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林：经济思想三大派如何影响八十年代的改革大潮?

　　需要说明一下，本文挑选的三大派，性格特点比较鲜明，具有代表性。但是，从政府到学术界，主张改开路线的大有人在，远不止本文分析的这批人。

　　一、自由市场经济派 

　　自由市场经济派(以下简称“市场派”)从政治倾向划分属于偏右，代表人物有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等。顾准同志早在 1957 年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虽然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还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提出的，他提醒需要研究和关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的学生吴敬琏继承了顾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继续探索，吴敬琏大力推崇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是依靠市场调配资源还是政府调配资源，是矛盾的关键。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贡献，获得老百姓给予“吴市场”的尊称。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吴敬琏较早地意识到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脆弱，可以凭上面的意志把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也可以把市场经济改回计划经济。因此，他提出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三化”理论，作为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他认为，中国经济面临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二是继续对封闭僵化体制的冲击和改变。吴敬琏自问自答：“中国的成功，是独特模式的成功吗?是威权的成功吗?不!是市场化改革的成功。”为此，吴敬琏获得“吴市场”的称号。与“吴市场”相向而行的厉以宁教授也获得“厉股份”的雅号。厉吴二人君子之争，和而不同，对改革开放所做出的贡献可谓等量齐观。两人最早的学术分歧发生于 1984 至 1986 年，厉提出，“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在所有制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使市场体系逐步趋于完善。”“厉的所有制改革，指将规范化的‘股份制’和非规范化的‘承包制’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而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主张迅速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进行包括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以缓解和控制通膨。”在这次争论中，厉强调“股份制”，吴强调“市场化”，于是，“厉股份”和“吴市场”的名号不胫而走。此后，厉吴之间于 2001 年展开对于股市的大辩论。2004 年，两人对于中国是否兴建重化工业展开激辩。厉以宁认为，“只有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厉吴学术之争并没有影响两位学者在改革开放大方向方面的一致，他们对待学术分歧所表现出的涵养和雅量值得同仁们反思，值得后辈们学习。吴敬琏在晚年的回忆一语道破天机，他表示，厉吴之争不是两个人的恩怨斗法，而是决策层不同改革思想的表现。

　　厉以宁说，大家都叫他“厉股份”，其实更应该叫他“厉非均衡”。在他看来，“非均衡”理论是他最核心的经济学观点。他认为，“最成功的改革有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证券市场、民营经济的兴起。”从 2003 年开始，厉以宁的工作重点转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扶贫。2004 年，《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厉以宁的信一同被送呈国务院。2005 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 36 条”。厉以宁笑称，自己现在应该叫“厉民营”了。

　　张维迎在 1984 年 6 月发表“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文章，比同年 9月在浙江省莫干山会议上多人提出“价格双轨制”提早 3 个月。张文明确提出“实行双轨制价格”的概念，并因该文入选莫干山会议。张维迎自此名声鹊起，以后不管是 2004 年的郎(咸平)顾(雏军)关于国企产权改革之争，还是 2016 年他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他都坚定地站在企业家一边。他认为，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的地位，计划经济的本质是否定企业家精神，他的工作是为企业家正名。张维迎逐渐告别新古典经济学，转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他构造出“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式”，认为用这个模型解释经济增长，比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有说服力。张维迎主张渐进式改革，坚决捍卫市场经济。他认为，宪政和民主与经济学有很大关系。为此，他又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经济学家。他常出惊人之语，例如：改革最大的受害方是政府官员，大学应该提高学费，往别人饭碗里吐痰等等。也有人认为，张维迎喜欢和官员、企业家搞在一起，这样做不利于一个独立经济学者的形象。但这些都不影响我的预判，即张维迎很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里附带讲一下，徐景安所写“不能忘却的回忆之三”第 18 页中说，“他(指张维迎)应该是最早提出价格双规制的。”同时，徐也发现张 2006 年书中发表的 1984 年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题目没变，内容有改动。“其目的是证明，他不仅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理论的发明者，还是双轨制价格改革操作方案的设计者。这是明显的弄虚作假行为。”

