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支敦士登君主国及其处世之道： 一个德国人的视角和反思

 　　有人如果在讨论中提到，列支敦士登的政治制度也许可以成为德国的榜样，通常会受到人们的嘲笑。如果你再深入一点，看看他们对列支敦士登了解多少，结果通常是：几乎一无所知。

　　繁荣的“双重内陆国”

　　列支敦士登公国和德国没有共同边界，它作为一个“双重内陆国”，被困在瑞士和奥地利(这两个邻国也是内陆国)之间。该国国土面积仅160平方公里，是全球面积第6小的国家。该国家有3.7万居民，其中34%是外国人(主要说德语)。首都是瓦杜兹，唯一官方语言是德语。自1806年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以来，列支敦士登一直是个主权国。

　　公国没有本国货币，而是使用瑞士法郎，和瑞士结成了关税同盟。然而，和瑞士不同的是，列支敦士登在公投后成为欧洲经济区(EEA)成员国。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在EEA成员国之间(所有欧盟国家、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自由流动。不过，公国能够将人员自由流动限制于每年新增64张居留许可证之内。

　　与普遍看法相反，公国并不是一个靠邮票销售和空洞金融交易而繁荣的轻歌剧国家。相反，它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经济高度多样化，其主要的增值部门是制造业，特别是机械工程。许多瑞士人、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为了谋生，日常通勤往返于本国和公国之间。

　　尽管列支敦士登面积不大，但却拥有喜利得公司(钻井机)和义获嘉公司(医疗技术)等市场领军企业。大约40%的雇员在工业部门就业，这让该国成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相比之下，只有不到10%的雇员在金融行业就业。该国每9个居民就有1家公司，或许是世界上企业家密度最高的国家。

　　2003年宪法改革

　　2003年，经过10年讨论，全民公投通过了一项重大宪法改革。这项改革以消弱议会和政府为代价，加强了公民、自治区和君主的权利。这样做的理由很有启发，因为清楚地揭示了议会制度和民主的基本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列支敦士登形成的宪法现实是，构成了议会多数和政府的政治家和政党，越来越多地从这部宪法中获得了明确或不明确地分配给执政亲王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即使没有宪法规定的执政亲王签名也照样颁布。

　　汉斯-亚当二世亲王不赞成如此。他为自己(最终成功的)宪法修正案提案辩护说，居于实际的原因，两个主权者，人民和执政亲王，必须将国家任务委托给较小的团体(政治家、政党、行政机构)，这些团体在实践中获得了不相称的重要性，自我转变成了“寡头政治”，然后试图以所有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增进自己的利益。由于内部利益冲突，他们越来越难以做出重要但不受欢迎的决定。

　　君主的任务是确保民主和宪政制度不被这种寡头政治所削弱，确保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从长远来看，只有在知道大多数人民会支持他的情况下，君主才能完成这项任务。人民和君主制作为较弱的因素，是对抗一国中最强因素——寡头政治的天然盟友。

　　与此同时，他指出，自己还不得不拥有对大多数人的否决权。应该清楚一点，大多数人并不总是正确的，亲王的任务是保护少数人和弱者的权利，捍卫人民和国家的长期福祉。但如果人民不希望如此，那么根据自决权的原则，人民应该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不管君主的意愿如何，可以表达他们的不信任，也可以彻底废除君主制。

　　一部创新的宪法

　　因此，列支敦士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宪国家。相反，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独特的介于直接民主和议会-宪法世袭君主制之间的混合制度。除议会之外，人民和执政亲王都有本身的相关控制权和共同决定权，不受制于各政党的影响;各自治区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立法动议。为了抵消(借助于直接民主的)不受限制的多数人统治的危险，该国也从制度上纳入了两道安全阀：一是亲王大到可以否定公投结果的否决权，另一是单独每个社区都具有退出权。

　　反过来，由于公民有可能投票反对君主或废除整个君主制(!)，执政亲王滥用否决权的行为，也受到了制约。在他的著作《第三个千年的国家》中，汉斯-亚当二世王子指出，对于这样的构架而言，君主政体不是必需的。人民直接选举的总统，也可以承担和亲王相同的任务。

　　因此，就民主权力的限制而言，现行的列支敦士登国家宪法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宪法之一，而这是决定性的关键点。

　　事实上，列支敦士登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根据该国宪法允许其各个社区退出，从而赋予了自决权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一个原始民主进程。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通过公投决定自立于或从属于另一社区。如果原则上允许从社区水平上退出，象列支敦士登的情况那样，那么政府从一开始就有更强烈的动机关心各地区的利益。

