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疫后”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四个趋势

 　　作者李晓 ，珠海市横琴新区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尊敬的王洛林老师、庄宗明老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各位老师、校友和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感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邀请，很荣幸能够在厦大百年校庆的论坛上发表有关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些思考。

　　有关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态势，我不主张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等来概括，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全球化分裂”。关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去看近期我的有关论文和发言。今天，整个世界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充满不确定性——人类历史究竟是走向“至暗时刻”还是光明未来?对于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某些确定性而言，对现实世界的理性认知至关重要。今天，我想谈谈 “疫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化的四个趋势。

　　01

　　第一个趋势是国家化，即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再度大幅提升。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一直在上升。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滞涨”的出现导致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再度勃兴，尤其是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美元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家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制约作用，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开始急剧下降，相应地，这一轮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到达高潮。可以说，这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敲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丧钟。此次疫情的爆发扩散与防控不利，更是给予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致命一击。正如人类历史上众多灾难的发生一样，疫情在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天平上出现更有利于国家的倾斜，使得政府的各项公共职能得到更多、更有力的发挥。比如，最近拜登政府采取的一些列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补救措施，即无底线QE政策所导致的更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效应，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具干预主义色彩的社会经济政策，甚至引发剧烈的社会变革。因为这种国家地位与作用的提升，不仅仅体现在力度上，更体现出逻辑、方向和手段的重大变化，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与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冲击下国家地位的上升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所谓在市场无法正常运行的地方往往孕育着国家主义的温床，正是这个道理。疫情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意识、边界意识和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情感或国家主义理念更加高涨，各国政府对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以及对外关系领域的干预程度及其权力都有了大幅度提升，从而使得全球范围内政治家们的选择对“疫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具有更重要的影响，有管理的全球化将成为常态。

　　02

　　第二个趋势是区域化，即区域经济发展、合作与地缘政治关系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

　　在全球实体经济层面上，制造业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正在强化世界经济的板块化趋势，美、亚、欧三大区域板块已经成型，而且围绕区域经济增长与合作所展开的区域政治协调，正在重构区域主义，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包容性多边主义的发生了重大转型，这将对“疫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在此过程中，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区域金融合作的发展，二是区域政治协调与合作，三是区域主义的性质与方向。

　　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一个巨大矛盾就是经济全球化“内涵分裂化”，即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的那种全球范围内金融、贸易和投资齐头并进、相互拱卫的全球化格局，已经发生显著改变，在美元体系主导的金融全球化格局依旧的条件下，全球投资、贸易的发展遭遇保护主义冲击并日益走向“规则分层化”和“范围区域化”——这三者构成了“全球化分裂”的核心内涵。由于金融全球化的本质与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有着巨大差异，存在着短期性、投机性与生产性、长期性之间的巨大鸿沟，两者间的 “脱钩”加大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和风险，甚至使得世界经济增长产生致命的脆弱性。

　　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国际货币体系高度不稳定的世界里，人们会专注于追求财富与创新活动，尤其对那些以实体经济为主的“贸易国家”或地区而言，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体系的运行证明的那样，任何规模、范围或形式的货币合作都需要稳固的政治秩序。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有区域货币合作取得的成就，都是国家权力谋求和达成政治共识的结果。因此，稳定区域政治关系、开展区域政治协调与合作，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大国应对美元体系脆弱性，推进区域货币金融稳定，顺应世界经济板块化、区域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值得警惕的是，日益高涨的区域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正在朝着封闭的区域主义发展。世界经济的区域化或板块化发展，如何在“规则”与“范围”之间寻得某种平衡，正在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大国在这方面的认知、智慧与行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在“疫后”世界经济区域化发展是走向开放的区域主义还是封闭的区域主义。无论怎样，区域经济发展、合作以及地缘政治关系作为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将对“疫后”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03

　　第三个趋势是全球化分裂加剧了全球治理困境，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的问题尤为突出。

