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戴维森：中国电荒与全球能源危机，减碳仍是正确方向

　　10月31日，推迟已久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在格拉斯哥召开，在漫长而备受期待的筹备过程中，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称，这次会议是世界上避免气候危机的“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

　　今年7月，COP26主席阿洛克·夏尔马宣称，这次会议最终将“让煤炭发电成为历史”。然而，当各国首脑和其他世界政要抵达苏格兰时，他们对这次会议寄予的厚望被一场始于中国的全球能源危机所笼罩，到夏季结束，能源危机已经在许多地区出现。有分析认为，这场危机出现的原因，包括已经摆脱COVID-19大流行国家经济复苏带来的能源需求增加，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导致不满的邻国限制跨境燃料供应。有人甚至建议，当前的能源危机应被视为经济脱碳过于仓促的警告。在COP26开幕之际，一些人担心，被迫将经济安全置于碳排放之上的各国政府会背弃以往的气候承诺。

　　虽然诸如此类的个别因素可能导致全球燃料市场供应紧张，但电力短缺反映的是基础设施和机制的失灵。

　　这场危机首次在中国出现，导致许多城市的大范围电力短缺，对这个过程进行复盘，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教训，尤其是那些刚刚摆脱大流行的国家。这场危机始于今年早些时候，当时全球经济活动的复苏导致中国沿海省份对电力的需求飙升，这些省份是中国许多大型工厂所在地。今年5月，广东的几个城市被迫实施了工业限电。

　　到9月中旬，南方的异常温暖和北方的异常寒冷导致电力需求急剧增加，将中国许多电网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从南方的广东到东北的黑龙江，中国20多个省份的电力供应商开始限制电力需求。在全球供应链制造商集中的中国南方工业化地区，工厂每周只能生产几天。在电力短缺更为严重的东北部，由于限制变成了断电(或“轮流停电”)，整个社区被迫生活在黑暗中。截至11月初，电力限制基本上已被取消，但中国仍承受着眉睫的冬季取暖需求带来的压力。

　　中国煤炭和电力市场的不平衡发展是导致这场危机的关键因素。而这也是一场更广泛全球能源危机的先兆，现在正威胁着世界各地的经济。近几个月来，化石燃料价格一路飙升，达到了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欧洲和东北亚地区的天然气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煤炭价格居高不下，给电力供应企业带来压力，迫使它们减少需求，并为今年冬天可能实行的限电计划做好准备。

　　受控的“市场化”

　　当20年前北京开始开放煤炭市场时，它允许价格随需求涨跌，而官方保留了控制供应的权力。2016年初，当煤炭开采利润达到历史低点时，官方介入，大幅减少供应，导致煤炭价格在年底前上涨了近一倍。官方为每吨500-570元(78 - 90美元)的煤炭价格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绿色区域”，这将使煤炭和电力双方都能获利，并干预煤炭合同谈判，甚至是工厂库存以维持这些价格水平。

　　煤矿安全与产能过剩是影响煤炭供应限制的另外两个政策考量。中国正致力于清理大量小规模、更容易发生事故的煤矿。今年4月，内蒙古62名高级官员因煤炭腐败落网，他们被控受贿和违反安全法规，这是为了防止其他煤矿老板试图超出其批准产能限制。线上产能的减少意味着供应几乎没有弹性供应应对市场变化：与去年同期相比，9月份煤炭产量实际上下降了0.9%，尽管煤炭价格从去年冬天每吨1000元的峰值飙升至2000元以上。

　　煤炭进口通常占中国消费量的10%左右，为供应变化提供了一些缓冲，但在2020年10月，几乎全面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后，这一缓冲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煤炭供应量的突然下降导致了去年冬天局部地区的电力短缺，并导致了2021年全年供应的减少。为了缓解煤炭供应问题，中国将年度产量上限提高了2.2亿吨，并非正式地开始重新进口澳大利亚煤炭。

　　中国电力行业的开放进程时断时续，但价格的浮动空间却越来越小。2002年，时任总理朱镕基打破了国有垄断，让发电公司多元化发展。他还呼吁建立竞争性市场，但这在朱镕基卸任后未能实现。自2015年以来，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但市场运作一直受到传统制度和本地优先事项的阻碍。发电受“双轨制”监管，参照接近中央计划机构设定的基准价格水平，还要按照政府的分配计划出售，或者出售给当地运营的市场，价格上限普遍较低。

