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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那个美国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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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那个美国知青

韩秀:那个美国知青
2019-01-23 10:00:14
来源:凯迪社区 作者: 岳芸、林帆
关键词:人物 点击: 我要评论
“我自己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着离开这个地方。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标。”

   纽约出生,北京成长;历经浩劫,幸运返国;周游世界,寄情管寸。这就是一个美国女子超过半世纪的人生轨迹。她用自己顽强的生命折射出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演绎了一曲引人深思的悲歌。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伟大与渺小、尊严与屈辱,一切在六十年的人生舞台上匆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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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

  美国孤儿

  在纽约出生不久,韩秀就被母亲托人带到战火隆隆的中国。

  1948 年9月,一艘美国的军舰行驶在茫茫的太平洋上。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手牵着儿子John和一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远方。他们从纽约出发,前往上海,希望劝说在那里做传教士的父母赶快离开充满危险与动荡的中国。在中国大陆,中共军队在苏俄的帮助下,正在中国东北的战场上和政府军激烈争夺。这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是受一位中国女子的托付,送到上海交给从未谋面的外婆。

  对于Teresa的未来,他们心中并不乐观。在登船前,他们就知道那个中国女子并不在乎她的两岁女儿,只想尽早甩脱这个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还会留在战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孙女,他们更没有把握。

  船到码头。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他们找到了Teresa的外婆。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满头卷发的小外孙女。她看起来是位极有教养又很沉稳的女士。那对美国夫妇放了心。

  直到上中学后,Teresa(韩秀)才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出生在纽约,父亲韩恩(Willie 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国外交武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驻重庆,协助中国抗日。母亲是留美的中国学生,父亲只在纽约她出生的医院中匆匆看过她一眼,之后母亲便和他离异。而在中共即将取得大陆政权之前,韩秀外婆原本要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却为了要等她,留在了上海,于是一生再不能离开……

  “此生不宜录取”

  生就一副洋娃娃脸与满头卷发,可是无论韩秀多么清秀可爱,多么懂事有礼,多么出类拔萃,她依然不可能被那个社会所接受。韩秀说,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她一直是一个“外人”。还好,有外婆的细心呵护,让这个被当政者视为敌人的小孩儿,在可能的范围里健康的长大。出身大家闺秀、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外婆,也给了她最早的传统文化启蒙,《三字经》、《千字文》,并教导她基本的做人道理。

  韩秀的外祖母,一位国学根基深厚、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知识女性,是韩秀少儿时唯一的依靠和生命的港湾。

  韩秀的外婆是位特别的女子。她三十几岁时先生就去世了,独自一人生活,她曾在交通银行和国民政府里做事,1949年以后定居在北京。当时当局人员就跟她讲:“你还可以出来做事呀!”可她说,“我是旧式的女人,一辈子只嫁一个男人,只给一个政府做事。”于是后来,她就靠祖传的修订善本书手艺为中国书店修书。

  韩秀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从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家庭背景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她。外婆告诉她说:“好好念书,谁也拿你没办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做对了,别人说什么,就只当没听见。”她牢牢地记住了。

  转眼,她已经十七岁,即将高中毕业。优异的成绩,让她得到了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报考志愿表上,她一口气填了八个志愿都是清华大学。老师觉得她疯了,特别是她的家庭出身并不好,能有大学上就不错了,怎有把握一定上清华?她觉得有道理,就修改了志愿表,加上了几所她原本看不上眼的学校。可是,录取单下来,却根本没有她的名字。一向宠爱她的数学老师特别到招生办公室去问,只见卷子被封着,上面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

  因为出身问题,虽然成绩优秀,但终于不能进入中国的大学。

  原来,她的考试卷连被批改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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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时的韩秀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校党委书记把她叫去,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划清界限,只要一、两百字就行,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十七岁的她,看了看书记,淡淡地说:“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说完便转身走了。于是,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中学生。那是1964年。

  谈到当年她为何能够有如此毅然决然的态度,韩秀说,她当时想的只是绝对不能背叛父亲。“我很清楚的知道,父亲在中国的时候,就是1943年到1945年,那时候是美军在帮助中国,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是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绝对不能背叛”,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可是,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那时候我觉得,只有守住我的原则,可以送我到乡下去,要怎么苦、受什么样的罪都不要紧,但是人不可以把自己心里头那块净土都丢出去了。”韩秀这样说到。

  愿一辈子留在农村

  韩秀这样描述自己在山西插队的生活:我们到了林城,住进了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

  当时劳动是非常苦重的,农忙时节起五更睡半夜是寻常事。地里的活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傍晚收工后,我带着两手血泡,年轻的女子们还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伤好之后,手掌上留下厚厚的茧子,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道的,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我想,那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

  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

  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个教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也都由这位老师一手包办。

  几个月下来,我跟我的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那时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和这里的人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

  “逃”到新疆

  然而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红卫兵揭发说,死不改悔的北京市长曾将一批出身不好的人送到他山西老家插队,这是一个大阴谋,一定要把这些狼崽子揪回来!