　　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然产生全球治理。在当前国家化、区域化趋势明显增强的特殊历史时期，特别是大国博弈和全球化分裂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主要大国之间针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和立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在“疫后”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美国既需要中国在诸如气候、反恐和核安全等全球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将在一些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中遏制中国的作用与影响。

　　全球化分裂加剧全球治理的困境在全球金融治理中体现的格外突出。大家都注意到，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利率下降的幅度明显超过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或者说，经济增速下降一点，就会以利率更快速的下降来应对，目前，主要国家的利率水平已经降至零甚至负利率。原因何在?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经济结构高度金融化的后果。乔万尼·阿瑞基在布罗代尔有关体系积累周期概念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归纳为四个积累周期，即15世纪到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从16世纪末开始贯穿整个18世纪的荷兰周期、18世纪下叶开始到20世纪初期的英国周期和19世纪末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美国周期。虽然这四个周期越来越短，但都持续一个世纪之上，而且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在周期开始或结束阶段都有一个显著的金融扩张过程。具体到今天，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在这个阶段，美国人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即由“债权人逻辑”转变为“债务人逻辑”，相应地，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从更有效地“赚到钱”转变为更多地“借到钱”，进而又发展到当下更多地“印出钱”。由是，传统宏观经济学有关货币政策应对实体经济供给或需求冲击的理论与逻辑失效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对象是高度金融化条件下的资本市场等金融经济运行，其本质就是债务积累。因而，其货币政策面临着“造币”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但是不“造币”万万不能解决问题的困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利率下降速度高于经济下滑速度的根本原因。

　　这将产生两个危险：一是经济结构的分化使得“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的宏观政策协调更加困难。这种困难自上世纪80年代的美日经济摩擦尤其是在“广场饭店协议”等一系列博弈中已经非常明显，只是我们当时未能看清其实质，其重要结果之一就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公共产品性质日益淡薄，越来越具有孤立主义性质，这是当今世界动荡根源之一;二是对于经济结构以实体经济为主的“贸易国家”而言，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越来越重要。必须认识到，MMT的背景是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在这样的经济结构当中MMT也许暂时适用，但无疑是饮鸩止渴，而且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中采取这套理论与实践只能是邯郸学步，遗害无穷。这两种威胁相结合很可能产生一个重要的后果，即全球范围内贸易、投资领域的所谓“再全球化”将比货币领域的合作容易得多，全球货币政策协调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

　　显然，加强对美元体系下资本流动的全球监管，控制其成本与风险，尤其是约束美国货币政策的自利行为，成为全球金融监管的重要课题。但是，这一课题在当下全球化分裂的情况下却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方面，美元体系是确保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的核心所在，美国将使用一切手段延续美元体系的寿命，任何妨碍、阻挠甚至破坏这种结构性权力的国家，都会遭到美国的全力打击、遏制。另一方面，上世纪80—90年代的各种货币金融危机大多发生在外围或边缘地区，传染路径较窄，传染效应也不大，因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危机救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大都发生在美国这样的中心区域，直接引发全球性金融海啸，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便鞭长莫及了，反倒是美联储作为“最后的贷款人”发挥着救火队队长的作用。现在，发达国家央行行长们通过货币互换、展期等手段，在“借到钱”“印出钱”等方面拥有越来越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诸如从C6到C15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一个新的、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网络的形成及其权力结构的变化：世界很有可能被分化为依赖美联储政策的国家和被美联储政策伤害的国家。相应地，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地位被边缘化，功能被麻痹化，传统的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

　　04

　　第四个趋势是“新冷战”态势正在形成，但能否成为格局尚无定论。

　　从2020年7月14日《纽约时报》的专题文章(《“意识形态斗争升级”，美国和中国滑向新冷战》)到7月23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尼克松故乡发表的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讲演，再到拜登政府联合盟国试图孤立、围堵中国的一些列行动，都意味着“新冷战”正在成为不可忽视或回避的问题。

