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闲话勃列日涅夫

 　　当一个国家民族处在既可以走向复兴，也可以走向崩溃的大转折时期，勃列日涅夫选择的是后者，于是历史也就毫不客气地把这个政权淘汰了。

　　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的十八年，是一个很长的关键转折时期。在这个长时期内，把苏联变好、变坏的两种可能性都有。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小群走的是后者的道路。他们最终成了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制造者。

　　任何改革者在这面历史镜子面前，都应当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是屈服于反对改革者，还是同反改革者斗争到底，走上复兴的道路。

　　本文当然不可能去研究勃列日捏夫统治时期的种种重大问题，只是从一些零星现象来看看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的统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统治。

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的十年做了一些改革，至少纠正了斯大林直到临终前两周还在继续制造的大恐怖政策。据莫洛托夫证实，政治人物中，副外长、前长期驻英大使、中央委员、老资格的著名外交家迈斯基被捕已开其端(见丘耶夫著《莫洛托夫访谈录》)。而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由他亲自主持逮捕的呻大批第一流医学家们，这时正在被加紧刑讯中(其中一个是从中国急调回去的，一进入苏联国门就被捕了。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斯大林本人的主治医师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则已经在狱中被非刑逼供致死(见《莫洛托夫访谈录》)。而所谓“医生案件”，从来都是白日见鬼的事，从来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事。因为医生是不会故意“医”死人的，医生“谋害”人总是受他人指使的。因此，真正的镇压对象并不是这些医生，而是在借此搞出若干上层人物的“帝国主义间谍恐怖中心来;这二次可能主要是莫洛托夫、米高扬，甚至贝利亚都在内(因为镇压医生事件未让贝利亚参与)。斯大林于逝世前三个月在苏共十九大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就集中攻击了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而这两人这次采取的态度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辩诬而死，于是竟当场起来反驳斯大林。这可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大逆不道的巨变。中国俗话说，权力不可用尽。斯大林这回就是太把权力用尽了，没有想到他也会当众被人反驳的。(此事多书均有记载，而以《西蒙诺夫回忆录》记载最详，因为西氏本人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一句话，斯大林逝世前，一次可能是空前规模的大镇压的序幕已经揭开了。从那么多大医学家(多是克里姆林宫医生)的突然被捕，就可推测后文将是如何的不堪设想了。可是斯大林逝世了，医生们随即被全部释放，一个可能的空前大恐怖夭折了。

　　赫鲁晓夫统治的十年，应该说，最大的改革就是停止了大恐怖政策。但赫鲁晓夫有不少政策和做法是心血来潮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胡来，从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如果认真总结历史得失经验，痛改斯大林、赫鲁晓夫两朝的弊病，那么，原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扭转前朝的衰败，并使苏联逐步转入复兴轨道的。

　　但是勃氏根本没有这么去做。除经济上作了一些非本质的改革外，他根本上实行的是大规模倒退的政策。十八年的专制、守旧、倒退的新斯大林主义或半斯大林主义统治，使国家处于外强中干的危险状态。他和他的主要助手苏斯洛夫忙于搞的是绝对的思想专制，全国只需要有一个头脑，即勃列日涅夫、实际是苏斯洛夫的头脑就行了。举个典型例子看看：前述那本《莫洛托夫访谈录》的作者丘耶夫，是一个历史教授，是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他在书中对莫洛托夫说(因莫洛托夫强调他做外交工作必须随机应变，临时答对，来不及请示等)：“我在共青团中央全会上发言，发言稿要提前三个月送交党中央审查、修改……”。在勃列日涅夫一苏斯洛夫这样的思想专制下，不把全国的空气都凝成一块铁板才怪，还谈得上什么总结历史经验，什么开动脑筋，什么改革进步呢?

