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疫情爆发后世界经济走势的判断及中国的对策

 　　今天，我主要想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对当前及今后世界经济走势的判断;再一个是中国如何应对?

李晓，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一、如何判断当今世界经济形势?

　　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如今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果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不住，有可能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

       截至3月24日，全球已经有170个国家的37万人确诊感染，超过1.5万人死亡。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已经开始采取从未有过的严控措施，包括国家间、城市间、社区间的隔离等。各国关系无论好坏，都开始封锁彼此的交通和人员往来。这是二战后从未发生过的新现象。然而，疫情本身只是一种外在的冲击和变化，它不过是加剧了全球化的分裂和全球经济的衰退，而非问题的根本所在。

        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和恶化造成了巨大恐慌。从3月9号开始，美股在10天内4次熔断，连带十几个国家也出现了股市和股指期货触发熔断机制。曾有人对美国历史上的股灾情况做过一个统计，标普跌幅达20%所需时间分别为：38天(1987年)、244天(2000年)、188天(2007年和2008年)，而此次疫情期间只用了16天，前所未有的短促。3月9号，维也纳国际能源会议谈判失败，导致国际油价狂跌，美国资本市场对于页岩油生产企业债券违约的担忧急剧升温，特别是3月中旬以后，美国的疫情日益严重，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恐慌更加难以遏制，出现了股市、债市、黄金等全跌的现象。因此，美联储在3月17日启动了各种短期的流动性供给机制，到3月23日则更是火力全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所有开放式的资产购买，即本周内每天购买750亿美元的国债和5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并建立一个新的计划用以支持信贷向雇主、消费者、企业的流动，等等。这次FRB货币政策措施有两个特点：一是量化宽松毫无顾忌，没有底线;二是具有财政补贴的倾向，这是美国货币政策的新变化。

      不得不说，美联储的这套组合拳意义非凡，对稳定市场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自2008年起，美国公司层面的债务增长较快，累积的债务使得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相当难看，因而相比于金融机构，公司层面的问题更加严峻。由于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使得公司债务占GDP总额高达74%。虽然目前美国金融系统尚未出现危机症状，但是随着消费需求下降、出口受阻、供应链中断等市场阻滞的发生，有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或金融系统困局，即从企业财务问题发展成市场信用问题，最后演变成金融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此轮牛市的形成，并非实体经济基本面良好，而是在较长时期的低通胀条件下，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居民都可以借助宽松的环境和低成本融资特别是通过大量杠杆融资来实现资产负债表扩张的结果。另外，企业管理层通过回购股票的方式抬高每股收益(EPS)继而提升股价,已成为美国股票市场的常见现象。目前，在美国上市公司EPS的增长中公司回购股票的贡献十分突出，但这种股市扩张和繁荣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任何大的风险冲击。一旦外部冲击促使市场出现下行的动能或者压力，大量杠杆资金支撑的资产将面临巨大的赎回压力，结果就是流动性短缺。

        但这并不是传统的美元流动性危机，或者说不是2008年金融机构之间发生的流动性危机。一方面，市场的隔夜回购利率走  势并没有发生2008年危机期间的急速上升，反而由于美联储回购力度加大出现下降。另一方面，三个月期的Libor-OIS利差也没有达到2008年的恶化程度。这反映出银行的借贷意愿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同时，近些天来美国非金融企业商业票据的利差却在急剧上升，超过2008年危机时的高点，足以说明美国金融市场面临的问题不是2008年因金融机构杠杆破裂出现的流动性危机，而是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前景极度悲观。这也是美联储开始绕过商业银行直接来购买商业的票据尤其是企业无担保商业票据的重要原因，这种措施并非仅仅是为了绕开“沃尔克规则”的限制挽救金融机构，而是为了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提振实体经济，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外部冲击。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充满不确定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不能再用以往某个国家比如美国宏观经济周期或者资本市场的情况对世界经济形势进行研判，也不能简单地按照金融市场如2007-2008年危机的经验来观察，我们需要从全球经济的视野，也就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视角来分析，或许会发现一些“确定性”，并从中看出此次疫情为何可能成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加速器。

