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晚清留美幼童

 　　1872年8月11日，30名10岁至16岁的中国儿童登船踏上赴大洋彼岸美国留学的航程。1873年6月、1874年9月、1875年10月，又各有30名中国儿童赴美留学。这四批总共120名留美学生，被称为“留美幼童”，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留学生”一词起源于唐代，最初是指随日本遣唐使来华并留在中国学习的日本学生，后来统称留居外国学习的学生。近代以前，中国人很少有出国留学的。直到1872年，除了极少数被西方传教士带出国的自费留学生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官派过出国留学生。

　　官派幼童留美的计划是由中国第一位在美国大学毕业的自费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hóng)提出的。1846年，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回国时，带了容闳、黄胜、黄宽3名中国学生一起赴美。他们进入美国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就读。1848年黄胜因病提前回国，1849年黄宽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1850年容闳考入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855年回国，曾为曾国藩办洋务赴美采购过机器，并向丁日昌和曾国藩提出了派幼童留美的计划。

容闳

　　1871年，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奏请“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并具体建议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30名，4年共120名，分批赴美国留学，15年后归国，“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此奏获清廷批准，并在上海设出洋肄业局，命翰林陈兰彬任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开始招生时，由于风气未开，家长们都不愿让孩子出洋，加上还要立类似生死状的甘结书，更增加了人们的恐惧心理。容闳等好容易才从广东、上海等地招到30名10至16岁幼童，并在上海出洋局补习中文与英文，经考试合格，才正式派遣出洋留学。

　　1872年7月，容闳先往美国安排学生住宿和学校。8月11日，陈兰彬率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搭船，经日本渡太平洋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然后乘火车横贯美国到东部康涅狄格州。中国幼童们被分散安排在美国居民家住宿，受到各家主人的热情接待。四批留美幼童到齐后，清政府在美国哈特福德建成一幢留学事务所，由陈兰彬和容闳任留美学生正副监督。

　　留美幼童年龄小，很快适应了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他们努力学习，进步很快，得到美国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一位美国同学回忆道：“他们待人接物彬彬有礼，长于各项运动，天资又高，不但体育好，各门功课都好。我所见过各国学生们，要数中国学生最出色了。”留美幼童陆续在美国的中学毕业以后，至少有50多人考进了美国的大学。其中22人考入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8人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人考入哥伦比亚大学，2人进入哈佛大学。

　　留美幼童们在美国学习勤奋，生活充实，并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他们的思想和习俗也渐渐发生变化，如他们见官员不愿跪下叩头，要求改穿西服，体育活动时穿运动服。有的学生还剪了辫子，进过教堂。这就引起封建守旧官僚们的不满和攻击。在留学事务所，陈兰彬与支持学生的容闳发生分歧。后来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先后继任留学生监督的区谔良、容增祥、吴子登都与容闳意见不合。尤其是吴子登1879年底上任后，见到学生不肯下跪，竟大怒加以训斥甚至责打。他向清廷报告，指责留美幼童不遵守封建礼教，已被洋俗同化，“适异忘本，目无师长”。他还攻击容闳纵容学生。国内的封建士大夫也纷纷发难。1880年12月，御史李士林听信谣言，上奏诋毁留美幼童“毫无管束”，“抛荒本业，纷纷入教”。于是清政府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查明洋局委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李鸿章不敢怠慢，即令陈兰彬、吴子登对留美幼童“设法整顿”，并责备容闳失职。而吴子登又通过陈兰彬上奏，继续诬陷容闳与留美幼童，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固，极应将局裁撤”。吴子登甚至迫不及待地要马上带学生回国，但被李鸿章去电报制止。

　　恰在此时，美国出现了一股排华逆流。由于19世纪70-80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生产萧条，资本家和报刊舆论为转移视线，竟归罪于中国华工夺了美国工人的饭碗，掀起排华恶浪。留美学生也受到歧视，一部分留美幼童已中学毕业，清政府希望让他们进美国陆海军学校深造，美国国务院却复信称“此间无地可容中国学生也”。