　　不少人对美国“新冷战”的提法或做法感到不解。相比前苏联，中国在意识形态传播、军事力量规模、水平及其投射能力等方面都远远弱于美国，只有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况且中国没有稳固地缘政治同盟，其经济实力又与美国紧密挂钩的，这就注定使两国关系无法“冷”到以往美苏关系的那种程度。其实，这种状况恰恰体现出“新冷战”的内涵——保持有限经济交往状态下的大国全面竞争;而且，正是由于中国在军事实力等领域同美国存在着较大差距，以及周边存在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这种“新冷战”的走向是不确定的，也意味着更大的危险。

　　同二战后美国曾经的两个对手前苏联和日本相比，美国刻意将中美博弈植入到所谓“新冷战”的叙事框架和逻辑当中，其目的是多重的。

　　第一个目的是转嫁国内矛盾。经济结构金融化所导致的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激化、金融资本塑造、绑架国内政治使得美国无法改革以及政治极化等诸多困境，正在使美国面临着类似19世纪60年代国家分裂的巨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寻找一个“共同的敌人”，不仅有助于弥合社会分歧、分裂，也有助于缓和政治极化造成的消极后果。其实，特朗普上台执政伊始，就认识到“攻击中国”对弥合美国社会分裂具有重要作用，因而直至其下台为止，特朗普的中国立场都是始终如一的，拜登政府在更是采取团结盟友、围堵中国的实际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代美国国内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所决定的。

　　第二个目的便是遏制中国崛起。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进程中，前苏联的GDP从来没有超过美国的一半，即使在前苏联经济最强盛的时期，该比例也只有42%左右，前苏联解体前直至该指标为32%，而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后，与美国经济体量差距迅速缩小;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总量不断逼近美国。到2020年，即便受到疫情影响，中国经济总量按照美元计算已经创纪录地达到美国的71%，而且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预计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面对如此巨大的经济竞争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战略焦虑，美国需要用意识形态划界，借助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康德—黑格尔的“自我——他者”人类社会关系的哲学范式，将中国置于西方“共同的敌人”的境地，通过构建所谓的“反华联盟”遏制中国崛起。所以，高举“新冷战”的意识形态大旗不过是美国掩人耳目的战略措施，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无论中国是否实行民主制度以及开放与否，只要它成为经济强国，就必须予以遏制，而且他毫不掩饰，美国遏制中国的目的就在于使得中国经济走下坡路，这样方能减少美国的恐惧，进而减弱美国的敌意。

　　然而，美国发动“新冷战”的目的远非如此，“新冷战”还有着更加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其核心是确保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这是美国发动“新冷战”的第三个目的。苏联的突然垮台，令美国措手不及。虽然福山自信满满地强调“历史的终结”，但美国以往面对一个强大对手而凝神聚力的能量突然消失了，而且它吃惊地看到，原有盟友对它的战略安全需求也随之迅速下降，且相互间在各个领域中的竞争关系日益凸显。吉尔平对冷战结束后美国与盟国之间战略利益的变化、分歧和矛盾忧心忡忡;[2]甚至在沃勒斯坦看来，冷战的结束实际上终结了美国霸权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势下，利用中国在迅速崛起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展示出的雄心和对自身制度优势的弘扬，以及西方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忧和戒备心态，鼓吹“中国威胁”，以意识形态划界组建围堵、遏制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同盟，是美国霸权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所决定的，有助于美国把自己扮演成“自由世界”的领袖和代言人，维持或提升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力。

　　第四个目的在于构建支撑美元体系的国际政治体系。美国积极推动“新冷战”，还有着深刻的国际金融背景。冷战格局下的西方政治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政治基础。但是冷战的结束，尤其是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对现行美元体系的弊端及其风险的认知更加清晰，加之自2020年开始美联储无底线QE政策所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美国的行为以及美元体系正在面临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是自发的金融市场力量日益对美国政府、美联储的行为行使隐蔽而有效的实际否决权——对通货膨胀和公共债务失控的国家给予资本流出等形式的处罚，以约束其过度行为;二是在国家行为上，面对美元体系运行日益增大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选择远离或“隔绝”措施，储备货币多元化便是这种“隔离”的结果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国际社会对美国的错误，尤其是那些导致、纵容金融危机或加剧美元体系不稳定的错误不再宽容。正因为如此，面对美元作为顶级货币地位的下降，强化美元作为协商货币的地位，即围绕确保美元地位与权力的货币外交活动将日愈强化，并成为美国重要的国际政治选择。

