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不在家，我在日本做妈妈

 　 11月3日是“文化之日”，去爱知县明治村参加一个活动的途中，我路过了西春町。

　　西春町是我在日本的头十年生活的地方。我的女儿mii在那儿出生，一直到6岁才离开。她上的是西春町幼儿园，整个西春町内大大小小儿童公园里的秋千和滑梯，都被她荡荡滑滑玩了个遍。

　　每天大清早急匆匆地将2岁半的mii送进幼儿园，然后急匆匆地赶去工作，然后下午3点之前又急匆匆赶去幼儿园接mii回家，回家路上路过超市去买菜、路过儿童公园领着mii玩耍，晚上等mii入睡之后，开始写文章、上网更新博客——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生活。

　　在日本，3岁之前送孩子进幼儿园，是需要母亲的工作证明的。而且，原则上孩子们在幼儿园吃完午餐之后，就差不多要开始收拾东西回家了——mii当时所在的幼儿园，小班孩子下午3点回家，大班孩子则是下午4点(地区不同，也许幼儿园规定不一样)。换句话说，实际上只有上午的时间孩子们是呆在幼儿园的。对于家庭主妇妈妈来说，这一个上午正好可以用来做家务和打扫卫生。而对于全职妈妈们来说：意味着还必须向幼儿园提交托儿延长申请：一般小班可以延长到晚上6点，大班可以延长到晚上7点。

　　mii在2岁半左右上小班时，我在西春町办了一个中文教室，因为只能上午开课，所以稀稀拉拉总是只有三四个学生，而且还都是退休之后无所事事的大伯大爷们。这样的中文课当然不太好玩，所以硬撑了二年就关闭了。之后我找到一份在贸易公司做翻译的工作，工作地点在名古屋车站附近。那时候mii长到5岁了，开始上幼儿园大班，我向幼儿园出示了工作证明，提交了延长申请，可以到晚上7点再去幼儿园接mii回家。

　　从公司到幼儿园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这意味着我必须每天傍晚6点一到，就得准时下班——对于热爱加班的日本人而言，准时下班简直就是一条大罪：尤其我所在的那个部门，部长是从大阪总部单身赴任过来的，家人都居住在神户，他只在每个周末回家。所以，从周一到周五，这位部长每天都特别积极地加班——因为他下了班也无处可去，倒不如每天加班打发时间，还能留给公司大老板一个积极工作的好印象。

　　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位部长在每天早上赶到公司说的第一句，通常是：“俺昨晚可是工作到了凌晨一点才回家，睡觉时已经凌晨二点了!”

　　偶尔部长下班也会比较早：“俺昨晚12点不到就回家了。”

　　既然部长如此努力加班，那些想在这家公司长久干下去的人、尤其是年轻的男职员，都不得不留下来陪着部长一起加班——尽管有时候大家并没有那么多活要干。我就亲眼看到过一个刚刚进公司一年的新职员，为了陪部长加班，将早就统计好的数据报告，翻出来重新统计一遍。

　　这种加班方式，在我看来就是日企的大锅饭。我非常不习惯。作为一个做事认真而且干活麻利的人，早上9点上班，到下午6点准时离开，工作时间内，我可以埋头苦干将当天必须完成的工作都出色地完成好，完全不需要加班。但我所在的部门，人人都在加班，只有我一个人一到6点，就猴急着要去接孩子。如此格格不入，这家公司显然不是我的长留之地。最令人不忍心的是：每天mii同学都必须饿着肚子在幼儿园等我等到晚上7点——尤其是在冬天，牵着她冰凉的小手回家，想到她眼巴巴地呆在幼儿园等我去接她，我就眼眶发红。干了一年半之后，我便从这家公司辞职了。

　　所以，我现在能成为一名专栏作家，从某种意义上，全拜日本企业的这种加班文化所赐——辞职回家不久，正好国内出版社找我出版博客文集，接下来又有媒体邀我写专栏，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在家的写作生活。如果日企对于有孩子的女性稍微照顾一些，我应该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

　　当然，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据说现在的日企对于有孩子的女性照顾多了。而且为了重振日本经济、改变日本少子化的局面，现在的安倍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例如扩大托儿设施、以地域为单位，推广促进社会和企业的育儿支援;增加产假日期、导入“爸爸妈妈育休计划”，鼓励爸爸们也育儿休假分担家务;并且考虑到一部分家庭的经济状况，近年内还即将实施幼儿园免费制度。

　　不过，这些看起来非常体贴的制度，实施起来并不特别理想。例如说：如果按照安倍政府所提出的方案，生一个孩子可享受三年育儿假的话，依此推算，每隔两年生一个孩子，生三个孩子便可享受九年育儿假。有哪一个公司老板，可以忍受一名女职员每隔两年就休三年假?