  听见风声的县长找到她们,要他们快些远走高飞,并为韩秀联系了到新疆兵团农三师的关系,可是刚为她开出“支援边疆证明”不久,连县长本人也被打倒了。

  韩秀在去新疆的半途转车先回到北京,她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耳房里。韩秀对外婆说:“书是可以自己找来读的,谁也挡不住我。现在我的双手布满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生存下去的能力,再苦再累,我也不怕!我倒是突然明白了,今后我的一个重大人生目标就是顽强地活下去。外婆你放心,我绝不会把尸体丢在戈壁滩上!”她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如同一粒小小的种子,随着时代的风云,她又被吹到了茫茫戈壁。手握支边建设的路条,她被纳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总部在接近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的麦改提,而她的连队在巴楚。

  南疆一待就是整整九年。那是一个异常偏远、艰苦的地方。风沙大的时候,人和人撞上,都看不清彼此的模样。别说走路,大风来时,人被吹得只能在地上爬。

  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每天吃着盐水煮白菜,啃着窝头,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常让她腰痛欲断。但不论再苦再痛,她也得咬牙忍着。“我自己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着离开这个地方。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标。”

  在那里,她和当地的维族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说自己的祖先是从麦加以西来,而得知韩秀来自麦加以西更远的地方,他们自然产生了好感,被当成“自己人”。对当地人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流利的俄语(95%的当地人都会讲俄语),让她赢得维族人的信任。她也有了几个来学汉语的维族学生。

  难以应付的倒是兵团内的人。文革开始后,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每个人都噤若寒蝉。虽然韩秀并没有被揪出来,但做个看客也不容易。一次,兵团召开批斗大会,台上血肉横飞,台下口号声声,真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坐在马扎上的韩秀实在看不下去了,想找个藉口遛出去。她的身体刚离开马扎,旁边的人马上大叫,“我可不会帮你拿凳子回去!”其实,那人是有意提醒在场的民兵有人要走。于是,就在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站直的时候,一个枪托狠狠地砸在她的后脑上。眼前一黑,她失去了知觉。等她苏醒过来,已经是三天以后了。她发现自己被人扔在茫茫戈壁滩上,大半个身体都被埋在沙子里。忍着伤痛,她一点点的爬出沙堆,一直爬回到营房。卫生员给她涂了些红药水,就了事了。那一枪托所造成的病痛,直到数十年后还一直折磨着她。

  “这九年中,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气有思想的人被发配到这大漠边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滩上。”

  下决心返回美国

  1971年7月,一架在中国十分罕见的波音707飞机从新疆的天空掠过。在这架从西往东飞行的飞机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正在筹划如何与中国关系解冻。他当然不知道,在他飞机之下一万米的地面上,还有一位美国的孤儿。

  自从上初中时,韩秀就从外婆那里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纽约,是美国人。外婆也把她的出生证明和她的护照交给她自己保管,还有父亲的一张小照片。从那时起,她就想办法用一切机会了解美国──她的“祖国”。因为外婆的背景,家中往来的都是些文艺界、知识界名人,包括很多50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从他们那里,她渐渐认识了西方文明,对于美国这个培养了大批中国科学家的国家也有了一定了解。在新疆的艰苦日子里,她利用做广播员的机会,也常常偷听“美国之音”。她隐约感觉到,回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韩秀一生从未见过她的父亲韩恩(Willie Hanen)。这是她唯一保有的父亲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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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父亲照片

  从1974年开始,各地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1976年的一天,忽然从邓小平办公室传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这张纸条让韩秀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变化,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车。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晓得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解冻,情况有所改善。

  回到北京,她被分配在大集体工厂。这又给了她了解中国工人的机会,这也是群善良的百姓。他们生活在北京的社会底层,工资很少,家庭负担很重,住房条件也很差。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自家中的老房子没啥问题,工人朋友的家中却都房倒屋塌。于是她主动替厂里年长的师傅们加班,让他们能回家照顾家人,收拾破瓦残垣。

  书记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就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想要回文革时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书记二话没说,帮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居然顺利要回了这些在保险柜里躺了十年的档案。

  紧接着,她又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希望确认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要求返国。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愣了。在1956年的华沙谈判中,中国再三强调“没有一个美国人非自愿地留在中国大陆”,而现在居然有人要返国,这不是在扇自己的耳光吗?一段时间后,公安局领导的答覆下来了,结论是“无论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你的档案已经过期、无效了。”

  拿回自己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后,她不死心。以她对美国的了解,美国是个非常尊重人权的国家,就是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尸体他们都非要不可,何况她这么个大活人呢?骑着自行车,她直奔北京建国门使馆区。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交,但是尼克森访华后有一个美联处(美国驻京联络处),她要自己去闯闯看。

  果然,在日坛公园的西南角,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风中飘扬的美国国旗,也看清周围的武装警察、以及周围的各国大使馆。于是,她默默地回到家,开始她的“行动计划”。

  闯关:“我是美国人!”