        我认为，现阶段的世界经济积累着四五十年来的多重矛盾与问题，至少存在着两个大的风险：

         第一，国际分工的运行机制出了大问题。

　　如果从世界经济的宏观视角观察，该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宏观层面的全球经济规则不再统一;第二个方面是微观层面的价值链或产业链出现“脱钩”的迹象。前者以中美贸易争端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G7相互间的新贸易规则谈判等为代表，后者以“华为事件”等所谓的“去中国化”为代表。正是在这个情况下，疫情全球扩散后主要国家相互间的边境控制、交往中断等等，使得二战以来微观层面不断趋于深化发展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更大的危险：G7之间的宏观协调不会中断(美联储已经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央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待疫情发展到平稳阶段后将会继续下去，甚至会因为疫情而得到很大程度的强化，同时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却有可能被加速。不幸的是，到今天为止，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不但没有造成主要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反而出现了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因疫情引发的大国之间的相互指责、攻击即民间称所说的“甩锅”的行为等，这些不仅不利于全球化分裂的弥合，反而是在全球化的裂痕上继续撒盐。

　　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业已出现的全球化分裂的裂痕更加扩大，如果悲观地看，全球化分裂可能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仅就此而言，期望世界经济短期内复苏甚至实现快速增长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手段上全球进入了一个“非理性时代”。在这方面，主要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僵化的不归路：货币政策取代财政政策，用超级宽松的货币投放缓和危机，可谓寅吃卯粮。

          我曾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1980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已经不再是生产过剩而是货币金融危机。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加入WTO以及前苏联东欧剧变等原因，全球范围内可以被纳入到传统国际分工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被吸纳完毕，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系统在平面的地理空间上的布局已经完成，难以再有新的可以开拓的疆域，在此过程中只有美国通过经济金融化开辟出立体的空间意义上的新竞争系统——高度发达的具有广度与深度的金融市场。具体说就是，世界经济的发展结构由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地理——实体经济空间”转向了“电子——金融经济空间”。这一过程对美国而言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内是经济高度金融化，拥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金融服务业，对外则是“美元体系”的全球拓展与运行。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自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开始，所有全球经济危机不再源于生产过剩，而是由货币金融危机引发。对这个背景，我们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

         如此，我们才可以弄清楚近四十年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为什么主要国家基本上都是用“救市”的方式来对经济问题进行金融化处理，借新债换旧债，全球经济的恢复基本上都是靠宽松货币政策修整长期存在的问题，但实际上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比如欧债问题、次贷问题等等，都不同程度地遗存着许多问题。从现阶段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对策来看，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日益陷入穷途，由于民主政治机制的博弈性，国会内部围绕财政政策的争论使其行使效率低下，加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债务问题等，使得货币政策越来越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印钞、货币放水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例如2008年推出的AMLF(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基金流动)、CPFF(商业票据融资)、CPP(资产购买计划)、MMIFF(货币市场投资人融资)以及TALF(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融资)机制等。其中，CPFF在此次新冠疫造成股市狂跌中再度启用。从目前全球央行的反应来看，主要国家的央行都是通过货币放水漫灌的方式来压问题——以新债务覆盖旧债务，然而欧洲、日本的利率已经是负的，美联储已将利率降到0，传统货币政策几乎没有空间了。

        所以说，2008年以来这十几年间世界经济的增长，大体上都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放水“救市”来压问题，没有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没有新兴产业的拉动，有的只是业已成熟的实体经济部门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产业链的不断延长、深化来带动，也就是靠着微观层面的全球化勉强拉动着世界经济实现3%以下的增长(2010-11年和2017年除外)。然而，这一切都在2018年初停顿下来，或者说以中美贸易争端为代表出现了全球化的重大分裂。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疫情成为压倒已经脆弱不堪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那颗稻草。也可以说，这是疫情为什么会重创世界经济的重要原因。

