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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警察,不是你兄弟——美国黑人与毒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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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警察,不是你兄弟——美国黑人与毒品战争

我是警察,不是你兄弟——美国黑人与毒品战争
2018-04-25 10:26:10
来源:大象公会 作者: 智煜
关键词:社会万象 点击: 我要评论
黑人的监禁率那么高,只是种族歧视吗?

  当时的黑人警察局长甚至叫响了一个口号:「我们才是最大的帮派」,他从各分局选拔最铁腕的警员,组成「跳车组」和「快速机动组」,警车不做涂装,随机重装突袭露天毒品交易的街角地盘,不用任何理由就可以扣押、搜查在场的所有人。即使没有发现毒品或枪,也少不了给看着不顺眼的「上上课」。

  连参与行动的警察自己都说,我们「每天都在改写宪法」。90年代前期,警局每年因执法瑕疵败诉,支付的赔偿金平均就有100多万美元。

  头一年半的时间里,共有46000人次被捕,同等人口规模的美国城市至今无人能敌。

  最狠的还要数设立「无毒区」,学校、日托、公共娱乐设施、图书馆、公租房、政府机关等方圆300米左右范围内,只要搜出毒品,最高刑期和罚款加倍。

  对普通人的搜查也要升级。1995年,堪萨斯市警局开始普遍采用所谓「借机搜查」,即借助繁冗的交规条例,从夜行不开车灯,尾灯、车窗破损到车膜颜色深浅、后视镜上挂了东西,警方都能合法要求停车出示相关证件,真实目的是找毒品或枪。

  在合宪性得到联邦最高法院认可后,这样的基层创新迅速得到推广。随着90年代中后期可卡因危机逐渐消退,特区发起「停火行动」,明说就是针对年轻黑人男性,设立缴枪组,开始采用借机搜查专门对付非法枪支。

  今天,大规模监禁造成的严重问题已人所共睹,「就像一个美国要和另一个美国离婚」。然而在2014年的一次大范围调查中,仍有近三分之二的黑人认为美国的刑罚还不够重。黑人城市中相似的罪与罚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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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警察,不是你兄弟——美国黑人与毒品战争

我是警察,不是你兄弟——美国黑人与毒品战争

2018-04-25 10:26:10
来源:大象公会 作者: 智煜
黑人的监禁率那么高,只是种族歧视吗?

  1975年1月,华盛顿自由派民权律师大卫·克拉克在该市议会上提出大麻非罪化。

  在这个黑人占总人口六成、13名议员中有11个是黑人的首都特区,克拉克是仅有的两名白人议员之一。而他这么做,恰恰是为了让那些因吸食大麻频繁关进监狱的黑人同胞得以解脱,可他没想到,这项设身处地为黑人着想的提案却遭到黑人领袖们的强烈反对。

  克拉克主张大麻非罪化的理由很简单:

  第一,大麻没什么危险。1970年,尼克松曾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评估大麻的危害,经过2年50多项研究,数十次听证会,且多名成员亲自尝试后,委员会向总统报告大麻成瘾性很小,对他人不造成危险;

  第二,抽大麻的黑人太多了,1975年特区警察局以大麻相关的罪名抓捕了3002人次,其中80%是黑人。就算不用坐牢,被捕记录也会跟着人一辈子,找工作、申请福利、助学贷款都很麻烦。

  克拉克有理有据的提案,在黑人议员看来却没安什么好心。不过,他们的反对意见却有种族歧视之嫌:大麻非罪化保护的是你们白人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今天要是能合法抽大麻了,怎么能保证他们明天不去找海洛因?

  最想打毒品战争的是黑人

  这种恐惧和不信任有其历史背景。50年代中期,海洛因开始在美国城市里泛滥,其中贫穷的黑人社区境况最为惨烈,到60年代末成瘾人数更是爆炸式增长。

  仅在1970年,特区据估计就从5000人增至18000人,到第二年年中,数字已经是当时全英国海洛因成瘾人数的15倍。

  政府的对策,是今天已被各国广泛采用的「美沙酮维持治疗」,即设立门诊,为吸食海洛因两年以上的人免费提供美沙酮,缓解戒断反应。

  虽然这种替代镇静剂的成瘾性也比较强,但由专业人员控制用量,其生理危害远小于海洛因,而且吸食者也不用再为毒资、毒债去谋财害命了。假以时日,海洛因市场自然就会萎缩。

  这个完全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的解决方案,黑人活动家们却不接受。1969年,民权运动高潮刚过,不乏激进派认为这是白人不甘心,想要趁虚而入,靠提供成瘾物质继续控制黑人。真想解决问题,还得同胞们行动起来,忍痛戒毒。