  1977 年2月21日,一个她永生难忘的日子。她身着自己专门做的时髦喇叭裤和紧身夹克,散开一头长发,迳自来到友谊商店西门。存了车,她像没事人一样,慢慢走向不远处的美联处。快接近时,她故意走向美联处对面的非洲某国大使馆。守门武警看着她笑,以为是哪个国家的使馆秘书走错了路。还没等武警开口,她猛然转身,向另外一侧的美联处冲过去。

  她的脚刚踏上美联处的白线,一名武警已经端着枪向她冲过来。“你干什么?你快出来!”

  “我是美国人!”手握自己的护照和出生证明,韩秀一动也不敢动。“我护照过期了,来申请延期或换一本新护照。”

  “你肯定不是美国人。”武警的嘴角有一丝嘲讽的笑意,“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这里根本没人上班。”

  韩秀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冒着生命危险来闯关,却赶上人家假日,还有比这更倒楣的吗?她站在那里发呆,心里默默琢磨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忽然直驶过来,跳下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年轻美国人。他一眼就看到了韩秀手中绿色的40年代美国护照,跑过来问道:“这是你的护照吗?”

  “是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眼。”

  “当然可以。”

  “请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条白线,我马上找人来!”后来知道,他就是在美联处里工作的万乐山。他手拿韩秀的文件,大叫着冲进了楼里。很快,一位年龄较大的美国领事和万乐山一起走了出来。他就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滕祖龙。虽然是假日,里面几位主要负责人却都在。

  万乐山与滕祖龙来到门口,看过了她的出生证和护照,便要求武警放韩秀进去,“她确实是美国人,只是进去办个手续。”武警当然不敢作主,只好用电话叫来了他的领导。核对了韩秀的所有证件,最后那位领导想想说:“根据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我们不反对美国人进入美联处。”

  万乐山与滕祖龙一听都乐了,忙说:“我们都认为她是美国人。”

  那位领导做了个手势,“请吧!”于是,韩秀就这样被“请”进了美联处。

  盖茨主任、丁大卫副主任等主要负责人都在。在办公室里,滕祖龙拨通了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国务院又联络纽约。根据韩秀的护照号码和出生证明,五分钟内,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被确认了!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滕祖龙告诉她,她需要重新申请护照,因为旧的那本早已过期。机警的韩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几张二寸脱帽照。但丁大卫说,这里只是联络处,不能签发护照。她必须要等一个月,才能再到这里来领新护照。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闹大了,走出这里,等待韩秀的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估计回去后,她的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抄走,于是他让韩秀马上背下五个电话号码,以备联络。那是美联处五位领事、包括他自己的办公室电话。

  半小时后,韩秀走出了美联处。

  1977年韩秀两次突破严密监控,闯进美联处确认美国身份及更新美国护照。

  再闯美联处

  回去后,倒是风平浪静。可是,当临近她回美联处取新护照的日子,几名公安来到了厂里,警告她犯了“私闯美联处的错误”,并向她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不许去美联处,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联处官员联络;第二,即使在街上碰到他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如果违反,后果当然可想而知。随后,每天都有一位公安在厂里看着她,比她到得早,并每天“护送”她回家。

  一个月到了。那天早上,还没出门,警察已经在门口儿了。出了家门,从东单到建国门,一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其中还有很多是女警察。韩秀心中暗叹,为了她这么个弱女子,公安局居然如临大敌。她当然不会去自投罗网,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

  眼看该回去取护照的日子已经过了。韩秀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到公用电话处去拨那五个背得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可结果却令人绝望,因为听筒里永远是忙音。原来,北京普通的市内电话与使馆区的是两个系统,根本不相连。她只好耐心等待。

  一天,外婆让她到西单去买只酱鸭。韩秀排在长长的队伍里,一抬眼,忽然看到厨房的墙上有个老式的分体式电话。心里一动,她跑了过去。

  “四分!”看电话的老太太大喝一声。她毫不犹豫地付了钱,拿起听筒,拨了电话号码。通了!不但通了,而且传来滕祖龙先生的声音。“你的护照已经好了。”

  “我明天早上八点会出现在美联处附近。”她简短地说。

  第二天清晨四点,韩秀就爬起来,穿着普通的工装,登上了开往密云的火车。到了密云,又转上从密云直达日潭医院的一趟长途车。这是她早就想好的摆脱警察的“高招”。

  到了日潭医院,她随着来看病的人在医院转了一圈,看清了四个方向上都有持枪的武警。美联处就在五十米远的地方。

  于是,她紧随着一批来看病的人出了医院,穿过马路。当她越过第一个警察、走向第二个警察的时候,远处,她已经看到了滕祖龙的身影,手里举着她的护照。看到她,滕祖龙大步走过来。

  “她是来取护照的。就在这儿!”他手指着护照。

  看门的武警看了看,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大步走进了美联处。

  “我们一早上就在盯着监视器,只要你一出现,我们就出去接应你。”滕祖龙非常得意。的确,上天护佑,她又顺利的闯了进来。

  “快签字,签了字,这本护照才真正生效!”韩秀签下自己的名字。

  “好了,你现在就是持有合法护照的美国公民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为争取你的返国而努力。”此时,滕祖龙又显得忧心重重了。韩秀当然没有想到,未来等待她的是更加困难的返国之旅。

  “返国探亲”

