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失去真相的代价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之后，苏联政府提供两到三倍的工资，派遣大量士兵及后备役军人去污染区救灾。但多数人去前线不是为了工资，而是出于使命感召。

　　“这是一次特殊的军事任务，它散发出了一种令所有男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只有那些具备男子气概的男人们才能完成如此重要的工作。”

　　一位士兵怀着这样的念头告别家人，去了污染区。任务结束后，他做了携带剂量检测，但具体数值只向上级汇报，士兵没有得到任何资料。

　　回到家里，士兵脱掉了在前线穿过的所有衣服，扔进垃圾桶，唯一留下了一顶帽子——他的小儿子很喜欢那顶帽子，讨要之后一直戴在头上。

　　两年后，医生对小男孩下了诊断，他的大脑里长了一个肿瘤。

　　事故

　　1986年4月25日晚上，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按计划关闭，测试自我供电系统。为保证实验操作不受干扰，操作人员断开了反应堆的安全系统。 在一连串的违规操作之后，核电站的运行变得极不稳定。凌晨1点23分40秒，操作人员按下AZ-5(迅速紧急防御5)按钮。

　　AZ-5按钮是核电站最后的安全防线，按下后所有控制棒会重新插入反应堆，及时终止连锁反应， 但按下按钮5秒钟后，反应堆功率没有下降，反而急升到正常功率值的十倍。燃料棒熔化，蒸汽压力迅速增加，引发爆炸。1200吨的顶盖冲上天空，屋顶炸开了一个洞。 放射性污染物直接进入了大气，随着氧气灌入，反应堆内部起火，持续散发出巨量辐射。

　　一般情况下，人在一年中可承受2伦琴的辐射而不影响健康。而核电站周围的放射剂量达到了每小时200伦琴，那些喷发出的石墨块，1小时的辐射量达到了7000伦琴以上，在那里停留十分钟足以致命。

　　至于为什么紧急停堆按钮会导致爆炸，人们很久之后才知道真相。

　　救火

　　凌晨1点23分，核电站爆炸的巨响惊醒了附近的居民，很多人爬起来看热闹，还有人骑自行车冲到核电站附近围观。 消防员瓦斯亚从睡梦中被叫醒，穿着衬衣就去了火场，他的新婚妻子柳西亚有不好的预感，让他快去快回。

　　电厂边，二十多名消防员没有做任何防护。空中飞来的石墨棒碰到消防员赤裸的手，手掌的皮肤瞬间溃烂。 火势丝毫没有减弱，消防员却倒下了，他们停留的时间过长，有两个人当场死亡，其余的人也迅速出现了辐射症状。 凌晨7点，柳西亚得知丈夫在医院，她冲了进去。医生告诫她只能停留十五分钟。她看见了病床上的丈夫瓦斯亚，他浑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柳西亚买了很多牛奶，但消防员们一喝就吐，医生说他们中毒了，但没有人提及核辐射。那天晚上，医院被士兵围起来，消防员即将被送去莫斯科。士兵让家属回去准备衣物，一起登上飞机。但在柳西亚回家时，飞机已经飞走了。他们怕家属一直哭喊，骗了她们。 柳西亚追去了莫斯科的医院，执意要见到丈夫。医生问她有没有孩子，柳西亚说有两个。其实她一个孩子都没有，还怀着身孕。但如果她说了实话，医生一定会阻止她见到瓦斯亚。

　　接下来的几天，瓦斯亚身体不停变化，身上的伤口逐渐显现，变得层层叠叠，皮肤变成了蓝色、紫褐色，并且慢慢脱落。 柳西亚几乎寸步不离，陪在丈夫身边。医生不忍心，对她说：“他已经不是你的丈夫了，只是带有高浓度放射性的物体。” 400伦琴的辐射就足以致命，而瓦斯亚接受了1600伦琴。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 两个多月后，柳西亚生下了一个女孩，一出生就患有肝硬化和先天性心脏病，四小时后就没了呼吸。婴儿的体内检测出28伦琴的剂量——她吸收了柳西亚身上大部分的辐射。

　　吹哨人

　　事故发生后，凌晨五点，戈尔巴乔夫接到电话，说核电站发生了火灾，但完全没有提及爆炸的事。他问核物理院士会不会有问题，院士对他说：“反应炉绝对安全，我们甚至可以在红场建一个，过程跟煮茶没两样。”

　　核泄漏当天，周围的树林变成了红色，蚯蚓躲进地下，附近的野蜂离巢，直到六年之后才飞回来。一些放射性物质随风向西扩散到了波兰，欧洲很多国家监测到了危险，提醒人们关好窗户，不要外出。 但距离切尔诺贝利3公里的普里皮亚季居民却对灾难一无所知。那天中午，普里皮亚季的辐射达到了正常值的一万五千倍，傍晚则达到了六十万倍。 这样的辐射之下，四天时间人们接受到的剂量就足以致命。政府紧急派遣侦察队去当地测量辐射数值，但灾难过大，他们迟迟无法提出报告。

