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时报：斯大林时代的“笑话”

 　　“斯大林主义” 这个词会让人联想到很多层面的意象，而通常来说，“有趣”并非其中之一。“斯大林主义”现在是残酷和无所不包的国家控制的同义词，没有给笑声或任何形式的异议留下空间。

　　然而，无数的日记、回忆录，甚至苏联官方档案都显示，那个时候的人们，仍然会拿他们被迫生活在古拉格集中营阴影下的悲惨生活开玩笑。

　　到20世纪80年代，各式各样的苏联政治笑话已经广为流传，就连当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喜欢收集并复述这些笑话。但是,在50年前,在斯大林偏执和残酷的统治下,为什么普通的苏联人民，愿意冒着在深夜被克格勃敲门， 让他们家庭分离甚至人间蒸发的风险，分享那些嘲笑领导人和苏联体制的笑话呢?

　　我们现在知道, 当初苏联人民， 不仅在厨房的桌子边,在周围都是陌生人的电车里，甚至最大胆的是在工厂车间里—本来这是人们持续展示他们对苏联绝对忠诚的的地方, 人们依然会讲那些诋毁斯大林政权甚至斯大林本人的政治笑话。

　　在面包店工作的Boris Orman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1937年中期，正当斯大林的大清洗席卷全国的时候，Orman和他的同事在面包房的自助餐厅喝茶时，分享了下面这个笑话:

　　“斯大林外出游泳，但他很快溺水。一个路过的农夫跳进水里，把他安全地拉上岸。斯大林问农夫， 他想要什么作为报酬?这个时候，农夫已经知道他救的是谁了，便叫道: 什么都不需要!唯一的请求是，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是我救了你!”

　　这样的玩笑很容易就会招致被监禁，并在强制劳动营里呆上10年，在那里，囚犯通常会被累死!这的确是后来发生在Boris Orman身上的悲剧。

　　一个悖论是，一个政权越压制， 反而增加了人们分享笑话的冲动，笑话有助于缓解紧张，帮助人们应对严酷但无法改变的现实。正如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后来回忆的那样:“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笑话总是能拯救我们。”

　　然而，尽管有针对性的严厉打击，政权与幽默的关系却比我们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1949)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回忆录《古拉格群岛》(1973)中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布尔什维克们肯定对政治幽默持怀疑态度，在1917年戏剧性地夺取政权之前，布尔什维克将其作为革命斗争中破坏沙皇政权的利器。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苏联领导层警惕地做出决定，要求”幽默“只能用于使新政权合法化的目的。因此，像Krokodil这样的讽刺性杂志对该政权在国内外的敌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攻击。只有满足了革命的目标，幽默才被认为是有用的和可以接受的:正如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的一位代表总结的那样:“苏联喜剧的任务是， 笑着杀死’敌人，笑着纠正’忠于政权的人。”

　　然而，尽管许多苏联人无疑在这些国家批准的出版物中找到了一些轻松诙谐的东西，但“幽默”永远不可能完全是自上而下决定的。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尤其是一点伏特加刺激的状况下， 幽默往往会超越政权设定的边界， 幽默会用来嘲笑最高层设定的生产目标， 无处不在的腐败和政权描绘的美好的承诺和普通人每天面对的令人绝望的灰色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

　　米哈伊尔•费多托夫(Mikhail Fedotov)是沃罗涅日地区的一名采购代理人，他的黑色幽默有一个共同点，对斯大林残酷的工业化进程的真正代价的嘲讽。

　　一位农民在莫斯科拜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加里宁，询问现代化措施为何如此无情。加里宁把他带到窗前，指着一辆驶过的有轨电车说:“你看，如果我们现在有十几辆有轨电车，五年后我们就会有几百辆。”

　　这位农民回到他的集体农庄，他的同志们围在他身边，吵吵嚷嚷地想听听他都学了些什么时，他四处寻找灵感，指着附近的墓地说:“你看到那十几个坟墓了吗?， 五年后，将会有成千上万个坟墓!”