　　周其仁 1982 年在社科院农经所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组(以下简称“农村组”)工作，1985 年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96 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任教至今。周其仁被称为一位经验主义者、渐进路线改革者、一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坚定的市场派经济学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重视调查研究，一生追求“把话说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1983 或 1984 年)周已经提出城乡不平等的问题，是较早关注这一课题的人之一。他还较早地主张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宋国青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他坚持主张农村土地确权的必要性。对于郎顾之争，周采取批判郎的态度。三农问题学者贺雪峰曾与周激辩，批判周赞成给农民土地确权是主张土地私有化。周反驳说，“我从来不认为可以经由‘私有化’来实现清晰的土地产权”。为此，周撰写论文《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论文追溯 1950 年出台的《土地改革法》明确保护土地私有，1953 年“土改”时把土地分给农民家庭。然而，1957 年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和后来的《人民公社 60 条》规定，把已归农民私有的土地连同宅基地一并收归集体所有。这一放一收的历史经验，使他认识到，产权制度，是社会绝大多数人共同维护的一种权利，仅靠政治运动所赋予的“产权”非常不稳固。华生与周其仁对于我国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分歧，一是关于土地涨价收益的归属问题，华主张不能只保护原住民地主的产权，不保护无地户。二是关于人口自由迁徙流动。三是关于“增减挂钩”，周赞成，华认为问题很大。四是关于农地建设发展权与土地产权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制度安排，华生反对产权大于规划权的说法。

　　二、扶弱济贫公平分配派

　　扶弱济贫公平分配派 (以下简称“公平派”)从政治倾向划分属于中间偏左, 代表人物有邓英陶、张木生、王小强等。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相对匮乏有限，随着改革开放以资源消耗的方式取得国民经济起飞提速，改革的各种问题相继暴露，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失衡，这引起一部分人对改革方向的质疑和对社会不公的担忧。

　　邓英陶(1952-2012)被公认为“公平派”的领军人物，他是北京大学 77 级经济系毕业生，1982-1985年在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组工作，1985-1988 年在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1988 年又回社科院任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7 年任社科院经济文化中心主任、研究员。邓英陶主要从事农村宏观经济研究，擅长计量和数理经济学。其代表作有：《走向现代化的抉择》(1987 年)、《中国农村金融的变革与发展》(1994 年)、《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1991 年出版，2012 年修订版)等，其中《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路》(1989 年合著)，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他的主要观点有：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暴露出西方发展道路在我国行不通，对此他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提出“多数人现代化”的改革路径。在我国资源匮乏条件下如何实现现代化?他提出新发展方式的改革方向。

　　“将会支撑起一个多数人的现代化，普通老百姓的现代化，其核心概念是建设生态，不只是环境保护。”“一个水能，一个太阳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中国的现代化的基石就稳固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此不可阻挡，谁也甭想制约、遏制中国。”他大胆设想从从西部调水，如果从西南调 2000 亿立方水到西北，可增加 30 亿亩农田，缓解农业资源匮乏。他认为，西方现代化的经典模式是，我现代化了，你就别现代化了。我们(指中国)肯定不是这种模式(指西方模式)。那是什么模式呢?

　　已经走过新兴市场发展模式的国家，阿根廷、巴西、亚洲“四小龙”都失败了。因此，邓英陶认为，市场化加全球化是一个失败的模式，是走向资源枯竭后不得不接受西方摆布的模式，是少数人现代化多数人无法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因此，邓英陶主张实施体制改革、发展方式和国际战略格局三位一体的三重思维，而不是单打一的只谈改革，或者只谈发展，或者只谈国际战略。