沦为鬼城的普里皮亚季

     所有的部门都在等待上级的指令，时间一点点过去，污染区的人们仍在照常生活。这时，核物理学家第一时间发现了灾情，并且意识到了事态有多么严重 。当他们准备为此发声时，却受到了国家机关的训诫。 白俄罗斯核能研究所实验室的主任发现了问题——他平时每天喂的蓝松鸦不见了。接着，研究所的测量仪显示出超强的活动信号，他检测了周围的环境，指示器下，一切都在“发光”。他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打电话，无人接听。中午，他看见整个明斯克被笼罩在放射性云层下面。

    研究所主任迅速拿起电话，打给了妻子。 “关上窗户，把所有事物收进塑料袋，带上橡胶手套，用湿抹布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擦一遍。把两个碘片放进一杯水，用这个水把头发洗一遍。” 没等妻子回应，他就挂断了电话。他的妻子也在研究院工作，应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打完电话，他知道，领导以后再也不会找他做机密工作了。 晚上，他从研究所回到家，脱掉了所有的衣服，给每个朋友都打了电话，让他们清洁头发、关上窗户。 这位主任还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吹哨人，他只通知了身边的人。这次事故中真正的吹哨人是他的同事，研究所的所长瓦西里。 事故当天，瓦西里在莫斯科出差。得知切尔诺贝利出了事故，他立马给白俄罗斯的领导人打了电话。他用的是政府专线，只要谈论到这次事故，电话就会被掐断。 瓦西里乘第一班火车回了明斯克，回到家，他测了儿子的甲状腺，辐射强度已经远远超标，亟需服用碘片中和。 第二天，瓦西里带着设备，去了距离核电站三十公里的城市。他指着测试器的数值告诉所有人这里很危险，但没人理解那是什么意思，所有人像是看疯子一样看着瓦西里。

　　此时，事故已经过去30小时，政府终于发布了撤离消息，第一批大巴抵达普里皮亚季。 4万3千居民收到通知，每户有两小时时间收拾行李，然后乘坐大巴撤离。军人带着防护罩组织疏散，说这里的一切都受到了污染。居民觉得自己受到欺骗，指着井水说，那么清澈的水怎么会是“脏”的呢? 有些老人不走，军人开枪打死了他们的牛和宠物。 人们最终还是离开了故乡，临走前在房子上写下留言：“你可以使用任何物品，请不要毁了这里，我们还会回来。”还有小孩子的笔迹：“请不要杀死我们的祖卡，它是一只很好的猫。” 撤离时，由于动物被禁止上车，很多狗跟着主人乘坐的车跑出去很远。 撤离的人们在学校的地板上过了一夜。有人邀请他们去家里避难，被朋友拦住：“你疯了吗?他们都受到了污染。”有些撤离的人去投奔亲戚，被挡在门外，只好在车站过夜。

　　切尔诺贝利人成了异类，人们畏惧核辐射，也同样畏惧切尔诺贝利人。

　　事故发生60小时后，苏联官方仍未公布风险，谣言与恐慌开始疯长。 因为碘化钾片可以中和部分辐射，药店迅速脱销，只有托关系才能买到。有人出于恐惧，一次性吞了一整瓶碘片，结果因为卡住食道进了医院。 第三天，瑞典能源部给戈尔巴乔夫打了电话，说你们国家的核电站爆炸了，并且出现放射性云层，污染已经相当严重。戈尔巴乔夫很震惊，因为他头次听到这些消息。 各层瞒报灾情，连最高书记都是从外国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之后，戈尔巴乔夫指派克格勃(苏联情报局)去切尔诺贝利，让他们第一时间将信息汇报给他。

　　这时，放射性尘埃扩散到苏联西部的大片地区。10天内，落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总共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污染。 事态严重，苏联军队接到任务，派遣飞行员投放硼砂闷熄火焰。但核电站上空的污染达到3500伦琴，飞行员每次执行任务都会吸收5到6伦琴。执行完任务，他们洗澡进食，然后就会呕吐。 受到严重辐射的人们会有一段潜伏期，之后皮肤变紫变黑，像纸一样脱落，感受到侵蚀骨髓的疼痛。

　　接着，大批清理人被派去了切尔诺贝利，但他们并不清楚核辐射的危险有多大。 事故发生最初几天，灾区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广岛、长崎的书都不见了，甚至X射线的书也消失了。有人说是上面下了命令，这样人们就不会恐慌了。

　　隐瞒

　　4月29日，为灾情发声的瓦西里到了白俄书记的接待室。在接待他之前，书记接待了一位诗人，两人在讨论白俄文学。 见到书记后，瓦西里把几天的见闻全部告诉了他，书记却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中，让他不要拿着仪器到处吓唬人。见面前，书记刚接了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知道自己有了一个晋升的机会。官场的处事准则是让所有人都高兴，书记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时扫了大家的兴。