　　勃列日涅夫时期，又由他的主要依靠者和总顾问(其实已经是“国师”的地位了)苏斯洛夫等，炮制出了一套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欺骗理论。这表面上似乎比赫鲁晓夫的夸张后退了一些(赫鲁晓夫吹他在建设共产主义。其实这是个老提法，创自1939年春斯大林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后来却把它戴到赫鲁晓夫的头上了。这个问题在斯大林报告中是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日丹诺夫在这次大会上作关于修订党章的报告时一开始强调的就是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制定了与苏联逐渐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任务相关联的伟大工作纲领”)，但在实际上却是更荒唐。因为赫鲁晓夫是穷过渡、硬过渡，并未吹他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而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则硬吹已建成并在加强“发达社会主义”了。这在实际上不是比赫鲁晓夫更乱吹牛皮，更加不顾现实么?这个“发达社会主义”的事可以介绍一下。有一个叫阿法纳西耶夫的人，当了20年《真理报》的正副总编辑，他写了一本近似20年回忆的小册子，中文把它译作《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这个人同时是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文件的重要起草人之一，常在郊外一些豪华别墅制作文章(其中一处，勃列日涅夫也常去住，并在那里审阅文稿)，可是就在这一批御用的高级翰林学士面前却没有一滴酒喝。有一次，这位总编辑和他的一位同事，不知怎么弄到了一瓶伏特加，粥少僧多，二人不得不跑到远远的一个大草堆里偷偷地把酒喝完才出来，因为一旦公开，那就一人一口也不够了。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的一个写照!

　　勃列日涅夫掌权时所遇到的困难，其实远不比中国在“文革”结束时所遇到的困难更为严重。但是勃列旧涅夫等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正视危机，一味盲目夸大成就，继续搞腐败专制统治，其结果就是：在走向复兴还是走向崩溃的交叉路口上，竟毫不迟疑地沿着崩溃的路走下去了。

　　勃列日涅夫本是赫鲁晓夫一手提起来的人。此人虽然庸愚，但于摘阴谋一事，看来却大有一套，他竟把老师赫鲁晓夫一口吃掉了。1964年10月中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批阴谋家们，在把一切特务力量布置妥当之后，即由苏斯洛夫在电话中强令赫鲁晓夫从南俄休养地立即飞回莫斯科。据赫氏自己的回忆录说，回到莫斯科机场时，只有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依一个人在“迎候”他，实即被捕。随即不由分说地被强载至主席团会场，接受长时间的批斗。赫氏明白一切都完了，回家后打电话给米高扬，接受自动“辞职”的决定。赫氏从此被废为庶人，至死处于被严密监视的状态。

　　勃列日涅夫以一个庸材，一朝黄袍加身，竟然把个新沙皇宝座一屁股坐了十八年(1964—1982)。苏联后来把勃氏当政时期定名为“停滞的二十年”，事实上是停滞和倒退的十八年。同这一时期很多重要国家的空前迅速发展相对照，岂不是十八年的大退步么?在有些人看来，似乎苏联的崩溃，责任只在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两人身上。其实，勃列日涅夫的停滞，连莫洛托夫这样坚持三十年代完全正确和斯大林的一切重要观点不变的人，也充分认识到了。他说：“战后已过去40年，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使我们严重地停滞了。”(1986年4月30日对丘耶夫的谈话，见《莫洛托夫访谈录》第647页。)

　　勃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恢复半斯大林主义或新斯大林主义的统治。特点是停止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现象;基本上停止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重新迫害文化人;对外大大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武力扩张政策(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为赫鲁晓夫时期的5倍;1968年占领捷克;1979年无故出兵占领阿富汗;操纵某国占领柬埔寨);更加集中力量搞扩军备战等等。出兵占领捷克，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四年时干的，从此以后，“改革”的话题就谈也不谈了。此外，在对内镇压方面，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发明了一个“疯人院”政策，即把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很多人根本谈不到这个罪名，此处是借用旧词)纷纷加以变相监禁，用逮捕与绑架等方法把人捉进“疯人院”去。此法有时比无故监禁还更不人道，因为在“疯人院”里是要进行“治疗”的，而这所谓治疗，就是破坏人的正常神经功能，使之成为真的精神病(详情可见麦德维杰夫兄弟《谁是疯子?》一书)。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忙着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但是，这么一个庸愚的人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人崇拜的呢?然而，这种崇拜在那里已成为制度，谁上台谁就是上帝，人们就得崇拜这个人间的神。在这方面，勃氏的面皮之厚，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从下面一事可见一斑。