  回到工厂,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直到晚上回到家,把那本新护照和出生证明放到枕头底下。半夜,窗下有人影闪动,屋顶也有人踏在上面的声音,急切中,韩秀把一张出生证明塞在内衣里。

  公安闯了进来,她被宣布逮捕,塞进一辆小轿车。经过三个小时的审讯,她以坚定而机敏的态度让审讯者无功而返。她被释放了,但是护照和出生证明再次被抄走。

  在随后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她以智慧和坚毅面对着一批又一批找她谈话的公安,来者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她早就横下心,绝对不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他们想把事情搞大,她就把事情尽量变小。每次那些人都被她驳斥得灰头土脸,哑口无言。

  与此同时,滕祖龙也每星期到外交部要人,要求允许韩秀返国,但得到的只是中共官员一次次的痛骂。那时,滕祖龙说,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声明对韩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77年夏天,美国国务卿范钦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被迫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中美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复杂的从战略到战术的谈判。结果是“我被放在一个蛋糕盒子里,送给了美国。”韩秀幽默地说。

  她终于被允许“返国探亲”,也就是要拿着中国护照离开大陆,返回美国。不管怎样,只要能够离开中国,美国政府才不在乎你用哪本护照,只要入关用美国护照就好了。

  她顺利地抵达香港,然后在美国驻港领事葛睿毅的协助下,她当天就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飞往西雅图再转华盛顿的航班。

  “我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这里是韩秀出国前后的一个小插曲。

  1978年1月,中国已经决定放她走,但是只付她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费,然后从香港到美国的费用由美国来付。在公安局办理最后的手续时,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递给韩秀一百三十元人民币。那是她的火车票费。

  “这可是中国政府给你的。你领这些钱,不怕美国政府追究吗?”他不怀好意地说。

  韩秀再也无法忍受,三十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我在中国住了28年,还没成年就开始做苦力,足足工作了13年。这130元人民币不是太少了吗?还有什么不好交待的!”

  “算了,一笑泯恩仇吧!不愉快的就都忘了吧!”

  “恐怕不容易,我可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限你24小时离开北京!”对方已经气急败坏了。

  “没问题,我马上就走!”

  “别忘了,你的外婆还在北京!”

  “我才不担心外婆。她是个最不怕死的人。”对方无话可说了。

  通过罗湖口岸抵达香港,她马上见到了美国驻香港的葛睿毅领事。他带她到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拿出450美元,对服务人员说,要订一张当天飞往华盛顿的机票。

  “You must bring her home today.”(你必须今天把她送回去)

  韩秀很过意不去地说:“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好,要用这么多钱帮我的忙?”

  葛睿毅领事笑着说:“这是你借的钱。如果你愿意,将来可以还给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的,不要想这些!你赶快回国,这比什么都重要。”

  怕她不懂英文,发生意外,葛睿毅还细心地为她准备了五封信,让她收好,一封交给西北航空公司的空姐,一封交给机长,一封给入境处海关官员,一封抵达华盛顿后给计程车司机,一封在发生意外时给警察。每封信里都叮嘱他们要好好照顾她,因为她不懂英文。

  意外的重逢

  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美国也张开双臂,欢迎她这个历尽磨难的孤儿回到故国的怀抱。凭着手上的几封信,她顺利抵达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确实如此,每个遇到的人都尽心尽力地帮助她。国务院为她安排了学校学英文,阿灵顿政府给她三个月的生活费。不久,她又被介绍到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国务院官员特别给外交学校的校长打电话,要他务必录用韩秀。

  不过,没想到校长很不高兴,因为从来没人敢说要他“务必录用”某某人。他坚持要亲自面试这位特别的中文老师。

  一早,韩秀穿着整洁,准时出现在校长室的门口,用刚学会的英语问候道:“Good morning, Mr. Sweft.”

  老校长带着金丝边眼镜,白色的西服,银色领带,头发银白,一副学者风范。他抬头打量了一番韩秀,忽然摘下眼镜,热泪盈眶。韩秀吓坏了,猜想是自己的英文太差,让老人很生气。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韩秀又被吓了一跳。

  “就是我和我太太、还有儿子John和你一起去中国的。”校长激动地说。“我的天!原来就是您!”韩秀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人生是如此奇妙。三十年的时光,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他们再次重逢在美国。校长告诉韩秀,当年他和夫人在船上就已经决定,如果见不到韩秀的外婆,就要把她领养。

  “你终于回来了!对,我当然‘务必’要聘用你!”校长兴奋地说。

  生命的归宿

  1982 年春天,韩秀和自己的学生、一位美国外交官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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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

  婚后,韩秀随先生曾在台北派驻一年、北京又派驻了三年、又到南台湾的高雄派驻三年,也派驻过希腊等国家。在先生派驻北京时,她终于又见到了外婆,可以尽心地照顾老人家了。1986年夏天,就在韩秀和先生正准备返回美国前,给她无限呵护的外婆平静安详地走了。

  从1982年开始,韩秀开始写作,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折射》,一发而不可收,目前她已是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已出版了二十九本书籍、主持了数个专栏,发表了无数文章。她和先生现居住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小城,靠近阿灵顿国家公墓,那里埋葬着她从未见过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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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着离开这个地方。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标。”

