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八国联军中的另类强盗

 　　强盗就是强盗，似乎无法区分哪个强盗更仁慈，哪个强盗更邪恶。不过，判断强盗也不是没有尺度与标准，而且这尺度与标准也是多元的。世界上是否存在老实的强盗、狡猾的强盗、横暴的强盗、仗义的强盗、吝啬的强盗、讲理的强盗，也说不定。

　　中国古代的著名大盗跖认为，强盗也有自己的规范与条件，不是谁都能进入强盗行列的，这就是“盗亦有道”。他的高论是这样的：“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庄子·胠箧》)意思是说，即使强盗，也有圣、勇、义、智、仁的分野与层次。

　　侵华的八国联军，是一群强盗，也有不同和差异，比如，作恶的程度，作恶的动机，作恶的后果等，研究这些不同和差异，也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甚至其行为在客观上是否于我有利，这也是我们历来强调“统一战线”的拿手好戏。

　　门户开放

　　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被迫割地赔款，日本吞并了台湾与澎湖。满清通过“同治中兴”其实是“洋务运动”，积攒的一点家底儿败光输净。在后来几年里，西方列强对残余的满清国土掀起了瓜分狂潮。“德占胶州，俄攫旅大，法索粤土，英租威海，日本垄断福建，意大利亦起而要索三门湾，眈眈角逐，中国一时有土崩瓦解之势。”(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三联书店，1980年，页1)整个满清国土，经过外国强盗19世纪50年代的鲸吞与90年代的吞食，已经支离破碎。

门户开放

    1899年9月和1900年7月，适值义和团运动的前段与末尾，美国作为西方列强的后来者，先后两次照会各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发布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之时，已在清廷向11国宣战之后，此时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并开始进攻天津。美国政府的照会有三项核心内容，即“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页452)历史学家唐德刚把前后两次照会概括为四句话即“领土完整、主权独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还是准确的。事实上，当时各国强盗都在盘算着如何瓜分中国，比如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拳乱笔记》中几次表述德国侵占烟台的意图，而俄国在侵略北京的同时向中国东北伸出了黑手。美国作为八国强盗之一，为何要发布这样的照会呢?唐德刚指出，美国这一政策“是为着百分之百的美国利益，……他们并没有对‘支那蛮’(Chinaman)的利益想过半分钟。”但在各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关头，这一政策“却抢救了衰败的大清帝国的一条老命，使它维持了‘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晚清七十年》第4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页155、156)

　　正是因为“门户开放”政策，已经到达天津的美国舰队，在攻占清军据守的大沽炮台甚至占领北京之后的许多战役中，采取了与其他强盗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聚焦在渤海湾的各国海军攻占大沽炮台，美国军舰却采取了避战政策。1900年6月14日，美国海军上将恳布夫称，他“未被授权向一个与我国保持着和平的国家发动任何战争行为”。15日，他又拒绝参加对塘沽火车站的占领，理由是，他“不能参加对中国政府财产的占有。”美军的“莫诺开西号”是首先被中国炮弹击中的外国军舰，它不但没有还击，还收容了几名外侨。恳布夫上将与各国军队的不合作态度，其实得到了麦金莱总统的批准，因为“我们并未同中国作战，一个敌对性的示威可以促成排外分子的团结并加强义和团对所派救援纵队的反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页221)恳布夫上将这些行为受到了该书作者马士(一个曾供职李鸿章幕府和上海税务司的美国人)的指责，“他忽略了一个在外国驻扎的海军军官的首要责任，那就是要保护他的国家的代表，并且更加紧要的责任就是要掩护他自己的在岸上的部队;他忘记了他的前任……的宣言‘血比水浓厚’。”(同上书，页222-223)

　　在慈禧太后已经向全世界11国宣战，八国联军已经攻占天津的第四天，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1900年7月17日)，已被剥夺权力的光绪皇帝给美国总统麦金莱写了一封求援信，信中称：“中国与贵国交好已久，深知贵国专意通商，彼此毫无顾忌。中国近因民教相仇，各国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盹切致书，惟望大伯理玺天德(“总统”的英语音译)设法图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页329)麦金莱总统收到此信第三天即回复道，“我们派部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从严重危险中营救美国公使馆，同时保护那些旅居在中国并享有受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之权利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同时，本政府在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以此目的为陛下进行友好的斡旋。”(《文史精华》，2008年第4期)为此，美国照会各国列强，特别强调只要中国政府坚决地处理“乱民”，就应该立即开始与之谈判，并同时声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总统已对中国皇帝的请求作了答复。然而，在八国联军即将攻占北京，满清高层仓皇逃跑的情况下，残破的大清只能听任列强的宰割。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以德军为首的强盗以保护教民、平息暴乱为名，派出远征军，进攻保定、张家口等地，烧杀抢劫，甚至无视中国主权，处死任职尚不满两月的直隶总督廷雍，而美军却拒绝参加这些军事行动。美国远征军司令沙飞将军要求，在一切场合，“我们的部队在放出第一枪之前，必须已经被射击了，并且一般地说，不应该破坏财产。”他指出，“美国部队并没有参加两次(远征保定与张家口)中任何一次的远征，我的意见是，由军事行动造成的这个国家的混乱愈少，那么由外交上要求对所犯罪行安排充分赔偿的机会就来得愈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页339-340)

