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是什么造就了福利国家制度？

 　　福利国家，特别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否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个问题已被忽视了30多年。理由有两个：第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起步时，首要使命是摆脱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寻求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第二，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福利国家陷入深重的危机，西方正忙着给北欧的“保姆国家”唱挽歌。如今，市场经济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贫富差距严重、社会保障阙失等问题。人们普遍承认：没有理性的福利制度，中国的改革可能出轨。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重新检视福利国家，就显得格外有教益。

　　均富、民主、幸福……一个都不能少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1～2012年环球竞争力排名，瑞士、新加坡、瑞典、芬兰、美国、德国、荷兰、丹麦位居前八位。五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瑞典、芬兰、丹麦占据前八位中的三席，另外两个人口规模较小的挪威和冰岛，也分别排在第16和30位，都属于一流的高竞争力国家。而在前八位中，除美国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有着和斯堪的纳维亚相当接近的福利制度。再看2011年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挪威9.7万，丹麦和瑞典将近6万，芬兰4.9万，美国4.8万。所谓福利国家缺乏经济效益之说，经不起事实的考验。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习惯性地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属于传统的先进国家，幸运地躲过两次世界大战，其地理和历史运气甚至比欧洲和美国还好，财富积累一直没有中断，所以有资本挥霍一段时间，但最终这种福利制度还是挥霍不起的。这样的看法，也严重违背了历史常识。

　　在20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不仅不富裕，而且是欧洲著名的贫困角落，更接近于当今的第三世界，只有丹麦经历了初期的工业化。一战前夜的斯德哥尔摩，一般的住房是单间的出租房，全家六七口甚至十口人共居。这种单间，仅三分之二有厨房，但厨房的长凳晚上往往作为床位出租给日工……这不是贫民窟，而是当时主流社会的住房标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确实没有直接卷入一战，但英国的封锁和德国海军对海运不加区别的攻击仍给这一地区带来了严重损失。二战中，丹麦、挪威都被德军占领，芬兰不仅和德军作战，而且和苏联进行了两次战争，虽然免于被吞并，但不得不割地赔款，将近10万芬兰士兵战死，使芬兰成为二战死亡率第三高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在一战最后阶段才介入“摘桃子”，几乎毫发无损;二战时美国本土未受到过实质性威胁。地理与历史的运气，几乎都在美国这边。

　　面对这样的历史，所谓福利国家无法创造经济效率之说就不攻自破了。事实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福利制度要解决的主要并不是“饼做大了后如何分”的问题，而是“如何把饼做大”的“发展”问题。在福利制度确立以前，这一地区不仅贫困，而且贫富分化程度惊人。1810～1910年间，瑞典的贫民人数增加了三倍。在20世纪初，瑞典1.5%富人的财富，相当于所有其他人口财富的总和。是福利国家的制度带来了高增长，这种制度的基本哲学是：确立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原则以创造效率，同时通过民主制度对市场所创造的财富进行再分配，对最弱势的阶层进行扶助，创造一个平等、人人有尊严的社会，彻底消除贫困。

　　是什么造就了福利国家制度

　　北欧福利国家的成立，有着深刻的文化根基，并经历长期的演化。具体说，福利国家制度受着三大动机的驱使：

　　第一动机是利他主义。虽然福利国家也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其背后的哲学，则和自由放任的美式资本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会告诉你：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健康的市场经济，是以这种自私自利的动机为基本假设，进而建立一种使对个人最大利益的追求能自动增进社会福益的制度。斯堪的纳维亚人则会告诉你：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你不能说一句“市场竞争总是有胜有败”就能为这样的贫富分化建立正当性;帮助他人，也是一种基本人性。我们的制度应该弘扬这种基本人性。

