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国际援助“害”了非洲

 　　西方的很多左派认为，非洲的贫困是因为富裕的西方国家缺乏同情心，没有给予足够的援助;七大工业国应该掏出更多的钱，帮助非洲脱贫。甚至有左派活动分子提出，七大工业国只有各自拿出国民收入总值(GNI)的0.7%援非，才算“公平”。

　　非洲国家本身，更是异口同声、理直气壮地要求金援，甚至把“援助”视为全球化对非洲造成损害的一种“补偿”。

　　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过去六十年来金额巨大。以美国为例，据赫德森研究所(HI)前年发表的全球慈善捐助报告，2005那年，美国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达276亿美元，如果再加上民间的950亿美元，总共有1226亿美元。

　　美国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总额，不仅超过法、德、日等国，而且已占美国国民收入总值的0.98%，超过了0.7%的高限。其中光是给非洲的抗爱滋病捐款，在布什总统执政时，就多达150亿美元。根据今年五月号美国《评论》(Commentary)杂志发表的西方对非洲金援问题的评论，“过去五十年来，西方富有国家对非洲的援助，高达两万亿美元。”

　　援助把非洲推入火坑

　　但结果是，非洲不仅仍是全球最贫困的洲际，而且很多国家比二十年前更穷。很早就有专家学者对西方的这种“援助”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最近，非洲女学者丹碧莎‧莫友(Dambisa Moyo)出版了一本新书《无用的援助》(Dead Aid)，毫不客气地指出，西方援助害了非洲。此书更引起人们对“援非”的讨论和争议。

　　莫友出生在赞比亚，在英国剑桥和美国哈佛获得教育，曾担任全球知名的高盛投资公司的经济师和世界银行的非洲专家。在这本新著中，她以大量实例指出，西方对非洲的援助，不仅无法解决非洲经济问题，反而会使非洲一直贫困下去，援助等于把非洲推入了火坑。

　　莫友认为，长期的援助造成非洲国家不堪重负的债务，通货膨胀加剧，欠缺对汇率市场的异常动荡的抵御能力，也无法吸引高质量的投资。她的结论是：“援助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的灾难。”

　　事实上，非洲虽得到源源不断的援助，但今天非洲人的实际人均收入却低于1970年代;超过一半的非洲人口(约3.5亿)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每48个非洲人中，有九个比1960年更贫困。

　　被溺爱的孩子永远长不大

　　主张援助非洲的人，往往强调二战后美国帮助欧洲经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美国立即援助了欧洲130亿美元(今天相当于一千亿美元，但也只是西方援助非洲二万亿美元的二十分之一)。但马歇尔计划是短期的、有限的、目标清晰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今天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则是不设时限的、缺乏具体目标的、给穷人平分的救济。虽然这样做能使穷人的状况短期有所改变，但无法从长期目标上，使整个国家脱贫和现代化。

　　另外，当年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国家，不觉得这项援助是美国对他们的亏欠。而且他们做出周密的经济计划，有效地使用了援助款。但非洲的政府，则把西方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不致力经济改革，只是负责分配、撒钱。莫友感叹说，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非洲这样，靠这样的援助而取得经济发展的。“依赖不设时限捐献的经济体制几乎都是全军覆没，而那些不依赖于援助的国家倒取得成功。”

　　例如前东欧的波罗的海三小国，获得独立后，并没有获得美国的马歇尔式援助，而主要依靠自身的经济改革，走充分的市场经济道路，结果都取得经济成就。从1995到2007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三国的实际收入分别增长了惊人的167%、146%和125%。

　　亚洲的经济四小龙(台湾，南韩，新加坡，香港)也不是靠西方援助，而是靠走市场化和全球化而经济腾飞的。即使当今中国，也主要是因为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以经济改革、低廉劳动力等吸引外资而经济发展的。因此一位中国学者曾就此感叹说：在中国，越是受到保护的国有企业越没有效率和竞争力，只能靠垄断维持生计，而民营企业却发展壮大。到底是采取市场经济还是远离市场，这本身就是个不言而喻的答案。自立的孩子早当家，而溺爱的孩子却永远长不大，国家也一样。

