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眼中的埃及：女性地位低下，公务员数量庞大，城镇化实为“城中村”

　　作家何伟(PeterHessler)曾作为英语老师和《纽约客》的记者在中国呆了十几年。他的非虚构三部曲，从《江城》、《甲骨文》到《寻路中国》，都是细致观察中国的人和事的佳作，也启迪了一大批中国非虚构写作者。2011年，何伟携妻子和双胞胎女儿去到埃及，一住就是五年多，他用自己五年多的观察，写出了《被埋葬的：埃及革命的考古学研究》(The Buri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有一次，何伟问一位在埃及经营内衣店的中国商人是怎么评价埃及的。中国商人的回答令何伟震惊。“埃及男女太不平等了!”中国商人很激动地说，“埃及想要发展，首先需要男女平等，比如允许女性出来工作。”

　　何伟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视角。他不像很多西方记者那样，只对埃及做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式地观察，他乐意深入社会的肌理，与底层老百姓交朋友，去看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埃及的复杂面。一家人在埃及生活五年多，双胞胎女儿从襁褓长到上小学，以至于认为自己是埃及人。他在中国十多年的游历，也给了他有别于其他西方记者的“眼睛”，拿中国的发展对比埃及的停滞，用中国的历史比照埃及的历史，到埃及闯天下的中国商人的敏锐灵活反衬了埃及过去几十年以西方援助为主的因循守旧，每每别开生面。

　　中国商人眼中的埃及

　　在埃及经商的以浙江人居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一代浙江商人开始往埃及倒腾商品。《被埋葬的》记述了其中一个商人的故事，他第一次到上埃及，带了内衣、珍珠等几种商品，结果发现内衣卖得特别好，就开始专注内衣生意，除了从中国进口内衣，他还开始在埃及腹地开设内衣零售店。

　　中国人经商最常见的就是夫妻档。男人负责供货，与当地人打交道;女人负责看店，招呼女性顾客。既然选择内衣作为行当，无论是老板还是老板娘，都练就了一套“好把式”，只要瞄一下顾客的身材，就能拿出合适尺码的内衣。

　　在男女有别，传统女性都用头巾把自己包裹严实的埃及，这种中国商人夫妻档开的内衣店带来了极大的反差。来逛店的女性顾客并不介意男老板看店。埃及人开店，男性如果和女性顾客打交道，总是免不了有“性暗示”。中国男老板可没那个闲工夫。内衣店的火爆，也从侧面凸显了女性在埃及的被压抑。新娘在未婚夫、母亲甚至弟弟的陪同下一起买内衣的情形比比皆是。在埃及，内衣算是新娘的嫁妆，由娘家支付。新娘会一次买上几百美元的内衣嫁妆，这种采购的阵仗连美国人也比不得，埃及人却觉得很正常。在埃及，新娘出嫁后一般就不再工作了，成为家里的“玩偶”，“玩偶”与新娘两个词在埃及阿拉伯语里是通用的。

　　中国商人的夫妻档给埃及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带来了新风气——男女平等的新风气。在店里打工的埃及女帮工(大多是出于无奈才打工的，这样的女人常常找不到婆家)也认为中国人直接、有干劲、不会骗人。她们吃惊地赞叹着中国老板夫妻俩的平等——什么事情都商量，也会吵架，但是绝不是男人只想着主导女人，对女人颐指气使。这和埃及不一样。七十年来，中国女性的巨大解放，跳出中国“语境”之外，又更突出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在埃及打拼的中国商人对埃及宗教、文化、语言、习俗的无知。他们大多数出国前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正式学过阿拉伯语，没有那家内衣店里有阿-汉词典。他们能应付的阿拉伯语都是在生意中学到的。因为打交道的大多数是女顾客，中国商人无论男女，阿拉伯语都有着一种“女性腔”，汉语里是没有对应的词性或者特别表示尊卑的敬语的。

