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小人物”是如何成为纳粹分子的？

 　　编者按：“小人物”是如何成为纳粹分子的?这一问题吸引着米尔顿·迈耶(Milton mayer)在战后旅居德国，与十位曾在纳粹时期生活过的非常普通的德国人相处和交谈，试图重现他们当时的内心感受和所在的社会环境——这些人散布于我们能够想到的各个日常领域：士兵、木匠、面包师、收账员、警察、高中生等等，又都极其相似地成为了纳粹分子。

　　在米尔顿笔下，这些普通的德国人时刻都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自身和生活的世界。这首先意味着，当“大人物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他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去接受它。此外，外部世界并不是他们有兴趣了解和关心的，他们首先思考的是他们在过的生活和日常生活范围内可见的事物——这也不难理解，他们会将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希特勒政府带领德国走出了经济危机，人们因此获得了工作保障、面包和住房，孩子们有夏令营。确实，纳粹统治给予了他们某些“实惠”。

　　恐怖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入侵他们的生活。他们可以为了一份“体面的生活”接受纳粹政党提出的要求，开会、纳税、服兵役、当秘密警察……这些看上去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自认为未被强迫做更多的事。“街道上的某种麻烦事”也会被他们遇上，但“不对劲”并没有困扰他们，更不会弥散开来——这些事件不会在当地的报纸上留下任何痕迹，他们的反应往往也是“留给警察处理即可”。

　　纳粹共同体内部的友情和关切构成了这些“小人物”全部的生活，而数量非常小的“异见者们”的影响则被或强硬或温和的方式给限制住了。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就这样被整合起来，在一个7000万人口的国家中，它的人数超过了6900万。“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或是创造了它”米尔顿这样形容道。

　　这种生活状态当然不仅存在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背景下，它关乎一种普遍的人性，且很容易就被极权统治激发出来。“进行选择的的基本要素是常识，但压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识，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境况隔绝了。人们受到的挤压越猛烈，他们就越难进行推断。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因为讲道理是属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理智，而‘皮奥里亚’(象征着纳粹第三帝国和其他集权专制帝国)处于这个世界之外。”

　　我的10位纳粹朋友中只有一位和我们——你和我——一样看待纳粹主义，看待纳粹主义的各个方面。此人是教师希尔德布兰特。甚至是他在那时也相信，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纲领和实践的一部分属于“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个人，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九个人，并不知道1933年前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他们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现在他们也不了解它。他们曾了解到或现在知道的纳粹主义，和我们曾经了解到和现在知道的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它。

　　按照我了解到的纳粹主义，它是赤裸裸的和彻底的专制主义。它侮辱其追随者的人格，同样地奴役了其反对者和追随者;日常生活——私人的和公共的——中的恐怖主义和恐怖;社会交往的每个层面上私人的和群氓的非正义行为;侧面攻击上帝，正面攻击人的价值和这种价值暗含的各种权利。这9个普通的德国人完全不是以此方式来理解它，而且，现在他们仍然不是以此方式来认识它。如果说我们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的观点有点儿简单，他们的观点同样如此。一种独裁统治?是的，当然是一种独裁统治，像我们父母知道的那些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统治一样。但像你们美国人使用的那个术语，极权统治?那是胡说八道。

　　不要忘记——这9位德国人都不曾去国外游历(战争期间除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或没有与之交谈过或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在收听外国广播合法时，他们不曾收听过;当不合法时，他们也没收听过(十分奇怪的是，那位警察是个例外)。和他们同时代的法国人或美国人一样，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正如他们认为的，除了从德国的敌人那里听到之外，他们不曾听说任何关于纳粹政权的邪恶事情，而德国人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俄国人和美国人谈论着关于我们的一切事物”，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说，“现在他们谈论着彼此”。

　　人们首先思考的是他们过的生活和他们看到的事物;而在他们看到的事物中，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我的9位朋友——甚至是第10位朋友，那位老师——在他们了解纳粹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受到了它的启迪，而且它使他们活跃起来。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当然是他们中的9个人——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工作保障，孩子有夏令营，有希特勒的年轻人(Jugend)不让他们靠近街道。作为一位母亲，她都想知道什么呢?她想知道她的孩子们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他们在干什么。在纳粹统治的那些日子中，她知道或她认为她知道;这有什么不同呢?同样，家内的事情也在变得更好，而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而且还有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