  要是同胞忍不了、不配合怎么办?那就只能来硬的了。好不容易看到了我们的出头之日,绝不能允许年轻人毁在毒品上。拒绝治疗的瘾君子、屡教不改的毒贩,常常会被告发给警察,或被组织截住一通拳脚。

  多数不这么阴谋论的黑人领袖,也对维持疗法没什么好感。在黑人社区同样深陷海洛因危机的底特律、纽约哈勒姆,从教会领袖、社区组织到地方黑人报章,毒品是全民公敌,毒贩是过街老鼠,这些「出卖同胞灵魂给白人毒枭的黑脸叛徒」,与之武装斗争都不为过。

  对第一批黑人政客来说,「毒品犯罪零容忍」自然也就成了最得民心的议程,比「开门诊给人换毒」好听多了。

  就这个当口,白人大卫·克拉克站出来辨析「大麻虽然也是毒品,但不必入刑」,就显得很不识时务。

  虽然在他和另一位白人法官的积极推动下,法案第一次表决通过,但紧接着,极有号召力的黑人教会介入,直接找到市议会主席,要求他把第二次投票议程压下。如果拒绝,连任就不要想了;况且即使第二次也通过,法案送到与教会关系非常好的市长华盛顿手里,很有可能被一票否掉,此时拒绝也就是白搭个前程。

  至此,首都人民、尤其是黑人作出了选择:拥抱毒品战争。不到10年后,更强大的新型毒品到来,这些沉重的种族、政治、历史底色,依旧挥之不去。

  我是警察,不是你的homie

  今天美国左派提起为什么黑人的监禁率比白人高这么多,通常会提起美国司法的种族歧视色彩。

  但是他们大概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毒品战争中,黑人警察对自己的同胞下手更狠?

  现年93岁的老警察布特尔·杰弗逊的经历最具说服力。

  1948年,23岁的杰弗逊在种族隔离刚刚有所松动的特区警察局参加招聘考试时,虽然还带着二战老兵的自信,下定决心「在白人的游戏里打败他们」,但他仍绝不敢想象,整整三十年后,自己会创造历史,成为华盛顿第一位黑人警察局长。

  当时的特区警察局,白人警员总数占到90%,允许你进来,不代表就让你工作愉快。大多数白人拒绝与黑人搭档,觉得「没人愿意听黑鬼警察的话,搭档也没用」,「黑鬼天生汗腺发达,一天洗四十个澡也洗不干净,上头要让我跟他们搭档巡逻,我就请病假」。

  这些都可以忍,杰弗逊唯一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就是升迁考评。笔试占40%,领导评语占60%,意味着黑人也就没什么指望了。

  但上进的杰弗逊不甘心,1958年,他和好朋友提尔蒙·奥布莱恩在又一次遭歧视落榜后,开始组织下班后的培训班,同13位报名的其他黑人警员一起,他们立志做到笔试满分。半年时间所有人不准喝酒,缺课两次就开除,最终,包括他俩在内的15人里最终有12个成功获得升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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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官至警监的奥布莱恩受命招募更多黑人警员,图为他在街头张贴考试通知。同年他被任命为第13分局局长。

  靠个人奋斗克服制度障碍的人生经验,使得杰弗逊对自己的黑人同胞多了一份恨铁不成钢的怒气,「你自己不努力,不要什么事情都怪到种族问题上」。

  这种怒气从警界高层传递到了普通黑人警察,他们也对三天两头就得来局里喝茶的底层黑人痛心疾首。

  主流民权人士惊讶地发现,在他们呼吁警方雇用更多黑人的目标逐步实现之后,相当数量的黑人警察对自己穷兄弟们的态度并没有好多少。

  1966年,密歇根大学一项针对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特区的调查显示,有近三成的黑人警员「种族偏见较深或很深」。典型言论如,「作为黑人,我跟你讲,这些黑鬼们野得很,还特别邋遢。我们家小时候也不富裕,但妈妈从来都教育我们干干净净,家里也打理好」;「黑人能干的工作不少啊,但这些蠢货根本不想动,也不好好念书,都指望饭来张口」。