　　1900年10月17日，已经逃亡到西安的光绪皇帝，再次致信麦金莱总统，一面对美国施以援手表示感谢，同时敦促美国加大斡旋力度。信中说：“此次中国变起仓猝，乃蒙大伯理玺天德(总统)顾念邦交，允为排解，并先撤兵。感佩之忱，曷有既极。……先伸谢悃。还祈大伯理玺天德(总统)保全大局，永敦和好，转商各国，尽捐嫌隙，速定和议。则感荷高谊，益无涯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693)接信第二天，10月18日，麦金莱即回信载湉，答应继续斡旋，“我由衷地表示与陛下抱有共同的愿望;中国同其利益和侨民在贵国遭到严重侵害的各国之间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均可和平解决，以达到完全消除他们之间一切嫌隙的结果。本政府希望能这样迅速解决，这一点已经为各国所了解。”(《文史精华》，2008年第4期)唐德刚指出，“八国联军攻占首都，中国已成为八国共有的一块大饼，大切八块，各分其一，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呢!”(《晚清七十年》，页162)正是在美国的“门户开放”和光绪皇帝求援的背景下，由于美国的交涉，平衡与抑制了各国的诉求，保住了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中国避免了被瓜分的厄运。特别是在赔款问题上，美国代表所持的立场，减轻了满清王朝的压力，避免了更大程度的损失。即使歪打正着，也算美国这个强盗发出的“善心”了。

　　控制赔款

　　1900年8月14日，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亡陕西，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联军统帅瓦德西竟然把慈禧太后的仪鸾殿作为司令部)，奕劻与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列强各国讨价还价。其实他们二人的角色很尴尬，各国列强根本不把他们当作协商对手，八个强盗议定的条件，他们只有照单全受的份儿。此时此际，清廷与列强的关系，没有什么比“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更为确切了。

　　列强处理中国，如同强盗分赃，最后结果是，清廷赔偿白银4.5亿两，相当于全国五年收入。按当时人口计算，人均赔偿白银一两。唐德刚写道，4.5亿“这个数字之决定，据说是出于列强公意，认为此次战祸是由于目无上帝的异端四万万五千万‘支那蛮’共同犯的罪恶，每人应罚银一两，……但是只‘赔款’而不‘割地’，已是不幸之大幸了。”(《晚清七十年》第4册，页196)4.5亿两白银要在39年内分还，年利四厘，合计9.8亿多两，加上各省教案赔款等因素，总数约10亿两。如下就是其分赃清单(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页401)：

　　俄国 130,371,120两 占总数的29%

　　德国 90,070,515 20%

　　法国 70,878,240 15.75%

　　英国 50,620,545 11.25%

　　日本 34,793,100 7.7%

　　美国 32,939,055 7.3%

　　意大利 26,617,005 5.9%

　　比利时 8,484,345 1.9%

　　奥地利 4,003,920 0.9%

　　其他 1,222,155 0.3%

　　《辛丑条约》的谈判，分为两个阶段，大纲的协商是第一阶段，因列强“不容改易一字”，“协商”甚是“顺利”，到1900年年底即告结束。第二阶段即和约谈判，持续长达一年，一群强盗聚在一起，尔虞我诈，狗撕猫咬，一年光阴，只为分赃。1900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指示驻华公使康格，在和约谈判中，赔款应在中国能力范围内定总数。(王树槐，《庚子赔款》，台湾中央研究院，页11)翌年1月29日，海约翰再次指示康格，应将赔款总数限制在1.5亿美元(约合银2.02亿海关两)内，各国宜以此为基数，按比例削减其要求，如有争议，则提交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同上)对于美国的提议，德国极力反对，坚持要中国赔至最后一分钱。这是因为，瓦德西来华时，德皇即向其面授机宜，“要求中国赔款，务达最高限度”。因当时德国建造军舰急需用钱。为此，瓦德西提出的赔款额为60亿马克，约合6.55亿两白银。俄国当然也反对美国的提议。3月21日，海约翰训令其全权代表柔克义，总数以4千万英镑(约2.67亿两)为限，如不能达成协议，即移交海牙法庭(同上书，页12)。

　　4月23日，美方代表在公使会议上阐述立场，美国坚持“公平”与“合理”的原则，即中国赔款总数“不应超过中国能力之外。”(同上书，页13)“各国应该防止类此反对外人拳乱之事件再度发生。如中国加重税捐，民间对外人的反感将会加强与延久，则各国所受之损失更大。”(同上书，页14)俄、法、日不反对美国提议的原则，但认为确定为4千万镑为时过早。反对最力的还是德国公使，他认为，不必限制，不必过于慷慨。

　　5月7日，各国公使集会，汇总的赔款额已达6750万镑(合4.5亿两)，以此数通知清廷。美国仍然认为此数额太多，中国政府会感到困难。于是，柔克义于5月7、9两日通过美国驻南京、汉口领事密告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们促使清廷全权代表李鸿章等人强调困难，以便美国从旁协助，以降低赔款总数。然而，此时的清廷如同一条“扶不上墙的死狗”，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总方针之下，已经认可了这个赔款数额。从而将美国置于尴尬之地。

　　在清廷答应列强的赔款要求之后，5月10日，海约翰致电柔克义，如果各国同意减低赔款数额，美国可以放弃拟议数的一半。此议仍然遭到德国反对。各怀鬼胎的各国公使，最终达成了4.5亿两的赔款总额。对于这个结果，各国进行了投票表决，美国公使没有投票。(同上书，页16)美国方面不顾清廷已经接受这个赔款总数的现实，仍然要求将此方案提交海牙法院，也未得到足够的支持。美国的方案彻底失败了。