　　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对那些从没梦想过在国内或国外有真正假期的人们来说，在“欢乐带来力量”的项目中，他们有非常棒的10美元家庭假期旅行，夏天去挪威，冬天去西班牙。在克罗嫩贝格，“没有人”(我的朋友们了解到没有人)受过冻，没有人挨过饿，没有人患病而未得到照顾。因为人们彼此相识，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的邻人，知道他们自己的地位和职业、他们自己的政治(或非政治)观点、他们自己的宗教和种族。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

　　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偶尔(只是偶尔)个别的致力于改革或引起轰动的美国报纸会揭露这个国家的地方监狱中的非人的境况;但当德国存在上述这类情况时(德国的报纸要比美国少得多)，我的朋友中没有人曾读过这类报纸，而现在，那类情况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任何恐怖曾侵扰过我的10位朋友的日常生活或曾引起他们的注意。在我的朋友中的一位或另一位有几次经过克罗嫩贝格的街道时，也曾遇到过“某种麻烦事”，但警察会驱散人群，当地的报纸也不会有任何报道。你和我往会把“街道上的某种麻烦事”留给警察处理;我的克罗嫩贝格的朋友们也是一样。

　　现实的人们生活在现实的社区中，他们的真实生活与希特勒和罗斯福无关，或者说与希特勒和罗斯福正在做的事情无关。人们不是经常会遭遇国家。在1938年11月10日，即犹太教堂纵火案之后的一天，一家美国通讯社报道了发生在柏林郊区的一个小事件。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围成了一圈的穿着褐色衫的冲锋队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人——以父母的身份——遇到了表现为冲锋队形式的国家。但可疑的是，人是否知道国家，毕竟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

　　在1938年11月11日发行的克罗嫩贝格报的第四页的下端，以读为“保护性羁押(Schutzhaft)”的一个很小的标题刊登了如下报道：“为了保障他们自身的安全，一些男性犹太人昨晚被羁押。今天上午，他们被送离这座城市。”我把这份报纸出示给我的10位朋友中的每一位。他们中没有人——包括那位教师——记得曾看过它或类似的任何东西。

　　1933年、1934年、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和1939年——直到该年的9月1日，当时，政府元首告知他们，波兰进攻了他们的国家——在民族社会主义的统治下，我的朋友们的小日子一如既往地持续着，反倒是变得更好了，而且一直在变得更好，面包和黄油、住房、健康、希望和新秩序能够影响到他们的所有方面都在变好。有一位反纳粹的妇女说，“德国之外的人们看来是无法理解上述那一切的。”她在1943年曾被监禁，表面上看是因为收听外国广播，但实际上是因为隐藏了犹太人(在技术上讲是不违法的)。她接着说道，“我记得在1938年的一次纳粹纪念活动期间，我站在斯图加特一个街角，在经过多年绝望之后那种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和新的希望，在经过多年的理想破之灭后那种新的信念，也使我几近狂热。让我试着告诉你那时的德国像什么：我与我的一位犹太朋友和她的13岁女儿一起坐在影院里，当屏幕上出现纳粹游行时，那位女孩抓住她妈妈的胳膊，低声说道，‘唉，妈妈，妈妈，如果我不是犹太人，我想我会是一名纳粹!’德国之外的人们看来不会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与其他每一种语言相似，德语中有一些极好的表述性短语是无法翻译的，wildgewordene Spiessbürger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意思大体上是“小人物往往会成为狂徒”。这类人也许会自发地使用那个借用来的且已德语化的术语：狂热的信仰者(Fanatiker)。这个术语不会与流氓无赖(Spitzbuben)或受雇的暴徒打手(Bluthunde)相混淆。当我问(反纳粹人士和纳粹分子)在第三帝国时期有多少真正的狂热信仰者，有多少小人物成了狂徒时，他们说这类危险人物从未超过100万。必须铭记的是——尤其是与俄国的共产主义，甚至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有关——民族社会主义运动都早早结束了;它从未有机会培养属于它自己的一整代人。