　　这在西方也同样，在美国以及欧洲国家，那些靠领取福利生活，尤其那些好吃懒做，专靠吃纳税人的钱而活的人，没有一个因此而脱贫、成为“百万富翁”的。

　　他们连援助的种子都吃掉

　　另外，跟马歇尔计划时代不同的是，欧洲虽经过战乱，但民主体制和文化传统并没被摧毁。美国的援助，基本都在民主制度保障、新闻自由监督的情况下，被有效使用;而在非洲，多数国家都无健全的民主制度，所以很多西方援助，都被政府官僚贪污挪用，因援助已成为非洲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部分。例如在埃塞俄比亚，援助金已占了90%的政府预算，另有七个非洲国家，也已占财政预算的70%以上。

　　一位到过赞比亚参加援非项目的中国工程师撰文说，他在赞比亚看到的该国总统车队，全是奔驰、宝马等高级轿车。当地朋友告诉他，外国援助，多被政府高官拿去挥霍了，尤其是买车。非洲国家的部长们开的都是世界级的好车，住的是占好大一片地的两层小楼。还有人说，中国援助给他们的种子，玉米大米小麦之类，他们不是拿去种，而是直接吃掉，你援助多少他们吃多少。他根据在当地的观察得出结论说，“外援很大一部分没有对非洲的自强和发展起作用，而只是使少数人的生活变得日益富裕、奢侈。”

　　法国平等至上+英国费边乌托邦

　　除了没有成熟的民主制度之外，非洲的文化背景也是重要原因。非洲原主要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很多非洲知识精英都会法语，结果他们沾染到法兰西的追求绝对平等的浪漫社会主义情怀。《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那本登上畅销榜的写新科技经济的专著《凌志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凌志车代表高科技，橄榄树代表非洲村落)中就提到，非洲那些说法语的精英，几乎都被法国化，满脑袋的社会主义幻想。在非洲结束殖民统治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领导人都着迷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非洲最大的国家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监狱中，枕头底下放着的必读书，竟是中国国家主席、共产党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他还想到北京见毛泽东，讨教如何在非洲实现毛式的共产主义。今天南非的经济仍落后，和曼德拉的接班人们仍倾向社会主义、抵制市场经济有关。

　　非洲的一些会英语的精英，则染上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病，很多成为“费边主义”(主张社会主义经济)的信徒。法国的浪漫主义平等至上，加上英国的费边主义均贫富乌托邦，毒化了一代又一代非洲的知识精英，导致非洲一直向“左”转。伦敦经济学院的左派遗毒，也是造成近代印度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印度的开国元首尼赫鲁，早年曾在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得到了均贫富的乌托邦灵感，然后尼赫鲁和女儿英迪拉甘地又前后在印度掌权了32年，用计划经济，把印度“计划”进贫穷、落后。

　　非洲到处是共产主义者

　　一位在捷克和南非都生活过的观察家曾对比评论说，在前东欧国家，人们普遍把社会主义当做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在南非，很多人把社会主义当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政策选择。在捷克，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自称的共产主义者。而在南非，政府中到处都是共产主义者。在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人们倾向于认为西方世界的财富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效生产力的结果;而南非人更倾向于认为那是殖民剥削的罪恶。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结果非洲更加官僚化，效率低下，根本没有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空间。例如，根据莫友《无用的援助》一书中的资料，在非洲国家喀麦隆，潜在投资者需要用426天办妥15项手续才能获取商业许可证。在安哥拉，要花费119天填写表格才能获取商业许可(而在韩国，只需要17天，10项程序)。莫友感叹说，哪个投资家愿意在花上百天以上才能获得商业许可证的地方投资呢?