　　这一对市场经济的不同预设，有着深刻的宗教根源。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使许多人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但也导致了对新教伦理过分简单的解读。以英美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以斯堪的纳维亚为代表的福利国家传统，其实都是新教改革的果实，但发展路向极为不同。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中，“选民”的概念渗透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成功者往往把成功视为自己是“上帝选民”的征兆，即“上帝降大任于斯人”，要他在社会中承担更大的使命。这种信念，就把成功归结于个人素质而非社会环境，进而要求个人充分享受成功的报偿。这种个人主义精神，也解释了19世纪末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突然风行：既然是“适者生存”，就要保证那些有优良品质的赢家能真正赢，把那些劣等的输家都淘汰，这样人类才能进化。当然，美国有着强大的慈善传统，但美国精神强调的是个人慈善和社会慈善，而非国家慈善：既然成功的都是“上帝的选民”，其优异的品性自然会让他们大发善心、回馈社会。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新教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远高于美国，但“上帝选民”式的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里从未成为有影响的社会学说。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传统更强调基督徒间的平等、友爱和互助：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中，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一场疾病、一次工伤，都可使人陷入赤贫。对此坐视不救的社会是邪恶的。换句话说，没有邪恶的个人，只有邪恶的社会。前者大多被后者所造就。慈善不仅仅是私德，也是社会和国家的价值。所以，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慈善的个人和社会，还有慈善的国家，政府必须为弱势阶层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

　　第二动机是对经济、社会安全的自我保障。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就是这种本能的体现。但人所面临的许多风险是无法自保的，比如长期的疾病或住房被火灾吞噬等大灾难，单靠个人的积蓄很难应付。这就需要大家集中资源、分摊风险，市场上的保险应运而生。但私营的保险往往无法涵盖每个人，比如私营的医疗保险总是希望承保健康的人。工业化早期工人之间的互助会，也总是愿意吸纳那些在经济上比较稳定的熟练工人。结果，最需要保险的，往往最难拿到保险，更不用说遇到大危机时，即使这些挑肥拣瘦的私人保险机构也往往因入不敷出而破产。另外，即使个人具有为了未来而储蓄这类自我防卫、自我保障的本能，人们也往往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低估未来的风险。比如，在美国许多年轻人就不愿意购买医疗保险，觉得自己生病的机会很小，犯不上花那个钱。如果没有法律强制的话，许多人连汽车保险都不会买，以致撞了人无力补偿对他人的伤害。所有这些，都需要公权力的介入。这种介入并不仅仅是国家提供福利，而是在必要时强制有能力的个人购买基本的保险。

　　对福利国家的一个根本性误解，就是把福利当作免费午餐。其实许多福利不过是人们把积蓄集中在一起共同防卫未来危机的战略。这方面，欧洲中世纪的行会是现代福利制度的重要历史根源。最初的行会往往是由从业者自愿组成，基本目标是保障成员的经济和社会安全。有实力的行会所提供的福利不仅涉及工伤、疾病、养老，甚至包括意外死亡后家属子女的抚养和教育。16、17世纪阿姆斯特丹一个显赫行会成员的寡妇，每月领到的钱可以大大超过一非熟练短工的收入。当工业革命摧毁了传统的行会时，行会的社会保障功能就必须寻求新的制度依托。现代国家也正是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介入，要么以法规约束各种社会和经济组织给其成员提供保障，要么国家通过税金直接提供福利。福利国家的本质，是把这种个人自保性的制度普遍化、理性化。

　　第三个动机，是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风雨同舟的“团结精神”。这种“团结”，表达的是一种归属感，一种与他人的认同，一种平等伙伴之间的互助和互益。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兄弟会、共济会等组织，就是建立在所有成员都是上帝的孩子这一平等的认同基础之上的。行会也要求所有成员牺牲个人利益来捍卫整个行会的福祉。这其实很接近于《三国演义》、《水浒》等传统小说中所弘扬的结拜式“哥们儿义气”。许多中国人有个成见，以为西方的自由民主重个人而轻集体，其实，这种小团体的共济精神，自中世纪以来就构成了西方民间社会的基石，无法仅仅用个人主义来解释。现代工会运动和福利国家都弘扬了这种精神。丹麦现代福利制度的奠基人之一、1933年政府的社会福利部长K.K.Steincke曾这样描述工人阶级的“特殊伦理”：“团结的情感、牺牲的意愿、为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目标效忠的决心。”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过是把这种小社群中的团结推广到整个民族国家。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在宗教、文化、种族等方面的单一性，使得社会比较容易形成共识，“团结精神”从以小社群为单位过渡到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也比较顺利。二战中，丹麦、挪威等国被纳粹德国占领，这种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在抵抗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许多具有历史意识的学者指出，8～11世纪维京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南下，沿着欧洲海岸一路劫掠，杀人不眨眼，这些结成小股团伙行动的“北欧海盗”曾让整个基督教世界恐惧;当今的斯堪的纳维亚，却是诺贝尔奖的故乡。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正是维京人的后裔。他们如何能从中世纪那种凶猛狰狞的亡命徒，转化为世界最为和平、对第三世界最为慷慨、连死刑也已绝迹的民族?论者指出，虽然维京人的杀气早已无影无踪，但维京人的传统在北欧依然充满了生机。这种传统，体现在来源于小社群中的那种同舟共济的平等精神。当时的维京人出战，完全靠着轻型的独木舟，即所谓维京战船。这种吃水甚浅的船不仅可随心所欲地出入各种港湾河流，而且在山穷水尽之处，所有乘员能轻而易举地随身携带战船翻越陆地，到达另一个水域。这是他们令人感到防不胜防的奥秘。但是，这样单薄的战船远洋征袭非常脆弱，于是船上的“海盗”形成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小社会。大家不管能力高下，都绝对平等，绝对合作，集体高于个人。同时，这样的小股群体的平等合作精神，又创造了惊人的高效率，使维京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几乎无往而不胜。那种挥舞青龙偃月刀单枪匹马逞能的关云长式个人英雄，在维京社会并无地位。斯堪的纳维亚社会至今仍相信平等，这不仅是机会的平等，也包括结果的平等。同时，他们更相信，这样的平等，可以创造异常高的效率。