　　这种语言与文化的隔阂让中国商人可以更好地做内衣这样敏感的生意，因为他们可以超脱于阿拉伯的乡土社会生活，他们做起生意来会更就事论事、更纯粹。客户光顾过后，丝毫也不必担心他们去嚼舌头。

　　浙江商人之间有属于自己人的“生意经”。他们担心在埃及扎堆陷入不良竞争，于是像捕食动物一样，沿着尼罗河上溯，在不同的居民点圈地，划出各自经商的范围。根据居民点人口的大小，圈地的范围从二三十平方公里到四五十平方公里不等。靠着卖内衣赚得了第一桶金后，浙江商人又投资了塑料回收项目，内衣店则交由嫁了人的女儿继续打理。

　　这边生意正做得热火朝天，埃及的经济状况却在2010年之后急转直下，埃及镑五年之间贬值了三分之二，采取外汇管制，从中国进口商品不再赚钱，很多人只能选择离开。这是生意人的无奈。他们可以不去深究当地语言文化，依赖自己的商业敏锐度把生意做起来，但是大环境动荡时也只能做一叶扁舟。

　　用中国模式衡量埃及经济

　　缺乏男女平等，是中国商人对埃及社会、经济一针见血的观察结论。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中，没有被解放，是埃及经济的一大软肋，另一软肋则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

　　埃及拥有九千万人口，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人口的比例一半多。尼罗河贯穿国境，很容易建设路网等基础设施;国家毗邻红海和地中海，控制连接欧亚最重要的贸易通道苏伊士运河，埃及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如果从单纯的经济发展的视角去评判，埃及一方面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拥有非凡的地理优势，可以轻松复制中国或者东亚的发展模式，如果能有效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加工业，潜能是巨大。

　　然而现实却是，埃及的GDP在2017年全球排名第43位，只相当于黑龙江省，出口对GDP的贡献只有16%，远低于中国的30%的水平。

　　为什么埃及很难拷贝中国的发展模式?

　　对比埃及和中国，会发现在宏观经济社会数字上，两国有着显著的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做到了基础教育普及，农民工至少有初中水平，很多还读了高中。他们进入城市后，马上就能投入组织有序的体制中，在工厂里从事有明确分配的工作。他们从舍友、同事和媒体了解资讯，不依赖村子内的长者或者亲朋好友，因此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也有机会学习系统和流程。很多人都意识到，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在生产线上脱颖而出，其中的佼佼者也并不掩饰自己有朝一日也要开厂的雄心。

　　中国的基础条件，埃及是不具备的。埃及的基础教育一直缺乏足够的投入，公立学校人满为患，孩子只能分成上午、下午，上半天的学;因为阶层分化严重，中产以上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用英文或法文教学的私立学校。埃及年轻人平均受教育水平比中国要低很多，低收入家庭女孩不识字的情况仍然很普遍。

　　埃及城镇化的过程也与中国迥异。简言之，中国是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变成市民，埃及则是在大城市内重新构筑乡村。埃及的城镇化更像是把乡村搬进城市来。在过程中，进城的农民全然没有斩断乡土的联系，他们仍然与农村关系紧密，最主要的消息来源和经济保障仍然是家族。

　　埃及的幅员相当于中国一个大省，因为距离近，城镇化过程中斩断与乡村联系很困难。在中国，从内地农村向沿海大都市的迁徙，动辄要跨越几千公里的旅程。在埃及，农村人进城最多也就是几小时的车程。结果是，埃及超过三分之二人口居住在开罗方圆三小时车程的区域内。开罗人开玩笑地说，城镇化只是把开罗从城市变成大农村。

　　何伟观察到，埃及最大的悲哀，恰恰是大多数人都没能去重新思考女性和年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并给予足够关注。超过五十五岁的老人只占埃及人口的5.7%，却拥有巨大权力。

