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亲历纽约停摆：新冠疫情笼罩下成为870万人的空城

 　　我从来没有想过，纽约有一天会成为一座空荡荡的城市。

　　七年半前，我从上海来纽约生活时没有这样想过;3月1日纽约出现第一个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时，我还是没这么想，当时和我一样的还有纽约州长，那一天他表示“80%患者会自愈，不用去医院”;3月10号，我坐地铁、去超市，甚至去百老汇看歌剧时，更没想到这座拥挤、繁忙、夜夜笙歌的城市，在一周内会按下暂停键，一下子变得这么安静。

　　上星期五(3月20日)下午，我从办公室值班出来，走路半小时到Trader Joe's超市采购接下来一个星期的口粮。有一部分的食品区，货架上已空空荡荡。为了避免搭乘交通工具，我又把沉甸甸的东西扛回了家。

　　这是纽约自3月13日开始“进入紧急状态”的第一周。到当地时间3月23日，纽约市确诊10764例，成为全美第一个确诊破万的城市。周三(3月25日)，纽约州长科莫召开记者会宣布，纽约州新冠确诊病例共30811例，新增5146例，死亡病例285例。确诊病例中，纽约市占一半以上，已达17856例。

　　我们都慢了一步

　　在我的回忆中，来纽约生活的七年半内，纽约只有两次进入异常状态。一次是在我刚到纽约时，2012年10月29日，Sandy 飓风来袭，当天学校停课，人们都在家办公。第二天曼哈顿下城区停电、闹油荒，马上进入冬季的纽约很多人家里都没有热水。洪水倒灌进部分地铁，受损的一部分地铁修了好几年才恢复正常;还有一次是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那天，在这个城市里你能看到的人，都异常沉默，纽约没有成为空城，但了无生气。

　　上面的两次异常，都有截止日;但这一次的危机，却感觉遥遥无期，敌人仿佛在暗处，在门把手上、在空气中，在擦身而过、交谈或没有交谈过的人群里。

　　我本该早点意识到。和我一样的八百余万的纽约市民也早该意识到。

　　上个星期二(3月10日)，出于对疫情的悲观估计，我冲到百老汇争分夺秒地看完了音乐剧《Company》。尽管已经有16例确诊(纽约市)，当时的纽约仍然灯火通明，歌舞升平，剧场坐得满满当当，站票都卖得一张不剩。仅仅两天后，州长下午突然下令演出场所全面关闭，当天5点立即生效，随之而来的是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娱场所接连关门。

　　我在百老汇看剧的那天并不知道，纽约州长的想法已经和我不一样，3月8日，他公开在推特上喊话CDC放开第三方诊所核酸检测——他那时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什么，而民众却没有。

　　3月8日那一天，纽约州整个州的确诊病例只有105例，纽约市更少，只有14例。而纽约市是一座有870万人口的城市，这个比例不足以警醒包括我在内的其它纽约市民。即便是天天看中国新冠病毒疫情新闻的我，隐约觉得疫情会在纽约爆发，但不会想到来的这么快，何况那些不关心国际新闻的美国人——没有人会为了可能的危险，丧失当前的自由。

纽约街头的人群

　　其实在3月初，一部分纽约人可能也察觉到了事情不对。在疑似病例“狼来了”六七次之后，纽约奥本尼Wadsworth实验室取得了FDA的批准，纽约终于毫无意外地有了确诊病例。3月1日，纽约宣布了第一例确诊，患者曾经到过伊朗。由此开始，免洗洗手液、消毒湿巾从货架上迅速消失。CDC只建议大家囤两周的食物，各种冷冻食品都光速进了居民的冰箱，连本来门可罗雀的中国超市也瞬间挤满了冲进超市抢大米的人。但那时，市长和州长的语气都比较轻松。市长让市民们该干嘛干嘛，多洗手。州长说纽约现在的风险还很低，让大家不要过度紧张。

　　和空空的超市货架不一样的是，周末的pub里仍然不乏社交的人群，屋顶酒吧挤得满满当当，都看不见地板。公立学校迟迟没有关闭，一方面因为担心必须上班的家长无暇照料子女，另一方面是为了照顾贫困家庭孩子在学校的免费午餐。

