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星：韩国整容市场萎缩折射出的经济问题

 　　经济景气度下滑的外在表现

　　整形整容业是韩国的“国家名片”，吸引着大量国际游客前去“医疗旅行”。韩国整形整容业的年均产值高达600多亿美元，占GDP的4%，为国家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去年以来，首尔江南区的狎鸥亭大街——昔日整形外科医院云集的“韩国整形一号街”越来越冷清，现在只能零星看到术后戴着口罩行走的整容客。

　　“萨德”事件后，首尔、济州等地的整形医院接受中国客人数量锐减，而韩国国内整形整容市场早已饱和，导致整个行业陷入危机，大量机构关门了事。整形整容市场的萎靡也有韩国经济总体景气度下降的背景。当前韩国青壮年失业率高居不下，而这部分人恰恰是整形整容手术的主要消费群体。韩国在2017年出台的保护个体劳动者最低收入等保障计划等也导致国民休闲、文化消费成本增加，普通工薪阶层餐饮习惯悄然改变。首都圈一些昔日人头攒动的大型居民生活区如今即便是在用餐高峰时间段也客流锐减，与整形美容业衰退一道折射出韩国经济的严峻现状。

　　尽管韩国仍是世界创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但其整体经济已进入低增长时期，出口放缓是主因之一。作为韩国经济主要支柱产业的造船、汽车业整体不振，半导体行业收益减少，削弱了韩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招聘市场更加冷清，四成企业表示今年无纳新计划。2019年韩国平均物价涨幅预计在1.4%左右，聚集着韩国2/3人口的首尔市在世界消费指数最高的城市中排名第六。韩国经济研究院2018年末一项民调显示，70.9%的受访者对2019年的韩国经济持悲观态度。

　　经济放缓对韩国社会的影响正在扩大。阶层固化严重，首尔大学来自江南等富人区生源的入学率逐年攀升，“寒门出贵子”更加困难。中产阶层生活质量的下降和对经济形势的担忧导致向海外移民人数增加，加剧人才和外汇流失。韩国央行2018年11月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韩国家庭信贷余额达1514.4万亿韩元，历史上首次突破1500万亿韩元大关，家庭信贷增速继续高于收入增幅。这些都导致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较前淡薄，如未来国家发生重大危机事件，将很难再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那样出现国民大规模自发捐金行为。在此形势下，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很可能成为2020年4月大选首要议题，具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倾向、标榜重视民生的极右政党异军突起的可能性增大。

　　韩国济州市一座大楼，各种整容整形医疗机构在此经营。医疗观光在济州道得到政府重点扶植。

　　韩国经济景气下滑有着复杂的结构性原因。首先，产业结构调整迟滞。韩国经济严重依赖海外市场，是典型的出口驱动型经济。当前韩国高端产业在国际上面临欧盟、美国、中国、日本的激烈竞争，中低端产业则遭遇新兴经济体群体性挤压，这在半导体产业表现尤为突出。同时，制造业、海运业在韩国产业结构中占比过大，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致其增长乏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在韩国发展缓慢，新型风险企业的生存时间又过短，导致两大领域无法向社会提供稳定持久的工作机会。近年乐天集团、韩进海运、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等大财阀先后遭遇危机，韩国长期依靠财阀的经济正面临着结构性难题，而调整升级又非朝夕之事。

　　其次，老龄化加速与社会发展活力减弱。韩国统计厅2017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韩国20～29岁的劳动人口为406.3万人，60岁以上劳动人口则猛增至421万人，首次超过青年劳动人口，说明韩国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据预测，韩国人口总数将在2030年前后将攀上顶峰，达5216万人，之后开始下降，老年人占比会达到24.3%，成为继日本、德国、意大利之后的第四大老龄化国家。到2050年，劳动力人口将降至2535万，成为劳力不足国家，晚婚、避婚、生育意愿低导致超低生育率出现，社会面临缺乏活力的挑战。

　　再次，社会矛盾深化。韩国民主化以来，企业工会力量逐渐强大，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使得劳动力市场弹性降低、企业竞争力减弱。另外，国民以自我为中心的整体社会意识强化，以岭南和湖南地区为代表的地方保护主义上升，影响了经济的全国有效布局。盖洛普公司(韩国)2018年12月21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文在寅的支持率已跌至45%，首次降到“警戒线”以下;46%的受访者对其政绩持否定态度，首次超过肯定评价(45%)。

　　出路何在

　　为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动能，文在寅政府上台以来积极倡导“创新包容国家”理念，推进“收入主导型经济成长”模式，虽取得一定效果，却一时难以缓解贫富分化扩大、经济不平等加剧等挑战，更在增加就业方面一筹莫展。韩国制造业提供着全国近半就业岗位，但随着制造业不景气的加深并波及服务业，优质就业岗位还在不断减少。

　　困境之下，文在寅推出了更为细化的“建设包容国家”方针，包括大幅放宽管制、编织社会安全网、培养创新人才等。推进“新南方政策”“新北方政策”，鼓励韩企继续向海外扩张，打造有利韩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地区环境。尤其努力通过改善朝韩关系，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空间，缓解国内政治和社会压力。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三次会晤达成了涉及朝韩经济合作的一系列共识，包括韩方参与朝鲜在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项目、重启开城工业园区及金刚山旅游观光、在朝韩边境地区和朝境内建立工业园区等，如能充分落实，有利于韩国企业大举进入朝市场。当然，这些愿景能否最终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半岛安全形势前景，并不完全以韩国政府的意志为转移。