   纽约出生,北京成长;历经浩劫,幸运返国;周游世界,寄情管寸。这就是一个美国女子超过半世纪的人生轨迹。她用自己顽强的生命折射出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演绎了一曲引人深思的悲歌。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伟大与渺小、尊严与屈辱,一切在六十年的人生舞台上匆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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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

  美国孤儿

  在纽约出生不久,韩秀就被母亲托人带到战火隆隆的中国。

  1948 年9月,一艘美国的军舰行驶在茫茫的太平洋上。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手牵着儿子John和一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远方。他们从纽约出发,前往上海,希望劝说在那里做传教士的父母赶快离开充满危险与动荡的中国。在中国大陆,中共军队在苏俄的帮助下,正在中国东北的战场上和政府军激烈争夺。这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是受一位中国女子的托付,送到上海交给从未谋面的外婆。

  对于Teresa的未来,他们心中并不乐观。在登船前,他们就知道那个中国女子并不在乎她的两岁女儿,只想尽早甩脱这个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还会留在战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孙女,他们更没有把握。

  船到码头。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他们找到了Teresa的外婆。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满头卷发的小外孙女。她看起来是位极有教养又很沉稳的女士。那对美国夫妇放了心。

  直到上中学后,Teresa(韩秀)才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出生在纽约,父亲韩恩(Willie 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国外交武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驻重庆,协助中国抗日。母亲是留美的中国学生,父亲只在纽约她出生的医院中匆匆看过她一眼,之后母亲便和他离异。而在中共即将取得大陆政权之前,韩秀外婆原本要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却为了要等她,留在了上海,于是一生再不能离开……

  “此生不宜录取”

  生就一副洋娃娃脸与满头卷发,可是无论韩秀多么清秀可爱,多么懂事有礼,多么出类拔萃,她依然不可能被那个社会所接受。韩秀说,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她一直是一个“外人”。还好,有外婆的细心呵护,让这个被当政者视为敌人的小孩儿,在可能的范围里健康的长大。出身大家闺秀、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外婆,也给了她最早的传统文化启蒙,《三字经》、《千字文》,并教导她基本的做人道理。

  韩秀的外祖母,一位国学根基深厚、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知识女性,是韩秀少儿时唯一的依靠和生命的港湾。

  韩秀的外婆是位特别的女子。她三十几岁时先生就去世了,独自一人生活,她曾在交通银行和国民政府里做事,1949年以后定居在北京。当时当局人员就跟她讲:“你还可以出来做事呀!”可她说,“我是旧式的女人,一辈子只嫁一个男人,只给一个政府做事。”于是后来,她就靠祖传的修订善本书手艺为中国书店修书。

  韩秀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从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家庭背景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她。外婆告诉她说:“好好念书,谁也拿你没办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做对了,别人说什么,就只当没听见。”她牢牢地记住了。

  转眼,她已经十七岁,即将高中毕业。优异的成绩,让她得到了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报考志愿表上,她一口气填了八个志愿都是清华大学。老师觉得她疯了,特别是她的家庭出身并不好,能有大学上就不错了,怎有把握一定上清华?她觉得有道理,就修改了志愿表,加上了几所她原本看不上眼的学校。可是,录取单下来,却根本没有她的名字。一向宠爱她的数学老师特别到招生办公室去问,只见卷子被封着,上面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

  因为出身问题,虽然成绩优秀,但终于不能进入中国的大学。

  原来,她的考试卷连被批改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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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时的韩秀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校党委书记把她叫去,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划清界限,只要一、两百字就行,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十七岁的她,看了看书记,淡淡地说:“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说完便转身走了。于是,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中学生。那是1964年。

  谈到当年她为何能够有如此毅然决然的态度,韩秀说,她当时想的只是绝对不能背叛父亲。“我很清楚的知道,父亲在中国的时候,就是1943年到1945年,那时候是美军在帮助中国,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是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绝对不能背叛”,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可是,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那时候我觉得,只有守住我的原则,可以送我到乡下去,要怎么苦、受什么样的罪都不要紧,但是人不可以把自己心里头那块净土都丢出去了。”韩秀这样说到。

  愿一辈子留在农村

  韩秀这样描述自己在山西插队的生活:我们到了林城,住进了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

  当时劳动是非常苦重的,农忙时节起五更睡半夜是寻常事。地里的活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傍晚收工后,我带着两手血泡,年轻的女子们还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伤好之后,手掌上留下厚厚的茧子,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道的,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我想,那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

  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

  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个教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也都由这位老师一手包办。

  几个月下来,我跟我的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那时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和这里的人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

  “逃”到新疆

  然而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红卫兵揭发说,死不改悔的北京市长曾将一批出身不好的人送到他山西老家插队,这是一个大阴谋,一定要把这些狼崽子揪回来!