　　美国模式并非唯一的参照系

　　如今，虽然发达国家在大衰退中满目萧条，欧洲更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但主要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荷兰、德国等享有类似福利制度的邻近地区，则一枝独秀。人们往往忘记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设最低工资制，保持着低关税的自由贸易，把这么小的人口规模不设防地镶嵌于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要是缺乏效率早就被淘汰了。如果抛开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六七十年的长时段来评价不同制度模式得失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起点比美国低得多的斯堪的纳维亚体制，显示了更为优异的效率。这些小小的福利国家，就像当年在独木舟中生死与共的勇士，以平等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全球化市场的惊涛骇浪中搏击，并斩获连连。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渊源，当然不能照搬，就像美国模式同样不能照搬一样。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不能总把美国看作市场经济的唯一模式，也不能只守着这么一个单一的参照体系。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在当今世界经济大衰退的关头，引起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发展的核心，究竟是人的幸福和尊严，还是GDP的增长?是GDP增长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尊严，还是幸福和尊严创造了更多的GDP?

 　　福利国家，特别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否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个问题已被忽视了30多年。理由有两个：第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起步时，首要使命是摆脱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寻求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第二，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福利国家陷入深重的危机，西方正忙着给北欧的“保姆国家”唱挽歌。如今，市场经济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贫富差距严重、社会保障阙失等问题。人们普遍承认：没有理性的福利制度，中国的改革可能出轨。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重新检视福利国家，就显得格外有教益。

　　均富、民主、幸福……一个都不能少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1～2012年环球竞争力排名，瑞士、新加坡、瑞典、芬兰、美国、德国、荷兰、丹麦位居前八位。五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瑞典、芬兰、丹麦占据前八位中的三席，另外两个人口规模较小的挪威和冰岛，也分别排在第16和30位，都属于一流的高竞争力国家。而在前八位中，除美国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有着和斯堪的纳维亚相当接近的福利制度。再看2011年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挪威9.7万，丹麦和瑞典将近6万，芬兰4.9万，美国4.8万。所谓福利国家缺乏经济效益之说，经不起事实的考验。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习惯性地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属于传统的先进国家，幸运地躲过两次世界大战，其地理和历史运气甚至比欧洲和美国还好，财富积累一直没有中断，所以有资本挥霍一段时间，但最终这种福利制度还是挥霍不起的。这样的看法，也严重违背了历史常识。

　　在20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不仅不富裕，而且是欧洲著名的贫困角落，更接近于当今的第三世界，只有丹麦经历了初期的工业化。一战前夜的斯德哥尔摩，一般的住房是单间的出租房，全家六七口甚至十口人共居。这种单间，仅三分之二有厨房，但厨房的长凳晚上往往作为床位出租给日工……这不是贫民窟，而是当时主流社会的住房标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确实没有直接卷入一战，但英国的封锁和德国海军对海运不加区别的攻击仍给这一地区带来了严重损失。二战中，丹麦、挪威都被德军占领，芬兰不仅和德军作战，而且和苏联进行了两次战争，虽然免于被吞并，但不得不割地赔款，将近10万芬兰士兵战死，使芬兰成为二战死亡率第三高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在一战最后阶段才介入“摘桃子”，几乎毫发无损;二战时美国本土未受到过实质性威胁。地理与历史的运气，几乎都在美国这边。