　　在此过程中，在原有的“双赤字”负担基础上，美国公共、私人债务的不断增长特别是美联储无底线QE政策的实施导致风险敞口不断增大，再度触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非常高，这些因素时刻威胁着美元资产的价值以及美元资金的回流。在利率接近于零或者为负的条件下，为增加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促进美元资金回流，除了要考虑其他主要经济体及其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等因素之外，主要靠两个途径:一是美联储缩表，在债务货币化规模过大使得债务结构日益内生化的情况下，适时和适当的缩表是确保美元回流的重要方式;二是通过制造全球冲突尤其是“敌对国”周边的冲突来遏制资金外流，这种做法在欧元诞生初期美国曾经做过。此外，伴随着大国博弈的激化以及常态化，动用货币金融手段即美元体系的“武器化”来打压、遏制对手的需求将会日益增多。

　　总之，根据上述有关“疫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目前说美国霸权作为一种国际秩序已经结束为时过早，因为战后美国霸权的重要经济基础即美元体系尚未从根本上动摇。

　　第二，不能忽视和低估美国为了美元及其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战略意志及其手段。

　　第三，“新冷战”一旦得以持续，甚至成为现实，将使得美元体系的结构性权力更加稳固、提升，因而对美国维系自身霸权是极其有益的。

　　第四，美国发动“新冷战”的策略能否成功，不完全取决于美国，还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与应对。中国的战略智慧、战略设计、战略意志及其有效实施至关重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选择。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绝不能落入美国设计好的“新冷战”陷阱。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作者李晓 ，珠海市横琴新区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尊敬的王洛林老师、庄宗明老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各位老师、校友和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感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邀请，很荣幸能够在厦大百年校庆的论坛上发表有关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些思考。

　　有关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态势，我不主张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等来概括，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全球化分裂”。关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去看近期我的有关论文和发言。今天，整个世界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充满不确定性——人类历史究竟是走向“至暗时刻”还是光明未来?对于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某些确定性而言，对现实世界的理性认知至关重要。今天，我想谈谈 “疫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化的四个趋势。

　　01

　　第一个趋势是国家化，即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再度大幅提升。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一直在上升。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滞涨”的出现导致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再度勃兴，尤其是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美元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家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制约作用，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开始急剧下降，相应地，这一轮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到达高潮。可以说，这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敲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丧钟。此次疫情的爆发扩散与防控不利，更是给予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致命一击。正如人类历史上众多灾难的发生一样，疫情在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天平上出现更有利于国家的倾斜，使得政府的各项公共职能得到更多、更有力的发挥。比如，最近拜登政府采取的一些列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补救措施，即无底线QE政策所导致的更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效应，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具干预主义色彩的社会经济政策，甚至引发剧烈的社会变革。因为这种国家地位与作用的提升，不仅仅体现在力度上，更体现出逻辑、方向和手段的重大变化，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与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冲击下国家地位的上升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所谓在市场无法正常运行的地方往往孕育着国家主义的温床，正是这个道理。疫情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意识、边界意识和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情感或国家主义理念更加高涨，各国政府对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以及对外关系领域的干预程度及其权力都有了大幅度提升，从而使得全球范围内政治家们的选择对“疫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具有更重要的影响，有管理的全球化将成为常态。