　　双轨中的任何一轨都能防止发电商将增加的燃料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当煤炭价格上涨时(就像最近几个月的情况一样)，发电商可能会通过减少库存或假装停电来应对，以避免出现亏损。因此，与今年早些时候德克萨斯州的大停电(由于设备故障，任何能发电的人都能获得极高的电价)相比，中国的供应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动态决定的。

　　电力危机暴露了困扰中国电力改革二十年的不均衡价格监管和制度惯性的难题。为了避免在冬季临近时继续停电，中央允许将电力市场价格上限小幅上调20%，并对部分工业用户实施更高的电价上调。随后，中央“有序”全面开放燃煤电力市场，并呼吁结束地方政府的干预。虽然中国官员自2015年以来就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但目前的呼吁有所不同，他们将电力改革与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出于对市场效率的考虑。随着煤炭发电合同价格的上升，这也为风能和太阳能创造了有利竞争的机会，尽管官方取消了对这些行业的补贴。

　　然而，市场只是中央可用的众多工具中的一种。在放松电价的同时，发改委不懈地寻求将短期煤炭价格恢复到“合理水平”。一旦电价上限提高，可能很难拉回来，但谁也不能保证一旦危机消退，电价上限会进一步放宽。事实上，有一项建议呼吁将煤炭价格推回基准价格并设置浮动区间。

　　中国电力改革未完成的第二个后果是，大省仍主导着远距离输电。尽管中国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超高压输电网络，但这些线路的使用需要经过各地大量的谈判，而且极其严格。因此，当东北“限电”的时候，它仍在向附近的山东按照合同输电，而山东面临的短缺并没有那么严重。

　　能源安全的路径

　　气候政策与能源危机的严重程度没有多大关系。今年6月，中央警告20个省份，它们没有达到年度能源控制目标，地方政府对此的反应，被视为之后电力紧缺的原因。然而，到了7月，中央严厉批评了一些试图通过限制工业产出等严格措施，实现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气候目标的地方政府。在10月8日国常会的缓解电荒的六项具体措施中，重启受能源政策限制的工厂不在其中。

　　中国的能源危机也被归咎于可再生能源的低可用性。东北某电网称，9月有几天风速过低，导致风电发电量大幅度下降，加剧了潜在的短缺，尽管60%的减负荷发生在“风速过低”之前。整个9月，全国风力发电实际同比增长28%，远远超过13%的需求增长。低于平均水平的降雨量导致水电产量略有下降。

　　通过实现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多样化，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燃料价格波动的影响，并增强其整体能源安全。例如，广东省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不到总发电量的3%。随着今年越来越多的海上风力发电项目上线，现有的煤炭和天然气产能以进一步发展。这一转变的关键是为热电厂提供新的收入来源——最有效的是通过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激励——以灵活地适应可再生能源的变化，以更少的燃料燃烧赚取更多的钱。

　　最后，北京可以通过部署与可再生能源相配套的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储存和扩大输电线路，降低实现碳排放目标的成本，并提高可靠性。使太阳能发电在一天内平稳运行的电池也可以带来相应的好处，在电网宕机时可以保持关键负载运转。面对突如其来的寒流，跨大陆的电网能够瞬间平衡风力发电的衰退，这也将增强电网的弹性。

　　COP26上周结束时，承诺实现净零排放的国家数量达到创纪录水平。如果这一承诺得到全面落实，可能会将全球变暖程度降至接近《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目标的水平。但各国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在关键的未来10年里它们将做些什么，仍未得到解决。中国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达峰，然后逐步减少，但没有提供峰值或减少速度的数字基准。谈判文件同样没有规定逐步淘汰煤炭，而是呼吁各国在明年重返第27大会，加强对2030年的承诺。随着多个全球化石燃料危机的发生和低碳替代能源成本的下降，中国和其他国家告别高风险的化石燃料投资，拥抱气候友好型能源基础设施和支持机构，是十分有利的。减少碳排放是控制未来价格波动周期和加强能源安全的途径，而不是障碍。