　　为了防御这种突发事件，城市中储存了700公斤的碘，可以添加到自来水或牛奶中，减少人们受到的辐射。但所有人都在等待上一级的命令，人们对领导的恐惧超过了核辐射。 其实，核辐射虽然可怕，但及时做好防护处理可以极大减轻危害。后来，瓦西里得到消息，大人物们已经开始服用碘片，他们的检测数据非常健康。

　　为了掩盖事件的真相，5月1日，在离切尔诺贝利140公里的基辅市举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那一次参加游行的人数创历史纪录。恐惧之下，人们更迫切地需要抱团取暖。 乌克兰第 一书记雪比斯基带着家人和孙子参加了游行，那之后他自杀身亡。

　　接着，政府又派歌唱团到核电站进行慰问演出。直到5月6日，《真理报》才刊登了第一份事故的报道，但仍然没有说出事故产生的放射量以及伤亡人数。

　　5月9号胜利日那天，将军去前线祝贺士兵节日快乐，其中一位士兵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里的辐射强度是多少，我们会摄入多少放射性物质呢?” 将军走后，士兵被旅长痛骂：“你这是公开的煽动和挑衅，你在危言耸听，你知道吗?” 不少清理的士兵出现症状，但苏联下发秘密文件，禁止医生将他们的疾病与核辐射联系起来。 消息封锁之下，研究所所长瓦西里带领同事，最先制作出了污染地图，整个南部都被标成了红色。调查时，他看见开拖拉机的人没有任何防护，问随行人员为什么没有下发防护设备，是没有物资吗?随行人员说：“我们有很多，够用到2000年，只是没分发下去而已，不然人们一定会恐慌，所有人都会跑掉。” 瓦西里开始发送报告，用信件轰炸救灾指挥链上的所有环节。因此，他受到“特别关照”，每当他离开办公室，抽屉里的文件就会不翼而飞。 很快，研究所的仪器被没收，所长瓦西里接到了威胁电话：“不要再吓人了，不然你的下场会很糟糕。你明白有多糟糕吗?你会明白的。” 瓦西里开始给莫斯科写信。之后，苏联科学院的院长打来电话：“总有一天白俄罗斯人民会记住你的名字，你为他们做了很多。但你不应该这时给莫斯科写信，他们现在要求我解除你的所有职务，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和谁做对吗?” 最终，研究所所长瓦西里因为说真话被推上了法庭。因为他的声音被压制，他身后的人们最终没能获得救赎的机会。

　　牺牲

　　核电站的火虽然熄灭了，但内部温度仍然很高，之前投下的硼砂熔化，堵塞口出现裂缝。反应炉内部的岩浆正向下渗透，如果接触到下层的冷却水，将引发新的爆炸，320公里外的明斯克将被夷为平地，欧洲将无法居住。 政府下了决策，第一，派遣消防员抽空反应炉下方的冷却水，第二，空投2400吨铅块，以便铅熔化后封堵缝隙。 那些进入反应炉下方的消防员被称为敢死队，他们的余生都会受辐射侵害。然而这些牺牲只争取到几天时间——岩浆仍在下渗，更深层还有地下水，爆炸的风险仍然存在。 5月13日，大批矿工从莫斯科盆地被调去切尔诺贝利。他们需要挖一条300公尺的隧道，抵达反应炉的下方，在那里建造阻截岩浆的冷却装置。矿工在50度的高温环境下工作，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很多人没有活过40岁。

　　5月14日，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谈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此时距离灾难发生，已经过去了十八天，而隐瞒仍在持续。 五月底，研究所的专家去现场测量辐射剂量，发现当地人食用的牛奶和肉已经不能被称为食物，而是放射性污染源。 有位老太太拦住测量人员问：“孩子，我还能喝从牛身上挤出来的奶吗?”

　　测量人员没有回答，只是问她多大年纪。 “我八十多岁了，或者更大一些，我的出生文件在战争中被烧毁了。” “那您想喝就喝吧。” 测量人员没有将测量结果告诉任何居民，看见母亲给婴儿喂下含铯的乳汁时也没有阻止。 他们可以公布真相，但自发地选择了遵守纪律。比说谎更令人不安的，是密不透风的体系，在那里，人们会自发地围剿真相。