　　而且，按照新的育儿支援制度，家有小孩子的，按法律规定不能随便安排加班、工作不能超时、女职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方便申请“短时间勤务”，而公司老板必须遵循法律和规定予以配合，等等。

　　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日本的公司老板当然会尊法守法予以配合。但也理所当然不可能对女性委以重任。因为企业的核心是要盈利。要盈利，就必须有一心一意、工作永远摆在第一位的员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日本女性在公司很难得到重用，升迁机会也比男性少得多的原因。自身能力当然会是一个因素，但育儿和工作，这两者之间无法很好协调，也是一个重要理由。因此，对于普通日本女性而言，如果看不到更多的工作前途，而丈夫的收入又足够养家的话，在工作与孩子之间，年轻妈妈们理所当然会选择辞去工作，回家照顾孩子。

　　在绝大部分日本人的思维意识中，照顾孩子是母亲的天职，很少依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日本的爷爷奶奶辈，很少像中国的爷爷奶奶一样，认为自己有照顾孙子孙女的责任与义务。爷爷奶奶可以偶尔帮忙，但自己的孩子应该自己负责，这是日本式的育儿观。所以，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年轻日本妈妈一个人拖儿又带女，但很少看到爷爷奶奶们在街头逗娃遛孙子。

　　有人一定会问：孩子爸呢?一般家里有了孩子之后，父亲得更加努力拼命工作，挣钱养家，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帮忙照顾孩子?我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居住在名古屋的时候，mii爸爸单身赴任在大阪工作;等我们也搬到大阪一家团聚时，mii爸爸又被派遣到海外单身赴任了。所以现在流行一个词，叫“丧偶式育儿”，指的就是这种“爸爸不在家”、母亲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独自照顾孩子的家庭了。

　　本文原题为《我能成为专栏作家，全拜日本企业的加班文化所赐》。

 　 11月3日是“文化之日”，去爱知县明治村参加一个活动的途中，我路过了西春町。

　　西春町是我在日本的头十年生活的地方。我的女儿mii在那儿出生，一直到6岁才离开。她上的是西春町幼儿园，整个西春町内大大小小儿童公园里的秋千和滑梯，都被她荡荡滑滑玩了个遍。

　　每天大清早急匆匆地将2岁半的mii送进幼儿园，然后急匆匆地赶去工作，然后下午3点之前又急匆匆赶去幼儿园接mii回家，回家路上路过超市去买菜、路过儿童公园领着mii玩耍，晚上等mii入睡之后，开始写文章、上网更新博客——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生活。

　　在日本，3岁之前送孩子进幼儿园，是需要母亲的工作证明的。而且，原则上孩子们在幼儿园吃完午餐之后，就差不多要开始收拾东西回家了——mii当时所在的幼儿园，小班孩子下午3点回家，大班孩子则是下午4点(地区不同，也许幼儿园规定不一样)。换句话说，实际上只有上午的时间孩子们是呆在幼儿园的。对于家庭主妇妈妈来说，这一个上午正好可以用来做家务和打扫卫生。而对于全职妈妈们来说：意味着还必须向幼儿园提交托儿延长申请：一般小班可以延长到晚上6点，大班可以延长到晚上7点。

　　mii在2岁半左右上小班时，我在西春町办了一个中文教室，因为只能上午开课，所以稀稀拉拉总是只有三四个学生，而且还都是退休之后无所事事的大伯大爷们。这样的中文课当然不太好玩，所以硬撑了二年就关闭了。之后我找到一份在贸易公司做翻译的工作，工作地点在名古屋车站附近。那时候mii长到5岁了，开始上幼儿园大班，我向幼儿园出示了工作证明，提交了延长申请，可以到晚上7点再去幼儿园接mii回家。

　　从公司到幼儿园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这意味着我必须每天傍晚6点一到，就得准时下班——对于热爱加班的日本人而言，准时下班简直就是一条大罪：尤其我所在的那个部门，部长是从大阪总部单身赴任过来的，家人都居住在神户，他只在每个周末回家。所以，从周一到周五，这位部长每天都特别积极地加班——因为他下了班也无处可去，倒不如每天加班打发时间，还能留给公司大老板一个积极工作的好印象。

　　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位部长在每天早上赶到公司说的第一句，通常是：“俺昨晚可是工作到了凌晨一点才回家，睡觉时已经凌晨二点了!”