　　当然，更不要说，非洲仍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大陆，不断爆发战争和冲突。过去13年，有11个非洲国家爆发过内战。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自1990年代以来，非洲大陆爆发的战争比其余几个洲的总和还多。

　　有婚礼做新娘，有葬礼当尸体

　　但非洲学者丹碧莎‧莫友的理性声音，却受到西方左派的谴责。好莱坞的明星，欧洲的摇滚音乐家们，他们不是把经济改革，而是把向非洲提供更多援助，当作解决非洲贫困的唯一方法。他们对莫友等非洲专家提出的问题，根本不关心;他们更在乎的是，通过呼吁援助的政治秀，以显示他们站在道德高地，是慈善家(实际上是伪善)。在本质上，那些高喊“援非”的西方人，才是真正对非洲人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因为他们不相信非洲人民离开援助，有自己发财致富、发展经济的能力，他们要通过“施舍”，在心理上获得当年殖民者的居高临下的主子感觉。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知名经济学家赛克斯教授(Jeffrey Sachs)，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曾在俄国经济改革时，跑到莫斯科帮叶利钦推行“震荡疗法”，主张一次到位的经济改革，而不是渐进变革。现在则主张在非洲实行毫无改革的依赖外援经济，这种转变不仅不可思议，简直是疯了!

　　赛克斯最近发表专文，对莫友等质疑援助非洲的学者，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个人好恶进行攻击。在美国三大电视之一的ABC台节目上，赛克斯恼怒地指责主持人对援助非洲的质疑是把贫穷的非洲人当做“敌人”，主持人毫无客气地回应说，非洲的精英们才是非洲人民和西方纳税者的共同敌人。实际上，主持人应再加上一句，西方的左派们也是非洲人民的敌人。迷信社会主义的非洲精英，加上迷信均贫富乌托邦的西方左派，还有好莱坞那些“有婚礼要做新娘，有葬礼要当尸体”的、挖空心思要“作秀”出名的白痴明星们，联手葬送了非洲人民走市场经济、发财致富的可能。

　　因此，早就有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对非洲的援助，实质是“征富国穷人的税，补贴穷国的富人”的馊主意，最后害了非洲。

 　　西方的很多左派认为，非洲的贫困是因为富裕的西方国家缺乏同情心，没有给予足够的援助;七大工业国应该掏出更多的钱，帮助非洲脱贫。甚至有左派活动分子提出，七大工业国只有各自拿出国民收入总值(GNI)的0.7%援非，才算“公平”。

　　非洲国家本身，更是异口同声、理直气壮地要求金援，甚至把“援助”视为全球化对非洲造成损害的一种“补偿”。

　　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过去六十年来金额巨大。以美国为例，据赫德森研究所(HI)前年发表的全球慈善捐助报告，2005那年，美国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达276亿美元，如果再加上民间的950亿美元，总共有1226亿美元。

　　美国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总额，不仅超过法、德、日等国，而且已占美国国民收入总值的0.98%，超过了0.7%的高限。其中光是给非洲的抗爱滋病捐款，在布什总统执政时，就多达150亿美元。根据今年五月号美国《评论》(Commentary)杂志发表的西方对非洲金援问题的评论，“过去五十年来，西方富有国家对非洲的援助，高达两万亿美元。”

　　援助把非洲推入火坑

　　但结果是，非洲不仅仍是全球最贫困的洲际，而且很多国家比二十年前更穷。很早就有专家学者对西方的这种“援助”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最近，非洲女学者丹碧莎‧莫友(Dambisa Moyo)出版了一本新书《无用的援助》(Dead Aid)，毫不客气地指出，西方援助害了非洲。此书更引起人们对“援非”的讨论和争议。

　　莫友出生在赞比亚，在英国剑桥和美国哈佛获得教育，曾担任全球知名的高盛投资公司的经济师和世界银行的非洲专家。在这本新著中，她以大量实例指出，西方对非洲的援助，不仅无法解决非洲经济问题，反而会使非洲一直贫困下去，援助等于把非洲推入了火坑。