  那些说话没这么直接的,也坦承对黑人犯罪「绝不手软」,尤其受害者是为人正派的「体面同胞」时,出于对社区的责任心,他们下手并不比白人同僚轻。

  看到在公共场所醉酒失态、举止轻浮的黑人,警员们普遍表示这是给我们丢脸,就此直接上去一通拳脚教育的也不乏其人。当黑人尝试诉诸同胞情谊时,黑人警察们的回答是:「我不是你兄弟,我是警察」。

  圣迭戈、费城等地的研究者也都发现类似的倾向,甚至有的黑人还觉得白人警察更好一些,很多小事他们懒得管,在他们面前反倒不会老是挨打。

  除了保守的职业文化,喜欢当警察的人天然更愿意强调自律、正派之外,当时的黑人选这一行最直接的激励其实很简单:警察是他们可能的职业选择里,待遇福利最好的之一。

  跟另一个美国离婚

  毒品战争最重要的一次升级,来自于1980年代的新型毒品「快克可卡因」(crackcocaine)。

  快克由普通的粉末可卡因混合苏打碱,溶于水后加热蒸干制备。块状,可以熏烤吸入,因而见效更快且猛,但持续时间短。不难想象,对上瘾的贫穷黑人来说,这是何等残酷的诱惑。

  大敌当前,华盛顿市议会迅速被要求重刑禁毒的呼声淹没。

  吸取了失败教训的大卫·克拉克,这次顺应民意和大趋势,第一个站出来筹备修法,加重对毒品犯罪的量刑。

  但白人终究对黑人面临的问题紧迫性认识不足。他的提案在1981年出炉后,被刚刚卸任局长的布特尔·杰弗逊批评,后者认为,不光要延长最高刑期,还要设置强制最低刑期,限制检察官和法官考虑量刑时的自由空间。

  强制最低刑期在美国刑事司法史上备受争议,于是再次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杰弗逊和另一位黑人议员坚持这么做能震慑犯罪,而且缩小了讨价还价的余地,对无权无势的黑人更公平;而联邦检察官,一个白人,在取得司法部批准后,作证表示反对,认为会打乱控辩及法官三方的平衡,大幅增加监狱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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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从下午6点开始,这一整条街都是露天的毒品交易市场。毒贩会在马路上拦车;右边是排着队的成瘾者,高峰时一个贩卖点有三四百人之多。

  正反双方拉锯一年后,杰弗逊将他的提案诉诸公投,最终以73%的压倒性优势得以通过。接下来的两年,毒品案件数量增长了近两倍,到处是坐过牢或即将面临坐牢的黑人。

  监狱开始成为这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个主题。

  当时的黑人警察局长甚至叫响了一个口号:「我们才是最大的帮派」,他从各分局选拔最铁腕的警员,组成「跳车组」和「快速机动组」,警车不做涂装,随机重装突袭露天毒品交易的街角地盘,不用任何理由就可以扣押、搜查在场的所有人。即使没有发现毒品或枪,也少不了给看着不顺眼的「上上课」。

  连参与行动的警察自己都说,我们「每天都在改写宪法」。90年代前期,警局每年因执法瑕疵败诉,支付的赔偿金平均就有100多万美元。

  头一年半的时间里,共有46000人次被捕,同等人口规模的美国城市至今无人能敌。

  最狠的还要数设立「无毒区」,学校、日托、公共娱乐设施、图书馆、公租房、政府机关等方圆300米左右范围内,只要搜出毒品,最高刑期和罚款加倍。

  对普通人的搜查也要升级。1995年,堪萨斯市警局开始普遍采用所谓「借机搜查」,即借助繁冗的交规条例,从夜行不开车灯,尾灯、车窗破损到车膜颜色深浅、后视镜上挂了东西,警方都能合法要求停车出示相关证件,真实目的是找毒品或枪。

  在合宪性得到联邦最高法院认可后,这样的基层创新迅速得到推广。随着90年代中后期可卡因危机逐渐消退,特区发起「停火行动」,明说就是针对年轻黑人男性,设立缴枪组,开始采用借机搜查专门对付非法枪支。

  今天,大规模监禁造成的严重问题已人所共睹,「就像一个美国要和另一个美国离婚」。然而在2014年的一次大范围调查中,仍有近三分之二的黑人认为美国的刑罚还不够重。黑人城市中相似的罪与罚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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