 1 月 16 日带同王室成员流亡国外，上百万人涌上街头庆祝沙王倒台。同年 2 月 1 日，霍梅尼乘坐飞机以救世主姿态返国，被疯狂的民众簇拥着。

　　伊朗式雅各宾专政

　　据后来的引述，霍梅尼甫抵达伊朗已经宣示：“我任命政府。”他属意自由派领袖巴扎甘(Mehdi Bazargan)为临时总理，巴扎甘欣然接受方案，筹组以自由派为主的内阁，桑家比成为阁员之一。巴扎甘深信，整整一代人追求的政治理想终于实现，现在是时候重建国家秩序。可惜他错了，革命没有结束。革命才刚刚开始。

　　当时霍梅尼已年届 76 岁，自知年事已高，决不让自己再次丢失机会。他未有利用权威稳定局势，反而成立伊斯兰革命卫队(Sepah-e Pasdaran)对付沙王军队和政敌，行事雷厉风行，与犹豫不决的沙王截然相反。抑压已久的革命群众则成立“革命委员会(Komiteh)”，类似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组织成立之初便夺取军队的军火库，成为滥用私刑的武装集团，与乌里玛主持的“革命法庭”联手清算前朝官员与“反革命分子”。

　　同年夏天，巴扎甘依据 1906 年宪法为蓝本起草民主宪法，结果遭到乌里玛组成的专家议会彻底改写，至此其文人政府权力已彻底被架空。新宪法体现霍梅尼的“法学家摄政”理念，日常事务交由世俗政府管理，但背后权力却掌握在宗教领袖手中。宪法中创设“最高领袖(Supreme Leader)”之位，作为最终宗教及政治权威，由霍梅尼自行担任。

　　霍梅尼以宪法巩固自身权力，但行事绝不受宪法掣肘。他巧妙驾驭群情为己所用，号召民众扫荡西方及非伊斯兰教文化事物，强制女性戴头巾。同年 11 月，美国批准沙王赴美治癌，愤怒的伊斯兰学生闻讯后攻占美国大使馆，爆发震惊国际的胁持外交人员事件。巴扎甘斡旋失败，忿然宣布内阁总辞。霍梅尼则利用事件，保持群众的革命热情。但伊朗的国际形象自此一落千丈，与美国交恶至今。

　　沙王下台才不足 1 年，自由派已不成气候，只怕被革命暴力反噬而步步为营，多名领袖陆续流亡。桑家比 3 年后流亡巴黎，至此自由派已是强弩之末。当时霍梅尼面对的真正威胁，是来自自由派所排挤的左翼革命武装“伊朗人民圣战组织(Mojahedin-e Khalq)”。但霍梅尼先发制人，双方爆发血腥冲突后，人民圣战组织上千人被处决及监禁，无力回天。其他左翼无一幸免，奉行共产主义教条的人民党(Tudeh Party)昧于形势，起初还以为这是“小资产阶级革命”，领导层最终全遭清算。最后，再没有世俗化革命力量，足以动摇霍梅尼的地位。

　　革命暴力持续差不多 4 年，社会才逐步恢复秩序，但伊拉克萨达姆(Saddam Hussein)在美国支持下，于 1980 年进犯伊朗，引发长达 8 年的两伊战争。偏偏众多前沙王时期的中上层军官，都已被革命政权清算。正如史太林在苏联发动大整肃后，军方缺少有经验军官抵住纳粹入侵，初时伊朗亦只能以人海战术对付伊拉克入侵。1982 年，前总理巴扎甘对前景意兴阑珊，他向国会发表公开信，如此评价革命政权：

　　这个政府制造恐怖、恐慌、仇恨与国家撕裂的气氛…… 除了带来死亡与破坏、充塞每座城市的监房与墓园、造成大排长龙、物资短缺、百物腾贵、失业、贫困、无家可归、喋喋不休的口号、昏暗不明的未来，统治精英近 4 年间还有甚么建树可言?

　　纵然，这场伊朗革命有众多可与法国及俄国革命类比的地方，但同时亦充满西方学者摸不着头脑的特征。伊朗裔的牛津大学伊朗专家 Homa Katouzian 指出，西方革命通常有明显阶级特性，但伊朗几乎整个社会投入推翻政权，部分最富庶的资本家甚至援助及组织行动，让很多西方学者不解。但沙王下台而成就“伊斯兰政权”的结果，却显然令很多伊朗人都追悔莫及。

　　对于走上街头的普罗大众而言，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包袱，只有“沙王下台”的共识，对革命后的新政府缺乏想像，还有待启迪。但原来连自由派或左翼领袖，当时同样欠缺落实理念的具体计划。前巴扎甘政府阁员亚兹迪(Ebrahim Yazdi)在革命 30 年后受访，他坦言“整个革命世代的眼界，都没有超越推翻沙王的短期目标”。当沙王倒台，世俗反对派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之际，机会就此让渡予韬光养晦多年、为执政筹备良久的霍梅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