　　清理人

　　随着时间推移，更多的军人奔赴前线，上尉对他们说：“放心，事故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你们不会有任何危险。只不过要记得饭前洗手。” 总共有五十万军民去了前线工作，那里没有等级，不存在长官，所有人都使出了力气。人们需要在那里冲洗房屋墙壁，掩埋污染物，还有猎杀动物——它们在污染区穿行，携带了大量辐射。 那里的大部分动物是家里的宠物，它们不怕人，甚至还会凑上来，把头倚在人们的腿上。而士兵们则扣动扳机，然后把它们的尸体搬上卡车。 人们只希望自己的枪法准一些，以便在远距离射杀它们，因为实在不想遭遇与动物四目相对的情形。 灾难发生8周之后，清理人开始处理核心工作——隔离反应炉。人们需要搭建巨大的混凝土石棺，封锁反应炉。这项任务异常艰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小时的工作量在切尔诺贝利需要60人，因为工作几分钟人们承受的剂量就会超标。 其中电厂屋顶的污染最重，有些石墨的放射剂量达到12000伦琴每小时，如果不清理掉，人们就无法在上面工作。由于辐射过于强烈，机器一靠近，电子回路就会中断。危机时刻，只能依靠人力清扫。清理人登上屋顶，几十秒就要换一批人。指挥者警告他们清理完立即撤离，不能往屋顶下面看，但几乎所有人都克制不住，向下看了一眼。

　　清理人工作时，各地的学生组建救援团体，社会各界的人们也设立慈善基金，慷慨解囊。成百上千的人赶去医院捐献鲜血和骨髓。 大量的咖啡、牛奶、肉制品运送到了切尔诺贝利。接着，这些救灾物资又被偷着转卖到其他地区，监管物资的人借此发了大财。 受灾区人们面对的是从未出现过的难题，但媒体上却满是赞颂：《切尔诺贝利——一个充满成就的地方》《我们战胜了核反应堆!》。切尔诺贝利的清理人每天都会领到类似的报纸，他们知道那离真相很远，所以通常只看一眼标题。 石棺搭建完成，救灾第一阶段结束。12月22日，切尔诺贝利下了第一场雪。

　　伤害

　　如果人们从战争中幸存，那么他就是幸存者。但对于切尔诺贝利而言，人们离开它的时候才慢慢被它杀死。 五十万清理人中有二十万宣告残疾，有超过两千人选择了自杀。 核辐射导致很多婴儿畸形，一位母亲生下女儿，先天性肛门、阴道、肾脏发育不全，全身上下找不到开口，像是一个布袋。医生说：“如果我们在电视上公开她的样子，从今以后，再也没有女人敢生孩子。” 从切尔诺贝利出来的孩子神色阴郁。女孩子把娃娃放平，闭上他们的眼睛，宣布娃娃死亡。大人问她，娃娃怎么会死?小女孩说：“就是这样，娃娃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都会死。”

　　一名受辐射影响的12岁男孩失去了跑步的能力，趁着班上同学上体育课时，用自己的腰带上吊自杀了。 但切尔诺贝利事故20周年纪念时，只有59人的死亡被官方归咎于灾难。随着苏联的解体，曾经牺牲健康拯救国家的人无法申领救济金。 几十年过去，切尔诺贝利仍是一片废墟，隔离区市政大院的时钟指针停留在1点23分。废墟上还能看到生锈的铁牌，上面刻着“为了下一代保护环境”。

　　离开切尔诺贝利20年后，尤利娅想回去看看，当初她和家人撤离时只有五岁。她和记录事故全程的摄影师伊戈科斯汀一起回到了自己曾经的房子。摄影师对她说：“摸一下墙壁吧，这是你的家。”说完，摄影师哭了起来。在报道切尔诺贝利事件的7个月中，他承受了大量的辐射，之后每年都需要住院治疗两个月以上。

　　起因

　　核电站用于终止连锁反应的211枚控制棒存在设计缺陷——控制棒是硼制的，可以减缓反应，但末端是石墨。在不稳定的情况下，石墨导致反应堆反应速率增加，大量蒸汽导致管道变形。所以按下按钮后，控制棒插入管道的三分之一就被卡住了，无法及时停止反应。 这种缺陷是因为节省经费造成的，而苏联所有的反应炉都采用了这种设计。如果承认这一点，相当于承认苏联所有反应炉都不合格。为了国家的面子，这个缺陷没有被写进操作手册。 当时，切尔诺贝利的操作员列奥尼德按下AZ-5，引发了最终的爆炸。他自己受到巨量辐射，身体迅速衰竭，进入医院没多久便死亡。人们用金属箔把他的棺材包起来，在周围浇筑半米厚的水泥，最后又加了一层铅板。 后来，他的父亲站在墓地里放声痛哭，路过的人大声指责他：“就是你的杂种点燃了这场大火!” 一条埋藏的谎言让半个世界陷入了危机。而那些核污染变得清洁，也许需要800年，至于切尔诺贝利，可能需要200万年。事故发生后，苏联对其他核电站悄悄进行了改良。

　　自私 、恐慌，隐瞒，并不会帮助我们战胜灾难，像一位事故调查者说的那样：“切尔诺贝利释放出杀伤力最大的元素，绝不是铯和钚，而是谎言。” 灾难永远潜藏在未知的地方，也许是核泄漏，也许是自然界的病毒，我们永远无法彻底避免，但所幸有各领域的专家能为我们提供预警。 在灾难突发的时刻，一句真话也许能拯救上万人的性命。而普通人能做的，就是保护并铭记那些曾为自己发声的人。 面对今天的疫情，这些教训同样适用。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之后，苏联政府提供两到三倍的工资，派遣大量士兵及后备役军人去污染区救灾。但多数人去前线不是为了工资，而是出于使命感召。