         疫情总有一天会过去，关键是世界各国能否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处在非理性的时代。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是如此。伴随着当今世界人口爆炸，我们这个地球再有十几年的时间就要达到100亿人。要知道，这是现今地球所拥有的资源无法承受的。还有，主要国家的债务水位不断升高，但却依旧利用债务放水的方式来应对。零利率、负利会能持续多久?仅从存钱生息的角度来看“钱不生钱”可以持续多久?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后果?类似的这种情况历史上是存在过的——在17世纪初期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里意大利的公债利率降到1%左右的水平，而当时一般利率为10%——12%，这种情况的一个重大后果是欧洲社会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即从黑暗的中世纪转向近代社会，封建体制迅速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出现了革命性变化。那么，倘若负利率、零利率继续持续下去，将意味着什么?此外，全球主要国家之间合作意识日益淡漠，从特朗普总统近期有关“中国病毒”的讲话等行为来看，政治家们更加专注于眼前的利益。上述这一切表明，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更为短视、自利的非理性时代。

          综合以上这些看法，我对于世界经济走势的总体判断如下：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毫无疑问，疫情的扩散与防控情况具有决定性影响，需要根据其具体情况的变化对世界经济走势进行判断。我觉得大致应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如果全球疫情可以在第二季度得到基本控制，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1-2%之间;二是倘若全球疫情持续至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全年在1%以下甚至为负增长的可能性很大;三是如果全球疫情继续拖延下去、跨年度甚至与我们相当长时期地并存，世界经济将陷入长期衰退。目前，国内也有好多治愈出院患者再度转阳的情况，而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指出，现在的新冠疫情不过是冰山一角，这种病毒大概要与人类同行许久。如果真的是这样，由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时间不会短，两三年的可能性比较大。毕竟，近三四十年来世界经济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太多，需要时间消化。对此，我们宁可做好更坏的心理准备。

         第二，从世界经济的宏观上视角看，无论疫情持续多久、世界经济增速如何，大疫过后的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重塑将继续进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全球疫病的爆发会加剧这一过程;同时，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将会有所加强，但一定会矛盾重重，难度加大：在货币领域主要国家间分歧增大，协调难度增加;在贸易领域，全球规则的重塑将加剧，全球化分裂继续。

        第三，从世界经济的微观角度看，全球疫情将加剧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出于企业资产负债表平衡的困境，企业之间的退单潮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出现，一旦疫情缓解或消失，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重构必将开启，这对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有利，但需要关注的是，此次疫情暴露出全球产业链的高度脆弱性，因而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更会关注安全，包括更多的本土化，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因素，以及包括大国关系在内的政治因素。第四，全球央行超级量化宽松的后果将极大地影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系”的稳定，全球资产重新定价，黄金等贵重金属与大宗商品价格再度走高且价格波动剧烈，但全球范围内的货币体系重建短期内无法进行，也难以出现可以替代美元的关键货币。因此我判断，货币金融合作的区域化进程将会加快。

　　二、中国应如何应对?

　　所有国家的防疫模式与体制，都与自身的具体国情尤其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高度相关，甚至相互间在起初阶段不会存在什么“学习效应”，更不会有什么“抄作业”的事情。这种学习效应至少要到疫情在全球大致充分展开、需要各国协调合作之时才有可能发生，“抄作业”应该是相互的。今天，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月26日将举行G20首脑特备峰会，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成为推动全球合作的重大转折。目前，中国对疫情控制效率非常高，也起到了显著效果。今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有四个：一是从“歼灭战”转向“持久战”，不能低估治愈者复发的潜在危险，输入性防控也要持续相当长时间;二是从“战疫”转向复工、复产，促进经济增长，我主张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应再强调增长速度，所有的政策核心是稳定就业，相应地，经济政策的重心也要从偏重国有企业转向全面支持中小企业;三是经济、社会体制应该更加柔性化、弹性化，应该关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心理问题和公共管理问题等;四是如何增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必须更进一步增进相互信任、开展公共卫生和医疗信息资源共享等合作，同时积极推进新形势下的全球宏观经济协调，但需要注意的是，对外医疗援助要有针对性，要慎重地量力而行，一方面针对真正需要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对外援助与国内弱势群体救助之间的平衡。

　　与此同时，关于中国面对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应采取的对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倘若全球经济果真陷入衰退，我们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目前，中国经济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要防止疫情的全球爆发加快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即稳外贸、稳外资;二是如何下大力气稳定就业?

