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澜：《繁华酒店》里的英国人，在至暗时刻更显克制与担当

　　一直对英国有着一份特殊的好感，不仅是因为现代的法治起源并形成于英国，也是因为英国人呈现给外界的处世与做事的风格。当然，必须承认，这很可能只是我意象中的英国，是文化意义上的，与今天的英国或许没有多少关联;正如很多外国人喜欢中国，也未必与现实的中国有关那样。

　　在日夜有些颠倒的这一周，花了两晚的时间，看完英剧《The Halcyon》(中文名为《繁华酒店》或《翡翠酒店》)的第1季。该剧讲的是在二战期间，伦敦一家豪华酒店内的生活日常。虽是以战争为背景，德军对伦敦的大规模空袭就发生在彼时，但整个叙述恰如其分地保持从容与节制。没有惨烈血腥的场面，也没有大悲大喜，我仍然被感动地热泪盈眶。

　　在剧中，无论是贵族、中产阶级还是低层民众，危难时刻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克制与担当，以及无论如何都要继续过好自己生活的那份从容与坚毅，都让我肃然起敬，让我不胜感动。人性中一些可贵的品质，应该是共通的吧。所以，尽管它们呈现在其他民族身上，仍然能够引起共鸣。

　　先说克制的品质。年少的时候，总以为纵情与极致才是值得追求的境界，而克制不过是古板的别称。年龄渐长，方意识到克制的可贵，于个人是如此，于社会也是同样。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剧中担任酒店电话接线员的佩姬，在听闻从军的儿子比利战死后，仍然努力在同事面前保持体面，跑到无人的角落方崩溃而放声痛哭。

　　这样的克制也体现在英国社会的其他方面。众所周知，伦敦在前几年遭遇多次恐怖袭击的事件。然而，我这次去伦敦，并没有见到那种风声鹤唳的架势。

　　安保工作自是有所加强。比如，火车中有显示屏提醒乘客，遇到异常之物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再如，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附近的一条街道也被封锁起来，街口大概有四五个安保人员在管理车辆与人员的进出;记得十几年前来伦敦时，这条街道好像是开放的。

　　然而，无论是地铁站还是火车站，都并无任何安检措施;排队进入大英博物馆时，也只是简单快速的开包检视。最高法院的大楼则完全向公众开放，人们可自由进入法庭旁听案件的审理。进最高法院需要安检，这也是除机场之外，此次英国之行碰到的唯一配有安检设备的地方。不过，只有物检的环节，并不实行人物同检，也不查验证件，安检级别还比不上北京的地铁。

　　另外，让我有些惊讶的是，在莱斯特参加会议时，英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Hodge勋爵也是参会者，就只见他独自一人前来，与我们同住一个宾馆，并没有专人的接送与保护。

　　不难看出，即便经历多次恐怖袭击，英国在安保工作的加强上也显得颇为克制。这份克制，恰恰表现出少有的从容。与动不动歇斯底里，犹如惊弓之鸟，显得分寸尽失相比，我还是更为欣赏这样的从容。它向民众传递的是这样的信息：一切并未失控，尽可安心生活。

　　反之，层层加码的安保，防的恐怕不只是恐怖分子，不仅显现出当政者的慌乱，而且只会带给人们由内而外的不安。不止如此，对安全问题的过度反应，还可能恶化政治的基本格局，让中立人士也赞同权力的集中，由此而走向自由的反面。在一个权力集中，监控又无所不在的社会里，怎么可能有自由可言呢?

　　正如赫拉利所说，恐怖分子其实就像一只苍蝇，想要摧毁一家瓷器店。苍蝇力气这么小，连一只茶杯都动不了，怎样才能如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头公牛，飞进它的耳朵，让这头公牛因恐惧和愤怒而发狂，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所以，恐怖分子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可能打败我们，唯一可能打败我们的，就是我们因为恐怖主义的挑衅而过度反应。

　　再说担当的问题。《繁华酒店》的剧中，人们同样恐惧与害怕战争的来临，但并不因此失去直面的勇气与担当。当战争真地来临，他们的选择不是消极的退缩或是逃避，而是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体现应有的担当。

　　年轻的汉密尔顿爵士，作为战斗机的飞行员参加阻击战，而他的弟弟托比在政府部门从事情报与数据的工作，即便被猜疑泄密，仍选择继续坚持;作为酒店经理助理的爱玛，白天敬业地工作，晚上则担当志愿者随消防车外出;酒店经理加兰德动用自己的人脉，设法为从奥地利逃难而来的厨师找寻他的妻女;美国记者奥哈拉坚持留在伦敦报道战时的信息，以便从外部世界寻求可能的支持与帮助;酒店服务生比利积极参军，作为炮兵驻守海德公园而不幸战死;在空袭来临之际，酒店的厨师长要求其他厨师去防空洞，自己则坚持完成婚礼蛋糕的裱花制作，等等。