　　“这是一次特殊的军事任务，它散发出了一种令所有男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只有那些具备男子气概的男人们才能完成如此重要的工作。”

　　一位士兵怀着这样的念头告别家人，去了污染区。任务结束后，他做了携带剂量检测，但具体数值只向上级汇报，士兵没有得到任何资料。

　　回到家里，士兵脱掉了在前线穿过的所有衣服，扔进垃圾桶，唯一留下了一顶帽子——他的小儿子很喜欢那顶帽子，讨要之后一直戴在头上。

　　两年后，医生对小男孩下了诊断，他的大脑里长了一个肿瘤。

　　事故

　　1986年4月25日晚上，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按计划关闭，测试自我供电系统。为保证实验操作不受干扰，操作人员断开了反应堆的安全系统。 在一连串的违规操作之后，核电站的运行变得极不稳定。凌晨1点23分40秒，操作人员按下AZ-5(迅速紧急防御5)按钮。

　　AZ-5按钮是核电站最后的安全防线，按下后所有控制棒会重新插入反应堆，及时终止连锁反应， 但按下按钮5秒钟后，反应堆功率没有下降，反而急升到正常功率值的十倍。燃料棒熔化，蒸汽压力迅速增加，引发爆炸。1200吨的顶盖冲上天空，屋顶炸开了一个洞。 放射性污染物直接进入了大气，随着氧气灌入，反应堆内部起火，持续散发出巨量辐射。

　　一般情况下，人在一年中可承受2伦琴的辐射而不影响健康。而核电站周围的放射剂量达到了每小时200伦琴，那些喷发出的石墨块，1小时的辐射量达到了7000伦琴以上，在那里停留十分钟足以致命。

　　至于为什么紧急停堆按钮会导致爆炸，人们很久之后才知道真相。

　　救火

　　凌晨1点23分，核电站爆炸的巨响惊醒了附近的居民，很多人爬起来看热闹，还有人骑自行车冲到核电站附近围观。 消防员瓦斯亚从睡梦中被叫醒，穿着衬衣就去了火场，他的新婚妻子柳西亚有不好的预感，让他快去快回。

　　电厂边，二十多名消防员没有做任何防护。空中飞来的石墨棒碰到消防员赤裸的手，手掌的皮肤瞬间溃烂。 火势丝毫没有减弱，消防员却倒下了，他们停留的时间过长，有两个人当场死亡，其余的人也迅速出现了辐射症状。 凌晨7点，柳西亚得知丈夫在医院，她冲了进去。医生告诫她只能停留十五分钟。她看见了病床上的丈夫瓦斯亚，他浑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柳西亚买了很多牛奶，但消防员们一喝就吐，医生说他们中毒了，但没有人提及核辐射。那天晚上，医院被士兵围起来，消防员即将被送去莫斯科。士兵让家属回去准备衣物，一起登上飞机。但在柳西亚回家时，飞机已经飞走了。他们怕家属一直哭喊，骗了她们。 柳西亚追去了莫斯科的医院，执意要见到丈夫。医生问她有没有孩子，柳西亚说有两个。其实她一个孩子都没有，还怀着身孕。但如果她说了实话，医生一定会阻止她见到瓦斯亚。

　　接下来的几天，瓦斯亚身体不停变化，身上的伤口逐渐显现，变得层层叠叠，皮肤变成了蓝色、紫褐色，并且慢慢脱落。 柳西亚几乎寸步不离，陪在丈夫身边。医生不忍心，对她说：“他已经不是你的丈夫了，只是带有高浓度放射性的物体。” 400伦琴的辐射就足以致命，而瓦斯亚接受了1600伦琴。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 两个多月后，柳西亚生下了一个女孩，一出生就患有肝硬化和先天性心脏病，四小时后就没了呼吸。婴儿的体内检测出28伦琴的剂量——她吸收了柳西亚身上大部分的辐射。

　　吹哨人

　　事故发生后，凌晨五点，戈尔巴乔夫接到电话，说核电站发生了火灾，但完全没有提及爆炸的事。他问核物理院士会不会有问题，院士对他说：“反应炉绝对安全，我们甚至可以在红场建一个，过程跟煮茶没两样。”

　　核泄漏当天，周围的树林变成了红色，蚯蚓躲进地下，附近的野蜂离巢，直到六年之后才飞回来。一些放射性物质随风向西扩散到了波兰，欧洲很多国家监测到了危险，提醒人们关好窗户，不要外出。 但距离切尔诺贝利3公里的普里皮亚季居民却对灾难一无所知。那天中午，普里皮亚季的辐射达到了正常值的一万五千倍，傍晚则达到了六十万倍。 这样的辐射之下，四天时间人们接受到的剂量就足以致命。政府紧急派遣侦察队去当地测量辐射数值，但灾难过大，他们迟迟无法提出报告。