　　要知道，中国现今的产业结构与美国以文化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主不同，我们是以电子、汽车、机械等产业为主。而这些恰恰是受到疫情影响产业链最易断裂的领域，疫情持续越是过久，越对我们不利，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海外商客户大批退单的情况;而且，一旦疫情持续过久，产业链出现中断后的全球重构必将开启。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不仅要考虑资源配置效率，更要考量东道国制度环境以及大国关系、政治风险等等。疫情一旦拖延或者长期化，客观上将有利于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虽然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结构，但即便是部分产业链出现“脱钩”，也势必会加大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调整或改变近四十年来高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将主要精力放在稳定就业方面，这不仅仅是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民生问题，也是是关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具体而言，我认为近期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措施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加快电子、汽车等外向型产业恢复生产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探索在“抗疫”过程中确保物流、人流等不中断、促进外向型企业的持续生产，是下一步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比如中日韩自贸区协议、RCEP甚至积极加入CPTPP等，以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与加工制造能力，确保中国在区域产业链中的地位。

　　第二，大力扶持、挽救对稳定就业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小民营企业，努力做到防疫与生产两不误。在人类共同的灾害面前，世界各国应在发挥自身制度优势的过程中相互借鉴经验，中国应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给受到疫病影响严重的群体、小微企业等精准发放财政“补贴”，等等。

　　第三，拉动消费应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投资的重心也不再是经济增速，而是促进消费，我同意刘世锦的一个提法，“新基建”的核心应该是超大城市群的建设，这里不仅仅涉及到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有包括农民工安置、户口等所有相关制度的调整、改革，也就说，通过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扩张内需的过程。

　　第四，通过与世界各国增进合作尤其是疫情通报、信息交流与全球公共卫生体制的强化等合作，继续降低“贸易战”程度，更重要的是要开展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尽力降低疫情对各国与世界经济的危害。大疫之下的全球经济协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已远远超出相互间的分歧，全球主要国家必须通力合作，共度难关。

　　第五，绝对不做任何可能“对冲”美国货币政策或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事情。按照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美国的“救市”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世界经济的挽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稳定是有利的。现在，某些学者提出要主动抛售美国国债打击美国，这不仅有违常识，更是反全球化的。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不过1万亿美元左右，大约占美国国债的7%左右，对已经做出超级QE的FRB而言这点国债不过是小case，如此作为打击的恐怕不是美国，而是自己同美国经济的全面脱钩。要知道，FRB实行负利率的可能性很低，在其他主要国家均已实行负利率的条件下，要确保各类资金回流至国债市场与股市，维护“美元体系”是重中之重，因而FEB通过购买商业票据、购买股票(如ETF)等方式继续进行“放水”的可能性较大，这是维护美元信用与回流的核心所在。近来，美国有些个别人和一些媒体鼓噪让中国对新冠疫情爆发和流行承担责任，进而用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予以弥补的提法，值得警惕。但我认为，这些事情鼓噪一下可以，但美国政府实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除非两国进入战争状态。因为一旦如此，二百多年来美国政府累积起来的信誉将毁于一旦，那将是“美元体系”崩溃的开启，无论如何是美国承受不起的。我预计，大疫之后面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混乱，区域化货币金融合作将重新开启动。这对中国是个重大机遇，因而加强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合作非常重要。

　　第六，坚决落实去年7月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方针，通过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吸纳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因为金融业的开放与发展与制造业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它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更高，对产权保护、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与水平的高低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不仅仅是吸引外资、拉住外资的问题，对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同样有利。实际上，无论是金融开放还是产业链重构，都需要中国在制度现代化方面做出更加倍的努力，这是今后中国的道路选择与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进程较大的不同之处。

　　最后，归纳起来讲，全球化不是简单地逆转了，而是分裂了，即世界上两个主要大国之间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的共识破裂了。这种分裂刚刚开始，疫情将发挥怎样的影响?我们期望它会发挥弥补作用。但遗憾的是，按照迄今为止的情况来看，疫情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这一进程。抛开对手的错误或攻击不说，现在中国恰恰需要理性、冷静思考的是，努力弥合这种分裂对我们有利，还是扩大这种分裂、往业已扩大的伤口上撒盐有利?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们已经不能再用四十多年前期望“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或“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心态去认识这个世界、处理同这个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

　　今后的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和谐的世界。

 　　今天，我主要想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对当前及今后世界经济走势的判断;再一个是中国如何应对?