　　7000万德国人中剩余的人们起了什么作用呢?从任何积极的意义上说，在极权主义这架机器中，他们甚至连轮齿都算不上。一个像我们自己一样的民族，只是通过道听途说或其受害者或反对者的描述了解到极权主义这类制度，而且往往倾向于夸大极权主义统治下人和国家的实际关系。那些痛恨法律的人们，往往觉得法律是可憎的。但谁痛恨法律呢?在纳粹德国，参加共产党的会议或阅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是危险的，但谁会想去参加共产党的会议或阅读《曼彻斯特卫报》呢?

　　在1950年代的美国，一方面，人们听说不信任、猜疑和恐惧征服了这个国家，而在另一方面，没有人感到害怕，没有人诽谤，诽谤也没有伤害到谁。真相在哪儿呢?在纳粹德国，真相在哪儿呢?我的10位纳粹朋友——那位秘密的民主主义者希尔德布兰特除外——都不知道他们自己生活中或与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们中间存在着不信任、猜疑和恐惧;他们没有被诽谤或被伤害。他们的世界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内部，在纳粹共同体的内部，他们只知道友情和日常生活的日常关切。他们害怕“布尔什维克”而非害怕彼此，他们的恐惧是德国——这个从另外角度来看是幸福的纳粹共同体——整体公认的恐惧。他们从未去过、看过或听过这个共同体之外的地方;他们没有机会。

　　德国的那种纳粹主义意味着不信任、猜疑、恐惧、诽谤和迫害。我们是从带给我们有关纳粹主义信息的那些人那里获得上述认识的。那些人包括他们的社会生活在纳粹共同体之外的纳粹主义受害者和反对者;其本身是非纳粹或反纳粹人士的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同情心天然地在受害者和反对者一边。这些用非纳粹的术语来理解德国的生活。存在着两种真相，而且它们并不相互对立：纳粹分子是快乐的真相与非纳粹人士是不快乐的真相。在1950年代的美国——我没有想要暗指这两种情形是相似的，甚或是可以进行明确的比较——那些没有持异见或没有同持异见者交往的人们，除了巨大的共同体中那些持异见者的不信任和猜疑之外，他们没看到任何不信任或猜疑，而那些持异见者或相信有权持异见的人们看到的只有不信任和猜疑，并感受到了摧残。正如存在着两个美国一样，按照一种更为明确划界方式，同样存在着两个德国。所以，正像存在着当一个人害怕警察巡逻而另一个人会向警察挥手“问好”这种情况一样，在每个国家中都存在着两个国度。在二战后俄共化了的东德，国有工厂的个人一般被迫一周参加一次长达2个小时的会议，目的是我们称为的“灌输”或“洗脑”，而共产党员则称之为“教育”。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他们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情;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谁不这样认为呢?)。当然，布告、报纸、广播和公共播音系统会耸人听闻地向他们宣布一些信息(为了一种或另一种目的，谁没有被这样告知过呢?)，但他们却不为所动。

　　大部分德国人——差不多是他们所有人，在纳粹主义统治12年后——在上述那些强制中，并没有经历任何无节制的事情。甚至在二战前的纳粹主义统治时期，纳粹党党员只是被要求把每周五晚上和周日上午奉献给党和公共事务。除了上述那一点之外，对于那些雄心勃勃和政治上受到怀疑的人们来说，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一个家庭和在音乐协会(Singverein)或体育协会(Turnverein)有体面地位的人们提出要求。我在克罗嫩贝格遇到过几个公务员，他们从没加入过纳粹党，也没被打扰过;他们是从没加入过任何党派，没人希望他们加入——也从没被提拔过的那种人;我碰到过一位牧师，尽管他拒绝让他的孩子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少女团(German Maidens)——一直到其成员身份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物——但他从没受到过迫害。

