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VS逆全球化：世界秩序的“新周期” |文化纵横沙龙讲座现场

　　12月16日晚，由《文化纵横》杂志、南都观察主办的文化纵横沙龙在北京中关村言几又书店举办，此次沙龙邀请到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高柏教授，围绕“一带一路VS逆全球化——世界秩序的新周期”为中心分享其在实地调研、学术研究上的心得体会。现场气氛热烈，参与人数众多，不仅有《文化纵横》的忠实读者，也有关注国际关系、中国未来发展议题的各行业人士。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高柏教授

　　“一带一路”是向西开放的地缘经济战略

　　在《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高铁对国内发展的战略意义》等文章中，高柏老师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推动出口进而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蓝海战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走到限界、陷入瓶颈;第二，以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为推动力的向西开放，可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并带来一个陆权战略;第三，向西开放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崛起的具体途径。

　　本次“一期一会”的分享正是基于以上三点，高柏老师首先强调，他所提出的“陆权”与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陆权”在本质上大相径庭，与麦金德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零和博弈不同，高柏老师所指以地缘经济为基础，即重视、强调国与国之间利益的重合，重视双赢，呈现出迥异的问题意识。

　　从地缘经济的视角出发，向西开放便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内核。高柏老师指出，中国在向西开放的进程中获得陆权，借此可在全球层面与美国的海权形成对冲，所谓对冲，既不是对抗，亦非友好外交，它旨在向其他国家显示，不合作之外的其他选项，只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尤其在面对美国重返亚太的形势下，中国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实行向西开放和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无疑如同给中国经济装上两台发动机——一台依托过去的太平洋沿海地区，另外一台依托内陆。

　　回顾美国“霸权”地位的形成，离不开美元货币地位、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方式以及一个广泛的盟国网络和多边合作的制度性保障。谈到中国自身的崛起，高柏老师因循这三个要素，提出中国在成长为一个主要大国前，“一带一路”无疑是主要实现路径：通过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进行融资改善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为中国在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地位提供了前提条件;通过发展一系列多边合作机制，特别是与未来发展中大国的连带关系，建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通过在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逐步建立起中国企业自己主导的全球生产方式。

　　在实现对冲效应和成长为一个主要大国同时，中国还需面对全球化格局的变动，迎接后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一带一路”战略将在其中起到制衡、牵制和延缓的作用。

活动现场

　　“一带一路”为全球化开辟第二战场

　　近一年来，所谓的逆全球化趋势正愈演愈烈。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日渐走向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等等反自由贸易、反移民现象，暗示出国际局势可能发生全球化逆转。早在2001年，高柏老师在其著作《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中已经提出全球化的钟摆理论。卡尔▪波兰尼早已指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总是呈现钟摆型运动，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这两极之间摆动，中国的钟摆过程也正是如此。

　　高柏老师总结吉瓦尼▪阿里齐的霸权周期，认为这亦可解释为一种全球化理论，即生产和贸易扩张导致跨境流动国际资本之间的竞争，进而导致金融和财政扩张，并促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危机中的新霸权上升和旧霸权衰落构成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而哈罗德▪吉姆斯则提出，全球化逆转的重要标志表现在反移民运动和反自由贸易运动两方面，这些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来自于管理全球化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

　　所谓的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全球化的利益没有被公平分享，在发达国家底层，受损害的底层开始拥抱民粹主义。高柏老师进一步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主要市场、中国的传统出口市场已经没有能力支撑中国的出口，这些发达国家自身陷入萧条，如果想保护自由贸易，必须避免增加出口的压力，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战略为全球化开辟了第二战场。

　　中国显然已经意识到，若我们再不扩大进口，国际经济失衡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失衡在民主政体条件下必然会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必然会导致逆全球化过程的进一步发展。而“一带一路”作用于西方保护主义下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拓展新的市场，推行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既可以对冲发达国家，也可以利用基金的力量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同样也是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形成第二市场。

　　关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所处位置，高柏老师认为，中国的独特性需从两个方面来定位：一方面，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中，中国通过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变成了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大经济体及最大外汇储备国;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投资者。

　　因此可以说，中国处在世界经济循环过程的衔接点，这也可以解释“一带一路”与“逆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依靠实施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来对冲逆全球化中的发达国家，以此形成连带关系。

　　在演讲最后，高柏老师提出“交通技术”和“电子信息贸易平台”的发展扩大是全球化2.0的两大要素，此二者也是“一带一路”标志性构成，只要他们不断发展，必然会有助于全球化的包容性。