　　汉斯-亚当二世认识到，给予自决权及因此而产生的退出权，可以通过竞争提高政府行动的质量，就有如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上的情形一样。然后，各邦必须彼此进行和平的竞争，以便以最低廉价格向其顾客提供尽可能最好的服务。用汉斯-亚当二世的话说：

　　“只有我们从间接民主转向直接民主，打破国家垄断，并在自治区一级享有自决权，才可能实现把国家从半神转变为一家服务公司的过程。”

　　小国寡民并不意味着孤立

　　在德国，如果当时有同样的法律环境，不仅是比辛根飞地【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康斯坦茨县的一座乡镇，实际上全境皆位于瑞士北部的沙夫豪森州境内——译者注】，还有德国南部的许多自治体，想必早就加入了瑞士。这进而会使政治措施更加谨慎，否则会有丧失国家领土和公民(=权力)的威胁。

　　因此，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有一千个列支敦士登的世界，是否会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大多数人决定将在地方一级作出，权力去中心化，严重错误产生的影响有限，会有丰富的事例说明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由于单独的社区众多，将会有争取“客户”的富有成效的竞争，而非独大的国家卡特尔，一方面想要尽可能多地榨取公民，另一方面又想把他们排除在所有决策之外。

　　欧洲成功的秘诀一直是多样性及与其关联的竞争。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软弱。甚至像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城市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像葡萄牙和荷兰这样的边缘国，都一度能够发展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建立诸如共同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区、共同防务等超国家机构，总是可能的，特别是类似同盟的情况，也有明显实例。例如，想想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12-13世纪中欧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条顿骑士团诸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12世纪中期逐渐形成，14世纪晚期—15世纪早期达到鼎盛，加盟城市最多达到160个。1367年成立以吕贝克城为首的领导机构，有汉堡、科隆、不来梅等大城市的富商、贵族参加。拥有武装和金库。1370年战胜丹麦，订立《施特拉尔松德条约》。同盟垄断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并在西起伦敦，东至诺夫哥罗德的沿海地区建立商站，实力雄厚。——译者注】这样的城市联盟，还有德意志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一个由39个主权国组成的联盟，拥有共同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小国并不自动意味着孤立或偏狭的地方观念，但无论情况如何，都意味着自治政府和个体行事优先原则【subsidiarity，罗马天主教的一种社会组织原则，认为事项应由最小、最底层或最不集权的主管机关处理。政治决定应尽可能在地方一级作出，而不是由中央当局作出。个人所能做的，社会不应接管;小社会所能做的，大社会不应接管。——译者注】。这就创造出了世界其他地方所缺乏的机遇。

　　与德国相比，小国列支敦士登是系统稳健性或抗脆弱性的一个主要例子。一个抗脆弱性的系统，是指一种震荡较少、且长期保持稳定、并最终取得更大成功的系统。相比之下，脆弱的系统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还不错，但随后每隔一定时间，就会灾难性地崩溃。

　　直到1866年，列支敦士登和现在的德国还在德意志邦联中联合。就像主流知识分子目前正在争取建立一个欧洲联邦政府一样，建立一家统一德国政府在当时高于一切。在克尼格雷茨战役【发生于1866年7月3日，是普奥战争中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战争的胜利为普鲁士民族主义者提供极佳机会，为将来建立小德意志前扫除了奥地利这个障碍。——译者注】之后，普鲁士拒绝了德意志邦联的继续存在，当普鲁士成为这个新国家的核心时，各会员国决定废除它。当时只有一家成员国投了反对票：列支敦士登。

　　德国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德意志统一战争，殖民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200万德国人死亡)，失去了1/4的领土，革命，恶性通货膨胀，所有储蓄损失殆尽的货币改革，纳粹独裁，二战大屠杀与灭绝犹太人公民及其文化，650万人在战争中死亡，失去另外1/3的领土，几乎所有城市被炸为平地，1200万德国人被驱逐，国家按占领区被一分为二，所有储蓄损失殆尽的再次货币改革，东部实行公有制，那里发生了革命，再一次货币改革。自1870年以来，总共发生了至少4起系统性崩溃。而在列支敦士登：零。

　　今天，列支敦士登公国的人均收入远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高得多，是一个犯罪率低且不背负国债的稳定国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一场战争、没有一回革命、没有一次纳入强大集体的吞并的情况下实现的。