　　在朱可夫回忆录中，有一篇书稿整理者的说明，它告诉我们，朱可夫的书早就排出清样送苏共中央去审查了(米高扬回忆录出了一个头即被硬砍，不准续出了)。最后的审查官就是意识形态总检察长、苏共中央的第二号掌权者苏斯洛夫。朱可夫书稿一去无回，回忆录出不了版。过了很久很久，总算暗示下来了：这书缺乏歌颂勃列日涅夫的内容，要增订后才能出版。这可难坏了朱可夫和编辑者，因为战时朱可夫实在不知道勃某其人，如何写他对战争的伟大贡献呢?但此关不过，书就休想出版。后来还是出版者方面想出了一条妙策：由朱可夫虚晃一枪。办法是：说某次朱到前线视察，路过某地遇某司令官，朱便问及勃某其人，说想见见他(勃在战时做过什么军事委员之职，官拜少将)，回答是勃列日涅夫到前线去了，结果未能见着。说时迟，那时快，这“虚晃一枪”一报上去，当天或是第二天，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就来了，说是可以照修改稿付印了。勃氏及苏斯洛夫等人，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前述那个阿法纳西耶夫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中说，《真理报》上的每篇文章尤其是社论中，都必须有专门歌颂勃列日涅夫的段落。这是不成文宪法，一定得照办。有一次不知怎么忽略了，中央书记齐米亚宁(苏斯洛夫的助手)立即打来电话责问：为什么当天社论上没有歌颂勃氏的内容。这位总编辑只好检讨是出于偶然，并保证今后不再犯同样错误，才算了事。

　　也是上述这位先生在同书中还讲了一个故事：勃列日涅夫爱打猎，尤好猎狼，但又怕鞍马劳顿，于是就在他常去的远郊区某豪华别墅附近，筑了一座御用狩猎台，台前开出一条御用兽道。平日由御林军们事先捕获一批野狼，将它们豢养起来以备御用。勃氏要打狼时，便移驾猎场，森严拱卫。一声令下，御林军将狼放出，直奔狩猎台前，于是勃氏便手起弹落，野狼应声倒地，百发百中，大获全胜。腐败至此，中外难寻，此而不亡，天理安在!

　　勃氏干此类骄奢淫逸的事情，离开苏联最终自行崩溃还有十余年之久，但实际上这位最高统治者早已把国家弄到崩溃的临界了，谁还能挽救得过来?

　　在上述书中，这位当年的《真理报》总编辑还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情况，即勃列日涅夫实际上自1977年即得重病，已不大能理事了。但他仍继续当了五年最高领袖。他们的制度保证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只要当权者一口气不断，就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一句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这怎么能够保证国家有一个生机勃勃的领导呢?

　　也就是这个勃列日涅夫，离开了别人替他写好的稿子，他就一句话也不能讲，一个问题也不能回答。前苏联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副外长、驻华大使费德林在他的回忆录(中文本)中对此事作了详细的介绍。一般替勃氏准备答问的文稿分量较多，要根据对方的问题选择回答，这都一一在打印稿上注明了的。无奈勃氏竟无此选择水平。一次勃氏在与尼克松对谈时，竟当着尼克松俄文翻译的面，问费德林等：下面这段还念不念?……这样昏庸老朽的人，竟掌握苏联权力十八年之久，请问：什么人能够改变得了这个国家的崩溃局面?