　　这样的一个笑话可以让农民们通过短暂地大笑， 来缓解压迫性的恐惧，帮助人们分担现实生活中的巨大负担——正如另一个妙语所说——“这些都是克格勃的恩惠”。

　　但是，即使共享一个笑话可以帮助人们承受生活压力，但随着斯大林政权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共享一个笑话也变得越来越危险。随着战争威胁逼近欧洲，对阴谋和工业破坏的恐惧在苏联盛行。

　　结果是，任何批评苏联政治秩序的笑话很快就等同于叛国。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政权就把政治幽默看作是一种有毒的病毒，有可能通过国家的动脉传播毒素。根据1935年3月发布的一项指令，从此以后，讲政治笑话被认为和泄露国家机密一样危险——如此危险且具有传染性，甚至连法庭文件都不敢引用它们。只有最忠诚的官员才被允许了解这些思想犯罪的内容，说笑话的人有时会被起诉，但他们说及的笑话却从未被列入正式的审判记录。

　　普通人几乎没有机会跟上政权歇斯底里的步伐。1932年，有些做法与其说是危险，不如说是有伤大雅。当时，像帕维尔·加达洛夫这样的铁路工人可以开一个简单的玩笑，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豌豆，而不会面临严重后果;五年后，同样的笑话就被重新解释为是来自暗藏敌人的信号， 帕维尔·加达洛夫被判处7年劳改。

　　这种溯及既往的“正义”对今天的我们并不陌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毫不妥协的愿望，可能会因为10年前的一条轻率的推文， 带来专业和社会形象上的重大冲击，这与古拉格集中营的恐怖相距甚远，但其基本原理却惊人地相似。

　　然而，就像我们今天许多人一样，苏联领导人误解了幽默的性质，以及幽默对人们有什么实际作用。讲一个笑话与谴责或赞同某件事是两码事。更常见的是，笑话可以帮助人们指出并应对困难或可怕的情况——让人们不感到愚蠢、无助或孤立。事实上，斯大林主义政权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讲笑话可以暂时缓解日常生活的压力，实际上，笑话往往能让苏联公民符合政权对他们的期望:保持冷静，熬下去。

　　当我们讲笑话时，我们通常只是在测试我们不确定的观点或想法。它们是有趣的、探索性的，即使它们有时是越过官方接受的界限。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被捕的很多说笑话的人中，因为他们的幽默“罪行”而被贴上了“国家公敌”的标签， 绝大多数人都是感到困惑不解的。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分享笑话，只是为了提醒自己，他们可以透过宣传的面纱，看到外面严酷的现实。在这个充斥着令人窒息的一致性和层出不穷的假新闻的世界里，即使是简单的讽刺挖苦也可以作为一种深刻的个人主张:“我开玩笑，所以我存在。”

　　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说笑话，并不是因为笑话能改变我们的环境，而是因为笑话能改变我们对环境的感觉。笑话不只意味着一个层面，斯大林时期隐藏的政治幽默故事， 远比镇压和反抗之间的简单斗争微妙得多。

 　　“斯大林主义” 这个词会让人联想到很多层面的意象，而通常来说，“有趣”并非其中之一。“斯大林主义”现在是残酷和无所不包的国家控制的同义词，没有给笑声或任何形式的异议留下空间。

　　然而，无数的日记、回忆录，甚至苏联官方档案都显示，那个时候的人们，仍然会拿他们被迫生活在古拉格集中营阴影下的悲惨生活开玩笑。

　　到20世纪80年代，各式各样的苏联政治笑话已经广为流传，就连当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喜欢收集并复述这些笑话。但是,在50年前,在斯大林偏执和残酷的统治下,为什么普通的苏联人民，愿意冒着在深夜被克格勃敲门， 让他们家庭分离甚至人间蒸发的风险，分享那些嘲笑领导人和苏联体制的笑话呢?

　　我们现在知道, 当初苏联人民， 不仅在厨房的桌子边,在周围都是陌生人的电车里，甚至最大胆的是在工厂车间里—本来这是人们持续展示他们对苏联绝对忠诚的的地方, 人们依然会讲那些诋毁斯大林政权甚至斯大林本人的政治笑话。

　　在面包店工作的Boris Orman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1937年中期，正当斯大林的大清洗席卷全国的时候，Orman和他的同事在面包房的自助餐厅喝茶时，分享了下面这个笑话:

　　“斯大林外出游泳，但他很快溺水。一个路过的农夫跳进水里，把他安全地拉上岸。斯大林问农夫， 他想要什么作为报酬?这个时候，农夫已经知道他救的是谁了，便叫道: 什么都不需要!唯一的请求是，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是我救了你!”