　　3月13日，纽约州的确诊人数已达421例，大部分确诊病例来自纽约市。纽约州和美国同一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500人以上的大型聚会取消，小型聚会采取限制措施;10% 的上班族(大约3.5万人)实现远程办公，让20% (大约7.1万人)错开上班时间。

　　随着事态不断升级，15日公立学校关门，16日州长下令，从晚8点开始，禁止超过50人同处一室的活动，餐馆全面禁止堂食，只能打包外卖，赌场、电影院、健身房都陆续关门。

　　对纽约人来说，之前的种种都更像是管家婆的絮叨，餐馆关门了才像是真正的哨声。

　　3月19日，纽约市核酸检测数量在纽约州长和CDC长达半个月的拉锯战中，一天扩张到5000例。水面下的危机终于浮了上来，确诊人数以每天翻倍的速度加速上升。

　　美国“震中”为何是第一大城市纽约?

　　美国境内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早在1月21日就在华盛顿州确诊，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加州、芝加哥陆续出现确诊病例，但第一大城市纽约却迟迟没有消息。以纽约的人口密度和流动程度，像我这样一直关注国内疫情的华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CDC最初检测对象仅限于曾经去过武汉的或者直接接触过病患的人士。这个范围相当狭窄，且由CDC严格把控，不许私人机构和实验室检测，试图进行检测的医生遭到政府官员的制止。如果想要进行检测，实验室需要申请审批，过程十分繁琐。除了通过电子邮件提交材料外，还要通过信件提交。开启新检测需要对来自患者或病毒基因组副本的已知阳性样本进行检测。FDA要求五个样本，然而，获得这样的样本非常困难，大多数医院的实验室还没有发现冠状病毒病例。

　　到2月底，CDC一共检测了472人，与此同时，最初发现病例时间差不多的韩国，每天检测的人数已经上万。又过了一星期，股市开始崩溃，检测也不过1000人，试剂却出现了失效和短缺。

　　检测资格下放后，纽约迅速增加了检测能力，市民不仅可以在医院排队检测，还开设了四个Drive-Through(指无需下车即可完成检测)的检测点。

　　现在回看这条三周的时间线，纽约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3月份之前，纽约州一直和联邦政府保持一致。当3月1日，第一例确诊病例在纽约出现时，因为这个病例有伊朗旅行史，算输入性病例，市长州长还比较放松。真正让纽约州长科莫开始紧张的是，3月2号的第二例确诊病例，一位在距离纽约市25英里的律师。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以及近50名密切接触人群，最终被确定感染新冠，这意味着，新冠的感染人群已经不仅是有海外旅行史的人，而是已在纽约州的社区实现人传人的快速传播。

　　纽约州长科莫开始在推特上和总统特朗普吵架。但市长州长调动的资源有限，且始终面临着来自联邦的压力。

　　特朗普和纽约州长科莫在对待疫情上的态度差异，让不少美国民众大呼科莫应该竞选总统。一边是特朗普在面对核酸检测不力的质疑时说：“我对此不负任何责任”;一边是科莫在宣布除必要行业，所有公司员工必须在家上班时说：“如果有人一定要责怪个人，就怪我吧，除我之外没有人对这个决定负责。”科莫指责特朗普没有及时启用“国防生产法案”，以要求美国企业加快口罩、呼吸机和其他必要设备的生产。这导致各州纷纷抢购医疗设备，价格也不断上扬。

　　3月17日，科莫在发布会上表示，疫情将在未来45天里达到高峰，届时纽约州的医院需要55000至11万张普通病床。目前全州医院只有53000张，需要重症加护病床(ICU)18500至37000张，目前只有3000张，已经有80%在使用中。

　　3月20日，纽约市终于宣布进入“重大灾难”状态，这意味着纽约可以调动联邦的应急资源(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包括与军队在市内及周边选址建临时医院，受到影响的小企业也可以申请灾难贷款。此时，纽约州已做核酸检测45437次，确诊10356人，几乎占了全美的一半。仅纽约市就有逾六千例，并且每天以四位数增长。次日，联邦航空管理局下令，纽约三大机场全部关停，航班一律取消。