　　张木生 1965 年人大附中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与陈晓农一起赴内蒙古自治区插队 7 年，1973 年入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学习。1968 年，他通过调查研究，根据自己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写作《中国农民问题学习》一文，他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人民公社。他从身边的实际经历看到包产到户可以增产，因而提倡“三自一包”。张的文章在当年已经属于大胆妄议，一时间“张木生旋风”在知青中广泛传播。因为这篇“反动”文章，张木生于 1972 年被捕入狱 8 个月。1980 至 1984 年，张在中国社科院农经所担任研究人员，1984 至 1990 年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担任研究员。张木生早在 1978 年就写道：“中国肯定要搞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因为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追求，市场必然被异化。”张木生还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资本主义，要挤进资本主义文明的行列中去，等待西方发生革命。”张木生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中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论断，即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行列，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张木生认为，大新民主主义的理想，比普世价值或原教旨的社会主义更能凝聚中国各界共识。他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是广场民主。批评者指出，张木生的思想带有浓郁的国家主义倾向，极力主张巩固执政党的权威，积极呈献奏折扮演帝王师的角色。

　　王小强于 1986 年合著《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该书颇具影响。他于1987 年合著的《富饶与贫困》也颇受好评。此后，他又出版《文明冲突的背后》(2004 年)、《史无前例的挑战》(2006)、《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2007)、《投机赌博新经济》(2007)等著作。《文明冲突的背后》一书考证了埃及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实际案例，“萨达特的改革开放，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产生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更致命的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开放，‘非法致富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问题。’黑市走私、贪赃枉法、偷税漏税，以权谋私，非法经营猖獗。贪污腐败盛行。”这本书得到独立学者郭松民的背书。王小强在其代表性的文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四”里明批秦晖，暗讽吴敬琏，“更有理论意义的是，面对今天‘市场’们鼓噪的歪理邪说，值得重温《资本论》狠批重商主义。”“恨计划经济不等于爱市场万能。前者好赖是经济，后者市场成赌博。”“因为市场经济太好了，所以市场经济太坏了。”对比王小强三个阶段的论述，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主张“包产到户”、整个八十年代讴歌改革开放，到 2006 年前后对市场经济的反思和质疑，再到 2013 年以来狠批重商主义的市场经济，思想不断向“左”派阵营移动，与“市场派”道不同不相为谋。

　　三、激进民族主义左派 (以下简称“新左派”)

　　“新左派”代表着激进民族主义立场，从政治倾向划分属于典型的左派，代表人物有汪晖、胡鞍钢、甘阳等。

　　”新左派“(New Left)是一批产生于现代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环境与国际全球化大潮下，大多主张科学社会主义，不承认斯大林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文化垄断、经济政治独裁和社会虚无主义的新生代“左翼”。 “新左派”提倡人民主权概念，重视社会公平正义，支持国家对经济的宏观干预，反对庸俗的自由市场理论，肯定“文革”对抵制修正主义的积极作用，对全面开放持怀疑态度，主张将国有企业的外资和民营成分剔除出去，赞成用人民民主代替自由主义，用人民民主解决社会正义问题。

　　“新左派”在我国最初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种思潮，其特点是质疑市场经济路线。1997 年，汪晖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化”一文，正式揭开“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市场派两大阵营较量的序幕。当时，“新左派”主张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超越资本逻辑，纠正市场机制，促进社会公正，痛批自由主义学派倡导的市场化、自由化和民主化观点。“新左派”痛斥资本主义，呼唤社会主义，不满现实主义(对改开现实不满)，是《中国可以说不》(作者宋强、张小波等人)和《中国不高兴》(宋晓军、黄纪苏、王小东等人)等民族主义代表作精致的翻版。然而，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国民经济连年高速发展，全民生活水平得以提升，逐步告别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的魔咒。在现实面前，“新左派”发生分化，有人转向赞成市场经济，例如王