　　勃列日涅夫当政开始的几年，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做了一些改革，生产也有些上升，这是事实。但是几年后，政府管理机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部长会议下属各部委的现职正副部长达800多人，一个钢铁工业部就有正副部长19人之多。试想想，如果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政府有800多个正副部长，那么这些政府还如何工作?当时苏联的高级官员尽管多如牛毛，却管理不了国家的大事。大事始终只能由一二个人决定。勃列日涅夫实行的就是个人和极少数人的寡头统治。例如，1979年无端出兵占领阿富汗，就是只有四个人参加做出的决定，这便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珂、乌斯季诺夫。后二人一是外交部长，一是国防部长，业务关系，不能不参加，所以真正做决定的其实就是这个统治体系的勃、苏二人。对于这样关系国家命运、出兵占领他国达十年之久的大事，竟由一二人就擅自决定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独裁?(以上资料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勃列日涅夫荒唐事的极峰，是把女婿丘尔巴诺夫从一个小军官硬派为上将、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此事在全苏联都成了臭不可闻的笑话。勃氏有一女名加列娜，已离过几次婚了(据说是四次)，又待嫁闺中。勃氏给她配了一个克格勃校官(一说上尉)丘尔巴诺夫做警卫。两人于1971年结了婚，时公主41岁，驸马34岁。勃氏不顾一切，竟在1981年强升这位驸马爷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正式授予上将军衔。这位上将在战争时期才五岁。这位驸马爷身在内务部任高官，当然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随即仗势逐步在全国各地组成了一个贪污、盗窃、走私、投机的特大犯罪集团，成了苏联新权贵党的首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未敢轻易触动，拖了三四年，最后忍无可忍，才于1988年12月30日将这个无恶不作的新权贵判了十二年徒刑(要是普通人恐怕早处决了)。勃列日涅夫既能干出此等勾当，你就明白这位领袖是个什么人了。(此事资料来源多，不能一一注明，拙著《牵牛花蔓》书内《景升父子皆豚犬》一文曾详细开列有关资料。)

　　勃列日涅夫又是个十足低级趣味的类似暴发户式的人物。他是有名的汽车狂，据说有外国车百来辆之多。勃氏掌权时，距战争结束已二十年，但他还是硬要当元帅，自然就当上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领袖们也没有这样做过。戴高乐死后遗嘱葬在偏僻小村爱女墓旁，无任何标志，瞻仰者每至落泪。“戴高乐将军”者，报刊习惯尊称之也，他好像没有正式做过将军。他的军衔终其身不过是他建立流亡政府时的老军衔——上校。

　　勃氏还给自己颁发了无数最高级的勋章。所以苏联人在背后讲勃氏笑话时常说：苏联的军功肯定是勃列日涅夫第一，因为他的勋章比朱可夫还多!莫洛托夫看来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好多倍的人.他赞成勃列日涅夫占领捷克，但他对勃列日涅夫有一小段却说得不错，他说：“勃列日涅夫的新肖像出来了。我看，他这是毁了自己，这是毁了他的事业和威望，这么多金星勋章，没法办了，只好夹在腋下……”(《莫洛托夫访谈录》第464页)。

　　就是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庸材，竟然在苏联做了十八年的最高领袖。看来，这个党已经失去任何自我更新的能力和机制了;人民始终无丝毫权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垮台了事。

　　有不少的书和文章都说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是个主张改革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掌权后不久，一次安德罗波夫陪他到东欧访问时，曾在火车上劝导他推行改革政策，但勃氏不听，不久便叫安德罗波夫去当了克格勃主席。这时的克格勃同斯大林时的克格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了，派安德罗波夫去任主席，乃是不让他在中央领导核心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意思。这个安德罗波夫有点文化，有点理性，有点世界眼光，并不大搞恐怖，所以他当了十五年克格勃主席，在国内外至今无大恶声，这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1982年初勃死后，安比较顺利地就上了台。无奈安德罗波夫是病人一个，在位一年零一个多月就死了。

　　安死后，一个苏共中央的内掌柜、苏斯洛夫角色似的继承人、长期担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的契尔年科上了台。此人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他的工作经验还不如勃列日涅夫，又是一个重病人，上任不久即卧床不起，在任一年也就呜呼哀哉了。从1982年冬到1985年春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苏联连死了三个总(Z)书记，均是作为重病人相继死去的，堪称有史以来未有的奇闻。如果还有一个轮着该他上台的人，即使是重病人，也要上台执政的。而且这几个人之间还有这么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勃列日涅夫上台，是为了扼制赫鲁晓夫的改革倾向的，契尔年科上台则是为了制止安德罗波夫的改革势头的。实在看不出那个寡头统治集团，还有任何自我完善的倾向和能力。