　　这已经是距离美国第一例新冠确诊病例发生后的两个月，纽约州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后的近一个月。这段时间，是美国确诊人数由1例到4万例;纽约州确诊人数从1到破两万的过程。

　　危机之下的华人自救

　　面对疫情的压力，像我一样的海外华人已经经历了两个多月的焦虑。从1月大量扫货帮助国内的亲友和医疗机构，到疫情降临身边。特朗普不断强调“中国病毒”如魔音洗脑，更是让华人自危。纽约有90万左右华人，占全美华人数量的五分之一，聚居地区按照邮政编码成立了不少互助小组。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在群里发声，附近邻居会开车前往查看情况。政府和医院号召大家捐出富余的口罩分给医护人员，不少当地华人社团向医院、警局捐赠口罩等防护物资，或募集捐款统一采购再行捐助。

　　华人群体医护众多，物资短缺也成困扰。布鲁克林中心医院的医生要反复使用同一个口罩长达一周，在布朗克斯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有工作人员和来访者因为多拿了几个口罩大打出手，医院不得不将口罩锁起来，甚至发邮件通知，未经允许拿口罩有被解雇的风险。纽约长岛犹太人医疗中心心胸外科ICU主任周秋萍在采访中称，以前的N95戴一次就扔，现在医疗物资紧缺，都只能在外面加上一层外科口罩反复使用，无法确定现有物资还能撑多长时间。

　　疾病之外的恐慌

　　在曼哈顿岛上我通常避免在42街赶路，地处人流量第一的时代广场枢纽、港务局巴士总站，这里总是被观光游客和往来拖着行李箱的旅客挤得水泄不通。但餐馆关门后的第一天，42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当日搭乘地铁的有178万人次，仅为去年同期556万人次的三分之一。政府要求公司如无必要，来上班的员工不得超过员工总数的50%，但没两天，管控就不断升级，3月20日变成全员停止到班，只有政府允许出门办公的行业才可以免于限制。而在这之前，办公室的剧情往往是——公司少数中国员工的苦口婆心，被其他美国同事认为反应过度。

　　检测放开之后，事态迅速升级。18日，经过了数次熔断，纽交所大厅宣布23日关闭，所有交易转到线上。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波失业潮。政府取消了申领失业救济金的7天等待期限，失业员工可以马上申请。纽约劳工部网站流量暴增，登录人数是之前四倍，网站一度瘫痪。随着检测速度加快，确诊人数一路飙升。州长在星期六宣布，纽约州检测数量居全美首位，单日检测量已经过万，人均检测量已经超过了中国和韩国。

　　积压的病例一下子释放，迟来的恐慌笼罩住人群。人们的恐慌已经不是是否患病，包括失业、歧视，以及股市崩盘带来的经济上的恐慌。在纽约州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那几天，美国的税季还没有宣布推迟，依旧像往年一样截至4月15日，会计师事务所还是不断地打电话让催促员工来上班。直到州政府在3月20日宣布税季推迟到七月份，会计师事务所的员工才真正安心在家隔离。

　　纽约是一个奇妙的城市，每年都有很多来追梦的人，在巨大的机会和激烈的竞争中，每年也有很多人带着失望离开。那些追梦的人许多都没有稳定收入，靠在餐厅打工支付昂贵的生活成本，来支撑自己的梦想。关闭餐馆，让这部分人一下子丧失了自己的生活来源。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一个不出名的演员，在洛杉矶五年，最大的成就是在一部有名的美剧中扮演一个不出名的配角，拍了几个广告后，三年前来机会更多的纽约寻找机会。每晚，他都在一个酒吧做服务员赚取生活费，白天见各种导演。此刻，和纽约街道一起冷清下去的，还有他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的动力和近十年一直没有动摇的演员梦。在一些歌剧院里，其中的许多小演员，在中场休息时，才拿到这一场的演出费。关闭剧场，让他们也丧失了生活来源。

　　七年半前，来纽约的我，最不能想象的是，纽约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让怀抱梦想的人失去梦想，越来越多的人失望而归的城市。