　　古老埃及的历史似乎也印证了这种“尊老”在文化上的持续性。考古发现，古埃及人很少有人能活过五十岁，很多人在二十五岁之前就死了，所以埃及历史上，老人很吃香。从西方和当代的视角来看，年轻人在很多国家意味着潜在的巨大人口红利，但埃及的视角却不同，年轻人多反而衬托出相对人数少得多的老人的“珍贵”，因为他们稀缺，他们有经验，所以他们控制了更多权力。人数众多的年轻人被社会认为是可以浪费的，并不值得珍惜。这是埃及的悲哀!这个古老的国度还被掩埋在历史的土堆里。

　　作家何伟(PeterHessler)曾作为英语老师和《纽约客》的记者在中国呆了十几年。他的非虚构三部曲，从《江城》、《甲骨文》到《寻路中国》，都是细致观察中国的人和事的佳作，也启迪了一大批中国非虚构写作者。2011年，何伟携妻子和双胞胎女儿去到埃及，一住就是五年多，他用自己五年多的观察，写出了《被埋葬的：埃及革命的考古学研究》(The Buri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有一次，何伟问一位在埃及经营内衣店的中国商人是怎么评价埃及的。中国商人的回答令何伟震惊。“埃及男女太不平等了!”中国商人很激动地说，“埃及想要发展，首先需要男女平等，比如允许女性出来工作。”

　　何伟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视角。他不像很多西方记者那样，只对埃及做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式地观察，他乐意深入社会的肌理，与底层老百姓交朋友，去看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埃及的复杂面。一家人在埃及生活五年多，双胞胎女儿从襁褓长到上小学，以至于认为自己是埃及人。他在中国十多年的游历，也给了他有别于其他西方记者的“眼睛”，拿中国的发展对比埃及的停滞，用中国的历史比照埃及的历史，到埃及闯天下的中国商人的敏锐灵活反衬了埃及过去几十年以西方援助为主的因循守旧，每每别开生面。

　　中国商人眼中的埃及

　　在埃及经商的以浙江人居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一代浙江商人开始往埃及倒腾商品。《被埋葬的》记述了其中一个商人的故事，他第一次到上埃及，带了内衣、珍珠等几种商品，结果发现内衣卖得特别好，就开始专注内衣生意，除了从中国进口内衣，他还开始在埃及腹地开设内衣零售店。

　　中国人经商最常见的就是夫妻档。男人负责供货，与当地人打交道;女人负责看店，招呼女性顾客。既然选择内衣作为行当，无论是老板还是老板娘，都练就了一套“好把式”，只要瞄一下顾客的身材，就能拿出合适尺码的内衣。

　　在男女有别，传统女性都用头巾把自己包裹严实的埃及，这种中国商人夫妻档开的内衣店带来了极大的反差。来逛店的女性顾客并不介意男老板看店。埃及人开店，男性如果和女性顾客打交道，总是免不了有“性暗示”。中国男老板可没那个闲工夫。内衣店的火爆，也从侧面凸显了女性在埃及的被压抑。新娘在未婚夫、母亲甚至弟弟的陪同下一起买内衣的情形比比皆是。在埃及，内衣算是新娘的嫁妆，由娘家支付。新娘会一次买上几百美元的内衣嫁妆，这种采购的阵仗连美国人也比不得，埃及人却觉得很正常。在埃及，新娘出嫁后一般就不再工作了，成为家里的“玩偶”，“玩偶”与新娘两个词在埃及阿拉伯语里是通用的。

　　中国商人的夫妻档给埃及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带来了新风气——男女平等的新风气。在店里打工的埃及女帮工(大多是出于无奈才打工的，这样的女人常常找不到婆家)也认为中国人直接、有干劲、不会骗人。她们吃惊地赞叹着中国老板夫妻俩的平等——什么事情都商量，也会吵架，但是绝不是男人只想着主导女人，对女人颐指气使。这和埃及不一样。七十年来，中国女性的巨大解放，跳出中国“语境”之外，又更突出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在埃及打拼的中国商人对埃及宗教、文化、语言、习俗的无知。他们大多数出国前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正式学过阿拉伯语，没有那家内衣店里有阿-汉词典。他们能应付的阿拉伯语都是在生意中学到的。因为打交道的大多数是女顾客，中国商人无论男女，阿拉伯语都有着一种“女性腔”，汉语里是没有对应的词性或者特别表示尊卑的敬语的。