　　退还溢款

　　其实，美国退还中国赔款并非首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美国在广州的教士与商人财产遭到损失，清廷予以赔款。光绪十一年(1885年)，美国退回了多出的20万美元，林肯任美国总统期间，曾提议用此款在中国建立一所学院但未能实现。(同上书，页271)第二次退款发生在八国联军刚到天津之际，美军抢得清廷盐务局银两一宗。经清廷交涉，美国退还37.6万美元，而其他掠夺更多者，未曾分文退还。(同上书，页271)比如，日军作为八国联军主力，从天津、通州、北京等地的清廷国库或民间累计抢劫白银367万余两(《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86)，全部运往本国。

　　美国退回庚子赔款，国内学者通常以王树槐的考证为依据，即“起源于中国驻美公使之交涉”。我国学者崔志海、张乐天根据新发现的史料特别是美国的档案资料，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美国退还庚款主要是美国政府的主动行为，清廷驻美公使张诚只是做了促进工作而已。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如同让野兽吐出口中的猎物，岂非天方夜谭。八国联军是一群强盗，又有清廷认可的《辛丑条约》的保障，到手的赔款、抢来的财物，哪有退还的道理。

　　在清廷与各国的和约谈判期间，美国劝说其他列强按比例削减庚子赔款的提议遭到失败。《辛丑条约》签订后，海约翰和柔克义为缓解清政府的财政压力，开始考虑率先由美国单独退还庚款的超额部分(即“溢款”)，以促使其他列强一同退还。

　　1904年12月6日，应海约翰的要求，柔克义草拟了一份提交国会的备忘录，主题就是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文件认为，美国公民在拳乱时期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没有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中国目前的财政困难和美国以前也有过向中国退还多余赔款的做法，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对减轻中国沉重的债务是十分必要的。(崔志海《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以下简称“崔文”)

　　1905年1月，清廷驻美公使梁诚奉命与美国商讨庚子赔款的还金还银问题，海约翰一方面表示鉴于清政府已答应其他列强的还金要求，对美国也应一视同仁，但同时婉转地向梁诚表达了退还多余赔款的打算。张诚获知这一信息后，迅速报告清廷，并在美国上层多方活动，游说美国头面人物。

　　1905年7月12日，在国务卿海约翰病逝后第5天，已担任驻华公使的柔克义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希望早日解决退还庚款的超额部分，“提请您关心这件事是我的责任，也是对海约翰的纪念，相信以您的智慧，您能够决定以某种方式完成这一愿望。”(崔文)

　　当时，中美之间发生了粤汉铁路、抵制美货和连州教案等事件，影响了退款事件的进展。1905年下半年，在满清发生反美抗议的高潮中，大批美国传教士与教育家或致信美国总统，或在美国媒体撰文，试图影响政府决策。有的文章说，“我们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阻止类似的暴乱不在未来发生?应以教育来取代愚昧。何处具有最优秀的教育，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美国!为什么我们不向中国政府建议，将赔款以用来教育在美的中国学生为条件而予以退还呢?”(张乐天，《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决策过程》，《史林》1987年第二期。以下简称“张文”)

　　1906年，随着上述事件的解决或淡化，特别是清廷颁发了保护外国人的上谕，打消了罗斯福总统对中国可能发生第二次义和团运动的顾虑，于是他对退款问题转趋积极。

　　最终促使罗斯福总统退款并用于教育计划的是明恩溥(史密斯)。他是一位在华传教、居留达30年之久的“中国通”，亲身经历1905年的反美运动。1906年3月，他当面向罗斯福总统陈述其主张，退还庚款余额的目的，就是要“使类似的暴乱在将来更难发生”。达此目的的最佳途径，则是抓住对中国青年一代的教育，因为“新的中国将由新一代的中国人来掌握和领导。”美国“应向中国政府建议，将这笔钱或至少其中一部分用于教育留美的中国学生。”他预言：“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大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友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政治上联结在一起。”(张文)

　　1907年4月底，罗斯福总统会见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表示美国将迅速就退款问题作出决议，并力争在梁诚离任前办妥此事。1907年6月15日，美国国务卿罗脱特意在梁诚卸任之前致函清政府，宣布美国总统将在下次国会开会期间要求授权修改与中国签订的有关赔款协议，豁免和取消部分庚子赔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决议，授权总统退还部分庚款(崔文)，正式决定将美国通过从清廷获取的庚子赔款减为1365.5万美元，这比原定中国应赔美国的2444.1万美元，减少了1078.5万美元。(张文)美国的退款从1909年1月1日正式执行。此之为美国第一次退还庚款。

　　1924年5月，美国宣布退还全部庚子余款(包括1917年10月以后中国已付部分)，此为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计1254.5万美元。美国前后两次实际退还3493万美元(宓汝成《庚子“退款”及其管理和应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六期。以下简称“宓文”)。美国退还庚款的过程，从1909年到1924年历时15年，中国政府已从满清王朝过渡到北洋政府，美国则先后经历了五位总统。