沦为鬼城的普里皮亚季

     所有的部门都在等待上级的指令，时间一点点过去，污染区的人们仍在照常生活。这时，核物理学家第一时间发现了灾情，并且意识到了事态有多么严重 。当他们准备为此发声时，却受到了国家机关的训诫。 白俄罗斯核能研究所实验室的主任发现了问题——他平时每天喂的蓝松鸦不见了。接着，研究所的测量仪显示出超强的活动信号，他检测了周围的环境，指示器下，一切都在“发光”。他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打电话，无人接听。中午，他看见整个明斯克被笼罩在放射性云层下面。

    研究所主任迅速拿起电话，打给了妻子。 “关上窗户，把所有事物收进塑料袋，带上橡胶手套，用湿抹布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擦一遍。把两个碘片放进一杯水，用这个水把头发洗一遍。” 没等妻子回应，他就挂断了电话。他的妻子也在研究院工作，应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打完电话，他知道，领导以后再也不会找他做机密工作了。 晚上，他从研究所回到家，脱掉了所有的衣服，给每个朋友都打了电话，让他们清洁头发、关上窗户。 这位主任还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吹哨人，他只通知了身边的人。这次事故中真正的吹哨人是他的同事，研究所的所长瓦西里。 事故当天，瓦西里在莫斯科出差。得知切尔诺贝利出了事故，他立马给白俄罗斯的领导人打了电话。他用的是政府专线，只要谈论到这次事故，电话就会被掐断。 瓦西里乘第一班火车回了明斯克，回到家，他测了儿子的甲状腺，辐射强度已经远远超标，亟需服用碘片中和。 第二天，瓦西里带着设备，去了距离核电站三十公里的城市。他指着测试器的数值告诉所有人这里很危险，但没人理解那是什么意思，所有人像是看疯子一样看着瓦西里。

　　此时，事故已经过去30小时，政府终于发布了撤离消息，第一批大巴抵达普里皮亚季。 4万3千居民收到通知，每户有两小时时间收拾行李，然后乘坐大巴撤离。军人带着防护罩组织疏散，说这里的一切都受到了污染。居民觉得自己受到欺骗，指着井水说，那么清澈的水怎么会是“脏”的呢? 有些老人不走，军人开枪打死了他们的牛和宠物。 人们最终还是离开了故乡，临走前在房子上写下留言：“你可以使用任何物品，请不要毁了这里，我们还会回来。”还有小孩子的笔迹：“请不要杀死我们的祖卡，它是一只很好的猫。” 撤离时，由于动物被禁止上车，很多狗跟着主人乘坐的车跑出去很远。 撤离的人们在学校的地板上过了一夜。有人邀请他们去家里避难，被朋友拦住：“你疯了吗?他们都受到了污染。”有些撤离的人去投奔亲戚，被挡在门外，只好在车站过夜。

　　切尔诺贝利人成了异类，人们畏惧核辐射，也同样畏惧切尔诺贝利人。

　　事故发生60小时后，苏联官方仍未公布风险，谣言与恐慌开始疯长。 因为碘化钾片可以中和部分辐射，药店迅速脱销，只有托关系才能买到。有人出于恐惧，一次性吞了一整瓶碘片，结果因为卡住食道进了医院。 第三天，瑞典能源部给戈尔巴乔夫打了电话，说你们国家的核电站爆炸了，并且出现放射性云层，污染已经相当严重。戈尔巴乔夫很震惊，因为他头次听到这些消息。 各层瞒报灾情，连最高书记都是从外国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之后，戈尔巴乔夫指派克格勃(苏联情报局)去切尔诺贝利，让他们第一时间将信息汇报给他。

　　这时，放射性尘埃扩散到苏联西部的大片地区。10天内，落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总共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污染。 事态严重，苏联军队接到任务，派遣飞行员投放硼砂闷熄火焰。但核电站上空的污染达到3500伦琴，飞行员每次执行任务都会吸收5到6伦琴。执行完任务，他们洗澡进食，然后就会呕吐。 受到严重辐射的人们会有一段潜伏期，之后皮肤变紫变黑，像纸一样脱落，感受到侵蚀骨髓的疼痛。

　　接着，大批清理人被派去了切尔诺贝利，但他们并不清楚核辐射的危险有多大。 事故发生最初几天，灾区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广岛、长崎的书都不见了，甚至X射线的书也消失了。有人说是上面下了命令，这样人们就不会恐慌了。

　　隐瞒

　　4月29日，为灾情发声的瓦西里到了白俄书记的接待室。在接待他之前，书记接待了一位诗人，两人在讨论白俄文学。 见到书记后，瓦西里把几天的见闻全部告诉了他，书记却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中，让他不要拿着仪器到处吓唬人。见面前，书记刚接了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知道自己有了一个晋升的机会。官场的处事准则是让所有人都高兴，书记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时扫了大家的兴。