　　这些人尽管所处的阶层不同，生活中各有自己的烦恼，偶然也会有崩溃的时候，但在危难时刻，不是一味地追求自我保全或是听天由命。他们知道，在国家陷于危难之际，逃避与退缩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各尽其职，积极应对，才有改变事态的可能。

　　以前总觉得不好理解，为什么在二战初期，英国会推行那么不明智的绥靖政策。读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方知一战时，单是西线战事，英国就失去整一代人，有50万名30岁以下的男子阵亡，其中尤以上层阶级损失最为严重。

　　这一阶层的青壮年，生来就得做绅士当军官，为众人立榜样，在战场上身先士卒。书中还特别提到，1914年从军的牛津、剑桥的学生，25岁以下者半数不幸为国捐躯。在国家有需要时，贵族阶层首当其冲出面承担。有这样的担当，无怪乎这一阶层在英国会受到普遍的尊重。

　　整个剧让我最为难忘的是，人们努力不让战争摧毁自己的生活。国家固然重要，危难关头贡献自己的力量也不在话下，但并不意味着应该失去自己的生活。剧中的各式人物，并未因战争的来临，国家处于危难关头，就成为单向度的政治动物，让政治成为个人生活的重心。他们该工作就工作，该恋爱就恋爱，该娱乐就娱乐，有着一份“无论如何，生活仍要继续”的从容与坚毅。

　　因而，尽管伦敦遭遇空袭是英国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整个剧的基调却是温暖的、亮色的。既没有人为宣传的仇恨，也没有刻意渲染的悲苦，更没有听天由命的隐忍与一望无涯的黑暗。正如有剧评写的那样：在剧中，我们看不到无所适从的慌乱，抑或是难以自拔的悲恸，人们在泛黄的镜头下继续生活、恋爱、忙于生计、与过去告别。这份坚忍的从容感，是《繁华酒店》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如今，繁华已然消逝，英国也不再拥有昔日的强盛。然而，即便繁华不再，这个国家仍然因为对现代法治的开拓性贡献，而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国的民众，也因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克制与担当，以及无论如何都要过好自己生活的那份坚毅，而让世人油然产生一份敬重。

　　本文节选自作者公号“劳燕东飞”8月17日文章《繁华不再的英国》

　　一直对英国有着一份特殊的好感，不仅是因为现代的法治起源并形成于英国，也是因为英国人呈现给外界的处世与做事的风格。当然，必须承认，这很可能只是我意象中的英国，是文化意义上的，与今天的英国或许没有多少关联;正如很多外国人喜欢中国，也未必与现实的中国有关那样。

　　在日夜有些颠倒的这一周，花了两晚的时间，看完英剧《The Halcyon》(中文名为《繁华酒店》或《翡翠酒店》)的第1季。该剧讲的是在二战期间，伦敦一家豪华酒店内的生活日常。虽是以战争为背景，德军对伦敦的大规模空袭就发生在彼时，但整个叙述恰如其分地保持从容与节制。没有惨烈血腥的场面，也没有大悲大喜，我仍然被感动地热泪盈眶。

　　在剧中，无论是贵族、中产阶级还是低层民众，危难时刻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克制与担当，以及无论如何都要继续过好自己生活的那份从容与坚毅，都让我肃然起敬，让我不胜感动。人性中一些可贵的品质，应该是共通的吧。所以，尽管它们呈现在其他民族身上，仍然能够引起共鸣。

　　先说克制的品质。年少的时候，总以为纵情与极致才是值得追求的境界，而克制不过是古板的别称。年龄渐长，方意识到克制的可贵，于个人是如此，于社会也是同样。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剧中担任酒店电话接线员的佩姬，在听闻从军的儿子比利战死后，仍然努力在同事面前保持体面，跑到无人的角落方崩溃而放声痛哭。

　　这样的克制也体现在英国社会的其他方面。众所周知，伦敦在前几年遭遇多次恐怖袭击的事件。然而，我这次去伦敦，并没有见到那种风声鹤唳的架势。

　　安保工作自是有所加强。比如，火车中有显示屏提醒乘客，遇到异常之物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再如，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附近的一条街道也被封锁起来，街口大概有四五个安保人员在管理车辆与人员的进出;记得十几年前来伦敦时，这条街道好像是开放的。

　　然而，无论是地铁站还是火车站，都并无任何安检措施;排队进入大英博物馆时，也只是简单快速的开包检视。最高法院的大楼则完全向公众开放，人们可自由进入法庭旁听案件的审理。进最高法院需要安检，这也是除机场之外，此次英国之行碰到的唯一配有安检设备的地方。不过，只有物检的环节，并不实行人物同检，也不查验证件，安检级别还比不上北京的地铁。