　　美国退还的庚款，按照美中两国达成的共识，主要用于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其直接结果，就是培养了一批学术大师，建立了清华大学。在庚款留学人员中，涌现了一批高等人才，比如，梅贻琦、罗家伦、蒋梦麟、竺可桢、马寅初、胡适、茅以升等人。1909年，清廷为培训留美学生成立了游美学务处与游美肄业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游美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它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

　　按照《辛丑条约》，满清应当支付的9.8亿多两白银的天量赔款，扣除汇率因素，中国实际支付了约5.76亿两，占赔款总额的58.11%。(王树槐《庚子赔款》，页559)中国少付的赔款，除了中国作为“一战”的参战国与战胜国停付了德奥两国赔款，以及俄国革命后抛弃了中国赔款之外，主要是由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影响，相关国家也陆续退还赔款的结果。根据宓汝成的测算，各国实际退还的庚子赔款情况如下：

　　美国(占赔款总比7.3%)从1909年1月起，实退美金3493万元。

　　俄国(占赔款总比29%)从1919年12月起，实退美金1719.5万元;

　　英国(占赔款总比11.25%)，从1922年12月起，实退美金3684.3万元。

　　法国(占赔款总比15.75%)从1925年4月起，实退美金331.5万元;

　　比利时(占赔款总比1.9%)从1925年9月起，实退美金675.4万元;

　　意大利(占赔款总比5.9%)从1920年1月起，实退美金650万元;

　　荷兰(占赔款总比0.2%)从1926年1月起，实退美金35.6万元。(宓文)

　　应当指出的是，“二战”期间，美国还主动提出了废除其根据《辛丑条约》所攫取的在华特权，于1943年1月11日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平等新约”(英国也与美国采取了一致行动)。在中国与美国签订新约之际，1943年10月10日，美国最高法院院长在费城独立厅发表祝词，并鸣自由钟31响，以庆贺中华民国建国31周年(《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综合月刊社，民国六十三年，页842)，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最为扬眉吐气的一天。至此为止，100年多来，外国列强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终于走进了历史。

　　退款余绪

　　尽管在当时的外国人眼里，拳匪是不开化的排外者，是异端的暴徒，但在中国教科书上，以镇压反帝运动，保护侨民生命为借口的八国联军却是毋庸置疑的强盗。在这群强盗中，美国人的行径似属另类。有的史家也承认，群盗入京后，美国的占领区“地方安谧，刁斗不闻”;在赔款问题上，美国不似德俄疯狂敲诈，甚至刻意“压价”;战后美国又率先退回部分赔款;特别是美国的“门户开放”，客观上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避免了列强的瓜分。然而，美国作为后起的西方强盗，他对中国的所作所为，都是用心险恶，阴险狡诈，一句话：“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比如在退回庚款问题上，人们经常提到那份著名的“备忘录”。1906年初，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著名文件中，詹姆斯谈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他认为，“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文史资料选辑》第7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页165)此文被著名传教士明恩溥收录到他的《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中。

　　正是这段话，成为国内学者否定美国退还庚款的一个重要理由。特别是这句话——“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成了美国退回庚款其实是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的有力证据。建国以来，对于近代以来的国际文化交流，“文化侵略”或者“精神侵略”似乎成了西方对华文化交流的标签，也成了一些国内学者撰文立论的基本原则。“侵略”无论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总应以损害对方权益为标准。我本人不太使用这类内涵与外延缺乏边界的概念。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强调“中国第一”、“美国至上”，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是有利于对方国家，还是有害于对方国家?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常用语是“战争”、“侵略”、“占领”，强调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常用语是“合作”、“互利”、“双赢”，甚至创造出了“竞合”这样的合成概念。如同刚刚签署的中美经贸协议一样，刘鹤副总理称，这一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界”。衡量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从其客观效果及其历史影响来看，比如，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创办了清华大学，很难说它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反而帮助中国培养了人才，促进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有人认为美国通过中国学生留美，建立现代大学，用美国价值观来影响中国学生，是对中国下一代实施“和平演变”，培养美国利益的代理人，以在精神文化上控制中国。这样的论述更是无稽之谈。当时的留美学生，后来大多是我国的著名学者与官员，比如梅贻琦、钱学森、胡适，从教育、科技、文化甚至外交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提高了国家地位。胡适先生曾经就此写诗道：“四十年的苦心经营，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恶名。如果这就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着，‘欢迎’!”(《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674)有人指出庚子兴学是用“美国精神”奴役中国青年，那就应当说明何谓“美国精神”?即就当时而言，真正体现“美国精神”的莫过于《独立宣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当时清廷虽已制定但未来得及实施的《钦定宪法大纲》体现了怎样的“满清精神”呢?“大纲”开篇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两种精神的先进与落后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满清的学生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又有什么害处呢?有意思的是，当时极力维护清末政治的中国学者似乎只有辜鸿铭这样一类怪人。尽管其人学贯中西，然而，这个为纳妾辩护，为慈禧辩护，以脑后枯黄的辫子自傲的满清遗老，却无法否认满清社会存在着大量亟需涤荡的文化污垢，比如纳妾、裹脚、吸毒、赌博、童养媳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选拔一批青年学生学习美国的自然科学(如声光电化)自然是有益的，学习西方先进的人文知识同样是有益的，比如胡适，他作为庚款留学生，最初学习的是农科，最后却选择了哲学与文学，从而为近代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建设作出了贡献，而他在抗战期间担任驻美大使，显然是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而非美国利益的代理人。