 　　有人如果在讨论中提到，列支敦士登的政治制度也许可以成为德国的榜样，通常会受到人们的嘲笑。如果你再深入一点，看看他们对列支敦士登了解多少，结果通常是：几乎一无所知。

　　繁荣的“双重内陆国”

　　列支敦士登公国和德国没有共同边界，它作为一个“双重内陆国”，被困在瑞士和奥地利(这两个邻国也是内陆国)之间。该国国土面积仅160平方公里，是全球面积第6小的国家。该国家有3.7万居民，其中34%是外国人(主要说德语)。首都是瓦杜兹，唯一官方语言是德语。自1806年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以来，列支敦士登一直是个主权国。

　　公国没有本国货币，而是使用瑞士法郎，和瑞士结成了关税同盟。然而，和瑞士不同的是，列支敦士登在公投后成为欧洲经济区(EEA)成员国。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在EEA成员国之间(所有欧盟国家、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自由流动。不过，公国能够将人员自由流动限制于每年新增64张居留许可证之内。

　　与普遍看法相反，公国并不是一个靠邮票销售和空洞金融交易而繁荣的轻歌剧国家。相反，它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经济高度多样化，其主要的增值部门是制造业，特别是机械工程。许多瑞士人、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为了谋生，日常通勤往返于本国和公国之间。

　　尽管列支敦士登面积不大，但却拥有喜利得公司(钻井机)和义获嘉公司(医疗技术)等市场领军企业。大约40%的雇员在工业部门就业，这让该国成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相比之下，只有不到10%的雇员在金融行业就业。该国每9个居民就有1家公司，或许是世界上企业家密度最高的国家。

　　2003年宪法改革

　　2003年，经过10年讨论，全民公投通过了一项重大宪法改革。这项改革以消弱议会和政府为代价，加强了公民、自治区和君主的权利。这样做的理由很有启发，因为清楚地揭示了议会制度和民主的基本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列支敦士登形成的宪法现实是，构成了议会多数和政府的政治家和政党，越来越多地从这部宪法中获得了明确或不明确地分配给执政亲王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即使没有宪法规定的执政亲王签名也照样颁布。

　　汉斯-亚当二世亲王不赞成如此。他为自己(最终成功的)宪法修正案提案辩护说，居于实际的原因，两个主权者，人民和执政亲王，必须将国家任务委托给较小的团体(政治家、政党、行政机构)，这些团体在实践中获得了不相称的重要性，自我转变成了“寡头政治”，然后试图以所有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增进自己的利益。由于内部利益冲突，他们越来越难以做出重要但不受欢迎的决定。

　　君主的任务是确保民主和宪政制度不被这种寡头政治所削弱，确保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从长远来看，只有在知道大多数人民会支持他的情况下，君主才能完成这项任务。人民和君主制作为较弱的因素，是对抗一国中最强因素——寡头政治的天然盟友。

　　与此同时，他指出，自己还不得不拥有对大多数人的否决权。应该清楚一点，大多数人并不总是正确的，亲王的任务是保护少数人和弱者的权利，捍卫人民和国家的长期福祉。但如果人民不希望如此，那么根据自决权的原则，人民应该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不管君主的意愿如何，可以表达他们的不信任，也可以彻底废除君主制。

　　一部创新的宪法

　　因此，列支敦士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宪国家。相反，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独特的介于直接民主和议会-宪法世袭君主制之间的混合制度。除议会之外，人民和执政亲王都有本身的相关控制权和共同决定权，不受制于各政党的影响;各自治区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立法动议。为了抵消(借助于直接民主的)不受限制的多数人统治的危险，该国也从制度上纳入了两道安全阀：一是亲王大到可以否定公投结果的否决权，另一是单独每个社区都具有退出权。

　　反过来，由于公民有可能投票反对君主或废除整个君主制(!)，执政亲王滥用否决权的行为，也受到了制约。在他的著作《第三个千年的国家》中，汉斯-亚当二世王子指出，对于这样的构架而言，君主政体不是必需的。人民直接选举的总统，也可以承担和亲王相同的任务。

　　因此，就民主权力的限制而言，现行的列支敦士登国家宪法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宪法之一，而这是决定性的关键点。

　　事实上，列支敦士登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根据该国宪法允许其各个社区退出，从而赋予了自决权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一个原始民主进程。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通过公投决定自立于或从属于另一社区。如果原则上允许从社区水平上退出，象列支敦士登的情况那样，那么政府从一开始就有更强烈的动机关心各地区的利益。