李晓，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一、如何判断当今世界经济形势?

　　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如今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果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不住，有可能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

       截至3月24日，全球已经有170个国家的37万人确诊感染，超过1.5万人死亡。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已经开始采取从未有过的严控措施，包括国家间、城市间、社区间的隔离等。各国关系无论好坏，都开始封锁彼此的交通和人员往来。这是二战后从未发生过的新现象。然而，疫情本身只是一种外在的冲击和变化，它不过是加剧了全球化的分裂和全球经济的衰退，而非问题的根本所在。

        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和恶化造成了巨大恐慌。从3月9号开始，美股在10天内4次熔断，连带十几个国家也出现了股市和股指期货触发熔断机制。曾有人对美国历史上的股灾情况做过一个统计，标普跌幅达20%所需时间分别为：38天(1987年)、244天(2000年)、188天(2007年和2008年)，而此次疫情期间只用了16天，前所未有的短促。3月9号，维也纳国际能源会议谈判失败，导致国际油价狂跌，美国资本市场对于页岩油生产企业债券违约的担忧急剧升温，特别是3月中旬以后，美国的疫情日益严重，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恐慌更加难以遏制，出现了股市、债市、黄金等全跌的现象。因此，美联储在3月17日启动了各种短期的流动性供给机制，到3月23日则更是火力全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所有开放式的资产购买，即本周内每天购买750亿美元的国债和5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并建立一个新的计划用以支持信贷向雇主、消费者、企业的流动，等等。这次FRB货币政策措施有两个特点：一是量化宽松毫无顾忌，没有底线;二是具有财政补贴的倾向，这是美国货币政策的新变化。

      不得不说，美联储的这套组合拳意义非凡，对稳定市场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自2008年起，美国公司层面的债务增长较快，累积的债务使得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相当难看，因而相比于金融机构，公司层面的问题更加严峻。由于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使得公司债务占GDP总额高达74%。虽然目前美国金融系统尚未出现危机症状，但是随着消费需求下降、出口受阻、供应链中断等市场阻滞的发生，有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或金融系统困局，即从企业财务问题发展成市场信用问题，最后演变成金融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此轮牛市的形成，并非实体经济基本面良好，而是在较长时期的低通胀条件下，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居民都可以借助宽松的环境和低成本融资特别是通过大量杠杆融资来实现资产负债表扩张的结果。另外，企业管理层通过回购股票的方式抬高每股收益(EPS)继而提升股价,已成为美国股票市场的常见现象。目前，在美国上市公司EPS的增长中公司回购股票的贡献十分突出，但这种股市扩张和繁荣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任何大的风险冲击。一旦外部冲击促使市场出现下行的动能或者压力，大量杠杆资金支撑的资产将面临巨大的赎回压力，结果就是流动性短缺。

        但这并不是传统的美元流动性危机，或者说不是2008年金融机构之间发生的流动性危机。一方面，市场的隔夜回购利率走  势并没有发生2008年危机期间的急速上升，反而由于美联储回购力度加大出现下降。另一方面，三个月期的Libor-OIS利差也没有达到2008年的恶化程度。这反映出银行的借贷意愿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同时，近些天来美国非金融企业商业票据的利差却在急剧上升，超过2008年危机时的高点，足以说明美国金融市场面临的问题不是2008年因金融机构杠杆破裂出现的流动性危机，而是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前景极度悲观。这也是美联储开始绕过商业银行直接来购买商业的票据尤其是企业无担保商业票据的重要原因，这种措施并非仅仅是为了绕开“沃尔克规则”的限制挽救金融机构，而是为了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提振实体经济，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外部冲击。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充满不确定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不能再用以往某个国家比如美国宏观经济周期或者资本市场的情况对世界经济形势进行研判，也不能简单地按照金融市场如2007-2008年危机的经验来观察，我们需要从全球经济的视野，也就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视角来分析，或许会发现一些“确定性”，并从中看出此次疫情为何可能成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加速器。