　　这种语言与文化的隔阂让中国商人可以更好地做内衣这样敏感的生意，因为他们可以超脱于阿拉伯的乡土社会生活，他们做起生意来会更就事论事、更纯粹。客户光顾过后，丝毫也不必担心他们去嚼舌头。

　　浙江商人之间有属于自己人的“生意经”。他们担心在埃及扎堆陷入不良竞争，于是像捕食动物一样，沿着尼罗河上溯，在不同的居民点圈地，划出各自经商的范围。根据居民点人口的大小，圈地的范围从二三十平方公里到四五十平方公里不等。靠着卖内衣赚得了第一桶金后，浙江商人又投资了塑料回收项目，内衣店则交由嫁了人的女儿继续打理。

　　这边生意正做得热火朝天，埃及的经济状况却在2010年之后急转直下，埃及镑五年之间贬值了三分之二，采取外汇管制，从中国进口商品不再赚钱，很多人只能选择离开。这是生意人的无奈。他们可以不去深究当地语言文化，依赖自己的商业敏锐度把生意做起来，但是大环境动荡时也只能做一叶扁舟。

　　用中国模式衡量埃及经济

　　缺乏男女平等，是中国商人对埃及社会、经济一针见血的观察结论。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中，没有被解放，是埃及经济的一大软肋，另一软肋则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

　　埃及拥有九千万人口，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人口的比例一半多。尼罗河贯穿国境，很容易建设路网等基础设施;国家毗邻红海和地中海，控制连接欧亚最重要的贸易通道苏伊士运河，埃及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如果从单纯的经济发展的视角去评判，埃及一方面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拥有非凡的地理优势，可以轻松复制中国或者东亚的发展模式，如果能有效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加工业，潜能是巨大。

　　然而现实却是，埃及的GDP在2017年全球排名第43位，只相当于黑龙江省，出口对GDP的贡献只有16%，远低于中国的30%的水平。

　　为什么埃及很难拷贝中国的发展模式?

　　对比埃及和中国，会发现在宏观经济社会数字上，两国有着显著的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做到了基础教育普及，农民工至少有初中水平，很多还读了高中。他们进入城市后，马上就能投入组织有序的体制中，在工厂里从事有明确分配的工作。他们从舍友、同事和媒体了解资讯，不依赖村子内的长者或者亲朋好友，因此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也有机会学习系统和流程。很多人都意识到，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在生产线上脱颖而出，其中的佼佼者也并不掩饰自己有朝一日也要开厂的雄心。

　　中国的基础条件，埃及是不具备的。埃及的基础教育一直缺乏足够的投入，公立学校人满为患，孩子只能分成上午、下午，上半天的学;因为阶层分化严重，中产以上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用英文或法文教学的私立学校。埃及年轻人平均受教育水平比中国要低很多，低收入家庭女孩不识字的情况仍然很普遍。

　　埃及城镇化的过程也与中国迥异。简言之，中国是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变成市民，埃及则是在大城市内重新构筑乡村。埃及的城镇化更像是把乡村搬进城市来。在过程中，进城的农民全然没有斩断乡土的联系，他们仍然与农村关系紧密，最主要的消息来源和经济保障仍然是家族。

　　埃及的幅员相当于中国一个大省，因为距离近，城镇化过程中斩断与乡村联系很困难。在中国，从内地农村向沿海大都市的迁徙，动辄要跨越几千公里的旅程。在埃及，农村人进城最多也就是几小时的车程。结果是，埃及超过三分之二人口居住在开罗方圆三小时车程的区域内。开罗人开玩笑地说，城镇化只是把开罗从城市变成大农村。

　　何伟观察到，埃及最大的悲哀，恰恰是大多数人都没能去重新思考女性和年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并给予足够关注。超过五十五岁的老人只占埃及人口的5.7%，却拥有巨大权力。