  听见风声的县长找到她们,要他们快些远走高飞,并为韩秀联系了到新疆兵团农三师的关系,可是刚为她开出“支援边疆证明”不久,连县长本人也被打倒了。

  韩秀在去新疆的半途转车先回到北京,她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耳房里。韩秀对外婆说:“书是可以自己找来读的,谁也挡不住我。现在我的双手布满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生存下去的能力,再苦再累,我也不怕!我倒是突然明白了,今后我的一个重大人生目标就是顽强地活下去。外婆你放心,我绝不会把尸体丢在戈壁滩上!”她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如同一粒小小的种子,随着时代的风云,她又被吹到了茫茫戈壁。手握支边建设的路条,她被纳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总部在接近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的麦改提,而她的连队在巴楚。

  南疆一待就是整整九年。那是一个异常偏远、艰苦的地方。风沙大的时候,人和人撞上,都看不清彼此的模样。别说走路,大风来时,人被吹得只能在地上爬。

  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每天吃着盐水煮白菜,啃着窝头,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常让她腰痛欲断。但不论再苦再痛,她也得咬牙忍着。“我自己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着离开这个地方。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标。”

  在那里,她和当地的维族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说自己的祖先是从麦加以西来,而得知韩秀来自麦加以西更远的地方,他们自然产生了好感,被当成“自己人”。对当地人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流利的俄语(95%的当地人都会讲俄语),让她赢得维族人的信任。她也有了几个来学汉语的维族学生。

  难以应付的倒是兵团内的人。文革开始后,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每个人都噤若寒蝉。虽然韩秀并没有被揪出来,但做个看客也不容易。一次,兵团召开批斗大会,台上血肉横飞,台下口号声声,真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坐在马扎上的韩秀实在看不下去了,想找个藉口遛出去。她的身体刚离开马扎,旁边的人马上大叫,“我可不会帮你拿凳子回去!”其实,那人是有意提醒在场的民兵有人要走。于是,就在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站直的时候,一个枪托狠狠地砸在她的后脑上。眼前一黑,她失去了知觉。等她苏醒过来,已经是三天以后了。她发现自己被人扔在茫茫戈壁滩上,大半个身体都被埋在沙子里。忍着伤痛,她一点点的爬出沙堆,一直爬回到营房。卫生员给她涂了些红药水,就了事了。那一枪托所造成的病痛,直到数十年后还一直折磨着她。

  “这九年中,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气有思想的人被发配到这大漠边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滩上。”

  下决心返回美国

  1971年7月,一架在中国十分罕见的波音707飞机从新疆的天空掠过。在这架从西往东飞行的飞机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正在筹划如何与中国关系解冻。他当然不知道,在他飞机之下一万米的地面上,还有一位美国的孤儿。

  自从上初中时,韩秀就从外婆那里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纽约,是美国人。外婆也把她的出生证明和她的护照交给她自己保管,还有父亲的一张小照片。从那时起,她就想办法用一切机会了解美国──她的“祖国”。因为外婆的背景,家中往来的都是些文艺界、知识界名人,包括很多50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从他们那里,她渐渐认识了西方文明,对于美国这个培养了大批中国科学家的国家也有了一定了解。在新疆的艰苦日子里,她利用做广播员的机会,也常常偷听“美国之音”。她隐约感觉到,回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韩秀一生从未见过她的父亲韩恩(Willie Hanen)。这是她唯一保有的父亲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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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父亲照片

  从1974年开始,各地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1976年的一天,忽然从邓小平办公室传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这张纸条让韩秀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变化,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车。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晓得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解冻,情况有所改善。

  回到北京,她被分配在大集体工厂。这又给了她了解中国工人的机会,这也是群善良的百姓。他们生活在北京的社会底层,工资很少,家庭负担很重,住房条件也很差。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自家中的老房子没啥问题,工人朋友的家中却都房倒屋塌。于是她主动替厂里年长的师傅们加班,让他们能回家照顾家人,收拾破瓦残垣。

  书记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就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想要回文革时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书记二话没说,帮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居然顺利要回了这些在保险柜里躺了十年的档案。

  紧接着,她又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希望确认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要求返国。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愣了。在1956年的华沙谈判中,中国再三强调“没有一个美国人非自愿地留在中国大陆”,而现在居然有人要返国,这不是在扇自己的耳光吗?一段时间后,公安局领导的答覆下来了,结论是“无论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你的档案已经过期、无效了。”

  拿回自己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后,她不死心。以她对美国的了解,美国是个非常尊重人权的国家,就是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尸体他们都非要不可,何况她这么个大活人呢?骑着自行车,她直奔北京建国门使馆区。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交,但是尼克森访华后有一个美联处(美国驻京联络处),她要自己去闯闯看。

  果然,在日坛公园的西南角,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风中飘扬的美国国旗,也看清周围的武装警察、以及周围的各国大使馆。于是,她默默地回到家,开始她的“行动计划”。

  闯关:“我是美国人!”

  1977 年2月21日,一个她永生难忘的日子。她身着自己专门做的时髦喇叭裤和紧身夹克,散开一头长发,迳自来到友谊商店西门。存了车,她像没事人一样,慢慢走向不远处的美联处。快接近时,她故意走向美联处对面的非洲某国大使馆。守门武警看着她笑,以为是哪个国家的使馆秘书走错了路。还没等武警开口,她猛然转身,向另外一侧的美联处冲过去。

  她的脚刚踏上美联处的白线,一名武警已经端着枪向她冲过来。“你干什么?你快出来!”