　　活动行至尾声，高柏老师分别就提问者关于边境城市发展、跨学科发展、民营资本、“一带一路”战略的危机等问题进行解答并展开交流，进一步深化了本次沙龙内容。

　　12月16日晚，由《文化纵横》杂志、南都观察主办的文化纵横沙龙在北京中关村言几又书店举办，此次沙龙邀请到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高柏教授，围绕“一带一路VS逆全球化——世界秩序的新周期”为中心分享其在实地调研、学术研究上的心得体会。现场气氛热烈，参与人数众多，不仅有《文化纵横》的忠实读者，也有关注国际关系、中国未来发展议题的各行业人士。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高柏教授

　　“一带一路”是向西开放的地缘经济战略

　　在《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高铁对国内发展的战略意义》等文章中，高柏老师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推动出口进而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蓝海战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走到限界、陷入瓶颈;第二，以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为推动力的向西开放，可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并带来一个陆权战略;第三，向西开放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崛起的具体途径。

　　本次“一期一会”的分享正是基于以上三点，高柏老师首先强调，他所提出的“陆权”与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陆权”在本质上大相径庭，与麦金德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零和博弈不同，高柏老师所指以地缘经济为基础，即重视、强调国与国之间利益的重合，重视双赢，呈现出迥异的问题意识。

　　从地缘经济的视角出发，向西开放便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内核。高柏老师指出，中国在向西开放的进程中获得陆权，借此可在全球层面与美国的海权形成对冲，所谓对冲，既不是对抗，亦非友好外交，它旨在向其他国家显示，不合作之外的其他选项，只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尤其在面对美国重返亚太的形势下，中国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实行向西开放和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无疑如同给中国经济装上两台发动机——一台依托过去的太平洋沿海地区，另外一台依托内陆。

　　回顾美国“霸权”地位的形成，离不开美元货币地位、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方式以及一个广泛的盟国网络和多边合作的制度性保障。谈到中国自身的崛起，高柏老师因循这三个要素，提出中国在成长为一个主要大国前，“一带一路”无疑是主要实现路径：通过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进行融资改善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为中国在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地位提供了前提条件;通过发展一系列多边合作机制，特别是与未来发展中大国的连带关系，建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通过在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逐步建立起中国企业自己主导的全球生产方式。

　　在实现对冲效应和成长为一个主要大国同时，中国还需面对全球化格局的变动，迎接后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一带一路”战略将在其中起到制衡、牵制和延缓的作用。

活动现场

　　“一带一路”为全球化开辟第二战场

　　近一年来，所谓的逆全球化趋势正愈演愈烈。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日渐走向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等等反自由贸易、反移民现象，暗示出国际局势可能发生全球化逆转。早在2001年，高柏老师在其著作《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中已经提出全球化的钟摆理论。卡尔▪波兰尼早已指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总是呈现钟摆型运动，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这两极之间摆动，中国的钟摆过程也正是如此。

　　高柏老师总结吉瓦尼▪阿里齐的霸权周期，认为这亦可解释为一种全球化理论，即生产和贸易扩张导致跨境流动国际资本之间的竞争，进而导致金融和财政扩张，并促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危机中的新霸权上升和旧霸权衰落构成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而哈罗德▪吉姆斯则提出，全球化逆转的重要标志表现在反移民运动和反自由贸易运动两方面，这些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来自于管理全球化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

　　所谓的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全球化的利益没有被公平分享，在发达国家底层，受损害的底层开始拥抱民粹主义。高柏老师进一步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主要市场、中国的传统出口市场已经没有能力支撑中国的出口，这些发达国家自身陷入萧条，如果想保护自由贸易，必须避免增加出口的压力，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战略为全球化开辟了第二战场。

　　中国显然已经意识到，若我们再不扩大进口，国际经济失衡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失衡在民主政体条件下必然会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必然会导致逆全球化过程的进一步发展。而“一带一路”作用于西方保护主义下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拓展新的市场，推行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既可以对冲发达国家，也可以利用基金的力量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同样也是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形成第二市场。

　　关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所处位置，高柏老师认为，中国的独特性需从两个方面来定位：一方面，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中，中国通过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变成了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大经济体及最大外汇储备国;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投资者。

　　因此可以说，中国处在世界经济循环过程的衔接点，这也可以解释“一带一路”与“逆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依靠实施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来对冲逆全球化中的发达国家，以此形成连带关系。

　　在演讲最后，高柏老师提出“交通技术”和“电子信息贸易平台”的发展扩大是全球化2.0的两大要素，此二者也是“一带一路”标志性构成，只要他们不断发展，必然会有助于全球化的包容性。

　　活动行至尾声，高柏老师分别就提问者关于边境城市发展、跨学科发展、民营资本、“一带一路”战略的危机等问题进行解答并展开交流，进一步深化了本次沙龙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