　　勃列日涅夫确实是一面镜子。不过，它不是空空道人手里的“风月宝鉴”，而是现代历史巨人手里的一面“兴亡宝鉴”。

 　　当一个国家民族处在既可以走向复兴，也可以走向崩溃的大转折时期，勃列日涅夫选择的是后者，于是历史也就毫不客气地把这个政权淘汰了。

　　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的十八年，是一个很长的关键转折时期。在这个长时期内，把苏联变好、变坏的两种可能性都有。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小群走的是后者的道路。他们最终成了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制造者。

　　任何改革者在这面历史镜子面前，都应当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是屈服于反对改革者，还是同反改革者斗争到底，走上复兴的道路。

　　本文当然不可能去研究勃列日捏夫统治时期的种种重大问题，只是从一些零星现象来看看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的统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统治。

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的十年做了一些改革，至少纠正了斯大林直到临终前两周还在继续制造的大恐怖政策。据莫洛托夫证实，政治人物中，副外长、前长期驻英大使、中央委员、老资格的著名外交家迈斯基被捕已开其端(见丘耶夫著《莫洛托夫访谈录》)。而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由他亲自主持逮捕的呻大批第一流医学家们，这时正在被加紧刑讯中(其中一个是从中国急调回去的，一进入苏联国门就被捕了。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斯大林本人的主治医师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则已经在狱中被非刑逼供致死(见《莫洛托夫访谈录》)。而所谓“医生案件”，从来都是白日见鬼的事，从来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事。因为医生是不会故意“医”死人的，医生“谋害”人总是受他人指使的。因此，真正的镇压对象并不是这些医生，而是在借此搞出若干上层人物的“帝国主义间谍恐怖中心来;这二次可能主要是莫洛托夫、米高扬，甚至贝利亚都在内(因为镇压医生事件未让贝利亚参与)。斯大林于逝世前三个月在苏共十九大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就集中攻击了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而这两人这次采取的态度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辩诬而死，于是竟当场起来反驳斯大林。这可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大逆不道的巨变。中国俗话说，权力不可用尽。斯大林这回就是太把权力用尽了，没有想到他也会当众被人反驳的。(此事多书均有记载，而以《西蒙诺夫回忆录》记载最详，因为西氏本人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一句话，斯大林逝世前，一次可能是空前规模的大镇压的序幕已经揭开了。从那么多大医学家(多是克里姆林宫医生)的突然被捕，就可推测后文将是如何的不堪设想了。可是斯大林逝世了，医生们随即被全部释放，一个可能的空前大恐怖夭折了。

　　赫鲁晓夫统治的十年，应该说，最大的改革就是停止了大恐怖政策。但赫鲁晓夫有不少政策和做法是心血来潮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胡来，从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如果认真总结历史得失经验，痛改斯大林、赫鲁晓夫两朝的弊病，那么，原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扭转前朝的衰败，并使苏联逐步转入复兴轨道的。

　　但是勃氏根本没有这么去做。除经济上作了一些非本质的改革外，他根本上实行的是大规模倒退的政策。十八年的专制、守旧、倒退的新斯大林主义或半斯大林主义统治，使国家处于外强中干的危险状态。他和他的主要助手苏斯洛夫忙于搞的是绝对的思想专制，全国只需要有一个头脑，即勃列日涅夫、实际是苏斯洛夫的头脑就行了。举个典型例子看看：前述那本《莫洛托夫访谈录》的作者丘耶夫，是一个历史教授，是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他在书中对莫洛托夫说(因莫洛托夫强调他做外交工作必须随机应变，临时答对，来不及请示等)：“我在共青团中央全会上发言，发言稿要提前三个月送交党中央审查、修改……”。在勃列日涅夫一苏斯洛夫这样的思想专制下，不把全国的空气都凝成一块铁板才怪，还谈得上什么总结历史经验，什么开动脑筋，什么改革进步呢?