　　小东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以来的言论。但是，相当多的“新左派”仍然靠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呈现从“新左”变成“新保”(新保守主义)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新左派”与崇尚暴力、提倡回归计划经济、欣赏集权体制的所谓“革命左派”有着本质的不同。 此外，“新左派”与单纯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老左派”也不一样。批评者认为，“新左派”怀有善良的动机，往往提出不切合实际的想法，作为对改革开放路线的一种批评和监督力量，有其存在的合理之处。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1959-)被认为是“新左派”的盟主。他的代表作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世纪的诞生》、《去政治化的政治》、《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等。他认为，改革开放、特别是 1980 年中期以来，“打工者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村土地的半无产阶级的工人群体向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过渡。”有人对“新左派”作如下总结：“(他们)基本上认为中国的问题已经转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而这么做的启发和激励因素可以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 XXX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有学者总结汪晖的两个“二元”说法：“一个是海洋与内陆的二元化，这个是汪晖在写作《现代思想》之后实现的新框架：还有一个就是帝国与国家的二元论，这是他写作现代思想兴起时所检讨的西方的叙事架构。”批评者认为，汪晖的二元说，真实意图为中国崛起并挑战现有世界秩序的叙事方法提供理论基础。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1953-)认为“既然中国能够追赶美国，将来还会超过美国，就说明中国的制度优于美国。”“美国已经进入衰落期，自身老化、僵化、退化。”2017 年，胡鞍钢经过长期计算得出惊人结论：早在 2010 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就已经超过美国，达到美国的 1.04 倍。到 2020 年时，中国的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 1.75 倍。到 2030 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就相当于美国的两倍。”“1993 年，王绍光和胡鞍钢发表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坚决主张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主导市场改革。”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原院长甘阳教授(1952-)主张“中国乡镇企业所提出的问题，毋宁应该看作：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并正在形成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替代方案(alternative)。”他于2005 年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主张“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儒家社会主义”。2008 年甘阳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概念。第一次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兴起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形成推倒阶级斗争理论，抵制两个凡事教条的共识，从而启动改革开放路线的思想解放浪潮。第二次指“从对西方迷信和美国迷信中解放出来的”的观念。甘阳是当代中国思想界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八十年代后期发表的“自由的理念”被公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之作，九十年代又成为激烈抨击自由主义“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而他 2002 年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则被看成中国保守主义的理论奠基。

　　“新左派”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搞开放就是让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来剥削中国人，搞改革就是让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剥削中国人。市场经济的实现，必然会以牺牲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和成本。

　　从学术争论的角度看，“中左派”和“新左派”观点相近，无形中形成合围“市场派”之势。

　　作者简介：杨玉林(利安、吉利安)，曾任职国家海关总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所、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外交官。现任北京天济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哈佛学”研究创立人。

　　需要说明一下，本文挑选的三大派，性格特点比较鲜明，具有代表性。但是，从政府到学术界，主张改开路线的大有人在，远不止本文分析的这批人。

　　一、自由市场经济派 

　　自由市场经济派(以下简称“市场派”)从政治倾向划分属于偏右，代表人物有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等。顾准同志早在 1957 年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虽然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还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提出的，他提醒需要研究和关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的学生吴敬琏继承了顾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继续探索，吴敬琏大力推崇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是依靠市场调配资源还是政府调配资源，是矛盾的关键。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贡献，获得老百姓给予“吴市场”的尊称。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吴敬琏较早地意识到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脆弱，可以凭上面的意志把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也可以把市场经济改回计划经济。因此，他提出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三化”理论，作为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他认为，中国经济面临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二是继续对封闭僵化体制的冲击和改变。吴敬琏自问自答：“中国的成功，是独特模式的成功吗?是威权的成功吗?不!是市场化改革的成功。”为此，吴敬琏获得“吴市场”的称号。与“吴市场”相向而行的厉以宁教授也获得“厉股份”的雅号。厉吴二人君子之争，和而不同，对改革开放所做出的贡献可谓等量齐观。两人最早的学术分歧发生于 1984 至 1986 年，厉提出，“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在所有制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使市场体系逐步趋于完善。”“厉的所有制改革，指将规范化的‘股份制’和非规范化的‘承包制’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而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主张迅速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进行包括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以缓解和控制通膨。”在这次争论中，厉强调“股份制”，吴强调“市场化”，于是，“厉股份”和“吴市场”的名号不胫而走。此后，厉吴之间于 2001 年展开对于股市的大辩论。2004 年，两人对于中国是否兴建重化工业展开激辩。厉以宁认为，“只有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厉吴学术之争并没有影响两位学者在改革开放大方向方面的一致，他们对待学术分歧所表现出的涵养和雅量值得同仁们反思，值得后辈们学习。吴敬琏在晚年的回忆一语道破天机，他表示，厉吴之争不是两个人的恩怨斗法，而是决策层不同改革思想的表现。