　　为了防御这种突发事件，城市中储存了700公斤的碘，可以添加到自来水或牛奶中，减少人们受到的辐射。但所有人都在等待上一级的命令，人们对领导的恐惧超过了核辐射。 其实，核辐射虽然可怕，但及时做好防护处理可以极大减轻危害。后来，瓦西里得到消息，大人物们已经开始服用碘片，他们的检测数据非常健康。

　　为了掩盖事件的真相，5月1日，在离切尔诺贝利140公里的基辅市举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那一次参加游行的人数创历史纪录。恐惧之下，人们更迫切地需要抱团取暖。 乌克兰第 一书记雪比斯基带着家人和孙子参加了游行，那之后他自杀身亡。

　　接着，政府又派歌唱团到核电站进行慰问演出。直到5月6日，《真理报》才刊登了第一份事故的报道，但仍然没有说出事故产生的放射量以及伤亡人数。

　　5月9号胜利日那天，将军去前线祝贺士兵节日快乐，其中一位士兵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里的辐射强度是多少，我们会摄入多少放射性物质呢?” 将军走后，士兵被旅长痛骂：“你这是公开的煽动和挑衅，你在危言耸听，你知道吗?” 不少清理的士兵出现症状，但苏联下发秘密文件，禁止医生将他们的疾病与核辐射联系起来。 消息封锁之下，研究所所长瓦西里带领同事，最先制作出了污染地图，整个南部都被标成了红色。调查时，他看见开拖拉机的人没有任何防护，问随行人员为什么没有下发防护设备，是没有物资吗?随行人员说：“我们有很多，够用到2000年，只是没分发下去而已，不然人们一定会恐慌，所有人都会跑掉。” 瓦西里开始发送报告，用信件轰炸救灾指挥链上的所有环节。因此，他受到“特别关照”，每当他离开办公室，抽屉里的文件就会不翼而飞。 很快，研究所的仪器被没收，所长瓦西里接到了威胁电话：“不要再吓人了，不然你的下场会很糟糕。你明白有多糟糕吗?你会明白的。” 瓦西里开始给莫斯科写信。之后，苏联科学院的院长打来电话：“总有一天白俄罗斯人民会记住你的名字，你为他们做了很多。但你不应该这时给莫斯科写信，他们现在要求我解除你的所有职务，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和谁做对吗?” 最终，研究所所长瓦西里因为说真话被推上了法庭。因为他的声音被压制，他身后的人们最终没能获得救赎的机会。

　　牺牲

　　核电站的火虽然熄灭了，但内部温度仍然很高，之前投下的硼砂熔化，堵塞口出现裂缝。反应炉内部的岩浆正向下渗透，如果接触到下层的冷却水，将引发新的爆炸，320公里外的明斯克将被夷为平地，欧洲将无法居住。 政府下了决策，第一，派遣消防员抽空反应炉下方的冷却水，第二，空投2400吨铅块，以便铅熔化后封堵缝隙。 那些进入反应炉下方的消防员被称为敢死队，他们的余生都会受辐射侵害。然而这些牺牲只争取到几天时间——岩浆仍在下渗，更深层还有地下水，爆炸的风险仍然存在。 5月13日，大批矿工从莫斯科盆地被调去切尔诺贝利。他们需要挖一条300公尺的隧道，抵达反应炉的下方，在那里建造阻截岩浆的冷却装置。矿工在50度的高温环境下工作，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很多人没有活过40岁。

　　5月14日，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谈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此时距离灾难发生，已经过去了十八天，而隐瞒仍在持续。 五月底，研究所的专家去现场测量辐射剂量，发现当地人食用的牛奶和肉已经不能被称为食物，而是放射性污染源。 有位老太太拦住测量人员问：“孩子，我还能喝从牛身上挤出来的奶吗?”

　　测量人员没有回答，只是问她多大年纪。 “我八十多岁了，或者更大一些，我的出生文件在战争中被烧毁了。” “那您想喝就喝吧。” 测量人员没有将测量结果告诉任何居民，看见母亲给婴儿喂下含铯的乳汁时也没有阻止。 他们可以公布真相，但自发地选择了遵守纪律。比说谎更令人不安的，是密不透风的体系，在那里，人们会自发地围剿真相。