　　面对这样的历史，所谓福利国家无法创造经济效率之说就不攻自破了。事实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福利制度要解决的主要并不是“饼做大了后如何分”的问题，而是“如何把饼做大”的“发展”问题。在福利制度确立以前，这一地区不仅贫困，而且贫富分化程度惊人。1810～1910年间，瑞典的贫民人数增加了三倍。在20世纪初，瑞典1.5%富人的财富，相当于所有其他人口财富的总和。是福利国家的制度带来了高增长，这种制度的基本哲学是：确立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原则以创造效率，同时通过民主制度对市场所创造的财富进行再分配，对最弱势的阶层进行扶助，创造一个平等、人人有尊严的社会，彻底消除贫困。

　　是什么造就了福利国家制度

　　北欧福利国家的成立，有着深刻的文化根基，并经历长期的演化。具体说，福利国家制度受着三大动机的驱使：

　　第一动机是利他主义。虽然福利国家也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其背后的哲学，则和自由放任的美式资本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会告诉你：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健康的市场经济，是以这种自私自利的动机为基本假设，进而建立一种使对个人最大利益的追求能自动增进社会福益的制度。斯堪的纳维亚人则会告诉你：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你不能说一句“市场竞争总是有胜有败”就能为这样的贫富分化建立正当性;帮助他人，也是一种基本人性。我们的制度应该弘扬这种基本人性。

　　这一对市场经济的不同预设，有着深刻的宗教根源。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使许多人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但也导致了对新教伦理过分简单的解读。以英美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以斯堪的纳维亚为代表的福利国家传统，其实都是新教改革的果实，但发展路向极为不同。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中，“选民”的概念渗透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成功者往往把成功视为自己是“上帝选民”的征兆，即“上帝降大任于斯人”，要他在社会中承担更大的使命。这种信念，就把成功归结于个人素质而非社会环境，进而要求个人充分享受成功的报偿。这种个人主义精神，也解释了19世纪末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突然风行：既然是“适者生存”，就要保证那些有优良品质的赢家能真正赢，把那些劣等的输家都淘汰，这样人类才能进化。当然，美国有着强大的慈善传统，但美国精神强调的是个人慈善和社会慈善，而非国家慈善：既然成功的都是“上帝的选民”，其优异的品性自然会让他们大发善心、回馈社会。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新教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远高于美国，但“上帝选民”式的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里从未成为有影响的社会学说。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传统更强调基督徒间的平等、友爱和互助：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中，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一场疾病、一次工伤，都可使人陷入赤贫。对此坐视不救的社会是邪恶的。换句话说，没有邪恶的个人，只有邪恶的社会。前者大多被后者所造就。慈善不仅仅是私德，也是社会和国家的价值。所以，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慈善的个人和社会，还有慈善的国家，政府必须为弱势阶层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

　　第二动机是对经济、社会安全的自我保障。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就是这种本能的体现。但人所面临的许多风险是无法自保的，比如长期的疾病或住房被火灾吞噬等大灾难，单靠个人的积蓄很难应付。这就需要大家集中资源、分摊风险，市场上的保险应运而生。但私营的保险往往无法涵盖每个人，比如私营的医疗保险总是希望承保健康的人。工业化早期工人之间的互助会，也总是愿意吸纳那些在经济上比较稳定的熟练工人。结果，最需要保险的，往往最难拿到保险，更不用说遇到大危机时，即使这些挑肥拣瘦的私人保险机构也往往因入不敷出而破产。另外，即使个人具有为了未来而储蓄这类自我防卫、自我保障的本能，人们也往往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低估未来的风险。比如，在美国许多年轻人就不愿意购买医疗保险，觉得自己生病的机会很小，犯不上花那个钱。如果没有法律强制的话，许多人连汽车保险都不会买，以致撞了人无力补偿对他人的伤害。所有这些，都需要公权力的介入。这种介入并不仅仅是国家提供福利，而是在必要时强制有能力的个人购买基本的保险。