　　02

　　第二个趋势是区域化，即区域经济发展、合作与地缘政治关系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

　　在全球实体经济层面上，制造业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正在强化世界经济的板块化趋势，美、亚、欧三大区域板块已经成型，而且围绕区域经济增长与合作所展开的区域政治协调，正在重构区域主义，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包容性多边主义的发生了重大转型，这将对“疫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在此过程中，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区域金融合作的发展，二是区域政治协调与合作，三是区域主义的性质与方向。

　　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一个巨大矛盾就是经济全球化“内涵分裂化”，即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的那种全球范围内金融、贸易和投资齐头并进、相互拱卫的全球化格局，已经发生显著改变，在美元体系主导的金融全球化格局依旧的条件下，全球投资、贸易的发展遭遇保护主义冲击并日益走向“规则分层化”和“范围区域化”——这三者构成了“全球化分裂”的核心内涵。由于金融全球化的本质与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有着巨大差异，存在着短期性、投机性与生产性、长期性之间的巨大鸿沟，两者间的 “脱钩”加大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和风险，甚至使得世界经济增长产生致命的脆弱性。

　　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国际货币体系高度不稳定的世界里，人们会专注于追求财富与创新活动，尤其对那些以实体经济为主的“贸易国家”或地区而言，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体系的运行证明的那样，任何规模、范围或形式的货币合作都需要稳固的政治秩序。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有区域货币合作取得的成就，都是国家权力谋求和达成政治共识的结果。因此，稳定区域政治关系、开展区域政治协调与合作，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大国应对美元体系脆弱性，推进区域货币金融稳定，顺应世界经济板块化、区域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值得警惕的是，日益高涨的区域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正在朝着封闭的区域主义发展。世界经济的区域化或板块化发展，如何在“规则”与“范围”之间寻得某种平衡，正在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大国在这方面的认知、智慧与行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在“疫后”世界经济区域化发展是走向开放的区域主义还是封闭的区域主义。无论怎样，区域经济发展、合作以及地缘政治关系作为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将对“疫后”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03

　　第三个趋势是全球化分裂加剧了全球治理困境，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的问题尤为突出。

　　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然产生全球治理。在当前国家化、区域化趋势明显增强的特殊历史时期，特别是大国博弈和全球化分裂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主要大国之间针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和立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在“疫后”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美国既需要中国在诸如气候、反恐和核安全等全球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将在一些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中遏制中国的作用与影响。

　　全球化分裂加剧全球治理的困境在全球金融治理中体现的格外突出。大家都注意到，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利率下降的幅度明显超过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或者说，经济增速下降一点，就会以利率更快速的下降来应对，目前，主要国家的利率水平已经降至零甚至负利率。原因何在?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经济结构高度金融化的后果。乔万尼·阿瑞基在布罗代尔有关体系积累周期概念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归纳为四个积累周期，即15世纪到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从16世纪末开始贯穿整个18世纪的荷兰周期、18世纪下叶开始到20世纪初期的英国周期和19世纪末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美国周期。虽然这四个周期越来越短，但都持续一个世纪之上，而且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在周期开始或结束阶段都有一个显著的金融扩张过程。具体到今天，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在这个阶段，美国人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即由“债权人逻辑”转变为“债务人逻辑”，相应地，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从更有效地“赚到钱”转变为更多地“借到钱”，进而又发展到当下更多地“印出钱”。由是，传统宏观经济学有关货币政策应对实体经济供给或需求冲击的理论与逻辑失效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对象是高度金融化条件下的资本市场等金融经济运行，其本质就是债务积累。因而，其货币政策面临着“造币”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但是不“造币”万万不能解决问题的困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利率下降速度高于经济下滑速度的根本原因。

　　这将产生两个危险：一是经济结构的分化使得“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的宏观政策协调更加困难。这种困难自上世纪80年代的美日经济摩擦尤其是在“广场饭店协议”等一系列博弈中已经非常明显，只是我们当时未能看清其实质，其重要结果之一就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公共产品性质日益淡薄，越来越具有孤立主义性质，这是当今世界动荡根源之一;二是对于经济结构以实体经济为主的“贸易国家”而言，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越来越重要。必须认识到，MMT的背景是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在这样的经济结构当中MMT也许暂时适用，但无疑是饮鸩止渴，而且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中采取这套理论与实践只能是邯郸学步，遗害无穷。这两种威胁相结合很可能产生一个重要的后果，即全球范围内贸易、投资领域的所谓“再全球化”将比货币领域的合作容易得多，全球货币政策协调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