  “我是美国人!”手握自己的护照和出生证明,韩秀一动也不敢动。“我护照过期了,来申请延期或换一本新护照。”

  “你肯定不是美国人。”武警的嘴角有一丝嘲讽的笑意,“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这里根本没人上班。”

  韩秀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冒着生命危险来闯关,却赶上人家假日,还有比这更倒楣的吗?她站在那里发呆,心里默默琢磨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忽然直驶过来,跳下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年轻美国人。他一眼就看到了韩秀手中绿色的40年代美国护照,跑过来问道:“这是你的护照吗?”

  “是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眼。”

  “当然可以。”

  “请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条白线,我马上找人来!”后来知道,他就是在美联处里工作的万乐山。他手拿韩秀的文件,大叫着冲进了楼里。很快,一位年龄较大的美国领事和万乐山一起走了出来。他就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滕祖龙。虽然是假日,里面几位主要负责人却都在。

  万乐山与滕祖龙来到门口,看过了她的出生证和护照,便要求武警放韩秀进去,“她确实是美国人,只是进去办个手续。”武警当然不敢作主,只好用电话叫来了他的领导。核对了韩秀的所有证件,最后那位领导想想说:“根据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我们不反对美国人进入美联处。”

  万乐山与滕祖龙一听都乐了,忙说:“我们都认为她是美国人。”

  那位领导做了个手势,“请吧!”于是,韩秀就这样被“请”进了美联处。

  盖茨主任、丁大卫副主任等主要负责人都在。在办公室里,滕祖龙拨通了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国务院又联络纽约。根据韩秀的护照号码和出生证明,五分钟内,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被确认了!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滕祖龙告诉她,她需要重新申请护照,因为旧的那本早已过期。机警的韩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几张二寸脱帽照。但丁大卫说,这里只是联络处,不能签发护照。她必须要等一个月,才能再到这里来领新护照。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闹大了,走出这里,等待韩秀的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估计回去后,她的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抄走,于是他让韩秀马上背下五个电话号码,以备联络。那是美联处五位领事、包括他自己的办公室电话。

  半小时后,韩秀走出了美联处。

  1977年韩秀两次突破严密监控,闯进美联处确认美国身份及更新美国护照。

  再闯美联处

  回去后,倒是风平浪静。可是,当临近她回美联处取新护照的日子,几名公安来到了厂里,警告她犯了“私闯美联处的错误”,并向她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不许去美联处,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联处官员联络;第二,即使在街上碰到他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如果违反,后果当然可想而知。随后,每天都有一位公安在厂里看着她,比她到得早,并每天“护送”她回家。

  一个月到了。那天早上,还没出门,警察已经在门口儿了。出了家门,从东单到建国门,一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其中还有很多是女警察。韩秀心中暗叹,为了她这么个弱女子,公安局居然如临大敌。她当然不会去自投罗网,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

  眼看该回去取护照的日子已经过了。韩秀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到公用电话处去拨那五个背得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可结果却令人绝望,因为听筒里永远是忙音。原来,北京普通的市内电话与使馆区的是两个系统,根本不相连。她只好耐心等待。

  一天,外婆让她到西单去买只酱鸭。韩秀排在长长的队伍里,一抬眼,忽然看到厨房的墙上有个老式的分体式电话。心里一动,她跑了过去。

  “四分!”看电话的老太太大喝一声。她毫不犹豫地付了钱,拿起听筒,拨了电话号码。通了!不但通了,而且传来滕祖龙先生的声音。“你的护照已经好了。”

  “我明天早上八点会出现在美联处附近。”她简短地说。

  第二天清晨四点,韩秀就爬起来,穿着普通的工装,登上了开往密云的火车。到了密云,又转上从密云直达日潭医院的一趟长途车。这是她早就想好的摆脱警察的“高招”。

  到了日潭医院,她随着来看病的人在医院转了一圈,看清了四个方向上都有持枪的武警。美联处就在五十米远的地方。

  于是,她紧随着一批来看病的人出了医院,穿过马路。当她越过第一个警察、走向第二个警察的时候,远处,她已经看到了滕祖龙的身影,手里举着她的护照。看到她,滕祖龙大步走过来。

  “她是来取护照的。就在这儿!”他手指着护照。

  看门的武警看了看,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大步走进了美联处。

  “我们一早上就在盯着监视器,只要你一出现,我们就出去接应你。”滕祖龙非常得意。的确,上天护佑,她又顺利的闯了进来。

  “快签字,签了字,这本护照才真正生效!”韩秀签下自己的名字。

  “好了,你现在就是持有合法护照的美国公民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为争取你的返国而努力。”此时,滕祖龙又显得忧心重重了。韩秀当然没有想到,未来等待她的是更加困难的返国之旅。

  “返国探亲”