　　这就是当地的情况。甚至在极权主义统治下，这些情况也控制着公共权威对个人的适用。它们与其他地方的情形十分不同，大大超出了我曾想像的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的事物的可能性。除了当地长官是狂热的信仰者外，他们几乎总是倾向于放宽中央的控制(正如其他地方的地方法院一般会放宽法制原则)。而当地长官是狂热的信仰者的例证则属于例外;他们为了有效地完成任务不得不成为地方上受欢迎的人物。

　　在纳粹分子在德国掌权的整整12年中，牧师威廉·门申(Wilhelm Mensching)都在下萨克森(Lower Saxony)州佩岑(Petzen)村向他的一小群教众宣传反对纳粹主义。每周日上午，他都会站在他的讲坛上，回答村长——一位“纳粹党的老战士”——每周六晚上在市场上所做的讲话。门申从未被粗暴地对待。当盖世太保从汉诺威来逮捕他时，村长去到省党部头目(Gauleiter)那里反对他们的行为，结果就没对门申实施逮捕。威廉·门申“一直”是佩岑村的牧师，搅扰他就是对佩岑村格局的不可容忍的搅扰，门申和村长都知道这一点。

　　在德国，没有成千上万个门申式的人物，这完全是因为不会每天都有这类人出生，而且德国(和其他地方)的教堂一样，无法供养他们的成长。但是，有数十位门申式的人物就足以说明问题。毫无疑问，民族社会主义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它那巨大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把人整合进国家之中;其中还有6年处于战争之中，在此期间，一体化的速度可能而且确实是被大大加快了。但是，所有的现代专制者都超越于政治之上，他们在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中证明了他们都是老练的政客。他们知道——无需阅读佛罗伦萨理论家们的着作——政客们承担不起被痛恨的代价。专制政权会不惜一切代价迫使类似尼莫拉(Niem?ller)一样的牧师闭嘴;这位德国最著名的牧师曾说，“上帝是我的元首”。他一个国家的甚至是国际性的挑战，因此，他必须被以强硬的方式加以处理。但有一些温和的方式(最温和的是忽视牧师们)能够把数十位门申式牧师的影响限定在他们各自的乡村中，而无需采取会使正直的村民感到吃惊——且会使他们说“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措施。

 　　编者按：“小人物”是如何成为纳粹分子的?这一问题吸引着米尔顿·迈耶(Milton mayer)在战后旅居德国，与十位曾在纳粹时期生活过的非常普通的德国人相处和交谈，试图重现他们当时的内心感受和所在的社会环境——这些人散布于我们能够想到的各个日常领域：士兵、木匠、面包师、收账员、警察、高中生等等，又都极其相似地成为了纳粹分子。

　　在米尔顿笔下，这些普通的德国人时刻都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自身和生活的世界。这首先意味着，当“大人物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他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去接受它。此外，外部世界并不是他们有兴趣了解和关心的，他们首先思考的是他们在过的生活和日常生活范围内可见的事物——这也不难理解，他们会将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希特勒政府带领德国走出了经济危机，人们因此获得了工作保障、面包和住房，孩子们有夏令营。确实，纳粹统治给予了他们某些“实惠”。

　　恐怖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入侵他们的生活。他们可以为了一份“体面的生活”接受纳粹政党提出的要求，开会、纳税、服兵役、当秘密警察……这些看上去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自认为未被强迫做更多的事。“街道上的某种麻烦事”也会被他们遇上，但“不对劲”并没有困扰他们，更不会弥散开来——这些事件不会在当地的报纸上留下任何痕迹，他们的反应往往也是“留给警察处理即可”。

　　纳粹共同体内部的友情和关切构成了这些“小人物”全部的生活，而数量非常小的“异见者们”的影响则被或强硬或温和的方式给限制住了。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就这样被整合起来，在一个7000万人口的国家中，它的人数超过了6900万。“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或是创造了它”米尔顿这样形容道。

　　这种生活状态当然不仅存在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背景下，它关乎一种普遍的人性，且很容易就被极权统治激发出来。“进行选择的的基本要素是常识，但压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识，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境况隔绝了。人们受到的挤压越猛烈，他们就越难进行推断。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因为讲道理是属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理智，而‘皮奥里亚’(象征着纳粹第三帝国和其他集权专制帝国)处于这个世界之外。”