　　显然，加强对美元体系下资本流动的全球监管，控制其成本与风险，尤其是约束美国货币政策的自利行为，成为全球金融监管的重要课题。但是，这一课题在当下全球化分裂的情况下却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方面，美元体系是确保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的核心所在，美国将使用一切手段延续美元体系的寿命，任何妨碍、阻挠甚至破坏这种结构性权力的国家，都会遭到美国的全力打击、遏制。另一方面，上世纪80—90年代的各种货币金融危机大多发生在外围或边缘地区，传染路径较窄，传染效应也不大，因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危机救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大都发生在美国这样的中心区域，直接引发全球性金融海啸，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便鞭长莫及了，反倒是美联储作为“最后的贷款人”发挥着救火队队长的作用。现在，发达国家央行行长们通过货币互换、展期等手段，在“借到钱”“印出钱”等方面拥有越来越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诸如从C6到C15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一个新的、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网络的形成及其权力结构的变化：世界很有可能被分化为依赖美联储政策的国家和被美联储政策伤害的国家。相应地，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地位被边缘化，功能被麻痹化，传统的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

　　04

　　第四个趋势是“新冷战”态势正在形成，但能否成为格局尚无定论。

　　从2020年7月14日《纽约时报》的专题文章(《“意识形态斗争升级”，美国和中国滑向新冷战》)到7月23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尼克松故乡发表的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讲演，再到拜登政府联合盟国试图孤立、围堵中国的一些列行动，都意味着“新冷战”正在成为不可忽视或回避的问题。

　　不少人对美国“新冷战”的提法或做法感到不解。相比前苏联，中国在意识形态传播、军事力量规模、水平及其投射能力等方面都远远弱于美国，只有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况且中国没有稳固地缘政治同盟，其经济实力又与美国紧密挂钩的，这就注定使两国关系无法“冷”到以往美苏关系的那种程度。其实，这种状况恰恰体现出“新冷战”的内涵——保持有限经济交往状态下的大国全面竞争;而且，正是由于中国在军事实力等领域同美国存在着较大差距，以及周边存在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这种“新冷战”的走向是不确定的，也意味着更大的危险。

　　同二战后美国曾经的两个对手前苏联和日本相比，美国刻意将中美博弈植入到所谓“新冷战”的叙事框架和逻辑当中，其目的是多重的。

　　第一个目的是转嫁国内矛盾。经济结构金融化所导致的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激化、金融资本塑造、绑架国内政治使得美国无法改革以及政治极化等诸多困境，正在使美国面临着类似19世纪60年代国家分裂的巨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寻找一个“共同的敌人”，不仅有助于弥合社会分歧、分裂，也有助于缓和政治极化造成的消极后果。其实，特朗普上台执政伊始，就认识到“攻击中国”对弥合美国社会分裂具有重要作用，因而直至其下台为止，特朗普的中国立场都是始终如一的，拜登政府在更是采取团结盟友、围堵中国的实际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代美国国内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所决定的。

　　第二个目的便是遏制中国崛起。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进程中，前苏联的GDP从来没有超过美国的一半，即使在前苏联经济最强盛的时期，该比例也只有42%左右，前苏联解体前直至该指标为32%，而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后，与美国经济体量差距迅速缩小;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总量不断逼近美国。到2020年，即便受到疫情影响，中国经济总量按照美元计算已经创纪录地达到美国的71%，而且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预计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面对如此巨大的经济竞争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战略焦虑，美国需要用意识形态划界，借助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康德—黑格尔的“自我——他者”人类社会关系的哲学范式，将中国置于西方“共同的敌人”的境地，通过构建所谓的“反华联盟”遏制中国崛起。所以，高举“新冷战”的意识形态大旗不过是美国掩人耳目的战略措施，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无论中国是否实行民主制度以及开放与否，只要它成为经济强国，就必须予以遏制，而且他毫不掩饰，美国遏制中国的目的就在于使得中国经济走下坡路，这样方能减少美国的恐惧，进而减弱美国的敌意。