 　　强盗就是强盗，似乎无法区分哪个强盗更仁慈，哪个强盗更邪恶。不过，判断强盗也不是没有尺度与标准，而且这尺度与标准也是多元的。世界上是否存在老实的强盗、狡猾的强盗、横暴的强盗、仗义的强盗、吝啬的强盗、讲理的强盗，也说不定。

　　中国古代的著名大盗跖认为，强盗也有自己的规范与条件，不是谁都能进入强盗行列的，这就是“盗亦有道”。他的高论是这样的：“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庄子·胠箧》)意思是说，即使强盗，也有圣、勇、义、智、仁的分野与层次。

　　侵华的八国联军，是一群强盗，也有不同和差异，比如，作恶的程度，作恶的动机，作恶的后果等，研究这些不同和差异，也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甚至其行为在客观上是否于我有利，这也是我们历来强调“统一战线”的拿手好戏。

　　门户开放

　　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被迫割地赔款，日本吞并了台湾与澎湖。满清通过“同治中兴”其实是“洋务运动”，积攒的一点家底儿败光输净。在后来几年里，西方列强对残余的满清国土掀起了瓜分狂潮。“德占胶州，俄攫旅大，法索粤土，英租威海，日本垄断福建，意大利亦起而要索三门湾，眈眈角逐，中国一时有土崩瓦解之势。”(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三联书店，1980年，页1)整个满清国土，经过外国强盗19世纪50年代的鲸吞与90年代的吞食，已经支离破碎。

门户开放

    1899年9月和1900年7月，适值义和团运动的前段与末尾，美国作为西方列强的后来者，先后两次照会各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发布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之时，已在清廷向11国宣战之后，此时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并开始进攻天津。美国政府的照会有三项核心内容，即“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页452)历史学家唐德刚把前后两次照会概括为四句话即“领土完整、主权独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还是准确的。事实上，当时各国强盗都在盘算着如何瓜分中国，比如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拳乱笔记》中几次表述德国侵占烟台的意图，而俄国在侵略北京的同时向中国东北伸出了黑手。美国作为八国强盗之一，为何要发布这样的照会呢?唐德刚指出，美国这一政策“是为着百分之百的美国利益，……他们并没有对‘支那蛮’(Chinaman)的利益想过半分钟。”但在各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关头，这一政策“却抢救了衰败的大清帝国的一条老命，使它维持了‘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晚清七十年》第4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页155、156)

　　正是因为“门户开放”政策，已经到达天津的美国舰队，在攻占清军据守的大沽炮台甚至占领北京之后的许多战役中，采取了与其他强盗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聚焦在渤海湾的各国海军攻占大沽炮台，美国军舰却采取了避战政策。1900年6月14日，美国海军上将恳布夫称，他“未被授权向一个与我国保持着和平的国家发动任何战争行为”。15日，他又拒绝参加对塘沽火车站的占领，理由是，他“不能参加对中国政府财产的占有。”美军的“莫诺开西号”是首先被中国炮弹击中的外国军舰，它不但没有还击，还收容了几名外侨。恳布夫上将与各国军队的不合作态度，其实得到了麦金莱总统的批准，因为“我们并未同中国作战，一个敌对性的示威可以促成排外分子的团结并加强义和团对所派救援纵队的反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页221)恳布夫上将这些行为受到了该书作者马士(一个曾供职李鸿章幕府和上海税务司的美国人)的指责，“他忽略了一个在外国驻扎的海军军官的首要责任，那就是要保护他的国家的代表，并且更加紧要的责任就是要掩护他自己的在岸上的部队;他忘记了他的前任……的宣言‘血比水浓厚’。”(同上书，页222-223)

　　在慈禧太后已经向全世界11国宣战，八国联军已经攻占天津的第四天，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1900年7月17日)，已被剥夺权力的光绪皇帝给美国总统麦金莱写了一封求援信，信中称：“中国与贵国交好已久，深知贵国专意通商，彼此毫无顾忌。中国近因民教相仇，各国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盹切致书，惟望大伯理玺天德(“总统”的英语音译)设法图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页329)麦金莱总统收到此信第三天即回复道，“我们派部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从严重危险中营救美国公使馆，同时保护那些旅居在中国并享有受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之权利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同时，本政府在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以此目的为陛下进行友好的斡旋。”(《文史精华》，2008年第4期)为此，美国照会各国列强，特别强调只要中国政府坚决地处理“乱民”，就应该立即开始与之谈判，并同时声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总统已对中国皇帝的请求作了答复。然而，在八国联军即将攻占北京，满清高层仓皇逃跑的情况下，残破的大清只能听任列强的宰割。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以德军为首的强盗以保护教民、平息暴乱为名，派出远征军，进攻保定、张家口等地，烧杀抢劫，甚至无视中国主权，处死任职尚不满两月的直隶总督廷雍，而美军却拒绝参加这些军事行动。美国远征军司令沙飞将军要求，在一切场合，“我们的部队在放出第一枪之前，必须已经被射击了，并且一般地说，不应该破坏财产。”他指出，“美国部队并没有参加两次(远征保定与张家口)中任何一次的远征，我的意见是，由军事行动造成的这个国家的混乱愈少，那么由外交上要求对所犯罪行安排充分赔偿的机会就来得愈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页339-340)