　　厉以宁说，大家都叫他“厉股份”，其实更应该叫他“厉非均衡”。在他看来，“非均衡”理论是他最核心的经济学观点。他认为，“最成功的改革有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证券市场、民营经济的兴起。”从 2003 年开始，厉以宁的工作重点转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扶贫。2004 年，《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厉以宁的信一同被送呈国务院。2005 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 36 条”。厉以宁笑称，自己现在应该叫“厉民营”了。

　　张维迎在 1984 年 6 月发表“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文章，比同年 9月在浙江省莫干山会议上多人提出“价格双轨制”提早 3 个月。张文明确提出“实行双轨制价格”的概念，并因该文入选莫干山会议。张维迎自此名声鹊起，以后不管是 2004 年的郎(咸平)顾(雏军)关于国企产权改革之争，还是 2016 年他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他都坚定地站在企业家一边。他认为，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的地位，计划经济的本质是否定企业家精神，他的工作是为企业家正名。张维迎逐渐告别新古典经济学，转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他构造出“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式”，认为用这个模型解释经济增长，比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有说服力。张维迎主张渐进式改革，坚决捍卫市场经济。他认为，宪政和民主与经济学有很大关系。为此，他又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经济学家。他常出惊人之语，例如：改革最大的受害方是政府官员，大学应该提高学费，往别人饭碗里吐痰等等。也有人认为，张维迎喜欢和官员、企业家搞在一起，这样做不利于一个独立经济学者的形象。但这些都不影响我的预判，即张维迎很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里附带讲一下，徐景安所写“不能忘却的回忆之三”第 18 页中说，“他(指张维迎)应该是最早提出价格双规制的。”同时，徐也发现张 2006 年书中发表的 1984 年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题目没变，内容有改动。“其目的是证明，他不仅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理论的发明者，还是双轨制价格改革操作方案的设计者。这是明显的弄虚作假行为。”

　　周其仁 1982 年在社科院农经所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组(以下简称“农村组”)工作，1985 年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96 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任教至今。周其仁被称为一位经验主义者、渐进路线改革者、一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坚定的市场派经济学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重视调查研究，一生追求“把话说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1983 或 1984 年)周已经提出城乡不平等的问题，是较早关注这一课题的人之一。他还较早地主张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宋国青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他坚持主张农村土地确权的必要性。对于郎顾之争，周采取批判郎的态度。三农问题学者贺雪峰曾与周激辩，批判周赞成给农民土地确权是主张土地私有化。周反驳说，“我从来不认为可以经由‘私有化’来实现清晰的土地产权”。为此，周撰写论文《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论文追溯 1950 年出台的《土地改革法》明确保护土地私有，1953 年“土改”时把土地分给农民家庭。然而，1957 年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和后来的《人民公社 60 条》规定，把已归农民私有的土地连同宅基地一并收归集体所有。这一放一收的历史经验，使他认识到，产权制度，是社会绝大多数人共同维护的一种权利，仅靠政治运动所赋予的“产权”非常不稳固。华生与周其仁对于我国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分歧，一是关于土地涨价收益的归属问题，华主张不能只保护原住民地主的产权，不保护无地户。二是关于人口自由迁徙流动。三是关于“增减挂钩”，周赞成，华认为问题很大。四是关于农地建设发展权与土地产权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制度安排，华生反对产权大于规划权的说法。

　　二、扶弱济贫公平分配派

　　扶弱济贫公平分配派 (以下简称“公平派”)从政治倾向划分属于中间偏左, 代表人物有邓英陶、张木生、王小强等。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相对匮乏有限，随着改革开放以资源消耗的方式取得国民经济起飞提速，改革的各种问题相继暴露，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失衡，这引起一部分人对改革方向的质疑和对社会不公的担忧。