　　偶尔部长下班也会比较早：“俺昨晚12点不到就回家了。”

　　既然部长如此努力加班，那些想在这家公司长久干下去的人、尤其是年轻的男职员，都不得不留下来陪着部长一起加班——尽管有时候大家并没有那么多活要干。我就亲眼看到过一个刚刚进公司一年的新职员，为了陪部长加班，将早就统计好的数据报告，翻出来重新统计一遍。

　　这种加班方式，在我看来就是日企的大锅饭。我非常不习惯。作为一个做事认真而且干活麻利的人，早上9点上班，到下午6点准时离开，工作时间内，我可以埋头苦干将当天必须完成的工作都出色地完成好，完全不需要加班。但我所在的部门，人人都在加班，只有我一个人一到6点，就猴急着要去接孩子。如此格格不入，这家公司显然不是我的长留之地。最令人不忍心的是：每天mii同学都必须饿着肚子在幼儿园等我等到晚上7点——尤其是在冬天，牵着她冰凉的小手回家，想到她眼巴巴地呆在幼儿园等我去接她，我就眼眶发红。干了一年半之后，我便从这家公司辞职了。

　　所以，我现在能成为一名专栏作家，从某种意义上，全拜日本企业的这种加班文化所赐——辞职回家不久，正好国内出版社找我出版博客文集，接下来又有媒体邀我写专栏，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在家的写作生活。如果日企对于有孩子的女性稍微照顾一些，我应该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

　　当然，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据说现在的日企对于有孩子的女性照顾多了。而且为了重振日本经济、改变日本少子化的局面，现在的安倍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例如扩大托儿设施、以地域为单位，推广促进社会和企业的育儿支援;增加产假日期、导入“爸爸妈妈育休计划”，鼓励爸爸们也育儿休假分担家务;并且考虑到一部分家庭的经济状况，近年内还即将实施幼儿园免费制度。

　　不过，这些看起来非常体贴的制度，实施起来并不特别理想。例如说：如果按照安倍政府所提出的方案，生一个孩子可享受三年育儿假的话，依此推算，每隔两年生一个孩子，生三个孩子便可享受九年育儿假。有哪一个公司老板，可以忍受一名女职员每隔两年就休三年假?

　　而且，按照新的育儿支援制度，家有小孩子的，按法律规定不能随便安排加班、工作不能超时、女职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方便申请“短时间勤务”，而公司老板必须遵循法律和规定予以配合，等等。

　　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日本的公司老板当然会尊法守法予以配合。但也理所当然不可能对女性委以重任。因为企业的核心是要盈利。要盈利，就必须有一心一意、工作永远摆在第一位的员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日本女性在公司很难得到重用，升迁机会也比男性少得多的原因。自身能力当然会是一个因素，但育儿和工作，这两者之间无法很好协调，也是一个重要理由。因此，对于普通日本女性而言，如果看不到更多的工作前途，而丈夫的收入又足够养家的话，在工作与孩子之间，年轻妈妈们理所当然会选择辞去工作，回家照顾孩子。

　　在绝大部分日本人的思维意识中，照顾孩子是母亲的天职，很少依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日本的爷爷奶奶辈，很少像中国的爷爷奶奶一样，认为自己有照顾孙子孙女的责任与义务。爷爷奶奶可以偶尔帮忙，但自己的孩子应该自己负责，这是日本式的育儿观。所以，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年轻日本妈妈一个人拖儿又带女，但很少看到爷爷奶奶们在街头逗娃遛孙子。

　　有人一定会问：孩子爸呢?一般家里有了孩子之后，父亲得更加努力拼命工作，挣钱养家，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帮忙照顾孩子?我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居住在名古屋的时候，mii爸爸单身赴任在大阪工作;等我们也搬到大阪一家团聚时，mii爸爸又被派遣到海外单身赴任了。所以现在流行一个词，叫“丧偶式育儿”，指的就是这种“爸爸不在家”、母亲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独自照顾孩子的家庭了。

　　本文原题为《我能成为专栏作家，全拜日本企业的加班文化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