　　(吴晔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我从来没有想过，纽约有一天会成为一座空荡荡的城市。

　　七年半前，我从上海来纽约生活时没有这样想过;3月1日纽约出现第一个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时，我还是没这么想，当时和我一样的还有纽约州长，那一天他表示“80%患者会自愈，不用去医院”;3月10号，我坐地铁、去超市，甚至去百老汇看歌剧时，更没想到这座拥挤、繁忙、夜夜笙歌的城市，在一周内会按下暂停键，一下子变得这么安静。

　　上星期五(3月20日)下午，我从办公室值班出来，走路半小时到Trader Joe's超市采购接下来一个星期的口粮。有一部分的食品区，货架上已空空荡荡。为了避免搭乘交通工具，我又把沉甸甸的东西扛回了家。

　　这是纽约自3月13日开始“进入紧急状态”的第一周。到当地时间3月23日，纽约市确诊10764例，成为全美第一个确诊破万的城市。周三(3月25日)，纽约州长科莫召开记者会宣布，纽约州新冠确诊病例共30811例，新增5146例，死亡病例285例。确诊病例中，纽约市占一半以上，已达17856例。

　　我们都慢了一步

　　在我的回忆中，来纽约生活的七年半内，纽约只有两次进入异常状态。一次是在我刚到纽约时，2012年10月29日，Sandy 飓风来袭，当天学校停课，人们都在家办公。第二天曼哈顿下城区停电、闹油荒，马上进入冬季的纽约很多人家里都没有热水。洪水倒灌进部分地铁，受损的一部分地铁修了好几年才恢复正常;还有一次是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那天，在这个城市里你能看到的人，都异常沉默，纽约没有成为空城，但了无生气。

　　上面的两次异常，都有截止日;但这一次的危机，却感觉遥遥无期，敌人仿佛在暗处，在门把手上、在空气中，在擦身而过、交谈或没有交谈过的人群里。

　　我本该早点意识到。和我一样的八百余万的纽约市民也早该意识到。

　　上个星期二(3月10日)，出于对疫情的悲观估计，我冲到百老汇争分夺秒地看完了音乐剧《Company》。尽管已经有16例确诊(纽约市)，当时的纽约仍然灯火通明，歌舞升平，剧场坐得满满当当，站票都卖得一张不剩。仅仅两天后，州长下午突然下令演出场所全面关闭，当天5点立即生效，随之而来的是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娱场所接连关门。

　　我在百老汇看剧的那天并不知道，纽约州长的想法已经和我不一样，3月8日，他公开在推特上喊话CDC放开第三方诊所核酸检测——他那时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什么，而民众却没有。

　　3月8日那一天，纽约州整个州的确诊病例只有105例，纽约市更少，只有14例。而纽约市是一座有870万人口的城市，这个比例不足以警醒包括我在内的其它纽约市民。即便是天天看中国新冠病毒疫情新闻的我，隐约觉得疫情会在纽约爆发，但不会想到来的这么快，何况那些不关心国际新闻的美国人——没有人会为了可能的危险，丧失当前的自由。

纽约街头的人群

　　其实在3月初，一部分纽约人可能也察觉到了事情不对。在疑似病例“狼来了”六七次之后，纽约奥本尼Wadsworth实验室取得了FDA的批准，纽约终于毫无意外地有了确诊病例。3月1日，纽约宣布了第一例确诊，患者曾经到过伊朗。由此开始，免洗洗手液、消毒湿巾从货架上迅速消失。CDC只建议大家囤两周的食物，各种冷冻食品都光速进了居民的冰箱，连本来门可罗雀的中国超市也瞬间挤满了冲进超市抢大米的人。但那时，市长和州长的语气都比较轻松。市长让市民们该干嘛干嘛，多洗手。州长说纽约现在的风险还很低，让大家不要过度紧张。

　　和空空的超市货架不一样的是，周末的pub里仍然不乏社交的人群，屋顶酒吧挤得满满当当，都看不见地板。公立学校迟迟没有关闭，一方面因为担心必须上班的家长无暇照料子女，另一方面是为了照顾贫困家庭孩子在学校的免费午餐。