　　邓英陶(1952-2012)被公认为“公平派”的领军人物，他是北京大学 77 级经济系毕业生，1982-1985年在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组工作，1985-1988 年在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1988 年又回社科院任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7 年任社科院经济文化中心主任、研究员。邓英陶主要从事农村宏观经济研究，擅长计量和数理经济学。其代表作有：《走向现代化的抉择》(1987 年)、《中国农村金融的变革与发展》(1994 年)、《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1991 年出版，2012 年修订版)等，其中《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路》(1989 年合著)，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他的主要观点有：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暴露出西方发展道路在我国行不通，对此他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提出“多数人现代化”的改革路径。在我国资源匮乏条件下如何实现现代化?他提出新发展方式的改革方向。

　　“将会支撑起一个多数人的现代化，普通老百姓的现代化，其核心概念是建设生态，不只是环境保护。”“一个水能，一个太阳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中国的现代化的基石就稳固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此不可阻挡，谁也甭想制约、遏制中国。”他大胆设想从从西部调水，如果从西南调 2000 亿立方水到西北，可增加 30 亿亩农田，缓解农业资源匮乏。他认为，西方现代化的经典模式是，我现代化了，你就别现代化了。我们(指中国)肯定不是这种模式(指西方模式)。那是什么模式呢?

　　已经走过新兴市场发展模式的国家，阿根廷、巴西、亚洲“四小龙”都失败了。因此，邓英陶认为，市场化加全球化是一个失败的模式，是走向资源枯竭后不得不接受西方摆布的模式，是少数人现代化多数人无法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因此，邓英陶主张实施体制改革、发展方式和国际战略格局三位一体的三重思维，而不是单打一的只谈改革，或者只谈发展，或者只谈国际战略。

　　张木生 1965 年人大附中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与陈晓农一起赴内蒙古自治区插队 7 年，1973 年入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学习。1968 年，他通过调查研究，根据自己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写作《中国农民问题学习》一文，他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人民公社。他从身边的实际经历看到包产到户可以增产，因而提倡“三自一包”。张的文章在当年已经属于大胆妄议，一时间“张木生旋风”在知青中广泛传播。因为这篇“反动”文章，张木生于 1972 年被捕入狱 8 个月。1980 至 1984 年，张在中国社科院农经所担任研究人员，1984 至 1990 年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担任研究员。张木生早在 1978 年就写道：“中国肯定要搞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因为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追求，市场必然被异化。”张木生还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资本主义，要挤进资本主义文明的行列中去，等待西方发生革命。”张木生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中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论断，即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行列，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张木生认为，大新民主主义的理想，比普世价值或原教旨的社会主义更能凝聚中国各界共识。他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是广场民主。批评者指出，张木生的思想带有浓郁的国家主义倾向，极力主张巩固执政党的权威，积极呈献奏折扮演帝王师的角色。

　　王小强于 1986 年合著《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该书颇具影响。他于1987 年合著的《富饶与贫困》也颇受好评。此后，他又出版《文明冲突的背后》(2004 年)、《史无前例的挑战》(2006)、《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2007)、《投机赌博新经济》(2007)等著作。《文明冲突的背后》一书考证了埃及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实际案例，“萨达特的改革开放，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产生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更致命的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开放，‘非法致富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问题。’黑市走私、贪赃枉法、偷税漏税，以权谋私，非法经营猖獗。贪污腐败盛行。”这本书得到独立学者郭松民的背书。王小强在其代表性的文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四”里明批秦晖，暗讽吴敬琏，“更有理论意义的是，面对今天‘市场’们鼓噪的歪理邪说，值得重温《资本论》狠批重商主义。”“恨计划经济不等于爱市场万能。前者好赖是经济，后者市场成赌博。”“因为市场经济太好了，所以市场经济太坏了。”对比王小强三个阶段的论述，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主张“包产到户”、整个八十年代讴歌改革开放，到 2006 年前后对市场经济的反思和质疑，再到 2013 年以来狠批重商主义的市场经济，思想不断向“左”派阵营移动，与“市场派”道不同不相为谋。

　　三、激进民族主义左派 (以下简称“新左派”)