　　勃列日涅夫时期，又由他的主要依靠者和总顾问(其实已经是“国师”的地位了)苏斯洛夫等，炮制出了一套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欺骗理论。这表面上似乎比赫鲁晓夫的夸张后退了一些(赫鲁晓夫吹他在建设共产主义。其实这是个老提法，创自1939年春斯大林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后来却把它戴到赫鲁晓夫的头上了。这个问题在斯大林报告中是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日丹诺夫在这次大会上作关于修订党章的报告时一开始强调的就是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制定了与苏联逐渐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任务相关联的伟大工作纲领”)，但在实际上却是更荒唐。因为赫鲁晓夫是穷过渡、硬过渡，并未吹他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而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则硬吹已建成并在加强“发达社会主义”了。这在实际上不是比赫鲁晓夫更乱吹牛皮，更加不顾现实么?这个“发达社会主义”的事可以介绍一下。有一个叫阿法纳西耶夫的人，当了20年《真理报》的正副总编辑，他写了一本近似20年回忆的小册子，中文把它译作《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这个人同时是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文件的重要起草人之一，常在郊外一些豪华别墅制作文章(其中一处，勃列日涅夫也常去住，并在那里审阅文稿)，可是就在这一批御用的高级翰林学士面前却没有一滴酒喝。有一次，这位总编辑和他的一位同事，不知怎么弄到了一瓶伏特加，粥少僧多，二人不得不跑到远远的一个大草堆里偷偷地把酒喝完才出来，因为一旦公开，那就一人一口也不够了。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的一个写照!

　　勃列日涅夫掌权时所遇到的困难，其实远不比中国在“文革”结束时所遇到的困难更为严重。但是勃列旧涅夫等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正视危机，一味盲目夸大成就，继续搞腐败专制统治，其结果就是：在走向复兴还是走向崩溃的交叉路口上，竟毫不迟疑地沿着崩溃的路走下去了。

　　勃列日涅夫本是赫鲁晓夫一手提起来的人。此人虽然庸愚，但于摘阴谋一事，看来却大有一套，他竟把老师赫鲁晓夫一口吃掉了。1964年10月中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批阴谋家们，在把一切特务力量布置妥当之后，即由苏斯洛夫在电话中强令赫鲁晓夫从南俄休养地立即飞回莫斯科。据赫氏自己的回忆录说，回到莫斯科机场时，只有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依一个人在“迎候”他，实即被捕。随即不由分说地被强载至主席团会场，接受长时间的批斗。赫氏明白一切都完了，回家后打电话给米高扬，接受自动“辞职”的决定。赫氏从此被废为庶人，至死处于被严密监视的状态。

　　勃列日涅夫以一个庸材，一朝黄袍加身，竟然把个新沙皇宝座一屁股坐了十八年(1964—1982)。苏联后来把勃氏当政时期定名为“停滞的二十年”，事实上是停滞和倒退的十八年。同这一时期很多重要国家的空前迅速发展相对照，岂不是十八年的大退步么?在有些人看来，似乎苏联的崩溃，责任只在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两人身上。其实，勃列日涅夫的停滞，连莫洛托夫这样坚持三十年代完全正确和斯大林的一切重要观点不变的人，也充分认识到了。他说：“战后已过去40年，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使我们严重地停滞了。”(1986年4月30日对丘耶夫的谈话，见《莫洛托夫访谈录》第647页。)

　　勃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恢复半斯大林主义或新斯大林主义的统治。特点是停止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现象;基本上停止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重新迫害文化人;对外大大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武力扩张政策(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为赫鲁晓夫时期的5倍;1968年占领捷克;1979年无故出兵占领阿富汗;操纵某国占领柬埔寨);更加集中力量搞扩军备战等等。出兵占领捷克，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四年时干的，从此以后，“改革”的话题就谈也不谈了。此外，在对内镇压方面，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发明了一个“疯人院”政策，即把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很多人根本谈不到这个罪名，此处是借用旧词)纷纷加以变相监禁，用逮捕与绑架等方法把人捉进“疯人院”去。此法有时比无故监禁还更不人道，因为在“疯人院”里是要进行“治疗”的，而这所谓治疗，就是破坏人的正常神经功能，使之成为真的精神病(详情可见麦德维杰夫兄弟《谁是疯子?》一书)。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忙着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但是，这么一个庸愚的人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人崇拜的呢?然而，这种崇拜在那里已成为制度，谁上台谁就是上帝，人们就得崇拜这个人间的神。在这方面，勃氏的面皮之厚，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从下面一事可见一斑。