　　我的10位纳粹朋友中只有一位和我们——你和我——一样看待纳粹主义，看待纳粹主义的各个方面。此人是教师希尔德布兰特。甚至是他在那时也相信，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纲领和实践的一部分属于“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个人，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九个人，并不知道1933年前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他们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现在他们也不了解它。他们曾了解到或现在知道的纳粹主义，和我们曾经了解到和现在知道的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它。

　　按照我了解到的纳粹主义，它是赤裸裸的和彻底的专制主义。它侮辱其追随者的人格，同样地奴役了其反对者和追随者;日常生活——私人的和公共的——中的恐怖主义和恐怖;社会交往的每个层面上私人的和群氓的非正义行为;侧面攻击上帝，正面攻击人的价值和这种价值暗含的各种权利。这9个普通的德国人完全不是以此方式来理解它，而且，现在他们仍然不是以此方式来认识它。如果说我们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的观点有点儿简单，他们的观点同样如此。一种独裁统治?是的，当然是一种独裁统治，像我们父母知道的那些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统治一样。但像你们美国人使用的那个术语，极权统治?那是胡说八道。

　　不要忘记——这9位德国人都不曾去国外游历(战争期间除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或没有与之交谈过或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在收听外国广播合法时，他们不曾收听过;当不合法时，他们也没收听过(十分奇怪的是，那位警察是个例外)。和他们同时代的法国人或美国人一样，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正如他们认为的，除了从德国的敌人那里听到之外，他们不曾听说任何关于纳粹政权的邪恶事情，而德国人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俄国人和美国人谈论着关于我们的一切事物”，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说，“现在他们谈论着彼此”。

　　人们首先思考的是他们过的生活和他们看到的事物;而在他们看到的事物中，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我的9位朋友——甚至是第10位朋友，那位老师——在他们了解纳粹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受到了它的启迪，而且它使他们活跃起来。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当然是他们中的9个人——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工作保障，孩子有夏令营，有希特勒的年轻人(Jugend)不让他们靠近街道。作为一位母亲，她都想知道什么呢?她想知道她的孩子们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他们在干什么。在纳粹统治的那些日子中，她知道或她认为她知道;这有什么不同呢?同样，家内的事情也在变得更好，而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而且还有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

　　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对那些从没梦想过在国内或国外有真正假期的人们来说，在“欢乐带来力量”的项目中，他们有非常棒的10美元家庭假期旅行，夏天去挪威，冬天去西班牙。在克罗嫩贝格，“没有人”(我的朋友们了解到没有人)受过冻，没有人挨过饿，没有人患病而未得到照顾。因为人们彼此相识，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的邻人，知道他们自己的地位和职业、他们自己的政治(或非政治)观点、他们自己的宗教和种族。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

　　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偶尔(只是偶尔)个别的致力于改革或引起轰动的美国报纸会揭露这个国家的地方监狱中的非人的境况;但当德国存在上述这类情况时(德国的报纸要比美国少得多)，我的朋友中没有人曾读过这类报纸，而现在，那类情况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任何恐怖曾侵扰过我的10位朋友的日常生活或曾引起他们的注意。在我的朋友中的一位或另一位有几次经过克罗嫩贝格的街道时，也曾遇到过“某种麻烦事”，但警察会驱散人群，当地的报纸也不会有任何报道。你和我往会把“街道上的某种麻烦事”留给警察处理;我的克罗嫩贝格的朋友们也是一样。

　　现实的人们生活在现实的社区中，他们的真实生活与希特勒和罗斯福无关，或者说与希特勒和罗斯福正在做的事情无关。人们不是经常会遭遇国家。在1938年11月10日，即犹太教堂纵火案之后的一天，一家美国通讯社报道了发生在柏林郊区的一个小事件。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围成了一圈的穿着褐色衫的冲锋队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人——以父母的身份——遇到了表现为冲锋队形式的国家。但可疑的是，人是否知道国家，毕竟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