　　内有封建顽固派的攻击，外受美国排华政策的影响，李鸿章虽不愿立刻全撤，但也顶不住压力。1881年夏，清政府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容闳闻讯，急忙四处奔走，联络中美友人上书劝阻。耶鲁校长波特等美国大学校长联名致信清政府总理衙门，指出中国留美学生即可成才，半途召回，令人遗憾，而且有损美国学校声誉。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亲自找前总统格兰特致函李鸿章，劝说“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但是清政府仍坚持认为留美幼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决定“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1881年8月，留美幼童奉命全部撤回。他们告别了美国的师友，分三批到旧金山乘船。回国前，留学生的中华棒球队还与美国奥克兰队举行了一场比赛并获大胜。11月，留美学生回到上海。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仅没有人来欢迎，上海道台怕他们逃跑，竟派士兵押送至道台衙门。

　　一百多名留美幼童刚回国时，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有的用非所学，有的屡遭挫折。但是他们学问扎实，精通外语，聪明能干又有报国之心，特别是晚清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都急需外交、军事和建设人才，因此他们大多得以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其中不少人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政界、军界、外交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的著名人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有的还在反侵略战争中，为保卫祖国壮烈牺牲。

　　留美幼童归国从事铁路、电报、工矿等工程建设的人数最多。其中最杰出的是被誉为“中国工程师之父”的詹天佑。他是第一批留美幼童，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刚回国时被派到福建船政学堂学驾驶，后又被张之洞调到广东博文馆当英文教习。1888年参与修建京沈铁路，为建成泺河大桥作出重大贡献。1904年又主持修建京张铁路，1913年被选为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此外，还有十多人曾担任过各铁路局局长、总工程师和各电报局局长，成为中国近代早期铁路和电报建设的奠基者。

　　归国留美幼童也活跃在政界和外交界，其中最有名的是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他是第三批留美幼童，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回国后出使朝鲜，结识袁世凯，后任天津海关道。1904年以外务部侍郎赴印与英国谈判，维护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功不可没。清末参加南北议和，民国初年担任北京政府第一任总理。留美幼童中还出了清末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及驻美公使梁诚等十几名外交官。

　　文化教育界的留美幼童中则出了好几位大学校长，最著名的如清华学堂(原为留美预备学校，今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蔡绍基等。

　　军界的留美幼童大多任海军军官，多数参加过反侵略战争，有的以身殉国。如1885年中法战争马尾海战中，留美幼童6人作为福建水师军官参战，杨兆楠、黄季良等4人壮烈牺牲。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中，英勇作战献身的留美幼童北洋水师军官，有致远舰大副陈金揆、济远舰大副沈寿昌等人。

 　　1872年8月11日，30名10岁至16岁的中国儿童登船踏上赴大洋彼岸美国留学的航程。1873年6月、1874年9月、1875年10月，又各有30名中国儿童赴美留学。这四批总共120名留美学生，被称为“留美幼童”，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留学生”一词起源于唐代，最初是指随日本遣唐使来华并留在中国学习的日本学生，后来统称留居外国学习的学生。近代以前，中国人很少有出国留学的。直到1872年，除了极少数被西方传教士带出国的自费留学生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官派过出国留学生。

　　官派幼童留美的计划是由中国第一位在美国大学毕业的自费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hóng)提出的。1846年，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回国时，带了容闳、黄胜、黄宽3名中国学生一起赴美。他们进入美国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就读。1848年黄胜因病提前回国，1849年黄宽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1850年容闳考入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855年回国，曾为曾国藩办洋务赴美采购过机器，并向丁日昌和曾国藩提出了派幼童留美的计划。

容闳

　　1871年，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奏请“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并具体建议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30名，4年共120名，分批赴美国留学，15年后归国，“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此奏获清廷批准，并在上海设出洋肄业局，命翰林陈兰彬任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开始招生时，由于风气未开，家长们都不愿让孩子出洋，加上还要立类似生死状的甘结书，更增加了人们的恐惧心理。容闳等好容易才从广东、上海等地招到30名10至16岁幼童，并在上海出洋局补习中文与英文，经考试合格，才正式派遣出洋留学。

　　1872年7月，容闳先往美国安排学生住宿和学校。8月11日，陈兰彬率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搭船，经日本渡太平洋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然后乘火车横贯美国到东部康涅狄格州。中国幼童们被分散安排在美国居民家住宿，受到各家主人的热情接待。四批留美幼童到齐后，清政府在美国哈特福德建成一幢留学事务所，由陈兰彬和容闳任留美学生正副监督。

　　留美幼童年龄小，很快适应了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他们努力学习，进步很快，得到美国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一位美国同学回忆道：“他们待人接物彬彬有礼，长于各项运动，天资又高，不但体育好，各门功课都好。我所见过各国学生们，要数中国学生最出色了。”留美幼童陆续在美国的中学毕业以后，至少有50多人考进了美国的大学。其中22人考入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8人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人考入哥伦比亚大学，2人进入哈佛大学。