　　清理人

　　随着时间推移，更多的军人奔赴前线，上尉对他们说：“放心，事故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你们不会有任何危险。只不过要记得饭前洗手。” 总共有五十万军民去了前线工作，那里没有等级，不存在长官，所有人都使出了力气。人们需要在那里冲洗房屋墙壁，掩埋污染物，还有猎杀动物——它们在污染区穿行，携带了大量辐射。 那里的大部分动物是家里的宠物，它们不怕人，甚至还会凑上来，把头倚在人们的腿上。而士兵们则扣动扳机，然后把它们的尸体搬上卡车。 人们只希望自己的枪法准一些，以便在远距离射杀它们，因为实在不想遭遇与动物四目相对的情形。 灾难发生8周之后，清理人开始处理核心工作——隔离反应炉。人们需要搭建巨大的混凝土石棺，封锁反应炉。这项任务异常艰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小时的工作量在切尔诺贝利需要60人，因为工作几分钟人们承受的剂量就会超标。 其中电厂屋顶的污染最重，有些石墨的放射剂量达到12000伦琴每小时，如果不清理掉，人们就无法在上面工作。由于辐射过于强烈，机器一靠近，电子回路就会中断。危机时刻，只能依靠人力清扫。清理人登上屋顶，几十秒就要换一批人。指挥者警告他们清理完立即撤离，不能往屋顶下面看，但几乎所有人都克制不住，向下看了一眼。

　　清理人工作时，各地的学生组建救援团体，社会各界的人们也设立慈善基金，慷慨解囊。成百上千的人赶去医院捐献鲜血和骨髓。 大量的咖啡、牛奶、肉制品运送到了切尔诺贝利。接着，这些救灾物资又被偷着转卖到其他地区，监管物资的人借此发了大财。 受灾区人们面对的是从未出现过的难题，但媒体上却满是赞颂：《切尔诺贝利——一个充满成就的地方》《我们战胜了核反应堆!》。切尔诺贝利的清理人每天都会领到类似的报纸，他们知道那离真相很远，所以通常只看一眼标题。 石棺搭建完成，救灾第一阶段结束。12月22日，切尔诺贝利下了第一场雪。

　　伤害

　　如果人们从战争中幸存，那么他就是幸存者。但对于切尔诺贝利而言，人们离开它的时候才慢慢被它杀死。 五十万清理人中有二十万宣告残疾，有超过两千人选择了自杀。 核辐射导致很多婴儿畸形，一位母亲生下女儿，先天性肛门、阴道、肾脏发育不全，全身上下找不到开口，像是一个布袋。医生说：“如果我们在电视上公开她的样子，从今以后，再也没有女人敢生孩子。” 从切尔诺贝利出来的孩子神色阴郁。女孩子把娃娃放平，闭上他们的眼睛，宣布娃娃死亡。大人问她，娃娃怎么会死?小女孩说：“就是这样，娃娃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都会死。”

　　一名受辐射影响的12岁男孩失去了跑步的能力，趁着班上同学上体育课时，用自己的腰带上吊自杀了。 但切尔诺贝利事故20周年纪念时，只有59人的死亡被官方归咎于灾难。随着苏联的解体，曾经牺牲健康拯救国家的人无法申领救济金。 几十年过去，切尔诺贝利仍是一片废墟，隔离区市政大院的时钟指针停留在1点23分。废墟上还能看到生锈的铁牌，上面刻着“为了下一代保护环境”。

　　离开切尔诺贝利20年后，尤利娅想回去看看，当初她和家人撤离时只有五岁。她和记录事故全程的摄影师伊戈科斯汀一起回到了自己曾经的房子。摄影师对她说：“摸一下墙壁吧，这是你的家。”说完，摄影师哭了起来。在报道切尔诺贝利事件的7个月中，他承受了大量的辐射，之后每年都需要住院治疗两个月以上。

　　起因

　　核电站用于终止连锁反应的211枚控制棒存在设计缺陷——控制棒是硼制的，可以减缓反应，但末端是石墨。在不稳定的情况下，石墨导致反应堆反应速率增加，大量蒸汽导致管道变形。所以按下按钮后，控制棒插入管道的三分之一就被卡住了，无法及时停止反应。 这种缺陷是因为节省经费造成的，而苏联所有的反应炉都采用了这种设计。如果承认这一点，相当于承认苏联所有反应炉都不合格。为了国家的面子，这个缺陷没有被写进操作手册。 当时，切尔诺贝利的操作员列奥尼德按下AZ-5，引发了最终的爆炸。他自己受到巨量辐射，身体迅速衰竭，进入医院没多久便死亡。人们用金属箔把他的棺材包起来，在周围浇筑半米厚的水泥，最后又加了一层铅板。 后来，他的父亲站在墓地里放声痛哭，路过的人大声指责他：“就是你的杂种点燃了这场大火!” 一条埋藏的谎言让半个世界陷入了危机。而那些核污染变得清洁，也许需要800年，至于切尔诺贝利，可能需要200万年。事故发生后，苏联对其他核电站悄悄进行了改良。

　　自私 、恐慌，隐瞒，并不会帮助我们战胜灾难，像一位事故调查者说的那样：“切尔诺贝利释放出杀伤力最大的元素，绝不是铯和钚，而是谎言。” 灾难永远潜藏在未知的地方，也许是核泄漏，也许是自然界的病毒，我们永远无法彻底避免，但所幸有各领域的专家能为我们提供预警。 在灾难突发的时刻，一句真话也许能拯救上万人的性命。而普通人能做的，就是保护并铭记那些曾为自己发声的人。 面对今天的疫情，这些教训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