　　3月13日，纽约州的确诊人数已达421例，大部分确诊病例来自纽约市。纽约州和美国同一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500人以上的大型聚会取消，小型聚会采取限制措施;10% 的上班族(大约3.5万人)实现远程办公，让20% (大约7.1万人)错开上班时间。

　　随着事态不断升级，15日公立学校关门，16日州长下令，从晚8点开始，禁止超过50人同处一室的活动，餐馆全面禁止堂食，只能打包外卖，赌场、电影院、健身房都陆续关门。

　　对纽约人来说，之前的种种都更像是管家婆的絮叨，餐馆关门了才像是真正的哨声。

　　3月19日，纽约市核酸检测数量在纽约州长和CDC长达半个月的拉锯战中，一天扩张到5000例。水面下的危机终于浮了上来，确诊人数以每天翻倍的速度加速上升。

　　美国“震中”为何是第一大城市纽约?

　　美国境内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早在1月21日就在华盛顿州确诊，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加州、芝加哥陆续出现确诊病例，但第一大城市纽约却迟迟没有消息。以纽约的人口密度和流动程度，像我这样一直关注国内疫情的华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CDC最初检测对象仅限于曾经去过武汉的或者直接接触过病患的人士。这个范围相当狭窄，且由CDC严格把控，不许私人机构和实验室检测，试图进行检测的医生遭到政府官员的制止。如果想要进行检测，实验室需要申请审批，过程十分繁琐。除了通过电子邮件提交材料外，还要通过信件提交。开启新检测需要对来自患者或病毒基因组副本的已知阳性样本进行检测。FDA要求五个样本，然而，获得这样的样本非常困难，大多数医院的实验室还没有发现冠状病毒病例。

　　到2月底，CDC一共检测了472人，与此同时，最初发现病例时间差不多的韩国，每天检测的人数已经上万。又过了一星期，股市开始崩溃，检测也不过1000人，试剂却出现了失效和短缺。

　　检测资格下放后，纽约迅速增加了检测能力，市民不仅可以在医院排队检测，还开设了四个Drive-Through(指无需下车即可完成检测)的检测点。

　　现在回看这条三周的时间线，纽约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3月份之前，纽约州一直和联邦政府保持一致。当3月1日，第一例确诊病例在纽约出现时，因为这个病例有伊朗旅行史，算输入性病例，市长州长还比较放松。真正让纽约州长科莫开始紧张的是，3月2号的第二例确诊病例，一位在距离纽约市25英里的律师。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以及近50名密切接触人群，最终被确定感染新冠，这意味着，新冠的感染人群已经不仅是有海外旅行史的人，而是已在纽约州的社区实现人传人的快速传播。

　　纽约州长科莫开始在推特上和总统特朗普吵架。但市长州长调动的资源有限，且始终面临着来自联邦的压力。

　　特朗普和纽约州长科莫在对待疫情上的态度差异，让不少美国民众大呼科莫应该竞选总统。一边是特朗普在面对核酸检测不力的质疑时说：“我对此不负任何责任”;一边是科莫在宣布除必要行业，所有公司员工必须在家上班时说：“如果有人一定要责怪个人，就怪我吧，除我之外没有人对这个决定负责。”科莫指责特朗普没有及时启用“国防生产法案”，以要求美国企业加快口罩、呼吸机和其他必要设备的生产。这导致各州纷纷抢购医疗设备，价格也不断上扬。

　　3月17日，科莫在发布会上表示，疫情将在未来45天里达到高峰，届时纽约州的医院需要55000至11万张普通病床。目前全州医院只有53000张，需要重症加护病床(ICU)18500至37000张，目前只有3000张，已经有80%在使用中。

　　3月20日，纽约市终于宣布进入“重大灾难”状态，这意味着纽约可以调动联邦的应急资源(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包括与军队在市内及周边选址建临时医院，受到影响的小企业也可以申请灾难贷款。此时，纽约州已做核酸检测45437次，确诊10356人，几乎占了全美的一半。仅纽约市就有逾六千例，并且每天以四位数增长。次日，联邦航空管理局下令，纽约三大机场全部关停，航班一律取消。