　　莫友认为，长期的援助造成非洲国家不堪重负的债务，通货膨胀加剧，欠缺对汇率市场的异常动荡的抵御能力，也无法吸引高质量的投资。她的结论是：“援助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的灾难。”

　　事实上，非洲虽得到源源不断的援助，但今天非洲人的实际人均收入却低于1970年代;超过一半的非洲人口(约3.5亿)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每48个非洲人中，有九个比1960年更贫困。

　　被溺爱的孩子永远长不大

　　主张援助非洲的人，往往强调二战后美国帮助欧洲经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美国立即援助了欧洲130亿美元(今天相当于一千亿美元，但也只是西方援助非洲二万亿美元的二十分之一)。但马歇尔计划是短期的、有限的、目标清晰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今天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则是不设时限的、缺乏具体目标的、给穷人平分的救济。虽然这样做能使穷人的状况短期有所改变，但无法从长期目标上，使整个国家脱贫和现代化。

　　另外，当年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国家，不觉得这项援助是美国对他们的亏欠。而且他们做出周密的经济计划，有效地使用了援助款。但非洲的政府，则把西方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不致力经济改革，只是负责分配、撒钱。莫友感叹说，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非洲这样，靠这样的援助而取得经济发展的。“依赖不设时限捐献的经济体制几乎都是全军覆没，而那些不依赖于援助的国家倒取得成功。”

　　例如前东欧的波罗的海三小国，获得独立后，并没有获得美国的马歇尔式援助，而主要依靠自身的经济改革，走充分的市场经济道路，结果都取得经济成就。从1995到2007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三国的实际收入分别增长了惊人的167%、146%和125%。

　　亚洲的经济四小龙(台湾，南韩，新加坡，香港)也不是靠西方援助，而是靠走市场化和全球化而经济腾飞的。即使当今中国，也主要是因为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以经济改革、低廉劳动力等吸引外资而经济发展的。因此一位中国学者曾就此感叹说：在中国，越是受到保护的国有企业越没有效率和竞争力，只能靠垄断维持生计，而民营企业却发展壮大。到底是采取市场经济还是远离市场，这本身就是个不言而喻的答案。自立的孩子早当家，而溺爱的孩子却永远长不大，国家也一样。

　　这在西方也同样，在美国以及欧洲国家，那些靠领取福利生活，尤其那些好吃懒做，专靠吃纳税人的钱而活的人，没有一个因此而脱贫、成为“百万富翁”的。

　　他们连援助的种子都吃掉

　　另外，跟马歇尔计划时代不同的是，欧洲虽经过战乱，但民主体制和文化传统并没被摧毁。美国的援助，基本都在民主制度保障、新闻自由监督的情况下，被有效使用;而在非洲，多数国家都无健全的民主制度，所以很多西方援助，都被政府官僚贪污挪用，因援助已成为非洲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部分。例如在埃塞俄比亚，援助金已占了90%的政府预算，另有七个非洲国家，也已占财政预算的70%以上。

　　一位到过赞比亚参加援非项目的中国工程师撰文说，他在赞比亚看到的该国总统车队，全是奔驰、宝马等高级轿车。当地朋友告诉他，外国援助，多被政府高官拿去挥霍了，尤其是买车。非洲国家的部长们开的都是世界级的好车，住的是占好大一片地的两层小楼。还有人说，中国援助给他们的种子，玉米大米小麦之类，他们不是拿去种，而是直接吃掉，你援助多少他们吃多少。他根据在当地的观察得出结论说，“外援很大一部分没有对非洲的自强和发展起作用，而只是使少数人的生活变得日益富裕、奢侈。”

　　法国平等至上+英国费边乌托邦

　　除了没有成熟的民主制度之外，非洲的文化背景也是重要原因。非洲原主要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很多非洲知识精英都会法语，结果他们沾染到法兰西的追求绝对平等的浪漫社会主义情怀。《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那本登上畅销榜的写新科技经济的专著《凌志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凌志车代表高科技，橄榄树代表非洲村落)中就提到，非洲那些说法语的精英，几乎都被法国化，满脑袋的社会主义幻想。在非洲结束殖民统治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领导人都着迷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非洲最大的国家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监狱中，枕头底下放着的必读书，竟是中国国家主席、共产党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他还想到北京见毛泽东，讨教如何在非洲实现毛式的共产主义。今天南非的经济仍落后，和曼德拉的接班人们仍倾向社会主义、抵制市场经济有关。