　　在朱可夫回忆录中，有一篇书稿整理者的说明，它告诉我们，朱可夫的书早就排出清样送苏共中央去审查了(米高扬回忆录出了一个头即被硬砍，不准续出了)。最后的审查官就是意识形态总检察长、苏共中央的第二号掌权者苏斯洛夫。朱可夫书稿一去无回，回忆录出不了版。过了很久很久，总算暗示下来了：这书缺乏歌颂勃列日涅夫的内容，要增订后才能出版。这可难坏了朱可夫和编辑者，因为战时朱可夫实在不知道勃某其人，如何写他对战争的伟大贡献呢?但此关不过，书就休想出版。后来还是出版者方面想出了一条妙策：由朱可夫虚晃一枪。办法是：说某次朱到前线视察，路过某地遇某司令官，朱便问及勃某其人，说想见见他(勃在战时做过什么军事委员之职，官拜少将)，回答是勃列日涅夫到前线去了，结果未能见着。说时迟，那时快，这“虚晃一枪”一报上去，当天或是第二天，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就来了，说是可以照修改稿付印了。勃氏及苏斯洛夫等人，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前述那个阿法纳西耶夫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中说，《真理报》上的每篇文章尤其是社论中，都必须有专门歌颂勃列日涅夫的段落。这是不成文宪法，一定得照办。有一次不知怎么忽略了，中央书记齐米亚宁(苏斯洛夫的助手)立即打来电话责问：为什么当天社论上没有歌颂勃氏的内容。这位总编辑只好检讨是出于偶然，并保证今后不再犯同样错误，才算了事。

　　也是上述这位先生在同书中还讲了一个故事：勃列日涅夫爱打猎，尤好猎狼，但又怕鞍马劳顿，于是就在他常去的远郊区某豪华别墅附近，筑了一座御用狩猎台，台前开出一条御用兽道。平日由御林军们事先捕获一批野狼，将它们豢养起来以备御用。勃氏要打狼时，便移驾猎场，森严拱卫。一声令下，御林军将狼放出，直奔狩猎台前，于是勃氏便手起弹落，野狼应声倒地，百发百中，大获全胜。腐败至此，中外难寻，此而不亡，天理安在!

　　勃氏干此类骄奢淫逸的事情，离开苏联最终自行崩溃还有十余年之久，但实际上这位最高统治者早已把国家弄到崩溃的临界了，谁还能挽救得过来?

　　在上述书中，这位当年的《真理报》总编辑还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情况，即勃列日涅夫实际上自1977年即得重病，已不大能理事了。但他仍继续当了五年最高领袖。他们的制度保证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只要当权者一口气不断，就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一句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这怎么能够保证国家有一个生机勃勃的领导呢?

　　也就是这个勃列日涅夫，离开了别人替他写好的稿子，他就一句话也不能讲，一个问题也不能回答。前苏联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副外长、驻华大使费德林在他的回忆录(中文本)中对此事作了详细的介绍。一般替勃氏准备答问的文稿分量较多，要根据对方的问题选择回答，这都一一在打印稿上注明了的。无奈勃氏竟无此选择水平。一次勃氏在与尼克松对谈时，竟当着尼克松俄文翻译的面，问费德林等：下面这段还念不念?……这样昏庸老朽的人，竟掌握苏联权力十八年之久，请问：什么人能够改变得了这个国家的崩溃局面?