　　这已经是距离美国第一例新冠确诊病例发生后的两个月，纽约州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后的近一个月。这段时间，是美国确诊人数由1例到4万例;纽约州确诊人数从1到破两万的过程。

　　危机之下的华人自救

　　面对疫情的压力，像我一样的海外华人已经经历了两个多月的焦虑。从1月大量扫货帮助国内的亲友和医疗机构，到疫情降临身边。特朗普不断强调“中国病毒”如魔音洗脑，更是让华人自危。纽约有90万左右华人，占全美华人数量的五分之一，聚居地区按照邮政编码成立了不少互助小组。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在群里发声，附近邻居会开车前往查看情况。政府和医院号召大家捐出富余的口罩分给医护人员，不少当地华人社团向医院、警局捐赠口罩等防护物资，或募集捐款统一采购再行捐助。

　　华人群体医护众多，物资短缺也成困扰。布鲁克林中心医院的医生要反复使用同一个口罩长达一周，在布朗克斯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有工作人员和来访者因为多拿了几个口罩大打出手，医院不得不将口罩锁起来，甚至发邮件通知，未经允许拿口罩有被解雇的风险。纽约长岛犹太人医疗中心心胸外科ICU主任周秋萍在采访中称，以前的N95戴一次就扔，现在医疗物资紧缺，都只能在外面加上一层外科口罩反复使用，无法确定现有物资还能撑多长时间。

　　疾病之外的恐慌

　　在曼哈顿岛上我通常避免在42街赶路，地处人流量第一的时代广场枢纽、港务局巴士总站，这里总是被观光游客和往来拖着行李箱的旅客挤得水泄不通。但餐馆关门后的第一天，42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当日搭乘地铁的有178万人次，仅为去年同期556万人次的三分之一。政府要求公司如无必要，来上班的员工不得超过员工总数的50%，但没两天，管控就不断升级，3月20日变成全员停止到班，只有政府允许出门办公的行业才可以免于限制。而在这之前，办公室的剧情往往是——公司少数中国员工的苦口婆心，被其他美国同事认为反应过度。

　　检测放开之后，事态迅速升级。18日，经过了数次熔断，纽交所大厅宣布23日关闭，所有交易转到线上。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波失业潮。政府取消了申领失业救济金的7天等待期限，失业员工可以马上申请。纽约劳工部网站流量暴增，登录人数是之前四倍，网站一度瘫痪。随着检测速度加快，确诊人数一路飙升。州长在星期六宣布，纽约州检测数量居全美首位，单日检测量已经过万，人均检测量已经超过了中国和韩国。

　　积压的病例一下子释放，迟来的恐慌笼罩住人群。人们的恐慌已经不是是否患病，包括失业、歧视，以及股市崩盘带来的经济上的恐慌。在纽约州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那几天，美国的税季还没有宣布推迟，依旧像往年一样截至4月15日，会计师事务所还是不断地打电话让催促员工来上班。直到州政府在3月20日宣布税季推迟到七月份，会计师事务所的员工才真正安心在家隔离。

　　纽约是一个奇妙的城市，每年都有很多来追梦的人，在巨大的机会和激烈的竞争中，每年也有很多人带着失望离开。那些追梦的人许多都没有稳定收入，靠在餐厅打工支付昂贵的生活成本，来支撑自己的梦想。关闭餐馆，让这部分人一下子丧失了自己的生活来源。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一个不出名的演员，在洛杉矶五年，最大的成就是在一部有名的美剧中扮演一个不出名的配角，拍了几个广告后，三年前来机会更多的纽约寻找机会。每晚，他都在一个酒吧做服务员赚取生活费，白天见各种导演。此刻，和纽约街道一起冷清下去的，还有他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的动力和近十年一直没有动摇的演员梦。在一些歌剧院里，其中的许多小演员，在中场休息时，才拿到这一场的演出费。关闭剧场，让他们也丧失了生活来源。

　　七年半前，来纽约的我，最不能想象的是，纽约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让怀抱梦想的人失去梦想，越来越多的人失望而归的城市。

　　(吴晔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