　　迈克尔· 戴维森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和机械与航天工程学院的助理教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10月31日，推迟已久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在格拉斯哥召开，在漫长而备受期待的筹备过程中，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称，这次会议是世界上避免气候危机的“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

　　今年7月，COP26主席阿洛克·夏尔马宣称，这次会议最终将“让煤炭发电成为历史”。然而，当各国首脑和其他世界政要抵达苏格兰时，他们对这次会议寄予的厚望被一场始于中国的全球能源危机所笼罩，到夏季结束，能源危机已经在许多地区出现。有分析认为，这场危机出现的原因，包括已经摆脱COVID-19大流行国家经济复苏带来的能源需求增加，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导致不满的邻国限制跨境燃料供应。有人甚至建议，当前的能源危机应被视为经济脱碳过于仓促的警告。在COP26开幕之际，一些人担心，被迫将经济安全置于碳排放之上的各国政府会背弃以往的气候承诺。

　　虽然诸如此类的个别因素可能导致全球燃料市场供应紧张，但电力短缺反映的是基础设施和机制的失灵。

　　这场危机首次在中国出现，导致许多城市的大范围电力短缺，对这个过程进行复盘，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教训，尤其是那些刚刚摆脱大流行的国家。这场危机始于今年早些时候，当时全球经济活动的复苏导致中国沿海省份对电力的需求飙升，这些省份是中国许多大型工厂所在地。今年5月，广东的几个城市被迫实施了工业限电。

　　到9月中旬，南方的异常温暖和北方的异常寒冷导致电力需求急剧增加，将中国许多电网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从南方的广东到东北的黑龙江，中国20多个省份的电力供应商开始限制电力需求。在全球供应链制造商集中的中国南方工业化地区，工厂每周只能生产几天。在电力短缺更为严重的东北部，由于限制变成了断电(或“轮流停电”)，整个社区被迫生活在黑暗中。截至11月初，电力限制基本上已被取消，但中国仍承受着眉睫的冬季取暖需求带来的压力。

　　中国煤炭和电力市场的不平衡发展是导致这场危机的关键因素。而这也是一场更广泛全球能源危机的先兆，现在正威胁着世界各地的经济。近几个月来，化石燃料价格一路飙升，达到了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欧洲和东北亚地区的天然气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煤炭价格居高不下，给电力供应企业带来压力，迫使它们减少需求，并为今年冬天可能实行的限电计划做好准备。

　　受控的“市场化”

　　当20年前北京开始开放煤炭市场时，它允许价格随需求涨跌，而官方保留了控制供应的权力。2016年初，当煤炭开采利润达到历史低点时，官方介入，大幅减少供应，导致煤炭价格在年底前上涨了近一倍。官方为每吨500-570元(78 - 90美元)的煤炭价格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绿色区域”，这将使煤炭和电力双方都能获利，并干预煤炭合同谈判，甚至是工厂库存以维持这些价格水平。

　　煤矿安全与产能过剩是影响煤炭供应限制的另外两个政策考量。中国正致力于清理大量小规模、更容易发生事故的煤矿。今年4月，内蒙古62名高级官员因煤炭腐败落网，他们被控受贿和违反安全法规，这是为了防止其他煤矿老板试图超出其批准产能限制。线上产能的减少意味着供应几乎没有弹性供应应对市场变化：与去年同期相比，9月份煤炭产量实际上下降了0.9%，尽管煤炭价格从去年冬天每吨1000元的峰值飙升至2000元以上。

　　煤炭进口通常占中国消费量的10%左右，为供应变化提供了一些缓冲，但在2020年10月，几乎全面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后，这一缓冲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煤炭供应量的突然下降导致了去年冬天局部地区的电力短缺，并导致了2021年全年供应的减少。为了缓解煤炭供应问题，中国将年度产量上限提高了2.2亿吨，并非正式地开始重新进口澳大利亚煤炭。

　　中国电力行业的开放进程时断时续，但价格的浮动空间却越来越小。2002年，时任总理朱镕基打破了国有垄断，让发电公司多元化发展。他还呼吁建立竞争性市场，但这在朱镕基卸任后未能实现。自2015年以来，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但市场运作一直受到传统制度和本地优先事项的阻碍。发电受“双轨制”监管，参照接近中央计划机构设定的基准价格水平，还要按照政府的分配计划出售，或者出售给当地运营的市场，价格上限普遍较低。