        我认为，现阶段的世界经济积累着四五十年来的多重矛盾与问题，至少存在着两个大的风险：

         第一，国际分工的运行机制出了大问题。

　　如果从世界经济的宏观视角观察，该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宏观层面的全球经济规则不再统一;第二个方面是微观层面的价值链或产业链出现“脱钩”的迹象。前者以中美贸易争端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G7相互间的新贸易规则谈判等为代表，后者以“华为事件”等所谓的“去中国化”为代表。正是在这个情况下，疫情全球扩散后主要国家相互间的边境控制、交往中断等等，使得二战以来微观层面不断趋于深化发展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更大的危险：G7之间的宏观协调不会中断(美联储已经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央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待疫情发展到平稳阶段后将会继续下去，甚至会因为疫情而得到很大程度的强化，同时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却有可能被加速。不幸的是，到今天为止，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不但没有造成主要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反而出现了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因疫情引发的大国之间的相互指责、攻击即民间称所说的“甩锅”的行为等，这些不仅不利于全球化分裂的弥合，反而是在全球化的裂痕上继续撒盐。

　　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业已出现的全球化分裂的裂痕更加扩大，如果悲观地看，全球化分裂可能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仅就此而言，期望世界经济短期内复苏甚至实现快速增长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手段上全球进入了一个“非理性时代”。在这方面，主要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僵化的不归路：货币政策取代财政政策，用超级宽松的货币投放缓和危机，可谓寅吃卯粮。

          我曾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1980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已经不再是生产过剩而是货币金融危机。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加入WTO以及前苏联东欧剧变等原因，全球范围内可以被纳入到传统国际分工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被吸纳完毕，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系统在平面的地理空间上的布局已经完成，难以再有新的可以开拓的疆域，在此过程中只有美国通过经济金融化开辟出立体的空间意义上的新竞争系统——高度发达的具有广度与深度的金融市场。具体说就是，世界经济的发展结构由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地理——实体经济空间”转向了“电子——金融经济空间”。这一过程对美国而言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内是经济高度金融化，拥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金融服务业，对外则是“美元体系”的全球拓展与运行。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自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开始，所有全球经济危机不再源于生产过剩，而是由货币金融危机引发。对这个背景，我们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

         如此，我们才可以弄清楚近四十年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为什么主要国家基本上都是用“救市”的方式来对经济问题进行金融化处理，借新债换旧债，全球经济的恢复基本上都是靠宽松货币政策修整长期存在的问题，但实际上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比如欧债问题、次贷问题等等，都不同程度地遗存着许多问题。从现阶段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对策来看，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日益陷入穷途，由于民主政治机制的博弈性，国会内部围绕财政政策的争论使其行使效率低下，加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债务问题等，使得货币政策越来越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印钞、货币放水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例如2008年推出的AMLF(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基金流动)、CPFF(商业票据融资)、CPP(资产购买计划)、MMIFF(货币市场投资人融资)以及TALF(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融资)机制等。其中，CPFF在此次新冠疫造成股市狂跌中再度启用。从目前全球央行的反应来看，主要国家的央行都是通过货币放水漫灌的方式来压问题——以新债务覆盖旧债务，然而欧洲、日本的利率已经是负的，美联储已将利率降到0，传统货币政策几乎没有空间了。

        所以说，2008年以来这十几年间世界经济的增长，大体上都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放水“救市”来压问题，没有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没有新兴产业的拉动，有的只是业已成熟的实体经济部门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产业链的不断延长、深化来带动，也就是靠着微观层面的全球化勉强拉动着世界经济实现3%以下的增长(2010-11年和2017年除外)。然而，这一切都在2018年初停顿下来，或者说以中美贸易争端为代表出现了全球化的重大分裂。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疫情成为压倒已经脆弱不堪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那颗稻草。也可以说，这是疫情为什么会重创世界经济的重要原因。