　　“新左派”代表着激进民族主义立场，从政治倾向划分属于典型的左派，代表人物有汪晖、胡鞍钢、甘阳等。

　　”新左派“(New Left)是一批产生于现代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环境与国际全球化大潮下，大多主张科学社会主义，不承认斯大林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文化垄断、经济政治独裁和社会虚无主义的新生代“左翼”。 “新左派”提倡人民主权概念，重视社会公平正义，支持国家对经济的宏观干预，反对庸俗的自由市场理论，肯定“文革”对抵制修正主义的积极作用，对全面开放持怀疑态度，主张将国有企业的外资和民营成分剔除出去，赞成用人民民主代替自由主义，用人民民主解决社会正义问题。

　　“新左派”在我国最初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种思潮，其特点是质疑市场经济路线。1997 年，汪晖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化”一文，正式揭开“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市场派两大阵营较量的序幕。当时，“新左派”主张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超越资本逻辑，纠正市场机制，促进社会公正，痛批自由主义学派倡导的市场化、自由化和民主化观点。“新左派”痛斥资本主义，呼唤社会主义，不满现实主义(对改开现实不满)，是《中国可以说不》(作者宋强、张小波等人)和《中国不高兴》(宋晓军、黄纪苏、王小东等人)等民族主义代表作精致的翻版。然而，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国民经济连年高速发展，全民生活水平得以提升，逐步告别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的魔咒。在现实面前，“新左派”发生分化，有人转向赞成市场经济，例如王

　　小东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以来的言论。但是，相当多的“新左派”仍然靠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呈现从“新左”变成“新保”(新保守主义)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新左派”与崇尚暴力、提倡回归计划经济、欣赏集权体制的所谓“革命左派”有着本质的不同。 此外，“新左派”与单纯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老左派”也不一样。批评者认为，“新左派”怀有善良的动机，往往提出不切合实际的想法，作为对改革开放路线的一种批评和监督力量，有其存在的合理之处。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1959-)被认为是“新左派”的盟主。他的代表作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世纪的诞生》、《去政治化的政治》、《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等。他认为，改革开放、特别是 1980 年中期以来，“打工者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村土地的半无产阶级的工人群体向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过渡。”有人对“新左派”作如下总结：“(他们)基本上认为中国的问题已经转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而这么做的启发和激励因素可以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 XXX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有学者总结汪晖的两个“二元”说法：“一个是海洋与内陆的二元化，这个是汪晖在写作《现代思想》之后实现的新框架：还有一个就是帝国与国家的二元论，这是他写作现代思想兴起时所检讨的西方的叙事架构。”批评者认为，汪晖的二元说，真实意图为中国崛起并挑战现有世界秩序的叙事方法提供理论基础。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1953-)认为“既然中国能够追赶美国，将来还会超过美国，就说明中国的制度优于美国。”“美国已经进入衰落期，自身老化、僵化、退化。”2017 年，胡鞍钢经过长期计算得出惊人结论：早在 2010 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就已经超过美国，达到美国的 1.04 倍。到 2020 年时，中国的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 1.75 倍。到 2030 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就相当于美国的两倍。”“1993 年，王绍光和胡鞍钢发表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坚决主张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主导市场改革。”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原院长甘阳教授(1952-)主张“中国乡镇企业所提出的问题，毋宁应该看作：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并正在形成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替代方案(alternative)。”他于2005 年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主张“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儒家社会主义”。2008 年甘阳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概念。第一次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兴起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形成推倒阶级斗争理论，抵制两个凡事教条的共识，从而启动改革开放路线的思想解放浪潮。第二次指“从对西方迷信和美国迷信中解放出来的”的观念。甘阳是当代中国思想界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八十年代后期发表的“自由的理念”被公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之作，九十年代又成为激烈抨击自由主义“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而他 2002 年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则被看成中国保守主义的理论奠基。

　　“新左派”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搞开放就是让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来剥削中国人，搞改革就是让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剥削中国人。市场经济的实现，必然会以牺牲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和成本。

　　从学术争论的角度看，“中左派”和“新左派”观点相近，无形中形成合围“市场派”之势。

　　作者简介：杨玉林(利安、吉利安)，曾任职国家海关总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所、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外交官。现任北京天济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哈佛学”研究创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