　　这样的玩笑很容易就会招致被监禁，并在强制劳动营里呆上10年，在那里，囚犯通常会被累死!这的确是后来发生在Boris Orman身上的悲剧。

　　一个悖论是，一个政权越压制， 反而增加了人们分享笑话的冲动，笑话有助于缓解紧张，帮助人们应对严酷但无法改变的现实。正如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后来回忆的那样:“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笑话总是能拯救我们。”

　　然而，尽管有针对性的严厉打击，政权与幽默的关系却比我们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1949)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回忆录《古拉格群岛》(1973)中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布尔什维克们肯定对政治幽默持怀疑态度，在1917年戏剧性地夺取政权之前，布尔什维克将其作为革命斗争中破坏沙皇政权的利器。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苏联领导层警惕地做出决定，要求”幽默“只能用于使新政权合法化的目的。因此，像Krokodil这样的讽刺性杂志对该政权在国内外的敌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攻击。只有满足了革命的目标，幽默才被认为是有用的和可以接受的:正如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的一位代表总结的那样:“苏联喜剧的任务是， 笑着杀死’敌人，笑着纠正’忠于政权的人。”

　　然而，尽管许多苏联人无疑在这些国家批准的出版物中找到了一些轻松诙谐的东西，但“幽默”永远不可能完全是自上而下决定的。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尤其是一点伏特加刺激的状况下， 幽默往往会超越政权设定的边界， 幽默会用来嘲笑最高层设定的生产目标， 无处不在的腐败和政权描绘的美好的承诺和普通人每天面对的令人绝望的灰色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

　　米哈伊尔•费多托夫(Mikhail Fedotov)是沃罗涅日地区的一名采购代理人，他的黑色幽默有一个共同点，对斯大林残酷的工业化进程的真正代价的嘲讽。

　　一位农民在莫斯科拜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加里宁，询问现代化措施为何如此无情。加里宁把他带到窗前，指着一辆驶过的有轨电车说:“你看，如果我们现在有十几辆有轨电车，五年后我们就会有几百辆。”

　　这位农民回到他的集体农庄，他的同志们围在他身边，吵吵嚷嚷地想听听他都学了些什么时，他四处寻找灵感，指着附近的墓地说:“你看到那十几个坟墓了吗?， 五年后，将会有成千上万个坟墓!”

　　这样的一个笑话可以让农民们通过短暂地大笑， 来缓解压迫性的恐惧，帮助人们分担现实生活中的巨大负担——正如另一个妙语所说——“这些都是克格勃的恩惠”。

　　但是，即使共享一个笑话可以帮助人们承受生活压力，但随着斯大林政权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共享一个笑话也变得越来越危险。随着战争威胁逼近欧洲，对阴谋和工业破坏的恐惧在苏联盛行。

　　结果是，任何批评苏联政治秩序的笑话很快就等同于叛国。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政权就把政治幽默看作是一种有毒的病毒，有可能通过国家的动脉传播毒素。根据1935年3月发布的一项指令，从此以后，讲政治笑话被认为和泄露国家机密一样危险——如此危险且具有传染性，甚至连法庭文件都不敢引用它们。只有最忠诚的官员才被允许了解这些思想犯罪的内容，说笑话的人有时会被起诉，但他们说及的笑话却从未被列入正式的审判记录。

　　普通人几乎没有机会跟上政权歇斯底里的步伐。1932年，有些做法与其说是危险，不如说是有伤大雅。当时，像帕维尔·加达洛夫这样的铁路工人可以开一个简单的玩笑，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豌豆，而不会面临严重后果;五年后，同样的笑话就被重新解释为是来自暗藏敌人的信号， 帕维尔·加达洛夫被判处7年劳改。

　　这种溯及既往的“正义”对今天的我们并不陌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毫不妥协的愿望，可能会因为10年前的一条轻率的推文， 带来专业和社会形象上的重大冲击，这与古拉格集中营的恐怖相距甚远，但其基本原理却惊人地相似。

　　然而，就像我们今天许多人一样，苏联领导人误解了幽默的性质，以及幽默对人们有什么实际作用。讲一个笑话与谴责或赞同某件事是两码事。更常见的是，笑话可以帮助人们指出并应对困难或可怕的情况——让人们不感到愚蠢、无助或孤立。事实上，斯大林主义政权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讲笑话可以暂时缓解日常生活的压力，实际上，笑话往往能让苏联公民符合政权对他们的期望:保持冷静，熬下去。

　　当我们讲笑话时，我们通常只是在测试我们不确定的观点或想法。它们是有趣的、探索性的，即使它们有时是越过官方接受的界限。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被捕的很多说笑话的人中，因为他们的幽默“罪行”而被贴上了“国家公敌”的标签， 绝大多数人都是感到困惑不解的。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分享笑话，只是为了提醒自己，他们可以透过宣传的面纱，看到外面严酷的现实。在这个充斥着令人窒息的一致性和层出不穷的假新闻的世界里，即使是简单的讽刺挖苦也可以作为一种深刻的个人主张:“我开玩笑，所以我存在。”

　　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说笑话，并不是因为笑话能改变我们的环境，而是因为笑话能改变我们对环境的感觉。笑话不只意味着一个层面，斯大林时期隐藏的政治幽默故事， 远比镇压和反抗之间的简单斗争微妙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