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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818年、死于1895年的英国人威妥玛,不但是英国著名的一个外交官,还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40年。
威妥玛
威妥玛1838年加入英国陆军,1841年随侵华英军来到中国,参加鸦片战争,随后在中国的履历,可以开一长串——曾任英军驻华使馆参赞、英国驻华公使等,1847年退伍后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副使,1853年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1854年英、法、美三国取得上海海关控制权后,被委任为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次年辞职,1855年任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三年后任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翻译,参与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1861年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1871年升任驻华公使,1876年借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扩大英国在华特权……
说他是个中国通,“通”到哪种程度呢?为了方便欧美人学汉语,他竟然发明了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发音系统,也就是著名的“威妥玛注音”,还被欧美人广为采用,后来才逐渐被汉语拼音取代;在华期间,他还编了一本汉语课本,名叫《语言自迩集》。
在中国时间久了,做的又多半是外交工作,便对中国的外交人员,十分熟悉与了解。
那时候,满清主管外交工作的部门,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又叫“总署”、“译署”。
在威妥玛眼里,这个总理衙门和其大臣们,简直就是个笑话。且看他在日记里是如何“挖苦”满清的外交人员的——
“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
如果说用好酒好果招待各国使臣,对待他们像在家里对待尊贵的客人那样,是为了体现“礼仪之邦”的待客之道的话,那么在谈论正事的时候,那些外交人员的表现,则让人除了无语,还是无语——
“又中国虽事权不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亲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能复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
在威妥玛眼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不但毫无担当,是一些只会附和上司的应声虫、只会对着影子叫唤的狗,还是“喃喃学语之小儿”,“击之则号哭,抚之又骄惯”,对待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左手打之,右手摩之”。
所谓“胡萝卜加大棒”,人家打了人,多少还用几根胡萝卜安慰一下,而对待大清的“外交家”,胡萝卜都省了。
更有甚者,据《清稗类钞·外交类》记载,某某(还算给面子,没点其名)任驻日公使的时候,各国外交官可以任意“玩弄”,用手弹其脸,边弹边说:“贵公使真是福人福相啊,瞧你保养得多好,这张脸又白又嫩,就像婴儿一样。”弹了脸还不过瘾,又把对方挂在脖子上的朝珠拿在手里把玩,说:“贵公使有此奇宝,宜终日玩不释手,如小儿之得食物也。”
俄国人更过分,各国公使来往,互相之间都有金钱之类的礼物相赠,俄国人每当赠了满清外交官礼物,都要对人说:“今天又损失了若干钱,就当给小儿买馒头了吧。”
不怪人家刻薄,真的不怪,要怪,就怪自己的国家为什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堂堂外交官,连起码的尊严都失去了吧!
生于1818年、死于1895年的英国人威妥玛,不但是英国著名的一个外交官,还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40年。
威妥玛
威妥玛1838年加入英国陆军,1841年随侵华英军来到中国,参加鸦片战争,随后在中国的履历,可以开一长串——曾任英军驻华使馆参赞、英国驻华公使等,1847年退伍后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副使,1853年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1854年英、法、美三国取得上海海关控制权后,被委任为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次年辞职,1855年任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三年后任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翻译,参与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1861年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1871年升任驻华公使,1876年借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扩大英国在华特权……
说他是个中国通,“通”到哪种程度呢?为了方便欧美人学汉语,他竟然发明了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发音系统,也就是著名的“威妥玛注音”,还被欧美人广为采用,后来才逐渐被汉语拼音取代;在华期间,他还编了一本汉语课本,名叫《语言自迩集》。
在中国时间久了,做的又多半是外交工作,便对中国的外交人员,十分熟悉与了解。
那时候,满清主管外交工作的部门,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又叫“总署”、“译署”。
在威妥玛眼里,这个总理衙门和其大臣们,简直就是个笑话。且看他在日记里是如何“挖苦”满清的外交人员的——
“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
如果说用好酒好果招待各国使臣,对待他们像在家里对待尊贵的客人那样,是为了体现“礼仪之邦”的待客之道的话,那么在谈论正事的时候,那些外交人员的表现,则让人除了无语,还是无语——
“又中国虽事权不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亲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能复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
在威妥玛眼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不但毫无担当,是一些只会附和上司的应声虫、只会对着影子叫唤的狗,还是“喃喃学语之小儿”,“击之则号哭,抚之又骄惯”,对待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左手打之,右手摩之”。
所谓“胡萝卜加大棒”,人家打了人,多少还用几根胡萝卜安慰一下,而对待大清的“外交家”,胡萝卜都省了。
更有甚者,据《清稗类钞·外交类》记载,某某(还算给面子,没点其名)任驻日公使的时候,各国外交官可以任意“玩弄”,用手弹其脸,边弹边说:“贵公使真是福人福相啊,瞧你保养得多好,这张脸又白又嫩,就像婴儿一样。”弹了脸还不过瘾,又把对方挂在脖子上的朝珠拿在手里把玩,说:“贵公使有此奇宝,宜终日玩不释手,如小儿之得食物也。”
俄国人更过分,各国公使来往,互相之间都有金钱之类的礼物相赠,俄国人每当赠了满清外交官礼物,都要对人说:“今天又损失了若干钱,就当给小儿买馒头了吧。”
不怪人家刻薄,真的不怪,要怪,就怪自己的国家为什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堂堂外交官,连起码的尊严都失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