         疫情总有一天会过去，关键是世界各国能否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处在非理性的时代。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是如此。伴随着当今世界人口爆炸，我们这个地球再有十几年的时间就要达到100亿人。要知道，这是现今地球所拥有的资源无法承受的。还有，主要国家的债务水位不断升高，但却依旧利用债务放水的方式来应对。零利率、负利会能持续多久?仅从存钱生息的角度来看“钱不生钱”可以持续多久?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后果?类似的这种情况历史上是存在过的——在17世纪初期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里意大利的公债利率降到1%左右的水平，而当时一般利率为10%——12%，这种情况的一个重大后果是欧洲社会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即从黑暗的中世纪转向近代社会，封建体制迅速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出现了革命性变化。那么，倘若负利率、零利率继续持续下去，将意味着什么?此外，全球主要国家之间合作意识日益淡漠，从特朗普总统近期有关“中国病毒”的讲话等行为来看，政治家们更加专注于眼前的利益。上述这一切表明，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更为短视、自利的非理性时代。

          综合以上这些看法，我对于世界经济走势的总体判断如下：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毫无疑问，疫情的扩散与防控情况具有决定性影响，需要根据其具体情况的变化对世界经济走势进行判断。我觉得大致应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如果全球疫情可以在第二季度得到基本控制，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1-2%之间;二是倘若全球疫情持续至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全年在1%以下甚至为负增长的可能性很大;三是如果全球疫情继续拖延下去、跨年度甚至与我们相当长时期地并存，世界经济将陷入长期衰退。目前，国内也有好多治愈出院患者再度转阳的情况，而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指出，现在的新冠疫情不过是冰山一角，这种病毒大概要与人类同行许久。如果真的是这样，由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时间不会短，两三年的可能性比较大。毕竟，近三四十年来世界经济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太多，需要时间消化。对此，我们宁可做好更坏的心理准备。

         第二，从世界经济的宏观上视角看，无论疫情持续多久、世界经济增速如何，大疫过后的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重塑将继续进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全球疫病的爆发会加剧这一过程;同时，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将会有所加强，但一定会矛盾重重，难度加大：在货币领域主要国家间分歧增大，协调难度增加;在贸易领域，全球规则的重塑将加剧，全球化分裂继续。

        第三，从世界经济的微观角度看，全球疫情将加剧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出于企业资产负债表平衡的困境，企业之间的退单潮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出现，一旦疫情缓解或消失，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重构必将开启，这对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有利，但需要关注的是，此次疫情暴露出全球产业链的高度脆弱性，因而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更会关注安全，包括更多的本土化，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因素，以及包括大国关系在内的政治因素。第四，全球央行超级量化宽松的后果将极大地影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系”的稳定，全球资产重新定价，黄金等贵重金属与大宗商品价格再度走高且价格波动剧烈，但全球范围内的货币体系重建短期内无法进行，也难以出现可以替代美元的关键货币。因此我判断，货币金融合作的区域化进程将会加快。

　　二、中国应如何应对?

　　所有国家的防疫模式与体制，都与自身的具体国情尤其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高度相关，甚至相互间在起初阶段不会存在什么“学习效应”，更不会有什么“抄作业”的事情。这种学习效应至少要到疫情在全球大致充分展开、需要各国协调合作之时才有可能发生，“抄作业”应该是相互的。今天，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月26日将举行G20首脑特备峰会，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成为推动全球合作的重大转折。目前，中国对疫情控制效率非常高，也起到了显著效果。今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有四个：一是从“歼灭战”转向“持久战”，不能低估治愈者复发的潜在危险，输入性防控也要持续相当长时间;二是从“战疫”转向复工、复产，促进经济增长，我主张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应再强调增长速度，所有的政策核心是稳定就业，相应地，经济政策的重心也要从偏重国有企业转向全面支持中小企业;三是经济、社会体制应该更加柔性化、弹性化，应该关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心理问题和公共管理问题等;四是如何增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必须更进一步增进相互信任、开展公共卫生和医疗信息资源共享等合作，同时积极推进新形势下的全球宏观经济协调，但需要注意的是，对外医疗援助要有针对性，要慎重地量力而行，一方面针对真正需要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对外援助与国内弱势群体救助之间的平衡。

　　与此同时，关于中国面对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应采取的对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倘若全球经济果真陷入衰退，我们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目前，中国经济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要防止疫情的全球爆发加快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即稳外贸、稳外资;二是如何下大力气稳定就业?