　　双轨中的任何一轨都能防止发电商将增加的燃料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当煤炭价格上涨时(就像最近几个月的情况一样)，发电商可能会通过减少库存或假装停电来应对，以避免出现亏损。因此，与今年早些时候德克萨斯州的大停电(由于设备故障，任何能发电的人都能获得极高的电价)相比，中国的供应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动态决定的。

　　电力危机暴露了困扰中国电力改革二十年的不均衡价格监管和制度惯性的难题。为了避免在冬季临近时继续停电，中央允许将电力市场价格上限小幅上调20%，并对部分工业用户实施更高的电价上调。随后，中央“有序”全面开放燃煤电力市场，并呼吁结束地方政府的干预。虽然中国官员自2015年以来就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但目前的呼吁有所不同，他们将电力改革与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出于对市场效率的考虑。随着煤炭发电合同价格的上升，这也为风能和太阳能创造了有利竞争的机会，尽管官方取消了对这些行业的补贴。

　　然而，市场只是中央可用的众多工具中的一种。在放松电价的同时，发改委不懈地寻求将短期煤炭价格恢复到“合理水平”。一旦电价上限提高，可能很难拉回来，但谁也不能保证一旦危机消退，电价上限会进一步放宽。事实上，有一项建议呼吁将煤炭价格推回基准价格并设置浮动区间。

　　中国电力改革未完成的第二个后果是，大省仍主导着远距离输电。尽管中国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超高压输电网络，但这些线路的使用需要经过各地大量的谈判，而且极其严格。因此，当东北“限电”的时候，它仍在向附近的山东按照合同输电，而山东面临的短缺并没有那么严重。

　　能源安全的路径

　　气候政策与能源危机的严重程度没有多大关系。今年6月，中央警告20个省份，它们没有达到年度能源控制目标，地方政府对此的反应，被视为之后电力紧缺的原因。然而，到了7月，中央严厉批评了一些试图通过限制工业产出等严格措施，实现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气候目标的地方政府。在10月8日国常会的缓解电荒的六项具体措施中，重启受能源政策限制的工厂不在其中。

　　中国的能源危机也被归咎于可再生能源的低可用性。东北某电网称，9月有几天风速过低，导致风电发电量大幅度下降，加剧了潜在的短缺，尽管60%的减负荷发生在“风速过低”之前。整个9月，全国风力发电实际同比增长28%，远远超过13%的需求增长。低于平均水平的降雨量导致水电产量略有下降。

　　通过实现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多样化，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燃料价格波动的影响，并增强其整体能源安全。例如，广东省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不到总发电量的3%。随着今年越来越多的海上风力发电项目上线，现有的煤炭和天然气产能以进一步发展。这一转变的关键是为热电厂提供新的收入来源——最有效的是通过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激励——以灵活地适应可再生能源的变化，以更少的燃料燃烧赚取更多的钱。

　　最后，北京可以通过部署与可再生能源相配套的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储存和扩大输电线路，降低实现碳排放目标的成本，并提高可靠性。使太阳能发电在一天内平稳运行的电池也可以带来相应的好处，在电网宕机时可以保持关键负载运转。面对突如其来的寒流，跨大陆的电网能够瞬间平衡风力发电的衰退，这也将增强电网的弹性。

　　COP26上周结束时，承诺实现净零排放的国家数量达到创纪录水平。如果这一承诺得到全面落实，可能会将全球变暖程度降至接近《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目标的水平。但各国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在关键的未来10年里它们将做些什么，仍未得到解决。中国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达峰，然后逐步减少，但没有提供峰值或减少速度的数字基准。谈判文件同样没有规定逐步淘汰煤炭，而是呼吁各国在明年重返第27大会，加强对2030年的承诺。随着多个全球化石燃料危机的发生和低碳替代能源成本的下降，中国和其他国家告别高风险的化石燃料投资，拥抱气候友好型能源基础设施和支持机构，是十分有利的。减少碳排放是控制未来价格波动周期和加强能源安全的途径，而不是障碍。

　　迈克尔· 戴维森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和机械与航天工程学院的助理教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