　　留美幼童们在美国学习勤奋，生活充实，并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他们的思想和习俗也渐渐发生变化，如他们见官员不愿跪下叩头，要求改穿西服，体育活动时穿运动服。有的学生还剪了辫子，进过教堂。这就引起封建守旧官僚们的不满和攻击。在留学事务所，陈兰彬与支持学生的容闳发生分歧。后来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先后继任留学生监督的区谔良、容增祥、吴子登都与容闳意见不合。尤其是吴子登1879年底上任后，见到学生不肯下跪，竟大怒加以训斥甚至责打。他向清廷报告，指责留美幼童不遵守封建礼教，已被洋俗同化，“适异忘本，目无师长”。他还攻击容闳纵容学生。国内的封建士大夫也纷纷发难。1880年12月，御史李士林听信谣言，上奏诋毁留美幼童“毫无管束”，“抛荒本业，纷纷入教”。于是清政府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查明洋局委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李鸿章不敢怠慢，即令陈兰彬、吴子登对留美幼童“设法整顿”，并责备容闳失职。而吴子登又通过陈兰彬上奏，继续诬陷容闳与留美幼童，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固，极应将局裁撤”。吴子登甚至迫不及待地要马上带学生回国，但被李鸿章去电报制止。

　　恰在此时，美国出现了一股排华逆流。由于19世纪70-80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生产萧条，资本家和报刊舆论为转移视线，竟归罪于中国华工夺了美国工人的饭碗，掀起排华恶浪。留美学生也受到歧视，一部分留美幼童已中学毕业，清政府希望让他们进美国陆海军学校深造，美国国务院却复信称“此间无地可容中国学生也”。

　　内有封建顽固派的攻击，外受美国排华政策的影响，李鸿章虽不愿立刻全撤，但也顶不住压力。1881年夏，清政府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容闳闻讯，急忙四处奔走，联络中美友人上书劝阻。耶鲁校长波特等美国大学校长联名致信清政府总理衙门，指出中国留美学生即可成才，半途召回，令人遗憾，而且有损美国学校声誉。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亲自找前总统格兰特致函李鸿章，劝说“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但是清政府仍坚持认为留美幼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决定“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1881年8月，留美幼童奉命全部撤回。他们告别了美国的师友，分三批到旧金山乘船。回国前，留学生的中华棒球队还与美国奥克兰队举行了一场比赛并获大胜。11月，留美学生回到上海。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仅没有人来欢迎，上海道台怕他们逃跑，竟派士兵押送至道台衙门。

　　一百多名留美幼童刚回国时，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有的用非所学，有的屡遭挫折。但是他们学问扎实，精通外语，聪明能干又有报国之心，特别是晚清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都急需外交、军事和建设人才，因此他们大多得以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其中不少人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政界、军界、外交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的著名人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有的还在反侵略战争中，为保卫祖国壮烈牺牲。

　　留美幼童归国从事铁路、电报、工矿等工程建设的人数最多。其中最杰出的是被誉为“中国工程师之父”的詹天佑。他是第一批留美幼童，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刚回国时被派到福建船政学堂学驾驶，后又被张之洞调到广东博文馆当英文教习。1888年参与修建京沈铁路，为建成泺河大桥作出重大贡献。1904年又主持修建京张铁路，1913年被选为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此外，还有十多人曾担任过各铁路局局长、总工程师和各电报局局长，成为中国近代早期铁路和电报建设的奠基者。

　　归国留美幼童也活跃在政界和外交界，其中最有名的是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他是第三批留美幼童，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回国后出使朝鲜，结识袁世凯，后任天津海关道。1904年以外务部侍郎赴印与英国谈判，维护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功不可没。清末参加南北议和，民国初年担任北京政府第一任总理。留美幼童中还出了清末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及驻美公使梁诚等十几名外交官。

　　文化教育界的留美幼童中则出了好几位大学校长，最著名的如清华学堂(原为留美预备学校，今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蔡绍基等。

　　军界的留美幼童大多任海军军官，多数参加过反侵略战争，有的以身殉国。如1885年中法战争马尾海战中，留美幼童6人作为福建水师军官参战，杨兆楠、黄季良等4人壮烈牺牲。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中，英勇作战献身的留美幼童北洋水师军官，有致远舰大副陈金揆、济远舰大副沈寿昌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