　　1900年10月17日，已经逃亡到西安的光绪皇帝，再次致信麦金莱总统，一面对美国施以援手表示感谢，同时敦促美国加大斡旋力度。信中说：“此次中国变起仓猝，乃蒙大伯理玺天德(总统)顾念邦交，允为排解，并先撤兵。感佩之忱，曷有既极。……先伸谢悃。还祈大伯理玺天德(总统)保全大局，永敦和好，转商各国，尽捐嫌隙，速定和议。则感荷高谊，益无涯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693)接信第二天，10月18日，麦金莱即回信载湉，答应继续斡旋，“我由衷地表示与陛下抱有共同的愿望;中国同其利益和侨民在贵国遭到严重侵害的各国之间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均可和平解决，以达到完全消除他们之间一切嫌隙的结果。本政府希望能这样迅速解决，这一点已经为各国所了解。”(《文史精华》，2008年第4期)唐德刚指出，“八国联军攻占首都，中国已成为八国共有的一块大饼，大切八块，各分其一，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呢!”(《晚清七十年》，页162)正是在美国的“门户开放”和光绪皇帝求援的背景下，由于美国的交涉，平衡与抑制了各国的诉求，保住了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中国避免了被瓜分的厄运。特别是在赔款问题上，美国代表所持的立场，减轻了满清王朝的压力，避免了更大程度的损失。即使歪打正着，也算美国这个强盗发出的“善心”了。

　　控制赔款

　　1900年8月14日，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亡陕西，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联军统帅瓦德西竟然把慈禧太后的仪鸾殿作为司令部)，奕劻与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列强各国讨价还价。其实他们二人的角色很尴尬，各国列强根本不把他们当作协商对手，八个强盗议定的条件，他们只有照单全受的份儿。此时此际，清廷与列强的关系，没有什么比“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更为确切了。

　　列强处理中国，如同强盗分赃，最后结果是，清廷赔偿白银4.5亿两，相当于全国五年收入。按当时人口计算，人均赔偿白银一两。唐德刚写道，4.5亿“这个数字之决定，据说是出于列强公意，认为此次战祸是由于目无上帝的异端四万万五千万‘支那蛮’共同犯的罪恶，每人应罚银一两，……但是只‘赔款’而不‘割地’，已是不幸之大幸了。”(《晚清七十年》第4册，页196)4.5亿两白银要在39年内分还，年利四厘，合计9.8亿多两，加上各省教案赔款等因素，总数约10亿两。如下就是其分赃清单(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页401)：

　　俄国 130,371,120两 占总数的29%

　　德国 90,070,515 20%

　　法国 70,878,240 15.75%

　　英国 50,620,545 11.25%

　　日本 34,793,100 7.7%

　　美国 32,939,055 7.3%

　　意大利 26,617,005 5.9%

　　比利时 8,484,345 1.9%

　　奥地利 4,003,920 0.9%

　　其他 1,222,155 0.3%

　　《辛丑条约》的谈判，分为两个阶段，大纲的协商是第一阶段，因列强“不容改易一字”，“协商”甚是“顺利”，到1900年年底即告结束。第二阶段即和约谈判，持续长达一年，一群强盗聚在一起，尔虞我诈，狗撕猫咬，一年光阴，只为分赃。1900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指示驻华公使康格，在和约谈判中，赔款应在中国能力范围内定总数。(王树槐，《庚子赔款》，台湾中央研究院，页11)翌年1月29日，海约翰再次指示康格，应将赔款总数限制在1.5亿美元(约合银2.02亿海关两)内，各国宜以此为基数，按比例削减其要求，如有争议，则提交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同上)对于美国的提议，德国极力反对，坚持要中国赔至最后一分钱。这是因为，瓦德西来华时，德皇即向其面授机宜，“要求中国赔款，务达最高限度”。因当时德国建造军舰急需用钱。为此，瓦德西提出的赔款额为60亿马克，约合6.55亿两白银。俄国当然也反对美国的提议。3月21日，海约翰训令其全权代表柔克义，总数以4千万英镑(约2.67亿两)为限，如不能达成协议，即移交海牙法庭(同上书，页12)。

　　4月23日，美方代表在公使会议上阐述立场，美国坚持“公平”与“合理”的原则，即中国赔款总数“不应超过中国能力之外。”(同上书，页13)“各国应该防止类此反对外人拳乱之事件再度发生。如中国加重税捐，民间对外人的反感将会加强与延久，则各国所受之损失更大。”(同上书，页14)俄、法、日不反对美国提议的原则，但认为确定为4千万镑为时过早。反对最力的还是德国公使，他认为，不必限制，不必过于慷慨。

　　5月7日，各国公使集会，汇总的赔款额已达6750万镑(合4.5亿两)，以此数通知清廷。美国仍然认为此数额太多，中国政府会感到困难。于是，柔克义于5月7、9两日通过美国驻南京、汉口领事密告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们促使清廷全权代表李鸿章等人强调困难，以便美国从旁协助，以降低赔款总数。然而，此时的清廷如同一条“扶不上墙的死狗”，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总方针之下，已经认可了这个赔款数额。从而将美国置于尴尬之地。

　　在清廷答应列强的赔款要求之后，5月10日，海约翰致电柔克义，如果各国同意减低赔款数额，美国可以放弃拟议数的一半。此议仍然遭到德国反对。各怀鬼胎的各国公使，最终达成了4.5亿两的赔款总额。对于这个结果，各国进行了投票表决，美国公使没有投票。(同上书，页16)美国方面不顾清廷已经接受这个赔款总数的现实，仍然要求将此方案提交海牙法院，也未得到足够的支持。美国的方案彻底失败了。