　　要知道，中国现今的产业结构与美国以文化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主不同，我们是以电子、汽车、机械等产业为主。而这些恰恰是受到疫情影响产业链最易断裂的领域，疫情持续越是过久，越对我们不利，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海外商客户大批退单的情况;而且，一旦疫情持续过久，产业链出现中断后的全球重构必将开启。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不仅要考虑资源配置效率，更要考量东道国制度环境以及大国关系、政治风险等等。疫情一旦拖延或者长期化，客观上将有利于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虽然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结构，但即便是部分产业链出现“脱钩”，也势必会加大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调整或改变近四十年来高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将主要精力放在稳定就业方面，这不仅仅是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民生问题，也是是关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具体而言，我认为近期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措施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加快电子、汽车等外向型产业恢复生产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探索在“抗疫”过程中确保物流、人流等不中断、促进外向型企业的持续生产，是下一步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比如中日韩自贸区协议、RCEP甚至积极加入CPTPP等，以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与加工制造能力，确保中国在区域产业链中的地位。

　　第二，大力扶持、挽救对稳定就业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小民营企业，努力做到防疫与生产两不误。在人类共同的灾害面前，世界各国应在发挥自身制度优势的过程中相互借鉴经验，中国应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给受到疫病影响严重的群体、小微企业等精准发放财政“补贴”，等等。

　　第三，拉动消费应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投资的重心也不再是经济增速，而是促进消费，我同意刘世锦的一个提法，“新基建”的核心应该是超大城市群的建设，这里不仅仅涉及到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有包括农民工安置、户口等所有相关制度的调整、改革，也就说，通过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扩张内需的过程。

　　第四，通过与世界各国增进合作尤其是疫情通报、信息交流与全球公共卫生体制的强化等合作，继续降低“贸易战”程度，更重要的是要开展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尽力降低疫情对各国与世界经济的危害。大疫之下的全球经济协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已远远超出相互间的分歧，全球主要国家必须通力合作，共度难关。

　　第五，绝对不做任何可能“对冲”美国货币政策或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事情。按照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美国的“救市”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世界经济的挽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稳定是有利的。现在，某些学者提出要主动抛售美国国债打击美国，这不仅有违常识，更是反全球化的。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不过1万亿美元左右，大约占美国国债的7%左右，对已经做出超级QE的FRB而言这点国债不过是小case，如此作为打击的恐怕不是美国，而是自己同美国经济的全面脱钩。要知道，FRB实行负利率的可能性很低，在其他主要国家均已实行负利率的条件下，要确保各类资金回流至国债市场与股市，维护“美元体系”是重中之重，因而FEB通过购买商业票据、购买股票(如ETF)等方式继续进行“放水”的可能性较大，这是维护美元信用与回流的核心所在。近来，美国有些个别人和一些媒体鼓噪让中国对新冠疫情爆发和流行承担责任，进而用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予以弥补的提法，值得警惕。但我认为，这些事情鼓噪一下可以，但美国政府实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除非两国进入战争状态。因为一旦如此，二百多年来美国政府累积起来的信誉将毁于一旦，那将是“美元体系”崩溃的开启，无论如何是美国承受不起的。我预计，大疫之后面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混乱，区域化货币金融合作将重新开启动。这对中国是个重大机遇，因而加强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合作非常重要。

　　第六，坚决落实去年7月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方针，通过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吸纳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因为金融业的开放与发展与制造业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它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更高，对产权保护、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与水平的高低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不仅仅是吸引外资、拉住外资的问题，对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同样有利。实际上，无论是金融开放还是产业链重构，都需要中国在制度现代化方面做出更加倍的努力，这是今后中国的道路选择与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进程较大的不同之处。

　　最后，归纳起来讲，全球化不是简单地逆转了，而是分裂了，即世界上两个主要大国之间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的共识破裂了。这种分裂刚刚开始，疫情将发挥怎样的影响?我们期望它会发挥弥补作用。但遗憾的是，按照迄今为止的情况来看，疫情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这一进程。抛开对手的错误或攻击不说，现在中国恰恰需要理性、冷静思考的是，努力弥合这种分裂对我们有利，还是扩大这种分裂、往业已扩大的伤口上撒盐有利?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们已经不能再用四十多年前期望“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或“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心态去认识这个世界、处理同这个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

　　今后的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和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