　　(作者为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全合作中心研究员、副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

 　　经济景气度下滑的外在表现

　　整形整容业是韩国的“国家名片”，吸引着大量国际游客前去“医疗旅行”。韩国整形整容业的年均产值高达600多亿美元，占GDP的4%，为国家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去年以来，首尔江南区的狎鸥亭大街——昔日整形外科医院云集的“韩国整形一号街”越来越冷清，现在只能零星看到术后戴着口罩行走的整容客。

　　“萨德”事件后，首尔、济州等地的整形医院接受中国客人数量锐减，而韩国国内整形整容市场早已饱和，导致整个行业陷入危机，大量机构关门了事。整形整容市场的萎靡也有韩国经济总体景气度下降的背景。当前韩国青壮年失业率高居不下，而这部分人恰恰是整形整容手术的主要消费群体。韩国在2017年出台的保护个体劳动者最低收入等保障计划等也导致国民休闲、文化消费成本增加，普通工薪阶层餐饮习惯悄然改变。首都圈一些昔日人头攒动的大型居民生活区如今即便是在用餐高峰时间段也客流锐减，与整形美容业衰退一道折射出韩国经济的严峻现状。

　　尽管韩国仍是世界创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但其整体经济已进入低增长时期，出口放缓是主因之一。作为韩国经济主要支柱产业的造船、汽车业整体不振，半导体行业收益减少，削弱了韩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招聘市场更加冷清，四成企业表示今年无纳新计划。2019年韩国平均物价涨幅预计在1.4%左右，聚集着韩国2/3人口的首尔市在世界消费指数最高的城市中排名第六。韩国经济研究院2018年末一项民调显示，70.9%的受访者对2019年的韩国经济持悲观态度。

　　经济放缓对韩国社会的影响正在扩大。阶层固化严重，首尔大学来自江南等富人区生源的入学率逐年攀升，“寒门出贵子”更加困难。中产阶层生活质量的下降和对经济形势的担忧导致向海外移民人数增加，加剧人才和外汇流失。韩国央行2018年11月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韩国家庭信贷余额达1514.4万亿韩元，历史上首次突破1500万亿韩元大关，家庭信贷增速继续高于收入增幅。这些都导致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较前淡薄，如未来国家发生重大危机事件，将很难再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那样出现国民大规模自发捐金行为。在此形势下，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很可能成为2020年4月大选首要议题，具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倾向、标榜重视民生的极右政党异军突起的可能性增大。

　　韩国济州市一座大楼，各种整容整形医疗机构在此经营。医疗观光在济州道得到政府重点扶植。

　　韩国经济景气下滑有着复杂的结构性原因。首先，产业结构调整迟滞。韩国经济严重依赖海外市场，是典型的出口驱动型经济。当前韩国高端产业在国际上面临欧盟、美国、中国、日本的激烈竞争，中低端产业则遭遇新兴经济体群体性挤压，这在半导体产业表现尤为突出。同时，制造业、海运业在韩国产业结构中占比过大，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致其增长乏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在韩国发展缓慢，新型风险企业的生存时间又过短，导致两大领域无法向社会提供稳定持久的工作机会。近年乐天集团、韩进海运、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等大财阀先后遭遇危机，韩国长期依靠财阀的经济正面临着结构性难题，而调整升级又非朝夕之事。

　　其次，老龄化加速与社会发展活力减弱。韩国统计厅2017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韩国20～29岁的劳动人口为406.3万人，60岁以上劳动人口则猛增至421万人，首次超过青年劳动人口，说明韩国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据预测，韩国人口总数将在2030年前后将攀上顶峰，达5216万人，之后开始下降，老年人占比会达到24.3%，成为继日本、德国、意大利之后的第四大老龄化国家。到2050年，劳动力人口将降至2535万，成为劳力不足国家，晚婚、避婚、生育意愿低导致超低生育率出现，社会面临缺乏活力的挑战。

　　再次，社会矛盾深化。韩国民主化以来，企业工会力量逐渐强大，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使得劳动力市场弹性降低、企业竞争力减弱。另外，国民以自我为中心的整体社会意识强化，以岭南和湖南地区为代表的地方保护主义上升，影响了经济的全国有效布局。盖洛普公司(韩国)2018年12月21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文在寅的支持率已跌至45%，首次降到“警戒线”以下;46%的受访者对其政绩持否定态度，首次超过肯定评价(45%)。

　　出路何在

　　为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动能，文在寅政府上台以来积极倡导“创新包容国家”理念，推进“收入主导型经济成长”模式，虽取得一定效果，却一时难以缓解贫富分化扩大、经济不平等加剧等挑战，更在增加就业方面一筹莫展。韩国制造业提供着全国近半就业岗位，但随着制造业不景气的加深并波及服务业，优质就业岗位还在不断减少。

　　困境之下，文在寅推出了更为细化的“建设包容国家”方针，包括大幅放宽管制、编织社会安全网、培养创新人才等。推进“新南方政策”“新北方政策”，鼓励韩企继续向海外扩张，打造有利韩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地区环境。尤其努力通过改善朝韩关系，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空间，缓解国内政治和社会压力。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三次会晤达成了涉及朝韩经济合作的一系列共识，包括韩方参与朝鲜在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项目、重启开城工业园区及金刚山旅游观光、在朝韩边境地区和朝境内建立工业园区等，如能充分落实，有利于韩国企业大举进入朝市场。当然，这些愿景能否最终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半岛安全形势前景，并不完全以韩国政府的意志为转移。

　　(作者为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全合作中心研究员、副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