　　退还溢款

　　其实，美国退还中国赔款并非首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美国在广州的教士与商人财产遭到损失，清廷予以赔款。光绪十一年(1885年)，美国退回了多出的20万美元，林肯任美国总统期间，曾提议用此款在中国建立一所学院但未能实现。(同上书，页271)第二次退款发生在八国联军刚到天津之际，美军抢得清廷盐务局银两一宗。经清廷交涉，美国退还37.6万美元，而其他掠夺更多者，未曾分文退还。(同上书，页271)比如，日军作为八国联军主力，从天津、通州、北京等地的清廷国库或民间累计抢劫白银367万余两(《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86)，全部运往本国。

　　美国退回庚子赔款，国内学者通常以王树槐的考证为依据，即“起源于中国驻美公使之交涉”。我国学者崔志海、张乐天根据新发现的史料特别是美国的档案资料，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美国退还庚款主要是美国政府的主动行为，清廷驻美公使张诚只是做了促进工作而已。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如同让野兽吐出口中的猎物，岂非天方夜谭。八国联军是一群强盗，又有清廷认可的《辛丑条约》的保障，到手的赔款、抢来的财物，哪有退还的道理。

　　在清廷与各国的和约谈判期间，美国劝说其他列强按比例削减庚子赔款的提议遭到失败。《辛丑条约》签订后，海约翰和柔克义为缓解清政府的财政压力，开始考虑率先由美国单独退还庚款的超额部分(即“溢款”)，以促使其他列强一同退还。

　　1904年12月6日，应海约翰的要求，柔克义草拟了一份提交国会的备忘录，主题就是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文件认为，美国公民在拳乱时期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没有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中国目前的财政困难和美国以前也有过向中国退还多余赔款的做法，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对减轻中国沉重的债务是十分必要的。(崔志海《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以下简称“崔文”)

　　1905年1月，清廷驻美公使梁诚奉命与美国商讨庚子赔款的还金还银问题，海约翰一方面表示鉴于清政府已答应其他列强的还金要求，对美国也应一视同仁，但同时婉转地向梁诚表达了退还多余赔款的打算。张诚获知这一信息后，迅速报告清廷，并在美国上层多方活动，游说美国头面人物。

　　1905年7月12日，在国务卿海约翰病逝后第5天，已担任驻华公使的柔克义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希望早日解决退还庚款的超额部分，“提请您关心这件事是我的责任，也是对海约翰的纪念，相信以您的智慧，您能够决定以某种方式完成这一愿望。”(崔文)

　　当时，中美之间发生了粤汉铁路、抵制美货和连州教案等事件，影响了退款事件的进展。1905年下半年，在满清发生反美抗议的高潮中，大批美国传教士与教育家或致信美国总统，或在美国媒体撰文，试图影响政府决策。有的文章说，“我们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阻止类似的暴乱不在未来发生?应以教育来取代愚昧。何处具有最优秀的教育，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美国!为什么我们不向中国政府建议，将赔款以用来教育在美的中国学生为条件而予以退还呢?”(张乐天，《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决策过程》，《史林》1987年第二期。以下简称“张文”)

　　1906年，随着上述事件的解决或淡化，特别是清廷颁发了保护外国人的上谕，打消了罗斯福总统对中国可能发生第二次义和团运动的顾虑，于是他对退款问题转趋积极。

　　最终促使罗斯福总统退款并用于教育计划的是明恩溥(史密斯)。他是一位在华传教、居留达30年之久的“中国通”，亲身经历1905年的反美运动。1906年3月，他当面向罗斯福总统陈述其主张，退还庚款余额的目的，就是要“使类似的暴乱在将来更难发生”。达此目的的最佳途径，则是抓住对中国青年一代的教育，因为“新的中国将由新一代的中国人来掌握和领导。”美国“应向中国政府建议，将这笔钱或至少其中一部分用于教育留美的中国学生。”他预言：“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大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友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政治上联结在一起。”(张文)

　　1907年4月底，罗斯福总统会见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表示美国将迅速就退款问题作出决议，并力争在梁诚离任前办妥此事。1907年6月15日，美国国务卿罗脱特意在梁诚卸任之前致函清政府，宣布美国总统将在下次国会开会期间要求授权修改与中国签订的有关赔款协议，豁免和取消部分庚子赔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决议，授权总统退还部分庚款(崔文)，正式决定将美国通过从清廷获取的庚子赔款减为1365.5万美元，这比原定中国应赔美国的2444.1万美元，减少了1078.5万美元。(张文)美国的退款从1909年1月1日正式执行。此之为美国第一次退还庚款。

　　1924年5月，美国宣布退还全部庚子余款(包括1917年10月以后中国已付部分)，此为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计1254.5万美元。美国前后两次实际退还3493万美元(宓汝成《庚子“退款”及其管理和应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六期。以下简称“宓文”)。美国退还庚款的过程，从1909年到1924年历时15年，中国政府已从满清王朝过渡到北洋政府，美国则先后经历了五位总统。