　　在1938年11月11日发行的克罗嫩贝格报的第四页的下端，以读为“保护性羁押(Schutzhaft)”的一个很小的标题刊登了如下报道：“为了保障他们自身的安全，一些男性犹太人昨晚被羁押。今天上午，他们被送离这座城市。”我把这份报纸出示给我的10位朋友中的每一位。他们中没有人——包括那位教师——记得曾看过它或类似的任何东西。

　　1933年、1934年、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和1939年——直到该年的9月1日，当时，政府元首告知他们，波兰进攻了他们的国家——在民族社会主义的统治下，我的朋友们的小日子一如既往地持续着，反倒是变得更好了，而且一直在变得更好，面包和黄油、住房、健康、希望和新秩序能够影响到他们的所有方面都在变好。有一位反纳粹的妇女说，“德国之外的人们看来是无法理解上述那一切的。”她在1943年曾被监禁，表面上看是因为收听外国广播，但实际上是因为隐藏了犹太人(在技术上讲是不违法的)。她接着说道，“我记得在1938年的一次纳粹纪念活动期间，我站在斯图加特一个街角，在经过多年绝望之后那种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和新的希望，在经过多年的理想破之灭后那种新的信念，也使我几近狂热。让我试着告诉你那时的德国像什么：我与我的一位犹太朋友和她的13岁女儿一起坐在影院里，当屏幕上出现纳粹游行时，那位女孩抓住她妈妈的胳膊，低声说道，‘唉，妈妈，妈妈，如果我不是犹太人，我想我会是一名纳粹!’德国之外的人们看来不会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与其他每一种语言相似，德语中有一些极好的表述性短语是无法翻译的，wildgewordene Spiessbürger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意思大体上是“小人物往往会成为狂徒”。这类人也许会自发地使用那个借用来的且已德语化的术语：狂热的信仰者(Fanatiker)。这个术语不会与流氓无赖(Spitzbuben)或受雇的暴徒打手(Bluthunde)相混淆。当我问(反纳粹人士和纳粹分子)在第三帝国时期有多少真正的狂热信仰者，有多少小人物成了狂徒时，他们说这类危险人物从未超过100万。必须铭记的是——尤其是与俄国的共产主义，甚至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有关——民族社会主义运动都早早结束了;它从未有机会培养属于它自己的一整代人。

　　7000万德国人中剩余的人们起了什么作用呢?从任何积极的意义上说，在极权主义这架机器中，他们甚至连轮齿都算不上。一个像我们自己一样的民族，只是通过道听途说或其受害者或反对者的描述了解到极权主义这类制度，而且往往倾向于夸大极权主义统治下人和国家的实际关系。那些痛恨法律的人们，往往觉得法律是可憎的。但谁痛恨法律呢?在纳粹德国，参加共产党的会议或阅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是危险的，但谁会想去参加共产党的会议或阅读《曼彻斯特卫报》呢?

　　在1950年代的美国，一方面，人们听说不信任、猜疑和恐惧征服了这个国家，而在另一方面，没有人感到害怕，没有人诽谤，诽谤也没有伤害到谁。真相在哪儿呢?在纳粹德国，真相在哪儿呢?我的10位纳粹朋友——那位秘密的民主主义者希尔德布兰特除外——都不知道他们自己生活中或与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们中间存在着不信任、猜疑和恐惧;他们没有被诽谤或被伤害。他们的世界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内部，在纳粹共同体的内部，他们只知道友情和日常生活的日常关切。他们害怕“布尔什维克”而非害怕彼此，他们的恐惧是德国——这个从另外角度来看是幸福的纳粹共同体——整体公认的恐惧。他们从未去过、看过或听过这个共同体之外的地方;他们没有机会。