　　古老埃及的历史似乎也印证了这种“尊老”在文化上的持续性。考古发现，古埃及人很少有人能活过五十岁，很多人在二十五岁之前就死了，所以埃及历史上，老人很吃香。从西方和当代的视角来看，年轻人在很多国家意味着潜在的巨大人口红利，但埃及的视角却不同，年轻人多反而衬托出相对人数少得多的老人的“珍贵”，因为他们稀缺，他们有经验，所以他们控制了更多权力。人数众多的年轻人被社会认为是可以浪费的，并不值得珍惜。这是埃及的悲哀!这个古老的国度还被掩埋在历史的土堆里。

　　不同的发展路径

　　为什么城镇化让开罗变成大农村?因为农民进入开罗后，总希望有自己落脚的地方。城镇化的进展就变成了在开罗主城区附近自主修建的城中村。埃及严格保护农业用地，却无法阻止底层人通过贿赂来在小片农地上修建自己的房屋，当房屋越建越多形成村落后，政府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这些村接上水电，且很乐地去收取水电费，何况政府不需要有任何基础设施的投入。据说，这样的城中村建筑90%都通水通电。

　　对于这些建筑，民间有自发的法律保障，有律师设计地契和房契，也有交易。这些楼房也并不像拉美的平民窟，都是两三层的楼房，地基是水泥的，结构是钢筋混凝土的，很多楼顶的柱子上都裸露着钢筋，因为两三层楼房并不是成品，大多数搬到城市的农民都算计着，等日后有钱了，家里人口增加了，还会再加盖，给儿子娶媳妇住。

　　因为这种自发的城中村的存在，大多数人，包括穷人，都住在开罗市中心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而不是像其他的城市，穷人需要散落在郊区。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曾经计划在开罗远郊的沙漠里建设几十座卫星城，除了有钱人在那里买别墅之外，并没有多少人移居卫星城。开罗的城镇化——二战之后七十年开罗人口从两百万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因此也和许多大城市不一样，穷人住在市中心，而一些富人却移居到郊外。

　　城中村最缺乏的是基础设施的连接，这里不通巴士和地铁，开罗环城公路的环线就从村子边上开过去，却不留任何上下口。但这并不妨碍城中村里的人，他们会自己想办法解决。在2011年政府更迭之际，村里清真寺的阿訇就组织募捐、人力，自行设计建设了连接高速公路的上下口。警察都忙着在市中心维持秩序无暇他顾的半年时间里，上下匝道建成了。虽然山寨的匝道比正常的窄小陡峭，但不妨碍车流进出，开通之后也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政府对于这样的违建选择默认，后来竟然在高速路上竖起了新匝道的指示牌。这种村民众筹建设的上下匝道只花了政府投资金额的一半，完工时间却快很多。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自建匝道在五公里范围内就有五、六个。看似混乱的城中村，仍然有自发的秩序。

　　可惜的是，埃及政府并没有因势利导，将这些自发的秩序真正熔炼为城市的一部分。

　　埃及的国家机构庞大，有六百万公务员，吃“皇粮”人数接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埃及公务员绝对人数是美国的两倍，按照比例来算是美国的七倍。如此臃肿的国家机构，必然导致人浮于事，基层公务员的贪腐成为常态。拥挤的办税大厅就是一个例子，每个窗口的公务员都有一套自己的说辞索贿：你明天再来吧(10镑)，我得喝杯茶(5镑)……办税大厅的拥堵营造了行贿受贿氛围，没有钱但有时间排队的穷人是最好的背景，迫使那些希望快点办事的有钱人用金钱开道。

　　机构臃肿令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光是给公务员发工资就得用掉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一预算用于支付债务的利息。为了取悦老百姓，确保大多数人都能达到温饱，政府还要花很多钱去补贴日用品，从汽油到面包。补贴占去政府开支的三成。如此一来，政府根本没有资金投入到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教育中去。社会商业发展停滞，仅有的一些产业很难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年轻人失业率在20%以上，开罗有25%到40%的人口受雇于非正式的行业，经济毫无活力可言。