　　汉斯-亚当二世认识到，给予自决权及因此而产生的退出权，可以通过竞争提高政府行动的质量，就有如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上的情形一样。然后，各邦必须彼此进行和平的竞争，以便以最低廉价格向其顾客提供尽可能最好的服务。用汉斯-亚当二世的话说：

　　“只有我们从间接民主转向直接民主，打破国家垄断，并在自治区一级享有自决权，才可能实现把国家从半神转变为一家服务公司的过程。”

　　小国寡民并不意味着孤立

　　在德国，如果当时有同样的法律环境，不仅是比辛根飞地【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康斯坦茨县的一座乡镇，实际上全境皆位于瑞士北部的沙夫豪森州境内——译者注】，还有德国南部的许多自治体，想必早就加入了瑞士。这进而会使政治措施更加谨慎，否则会有丧失国家领土和公民(=权力)的威胁。

　　因此，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有一千个列支敦士登的世界，是否会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大多数人决定将在地方一级作出，权力去中心化，严重错误产生的影响有限，会有丰富的事例说明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由于单独的社区众多，将会有争取“客户”的富有成效的竞争，而非独大的国家卡特尔，一方面想要尽可能多地榨取公民，另一方面又想把他们排除在所有决策之外。

　　欧洲成功的秘诀一直是多样性及与其关联的竞争。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软弱。甚至像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城市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像葡萄牙和荷兰这样的边缘国，都一度能够发展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建立诸如共同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区、共同防务等超国家机构，总是可能的，特别是类似同盟的情况，也有明显实例。例如，想想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12-13世纪中欧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条顿骑士团诸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12世纪中期逐渐形成，14世纪晚期—15世纪早期达到鼎盛，加盟城市最多达到160个。1367年成立以吕贝克城为首的领导机构，有汉堡、科隆、不来梅等大城市的富商、贵族参加。拥有武装和金库。1370年战胜丹麦，订立《施特拉尔松德条约》。同盟垄断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并在西起伦敦，东至诺夫哥罗德的沿海地区建立商站，实力雄厚。——译者注】这样的城市联盟，还有德意志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一个由39个主权国组成的联盟，拥有共同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小国并不自动意味着孤立或偏狭的地方观念，但无论情况如何，都意味着自治政府和个体行事优先原则【subsidiarity，罗马天主教的一种社会组织原则，认为事项应由最小、最底层或最不集权的主管机关处理。政治决定应尽可能在地方一级作出，而不是由中央当局作出。个人所能做的，社会不应接管;小社会所能做的，大社会不应接管。——译者注】。这就创造出了世界其他地方所缺乏的机遇。

　　与德国相比，小国列支敦士登是系统稳健性或抗脆弱性的一个主要例子。一个抗脆弱性的系统，是指一种震荡较少、且长期保持稳定、并最终取得更大成功的系统。相比之下，脆弱的系统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还不错，但随后每隔一定时间，就会灾难性地崩溃。

　　直到1866年，列支敦士登和现在的德国还在德意志邦联中联合。就像主流知识分子目前正在争取建立一个欧洲联邦政府一样，建立一家统一德国政府在当时高于一切。在克尼格雷茨战役【发生于1866年7月3日，是普奥战争中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战争的胜利为普鲁士民族主义者提供极佳机会，为将来建立小德意志前扫除了奥地利这个障碍。——译者注】之后，普鲁士拒绝了德意志邦联的继续存在，当普鲁士成为这个新国家的核心时，各会员国决定废除它。当时只有一家成员国投了反对票：列支敦士登。

　　德国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德意志统一战争，殖民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200万德国人死亡)，失去了1/4的领土，革命，恶性通货膨胀，所有储蓄损失殆尽的货币改革，纳粹独裁，二战大屠杀与灭绝犹太人公民及其文化，650万人在战争中死亡，失去另外1/3的领土，几乎所有城市被炸为平地，1200万德国人被驱逐，国家按占领区被一分为二，所有储蓄损失殆尽的再次货币改革，东部实行公有制，那里发生了革命，再一次货币改革。自1870年以来，总共发生了至少4起系统性崩溃。而在列支敦士登：零。

　　今天，列支敦士登公国的人均收入远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高得多，是一个犯罪率低且不背负国债的稳定国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一场战争、没有一回革命、没有一次纳入强大集体的吞并的情况下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