　　另外，让我有些惊讶的是，在莱斯特参加会议时，英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Hodge勋爵也是参会者，就只见他独自一人前来，与我们同住一个宾馆，并没有专人的接送与保护。

　　不难看出，即便经历多次恐怖袭击，英国在安保工作的加强上也显得颇为克制。这份克制，恰恰表现出少有的从容。与动不动歇斯底里，犹如惊弓之鸟，显得分寸尽失相比，我还是更为欣赏这样的从容。它向民众传递的是这样的信息：一切并未失控，尽可安心生活。

　　反之，层层加码的安保，防的恐怕不只是恐怖分子，不仅显现出当政者的慌乱，而且只会带给人们由内而外的不安。不止如此，对安全问题的过度反应，还可能恶化政治的基本格局，让中立人士也赞同权力的集中，由此而走向自由的反面。在一个权力集中，监控又无所不在的社会里，怎么可能有自由可言呢?

　　正如赫拉利所说，恐怖分子其实就像一只苍蝇，想要摧毁一家瓷器店。苍蝇力气这么小，连一只茶杯都动不了，怎样才能如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头公牛，飞进它的耳朵，让这头公牛因恐惧和愤怒而发狂，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所以，恐怖分子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可能打败我们，唯一可能打败我们的，就是我们因为恐怖主义的挑衅而过度反应。

　　再说担当的问题。《繁华酒店》的剧中，人们同样恐惧与害怕战争的来临，但并不因此失去直面的勇气与担当。当战争真地来临，他们的选择不是消极的退缩或是逃避，而是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体现应有的担当。

　　年轻的汉密尔顿爵士，作为战斗机的飞行员参加阻击战，而他的弟弟托比在政府部门从事情报与数据的工作，即便被猜疑泄密，仍选择继续坚持;作为酒店经理助理的爱玛，白天敬业地工作，晚上则担当志愿者随消防车外出;酒店经理加兰德动用自己的人脉，设法为从奥地利逃难而来的厨师找寻他的妻女;美国记者奥哈拉坚持留在伦敦报道战时的信息，以便从外部世界寻求可能的支持与帮助;酒店服务生比利积极参军，作为炮兵驻守海德公园而不幸战死;在空袭来临之际，酒店的厨师长要求其他厨师去防空洞，自己则坚持完成婚礼蛋糕的裱花制作，等等。

　　这些人尽管所处的阶层不同，生活中各有自己的烦恼，偶然也会有崩溃的时候，但在危难时刻，不是一味地追求自我保全或是听天由命。他们知道，在国家陷于危难之际，逃避与退缩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各尽其职，积极应对，才有改变事态的可能。

　　以前总觉得不好理解，为什么在二战初期，英国会推行那么不明智的绥靖政策。读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方知一战时，单是西线战事，英国就失去整一代人，有50万名30岁以下的男子阵亡，其中尤以上层阶级损失最为严重。

　　这一阶层的青壮年，生来就得做绅士当军官，为众人立榜样，在战场上身先士卒。书中还特别提到，1914年从军的牛津、剑桥的学生，25岁以下者半数不幸为国捐躯。在国家有需要时，贵族阶层首当其冲出面承担。有这样的担当，无怪乎这一阶层在英国会受到普遍的尊重。

　　整个剧让我最为难忘的是，人们努力不让战争摧毁自己的生活。国家固然重要，危难关头贡献自己的力量也不在话下，但并不意味着应该失去自己的生活。剧中的各式人物，并未因战争的来临，国家处于危难关头，就成为单向度的政治动物，让政治成为个人生活的重心。他们该工作就工作，该恋爱就恋爱，该娱乐就娱乐，有着一份“无论如何，生活仍要继续”的从容与坚毅。

　　因而，尽管伦敦遭遇空袭是英国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整个剧的基调却是温暖的、亮色的。既没有人为宣传的仇恨，也没有刻意渲染的悲苦，更没有听天由命的隐忍与一望无涯的黑暗。正如有剧评写的那样：在剧中，我们看不到无所适从的慌乱，抑或是难以自拔的悲恸，人们在泛黄的镜头下继续生活、恋爱、忙于生计、与过去告别。这份坚忍的从容感，是《繁华酒店》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如今，繁华已然消逝，英国也不再拥有昔日的强盛。然而，即便繁华不再，这个国家仍然因为对现代法治的开拓性贡献，而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国的民众，也因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克制与担当，以及无论如何都要过好自己生活的那份坚毅，而让世人油然产生一份敬重。

　　本文节选自作者公号“劳燕东飞”8月17日文章《繁华不再的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