　　埃及无法借鉴中国或者东亚的模式，因为没有能建立良好的治理体系，没有能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即使有再多的资源禀赋(比如地理优势和人口红利)，也很难发挥出来。穆巴拉克被推翻下台后，西方一度曾很兴奋地以为可以按照他们的模子重塑埃及。何伟却认为，所谓的革命，根本没有撼动埃及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如果夫妻、父子、长幼，这些最基本的伦理关系都不改变，如果国家的治理体系不能从根本重新设计和建设，那么革命根本没必要。

　　埃及如何走出历史

　　埃及并非没有试图去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政府吸引中资在毗邻苏伊士运河的地方建立了出口加工区，希望复制中国当年吸引外资的模式。绝佳的交通位置，足够的政府优惠，便宜的劳工，但招商的成果却一直不乐观，吸引到的一些工厂曾经雄心勃勃，可几年内就关门大吉。

　　原因出乎很多人的预料。虽然埃及拥有超过两成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工厂要管理好男性工人却并不容易，所以加工区的企业更希望招女工。在一些生产线上，比如制衣厂或者电器厂，女性也因为心细有耐心而更被欢迎。投资者以中国的逻辑投资埃及，产生了严重的误判：与中国女性不同，当地女性结婚之后，丈夫很少允许她们再出来参与工作，所以只能招到年轻的未婚女工。但是因为习俗的关系，未婚女工的父母绝对不会允许她们离开家住集体宿舍，所以希望女工能住在厂里两班甚至三班倒，在埃及根本现实不了。一家位于出口加工区的工厂，每天早上用大巴把女工从附近城市运到工厂，下午再送她们回城，通勤耽误了很多时间，只能安排一班作业，在贸易旺季像中国工厂那样加班加点根本不可能。

　　这些女工的追求也和中国很不同。她们之所以出来做工，都是希望攒下钱来购买足够好的嫁妆，嫁人的时候体体面面的。所以一旦挣到足够的钱，她们就会选择离开。何伟曾经问其中一位，是否考虑未来从工厂学到经验，用自己积攒的钱也去开一家工厂。女工笑着回答：压根就没考虑过。

　　还有那位一语点破埃及性别不平等病灶的浙江商人，他在上埃及开内衣店，发现小城里到处是乱丢的塑料垃圾，没有人清理。别人看到的是当地的脏乱差，他却嗅到了商机。他回到浙江托关系找到塑料回收处理厂，花钱购买了一条塑料垃圾处理生产线运到埃及，在几名中国工程师的帮助下，很快就把塑料垃圾处理工厂建了起来，然后他开始发动当地无业青年投入到捡塑料垃圾的“事业”中去。

　　浙江商人把回收厂制造的回收塑料卖给开罗的其他中国商人，加工成各种产品的原材料，其中一部分材料也用在当地生产的内衣中，在他的内衣商店里销售，完成了废材料在华人商业圈里的大循环利用。回收品工厂建成一年就盈利了至少五万美元，直接给当地人创造了三十个工作岗位，更给很多无业年轻人机会，清理了环境。

　　西方援助了埃及几十年，每年援助金额几十亿美元，但是在上埃及，第一家塑料回收品工厂却是中国内衣商人建成的。是讽刺?还是埃及的整体发展模式、发展思路都出了问题?援助是否助长了官僚的不作为?

　　一群和埃及当地人在宗教和文化有着巨大隔阂，也根本没有意图跨文化交流的中国商人，反而对埃及存在的问题起到了作用，他们对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有着深刻得多的见解和行动力。他们对埃及既有认知的挑战振聋发聩：为什么女性就应该呆在家里?为什么女性不能参与就业?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浪费吗?这可能正是埃及走出历史、开启变革之路，所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本文原题《从中国的视角看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