　　然而，美国发动“新冷战”的目的远非如此，“新冷战”还有着更加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其核心是确保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这是美国发动“新冷战”的第三个目的。苏联的突然垮台，令美国措手不及。虽然福山自信满满地强调“历史的终结”，但美国以往面对一个强大对手而凝神聚力的能量突然消失了，而且它吃惊地看到，原有盟友对它的战略安全需求也随之迅速下降，且相互间在各个领域中的竞争关系日益凸显。吉尔平对冷战结束后美国与盟国之间战略利益的变化、分歧和矛盾忧心忡忡;[2]甚至在沃勒斯坦看来，冷战的结束实际上终结了美国霸权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势下，利用中国在迅速崛起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展示出的雄心和对自身制度优势的弘扬，以及西方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忧和戒备心态，鼓吹“中国威胁”，以意识形态划界组建围堵、遏制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同盟，是美国霸权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所决定的，有助于美国把自己扮演成“自由世界”的领袖和代言人，维持或提升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力。

　　第四个目的在于构建支撑美元体系的国际政治体系。美国积极推动“新冷战”，还有着深刻的国际金融背景。冷战格局下的西方政治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政治基础。但是冷战的结束，尤其是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对现行美元体系的弊端及其风险的认知更加清晰，加之自2020年开始美联储无底线QE政策所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美国的行为以及美元体系正在面临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是自发的金融市场力量日益对美国政府、美联储的行为行使隐蔽而有效的实际否决权——对通货膨胀和公共债务失控的国家给予资本流出等形式的处罚，以约束其过度行为;二是在国家行为上，面对美元体系运行日益增大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选择远离或“隔绝”措施，储备货币多元化便是这种“隔离”的结果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国际社会对美国的错误，尤其是那些导致、纵容金融危机或加剧美元体系不稳定的错误不再宽容。正因为如此，面对美元作为顶级货币地位的下降，强化美元作为协商货币的地位，即围绕确保美元地位与权力的货币外交活动将日愈强化，并成为美国重要的国际政治选择。

　　在此过程中，在原有的“双赤字”负担基础上，美国公共、私人债务的不断增长特别是美联储无底线QE政策的实施导致风险敞口不断增大，再度触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非常高，这些因素时刻威胁着美元资产的价值以及美元资金的回流。在利率接近于零或者为负的条件下，为增加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促进美元资金回流，除了要考虑其他主要经济体及其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等因素之外，主要靠两个途径:一是美联储缩表，在债务货币化规模过大使得债务结构日益内生化的情况下，适时和适当的缩表是确保美元回流的重要方式;二是通过制造全球冲突尤其是“敌对国”周边的冲突来遏制资金外流，这种做法在欧元诞生初期美国曾经做过。此外，伴随着大国博弈的激化以及常态化，动用货币金融手段即美元体系的“武器化”来打压、遏制对手的需求将会日益增多。

　　总之，根据上述有关“疫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目前说美国霸权作为一种国际秩序已经结束为时过早，因为战后美国霸权的重要经济基础即美元体系尚未从根本上动摇。

　　第二，不能忽视和低估美国为了美元及其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战略意志及其手段。

　　第三，“新冷战”一旦得以持续，甚至成为现实，将使得美元体系的结构性权力更加稳固、提升，因而对美国维系自身霸权是极其有益的。

　　第四，美国发动“新冷战”的策略能否成功，不完全取决于美国，还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与应对。中国的战略智慧、战略设计、战略意志及其有效实施至关重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选择。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绝不能落入美国设计好的“新冷战”陷阱。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