　　勃列日涅夫当政开始的几年，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做了一些改革，生产也有些上升，这是事实。但是几年后，政府管理机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部长会议下属各部委的现职正副部长达800多人，一个钢铁工业部就有正副部长19人之多。试想想，如果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政府有800多个正副部长，那么这些政府还如何工作?当时苏联的高级官员尽管多如牛毛，却管理不了国家的大事。大事始终只能由一二个人决定。勃列日涅夫实行的就是个人和极少数人的寡头统治。例如，1979年无端出兵占领阿富汗，就是只有四个人参加做出的决定，这便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珂、乌斯季诺夫。后二人一是外交部长，一是国防部长，业务关系，不能不参加，所以真正做决定的其实就是这个统治体系的勃、苏二人。对于这样关系国家命运、出兵占领他国达十年之久的大事，竟由一二人就擅自决定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独裁?(以上资料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勃列日涅夫荒唐事的极峰，是把女婿丘尔巴诺夫从一个小军官硬派为上将、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此事在全苏联都成了臭不可闻的笑话。勃氏有一女名加列娜，已离过几次婚了(据说是四次)，又待嫁闺中。勃氏给她配了一个克格勃校官(一说上尉)丘尔巴诺夫做警卫。两人于1971年结了婚，时公主41岁，驸马34岁。勃氏不顾一切，竟在1981年强升这位驸马爷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正式授予上将军衔。这位上将在战争时期才五岁。这位驸马爷身在内务部任高官，当然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随即仗势逐步在全国各地组成了一个贪污、盗窃、走私、投机的特大犯罪集团，成了苏联新权贵党的首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未敢轻易触动，拖了三四年，最后忍无可忍，才于1988年12月30日将这个无恶不作的新权贵判了十二年徒刑(要是普通人恐怕早处决了)。勃列日涅夫既能干出此等勾当，你就明白这位领袖是个什么人了。(此事资料来源多，不能一一注明，拙著《牵牛花蔓》书内《景升父子皆豚犬》一文曾详细开列有关资料。)

　　勃列日涅夫又是个十足低级趣味的类似暴发户式的人物。他是有名的汽车狂，据说有外国车百来辆之多。勃氏掌权时，距战争结束已二十年，但他还是硬要当元帅，自然就当上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领袖们也没有这样做过。戴高乐死后遗嘱葬在偏僻小村爱女墓旁，无任何标志，瞻仰者每至落泪。“戴高乐将军”者，报刊习惯尊称之也，他好像没有正式做过将军。他的军衔终其身不过是他建立流亡政府时的老军衔——上校。

　　勃氏还给自己颁发了无数最高级的勋章。所以苏联人在背后讲勃氏笑话时常说：苏联的军功肯定是勃列日涅夫第一，因为他的勋章比朱可夫还多!莫洛托夫看来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好多倍的人.他赞成勃列日涅夫占领捷克，但他对勃列日涅夫有一小段却说得不错，他说：“勃列日涅夫的新肖像出来了。我看，他这是毁了自己，这是毁了他的事业和威望，这么多金星勋章，没法办了，只好夹在腋下……”(《莫洛托夫访谈录》第464页)。

　　就是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庸材，竟然在苏联做了十八年的最高领袖。看来，这个党已经失去任何自我更新的能力和机制了;人民始终无丝毫权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垮台了事。

　　有不少的书和文章都说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是个主张改革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掌权后不久，一次安德罗波夫陪他到东欧访问时，曾在火车上劝导他推行改革政策，但勃氏不听，不久便叫安德罗波夫去当了克格勃主席。这时的克格勃同斯大林时的克格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了，派安德罗波夫去任主席，乃是不让他在中央领导核心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意思。这个安德罗波夫有点文化，有点理性，有点世界眼光，并不大搞恐怖，所以他当了十五年克格勃主席，在国内外至今无大恶声，这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1982年初勃死后，安比较顺利地就上了台。无奈安德罗波夫是病人一个，在位一年零一个多月就死了。

　　安死后，一个苏共中央的内掌柜、苏斯洛夫角色似的继承人、长期担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的契尔年科上了台。此人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他的工作经验还不如勃列日涅夫，又是一个重病人，上任不久即卧床不起，在任一年也就呜呼哀哉了。从1982年冬到1985年春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苏联连死了三个总(Z)书记，均是作为重病人相继死去的，堪称有史以来未有的奇闻。如果还有一个轮着该他上台的人，即使是重病人，也要上台执政的。而且这几个人之间还有这么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勃列日涅夫上台，是为了扼制赫鲁晓夫的改革倾向的，契尔年科上台则是为了制止安德罗波夫的改革势头的。实在看不出那个寡头统治集团，还有任何自我完善的倾向和能力。

　　勃列日涅夫确实是一面镜子。不过，它不是空空道人手里的“风月宝鉴”，而是现代历史巨人手里的一面“兴亡宝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