　　非洲的一些会英语的精英，则染上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病，很多成为“费边主义”(主张社会主义经济)的信徒。法国的浪漫主义平等至上，加上英国的费边主义均贫富乌托邦，毒化了一代又一代非洲的知识精英，导致非洲一直向“左”转。伦敦经济学院的左派遗毒，也是造成近代印度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印度的开国元首尼赫鲁，早年曾在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得到了均贫富的乌托邦灵感，然后尼赫鲁和女儿英迪拉甘地又前后在印度掌权了32年，用计划经济，把印度“计划”进贫穷、落后。

　　非洲到处是共产主义者

　　一位在捷克和南非都生活过的观察家曾对比评论说，在前东欧国家，人们普遍把社会主义当做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在南非，很多人把社会主义当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政策选择。在捷克，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自称的共产主义者。而在南非，政府中到处都是共产主义者。在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人们倾向于认为西方世界的财富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效生产力的结果;而南非人更倾向于认为那是殖民剥削的罪恶。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结果非洲更加官僚化，效率低下，根本没有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空间。例如，根据莫友《无用的援助》一书中的资料，在非洲国家喀麦隆，潜在投资者需要用426天办妥15项手续才能获取商业许可证。在安哥拉，要花费119天填写表格才能获取商业许可(而在韩国，只需要17天，10项程序)。莫友感叹说，哪个投资家愿意在花上百天以上才能获得商业许可证的地方投资呢?

　　当然，更不要说，非洲仍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大陆，不断爆发战争和冲突。过去13年，有11个非洲国家爆发过内战。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自1990年代以来，非洲大陆爆发的战争比其余几个洲的总和还多。

　　有婚礼做新娘，有葬礼当尸体

　　但非洲学者丹碧莎‧莫友的理性声音，却受到西方左派的谴责。好莱坞的明星，欧洲的摇滚音乐家们，他们不是把经济改革，而是把向非洲提供更多援助，当作解决非洲贫困的唯一方法。他们对莫友等非洲专家提出的问题，根本不关心;他们更在乎的是，通过呼吁援助的政治秀，以显示他们站在道德高地，是慈善家(实际上是伪善)。在本质上，那些高喊“援非”的西方人，才是真正对非洲人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因为他们不相信非洲人民离开援助，有自己发财致富、发展经济的能力，他们要通过“施舍”，在心理上获得当年殖民者的居高临下的主子感觉。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知名经济学家赛克斯教授(Jeffrey Sachs)，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曾在俄国经济改革时，跑到莫斯科帮叶利钦推行“震荡疗法”，主张一次到位的经济改革，而不是渐进变革。现在则主张在非洲实行毫无改革的依赖外援经济，这种转变不仅不可思议，简直是疯了!

　　赛克斯最近发表专文，对莫友等质疑援助非洲的学者，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个人好恶进行攻击。在美国三大电视之一的ABC台节目上，赛克斯恼怒地指责主持人对援助非洲的质疑是把贫穷的非洲人当做“敌人”，主持人毫无客气地回应说，非洲的精英们才是非洲人民和西方纳税者的共同敌人。实际上，主持人应再加上一句，西方的左派们也是非洲人民的敌人。迷信社会主义的非洲精英，加上迷信均贫富乌托邦的西方左派，还有好莱坞那些“有婚礼要做新娘，有葬礼要当尸体”的、挖空心思要“作秀”出名的白痴明星们，联手葬送了非洲人民走市场经济、发财致富的可能。

　　因此，早就有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对非洲的援助，实质是“征富国穷人的税，补贴穷国的富人”的馊主意，最后害了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