　　德国的那种纳粹主义意味着不信任、猜疑、恐惧、诽谤和迫害。我们是从带给我们有关纳粹主义信息的那些人那里获得上述认识的。那些人包括他们的社会生活在纳粹共同体之外的纳粹主义受害者和反对者;其本身是非纳粹或反纳粹人士的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同情心天然地在受害者和反对者一边。这些用非纳粹的术语来理解德国的生活。存在着两种真相，而且它们并不相互对立：纳粹分子是快乐的真相与非纳粹人士是不快乐的真相。在1950年代的美国——我没有想要暗指这两种情形是相似的，甚或是可以进行明确的比较——那些没有持异见或没有同持异见者交往的人们，除了巨大的共同体中那些持异见者的不信任和猜疑之外，他们没看到任何不信任或猜疑，而那些持异见者或相信有权持异见的人们看到的只有不信任和猜疑，并感受到了摧残。正如存在着两个美国一样，按照一种更为明确划界方式，同样存在着两个德国。所以，正像存在着当一个人害怕警察巡逻而另一个人会向警察挥手“问好”这种情况一样，在每个国家中都存在着两个国度。在二战后俄共化了的东德，国有工厂的个人一般被迫一周参加一次长达2个小时的会议，目的是我们称为的“灌输”或“洗脑”，而共产党员则称之为“教育”。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他们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情;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谁不这样认为呢?)。当然，布告、报纸、广播和公共播音系统会耸人听闻地向他们宣布一些信息(为了一种或另一种目的，谁没有被这样告知过呢?)，但他们却不为所动。

　　大部分德国人——差不多是他们所有人，在纳粹主义统治12年后——在上述那些强制中，并没有经历任何无节制的事情。甚至在二战前的纳粹主义统治时期，纳粹党党员只是被要求把每周五晚上和周日上午奉献给党和公共事务。除了上述那一点之外，对于那些雄心勃勃和政治上受到怀疑的人们来说，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一个家庭和在音乐协会(Singverein)或体育协会(Turnverein)有体面地位的人们提出要求。我在克罗嫩贝格遇到过几个公务员，他们从没加入过纳粹党，也没被打扰过;他们是从没加入过任何党派，没人希望他们加入——也从没被提拔过的那种人;我碰到过一位牧师，尽管他拒绝让他的孩子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少女团(German Maidens)——一直到其成员身份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物——但他从没受到过迫害。

　　这就是当地的情况。甚至在极权主义统治下，这些情况也控制着公共权威对个人的适用。它们与其他地方的情形十分不同，大大超出了我曾想像的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的事物的可能性。除了当地长官是狂热的信仰者外，他们几乎总是倾向于放宽中央的控制(正如其他地方的地方法院一般会放宽法制原则)。而当地长官是狂热的信仰者的例证则属于例外;他们为了有效地完成任务不得不成为地方上受欢迎的人物。

　　在纳粹分子在德国掌权的整整12年中，牧师威廉·门申(Wilhelm Mensching)都在下萨克森(Lower Saxony)州佩岑(Petzen)村向他的一小群教众宣传反对纳粹主义。每周日上午，他都会站在他的讲坛上，回答村长——一位“纳粹党的老战士”——每周六晚上在市场上所做的讲话。门申从未被粗暴地对待。当盖世太保从汉诺威来逮捕他时，村长去到省党部头目(Gauleiter)那里反对他们的行为，结果就没对门申实施逮捕。威廉·门申“一直”是佩岑村的牧师，搅扰他就是对佩岑村格局的不可容忍的搅扰，门申和村长都知道这一点。

　　在德国，没有成千上万个门申式的人物，这完全是因为不会每天都有这类人出生，而且德国(和其他地方)的教堂一样，无法供养他们的成长。但是，有数十位门申式的人物就足以说明问题。毫无疑问，民族社会主义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它那巨大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把人整合进国家之中;其中还有6年处于战争之中，在此期间，一体化的速度可能而且确实是被大大加快了。但是，所有的现代专制者都超越于政治之上，他们在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中证明了他们都是老练的政客。他们知道——无需阅读佛罗伦萨理论家们的着作——政客们承担不起被痛恨的代价。专制政权会不惜一切代价迫使类似尼莫拉(Niem?ller)一样的牧师闭嘴;这位德国最著名的牧师曾说，“上帝是我的元首”。他一个国家的甚至是国际性的挑战，因此，他必须被以强硬的方式加以处理。但有一些温和的方式(最温和的是忽视牧师们)能够把数十位门申式牧师的影响限定在他们各自的乡村中，而无需采取会使正直的村民感到吃惊——且会使他们说“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