　　美国退还的庚款，按照美中两国达成的共识，主要用于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其直接结果，就是培养了一批学术大师，建立了清华大学。在庚款留学人员中，涌现了一批高等人才，比如，梅贻琦、罗家伦、蒋梦麟、竺可桢、马寅初、胡适、茅以升等人。1909年，清廷为培训留美学生成立了游美学务处与游美肄业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游美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它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

　　按照《辛丑条约》，满清应当支付的9.8亿多两白银的天量赔款，扣除汇率因素，中国实际支付了约5.76亿两，占赔款总额的58.11%。(王树槐《庚子赔款》，页559)中国少付的赔款，除了中国作为“一战”的参战国与战胜国停付了德奥两国赔款，以及俄国革命后抛弃了中国赔款之外，主要是由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影响，相关国家也陆续退还赔款的结果。根据宓汝成的测算，各国实际退还的庚子赔款情况如下：

　　美国(占赔款总比7.3%)从1909年1月起，实退美金3493万元。

　　俄国(占赔款总比29%)从1919年12月起，实退美金1719.5万元;

　　英国(占赔款总比11.25%)，从1922年12月起，实退美金3684.3万元。

　　法国(占赔款总比15.75%)从1925年4月起，实退美金331.5万元;

　　比利时(占赔款总比1.9%)从1925年9月起，实退美金675.4万元;

　　意大利(占赔款总比5.9%)从1920年1月起，实退美金650万元;

　　荷兰(占赔款总比0.2%)从1926年1月起，实退美金35.6万元。(宓文)

　　应当指出的是，“二战”期间，美国还主动提出了废除其根据《辛丑条约》所攫取的在华特权，于1943年1月11日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平等新约”(英国也与美国采取了一致行动)。在中国与美国签订新约之际，1943年10月10日，美国最高法院院长在费城独立厅发表祝词，并鸣自由钟31响，以庆贺中华民国建国31周年(《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综合月刊社，民国六十三年，页842)，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最为扬眉吐气的一天。至此为止，100年多来，外国列强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终于走进了历史。

　　退款余绪

　　尽管在当时的外国人眼里，拳匪是不开化的排外者，是异端的暴徒，但在中国教科书上，以镇压反帝运动，保护侨民生命为借口的八国联军却是毋庸置疑的强盗。在这群强盗中，美国人的行径似属另类。有的史家也承认，群盗入京后，美国的占领区“地方安谧，刁斗不闻”;在赔款问题上，美国不似德俄疯狂敲诈，甚至刻意“压价”;战后美国又率先退回部分赔款;特别是美国的“门户开放”，客观上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避免了列强的瓜分。然而，美国作为后起的西方强盗，他对中国的所作所为，都是用心险恶，阴险狡诈，一句话：“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比如在退回庚款问题上，人们经常提到那份著名的“备忘录”。1906年初，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著名文件中，詹姆斯谈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他认为，“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文史资料选辑》第7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页165)此文被著名传教士明恩溥收录到他的《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中。

　　正是这段话，成为国内学者否定美国退还庚款的一个重要理由。特别是这句话——“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成了美国退回庚款其实是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的有力证据。建国以来，对于近代以来的国际文化交流，“文化侵略”或者“精神侵略”似乎成了西方对华文化交流的标签，也成了一些国内学者撰文立论的基本原则。“侵略”无论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总应以损害对方权益为标准。我本人不太使用这类内涵与外延缺乏边界的概念。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强调“中国第一”、“美国至上”，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是有利于对方国家，还是有害于对方国家?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常用语是“战争”、“侵略”、“占领”，强调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常用语是“合作”、“互利”、“双赢”，甚至创造出了“竞合”这样的合成概念。如同刚刚签署的中美经贸协议一样，刘鹤副总理称，这一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界”。衡量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从其客观效果及其历史影响来看，比如，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创办了清华大学，很难说它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反而帮助中国培养了人才，促进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有人认为美国通过中国学生留美，建立现代大学，用美国价值观来影响中国学生，是对中国下一代实施“和平演变”，培养美国利益的代理人，以在精神文化上控制中国。这样的论述更是无稽之谈。当时的留美学生，后来大多是我国的著名学者与官员，比如梅贻琦、钱学森、胡适，从教育、科技、文化甚至外交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提高了国家地位。胡适先生曾经就此写诗道：“四十年的苦心经营，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恶名。如果这就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着，‘欢迎’!”(《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674)有人指出庚子兴学是用“美国精神”奴役中国青年，那就应当说明何谓“美国精神”?即就当时而言，真正体现“美国精神”的莫过于《独立宣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当时清廷虽已制定但未来得及实施的《钦定宪法大纲》体现了怎样的“满清精神”呢?“大纲”开篇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两种精神的先进与落后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满清的学生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又有什么害处呢?有意思的是，当时极力维护清末政治的中国学者似乎只有辜鸿铭这样一类怪人。尽管其人学贯中西，然而，这个为纳妾辩护，为慈禧辩护，以脑后枯黄的辫子自傲的满清遗老，却无法否认满清社会存在着大量亟需涤荡的文化污垢，比如纳妾、裹脚、吸毒、赌博、童养媳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选拔一批青年学生学习美国的自然科学(如声光电化)自然是有益的，学习西方先进的人文知识同样是有益的，比如胡适，他作为庚款留学生，最初学习的是农科，最后却选择了哲学与文学，从而为近代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建设作出了贡献，而他在抗战期间担任驻美大使，显然是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而非美国利益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