  回到工厂,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直到晚上回到家,把那本新护照和出生证明放到枕头底下。半夜,窗下有人影闪动,屋顶也有人踏在上面的声音,急切中,韩秀把一张出生证明塞在内衣里。

  公安闯了进来,她被宣布逮捕,塞进一辆小轿车。经过三个小时的审讯,她以坚定而机敏的态度让审讯者无功而返。她被释放了,但是护照和出生证明再次被抄走。

  在随后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她以智慧和坚毅面对着一批又一批找她谈话的公安,来者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她早就横下心,绝对不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他们想把事情搞大,她就把事情尽量变小。每次那些人都被她驳斥得灰头土脸,哑口无言。

  与此同时,滕祖龙也每星期到外交部要人,要求允许韩秀返国,但得到的只是中共官员一次次的痛骂。那时,滕祖龙说,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声明对韩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77年夏天,美国国务卿范钦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被迫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中美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复杂的从战略到战术的谈判。结果是“我被放在一个蛋糕盒子里,送给了美国。”韩秀幽默地说。

  她终于被允许“返国探亲”,也就是要拿着中国护照离开大陆,返回美国。不管怎样,只要能够离开中国,美国政府才不在乎你用哪本护照,只要入关用美国护照就好了。

  她顺利地抵达香港,然后在美国驻港领事葛睿毅的协助下,她当天就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飞往西雅图再转华盛顿的航班。

  “我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这里是韩秀出国前后的一个小插曲。

  1978年1月,中国已经决定放她走,但是只付她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费,然后从香港到美国的费用由美国来付。在公安局办理最后的手续时,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递给韩秀一百三十元人民币。那是她的火车票费。

  “这可是中国政府给你的。你领这些钱,不怕美国政府追究吗?”他不怀好意地说。

  韩秀再也无法忍受,三十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我在中国住了28年,还没成年就开始做苦力,足足工作了13年。这130元人民币不是太少了吗?还有什么不好交待的!”

  “算了,一笑泯恩仇吧!不愉快的就都忘了吧!”

  “恐怕不容易,我可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限你24小时离开北京!”对方已经气急败坏了。

  “没问题,我马上就走!”

  “别忘了,你的外婆还在北京!”

  “我才不担心外婆。她是个最不怕死的人。”对方无话可说了。

  通过罗湖口岸抵达香港,她马上见到了美国驻香港的葛睿毅领事。他带她到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拿出450美元,对服务人员说,要订一张当天飞往华盛顿的机票。

  “You must bring her home today.”(你必须今天把她送回去)

  韩秀很过意不去地说:“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好,要用这么多钱帮我的忙?”

  葛睿毅领事笑着说:“这是你借的钱。如果你愿意,将来可以还给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的,不要想这些!你赶快回国,这比什么都重要。”

  怕她不懂英文,发生意外,葛睿毅还细心地为她准备了五封信,让她收好,一封交给西北航空公司的空姐,一封交给机长,一封给入境处海关官员,一封抵达华盛顿后给计程车司机,一封在发生意外时给警察。每封信里都叮嘱他们要好好照顾她,因为她不懂英文。

  意外的重逢

  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美国也张开双臂,欢迎她这个历尽磨难的孤儿回到故国的怀抱。凭着手上的几封信,她顺利抵达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确实如此,每个遇到的人都尽心尽力地帮助她。国务院为她安排了学校学英文,阿灵顿政府给她三个月的生活费。不久,她又被介绍到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国务院官员特别给外交学校的校长打电话,要他务必录用韩秀。

  不过,没想到校长很不高兴,因为从来没人敢说要他“务必录用”某某人。他坚持要亲自面试这位特别的中文老师。

  一早,韩秀穿着整洁,准时出现在校长室的门口,用刚学会的英语问候道:“Good morning, Mr. Sweft.”

  老校长带着金丝边眼镜,白色的西服,银色领带,头发银白,一副学者风范。他抬头打量了一番韩秀,忽然摘下眼镜,热泪盈眶。韩秀吓坏了,猜想是自己的英文太差,让老人很生气。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韩秀又被吓了一跳。

  “就是我和我太太、还有儿子John和你一起去中国的。”校长激动地说。“我的天!原来就是您!”韩秀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人生是如此奇妙。三十年的时光,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他们再次重逢在美国。校长告诉韩秀,当年他和夫人在船上就已经决定,如果见不到韩秀的外婆,就要把她领养。

  “你终于回来了!对,我当然‘务必’要聘用你!”校长兴奋地说。

  生命的归宿

  1982 年春天,韩秀和自己的学生、一位美国外交官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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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

  婚后,韩秀随先生曾在台北派驻一年、北京又派驻了三年、又到南台湾的高雄派驻三年,也派驻过希腊等国家。在先生派驻北京时,她终于又见到了外婆,可以尽心地照顾老人家了。1986年夏天,就在韩秀和先生正准备返回美国前,给她无限呵护的外婆平静安详地走了。

  从1982年开始,韩秀开始写作,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折射》,一发而不可收,目前她已是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已出版了二十九本书籍、主持了数个专栏,发表了无数文章。她和先生现居住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小城,靠近阿灵顿国家公墓,那里埋葬着她从未见过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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