　　对福利国家的一个根本性误解，就是把福利当作免费午餐。其实许多福利不过是人们把积蓄集中在一起共同防卫未来危机的战略。这方面，欧洲中世纪的行会是现代福利制度的重要历史根源。最初的行会往往是由从业者自愿组成，基本目标是保障成员的经济和社会安全。有实力的行会所提供的福利不仅涉及工伤、疾病、养老，甚至包括意外死亡后家属子女的抚养和教育。16、17世纪阿姆斯特丹一个显赫行会成员的寡妇，每月领到的钱可以大大超过一非熟练短工的收入。当工业革命摧毁了传统的行会时，行会的社会保障功能就必须寻求新的制度依托。现代国家也正是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介入，要么以法规约束各种社会和经济组织给其成员提供保障，要么国家通过税金直接提供福利。福利国家的本质，是把这种个人自保性的制度普遍化、理性化。

　　第三个动机，是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风雨同舟的“团结精神”。这种“团结”，表达的是一种归属感，一种与他人的认同，一种平等伙伴之间的互助和互益。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兄弟会、共济会等组织，就是建立在所有成员都是上帝的孩子这一平等的认同基础之上的。行会也要求所有成员牺牲个人利益来捍卫整个行会的福祉。这其实很接近于《三国演义》、《水浒》等传统小说中所弘扬的结拜式“哥们儿义气”。许多中国人有个成见，以为西方的自由民主重个人而轻集体，其实，这种小团体的共济精神，自中世纪以来就构成了西方民间社会的基石，无法仅仅用个人主义来解释。现代工会运动和福利国家都弘扬了这种精神。丹麦现代福利制度的奠基人之一、1933年政府的社会福利部长K.K.Steincke曾这样描述工人阶级的“特殊伦理”：“团结的情感、牺牲的意愿、为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目标效忠的决心。”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过是把这种小社群中的团结推广到整个民族国家。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在宗教、文化、种族等方面的单一性，使得社会比较容易形成共识，“团结精神”从以小社群为单位过渡到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也比较顺利。二战中，丹麦、挪威等国被纳粹德国占领，这种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在抵抗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许多具有历史意识的学者指出，8～11世纪维京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南下，沿着欧洲海岸一路劫掠，杀人不眨眼，这些结成小股团伙行动的“北欧海盗”曾让整个基督教世界恐惧;当今的斯堪的纳维亚，却是诺贝尔奖的故乡。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正是维京人的后裔。他们如何能从中世纪那种凶猛狰狞的亡命徒，转化为世界最为和平、对第三世界最为慷慨、连死刑也已绝迹的民族?论者指出，虽然维京人的杀气早已无影无踪，但维京人的传统在北欧依然充满了生机。这种传统，体现在来源于小社群中的那种同舟共济的平等精神。当时的维京人出战，完全靠着轻型的独木舟，即所谓维京战船。这种吃水甚浅的船不仅可随心所欲地出入各种港湾河流，而且在山穷水尽之处，所有乘员能轻而易举地随身携带战船翻越陆地，到达另一个水域。这是他们令人感到防不胜防的奥秘。但是，这样单薄的战船远洋征袭非常脆弱，于是船上的“海盗”形成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小社会。大家不管能力高下，都绝对平等，绝对合作，集体高于个人。同时，这样的小股群体的平等合作精神，又创造了惊人的高效率，使维京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几乎无往而不胜。那种挥舞青龙偃月刀单枪匹马逞能的关云长式个人英雄，在维京社会并无地位。斯堪的纳维亚社会至今仍相信平等，这不仅是机会的平等，也包括结果的平等。同时，他们更相信，这样的平等，可以创造异常高的效率。

　　美国模式并非唯一的参照系

　　如今，虽然发达国家在大衰退中满目萧条，欧洲更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但主要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荷兰、德国等享有类似福利制度的邻近地区，则一枝独秀。人们往往忘记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设最低工资制，保持着低关税的自由贸易，把这么小的人口规模不设防地镶嵌于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要是缺乏效率早就被淘汰了。如果抛开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六七十年的长时段来评价不同制度模式得失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起点比美国低得多的斯堪的纳维亚体制，显示了更为优异的效率。这些小小的福利国家，就像当年在独木舟中生死与共的勇士，以平等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全球化市场的惊涛骇浪中搏击，并斩获连连。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渊源，当然不能照搬，就像美国模式同样不能照搬一样。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不能总把美国看作市场经济的唯一模式，也不能只守着这么一个单一的参照体系。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在当今世界经济大衰退的关头，引起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发展的核心，究竟是人的幸福和尊严，还是GDP的增长?是GDP增长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尊严，还是幸福和尊严创造了更多的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