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泰：我对清朝的历史评价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为了标明暴力推翻清朝的行动的正当性，在学校传授历史的课本中对前朝给予污名化，聚焦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语。国民党北伐以后以及共产党建国以后，均继承了这一历史教育的传统。迄今民众对清朝施政利弊的印象，无非源自彼等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所获悉的知识。

　　若以是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语，评论中央政权施政之优劣，则革命党人亦即国民党人还真没有这个资格。须知：革命党人都是纸上谈兵，漫谈主义、理想、情怀等，连其领袖孙中山也仅是擅打嘴炮而已。

　　况且，指责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其实清廷仅割让边陲之地而已。对比之下，国民党人在1928年进行第二次北伐，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不旋踵，日本在1931年鲸吞了整个大东北，接着兵锋直指华北，锋镝之险频传。国民党人甭说举国迎战，连宣战这一形式上的应战行为尚且迟迟付诸阙如。

　　有鉴于此，举凡评价一个时代主流之优劣，以及臧否一个历史人物，既不能立足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也不能凭印象一蹴而就。这还真的需要熟读史料，并且做一番认真的研究。

　　应该指出，清朝没有一个皇帝是暴君或昏君。这在历朝历代兴亡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哪怕当年致力于推翻清朝、主张共和的风云人物，对此也没有异议。此乃史学界公论，殆无疑义。

　　在中国历代封建皇朝中，仅就清朝的正面评价而言，且举荦荦大端如下：

　　1、明朝的疆土大约是现在中国国土的三分之一。截至明朝末年，东北、西北及西南相当大的部分都不是中国的国土。纵使清朝后期，列强竞相远道而来，染指中国，清朝不逞口舌之快，而是诉诸腾挪闪避，软磨硬顶，致使中国本土疆域基本上未被欧洲殖民大国如英、法、俄等蚕食鲸吞。截止辛亥革命，清朝大体上尚能保留先前开拓的疆土，

　　至于俄罗斯夺取的疆域，本来既不是明朝的国土，也不是据守东北境内一隅之地的满洲人所拥有，乃是后期满洲人势力大扩张时夺得而又失去的，可谓得而复失。这与明朝、宋朝等汉族皇朝辖治的领土无关。

　　可以说，假如清朝未入关，还是明朝管辖中原大地，则西北、西南、东北至今还是处于异族外国统治之下，乃是大概率事态。岂有他哉？

　　2、清朝打破了往昔世家大族垄断政坛的格局，强有力地维持着科举取士的清廉制度，严禁、严查、严惩科举舞弊案，从而阻绝了阶层固化这一尾大不掉的局面。各民族的精英方才得以施展才华。

　　清朝固然遵循科举取士的规则，却远非拘泥不化。凡是真才实学之士，或精明干练之徒，都能获得不次擢拔。清朝入关前后，固不消提及，即如中叶之后，咸丰帝、肃顺尤其是西太后，都是识人、用人的佼佼者。

　　同光中兴名臣中，除了曾国藩是丁忧回籍的侍郎以外，其余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刘坤一、杨載福、李续宜、刘长佑等，均无什么功名，最终却都成了朝廷重臣。这些人麾下的高级文官武将成千上百，原来大多是不第秀才或者贩夫走卒屠狗之辈，后来大多成为治国安民的人才。

　　远的且不说，明朝官场氛围就不是这样廉明有为，倘能如此，崇祯帝就不会自缢于煤山了。

　　试观太平天国起事，号召汉族揭竿起义，涟漪波及南九省，而对汉族知识阶层的号召力居然远不敌清廷。湘、淮两军精英皆由汉族文人组成，却紧随清廷镇压了太平军、捻军及西北回军，可见一斑。

　　3、中国历朝历代，凡是士大夫阶层陷入清议或党争，远若西晋，近如明朝，莫非天下大乱的前兆。清廷马上得天下，向来厌弃清谈而弗由，而汉族懔于满汉之别，亦不屑于无谓的党争。

　　总之，有清一代清谈误国的现象少见。这是历代皇朝中殊为难得的现象，可以说是异数。

　　1894年中日战争前，主战、主和两派发生了廷争，作为帝、后之争的映射，则是个例外。光绪帝信任其师“常熟相国“翁同龢，翁策动文臣一味鼓吹打仗。西太后倒是指出，如果打败则后果比不打仗更严重，可是她既已退隐，自然不宜过多干政。

　　至于庚子乱起，则是帝、后生死之争极化的结果，已经超出了清议涉及的范畴。上海一位官员从洋人获取一份机密情报，称列国将出兵公开施压，逼迫西太后归政于光绪帝。这在西太后及清廷大臣眼里，诚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不计后果，诉诸一战。

　　4、外戚干政、宦官揽权往往是封建皇朝的弊端所系。而有清一代，恰恰没有存在外戚干政、宦官揽权这两大弊端，因而没有构成祸害。整个朝廷并没有在这两大弊端上耗费资源和精力，以致酿成动乱。

　　5、相对说来，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清廷对蒙古王族采取通婚联姻；对藏族上层的安抚手段则是在京建筑喇嘛庙，尊重西藏宗教并给予上层喇嘛礼遇；对满洲旗人则终身给予经济补助，无须与汉族争夺资源；清廷对汉族的羁縻手段也是相对成功的，一是满族上层加速进行汉化的过程，二是擢拔汉族能臣武将，以汉治汉。

　　清廷妥善处理国内民族矛盾的政策，并不限于汉族、蒙古族和藏族，而且同回族、朝鲜族也维持良好的关系。

　　就拿人口众多、民族性强悍的回族来说，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与中国脱钩而去的决绝行为。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宁夏回族首领马千龄派遣其子马福禄、马福祥率领回家军，追随老统帅董福祥部抵京，守卫北京正阳门。正阳门战斗激烈，据守时间最长，最迟才陷落。马福禄及许多子弟兵阵亡，马福祥则率领残部护送西太后西狩至安全地带。

　　如此施政，大多数民族可以各得其所，缓和争斗。即使在列强环伺以求一逞的环境下，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终究也未与北京离心离德脱钩而走。

　　反观民国时代则不然，蒙古脱钩而去，西藏形同独立，苏联势力大举进入新疆，地方执政者如盛世才甚至请求斯大林批准他成为联共党员，让斯大林批准让新疆在事实上成为苏联一部分。这些现象在清朝根本不可能出现。

　　6、清军入关进入长江流域时，汉族并没有强烈反抗。直到清廷宣布剃发令后，江南民间反抗才趋于激烈，出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惨剧。实际上，在当年清军镇压的过程中，以李成栋等汉族将领统率的军队杀的人居多。

　　7、在左宗棠率部平定西北回乱时，西北地区杀人不少，后世以讹传讹。其实平叛期间不为人知之事甚多。

　　其一，同治年间，陕西、甘肃两省爆发回民变乱，史载汉民被杀1500万，回族被杀500万。另外，阿古柏来自外国，率军叛乱，占有西北大片区域（现新疆地带），清廷接到急报，经过塞防、海防之间孰轻孰重的大争议，由左宗棠力争，西太后圣衷独断，才决定冒险犯难，出兵平乱。

　　其二，甘肃省河州回民首领马占鳌、马海晏、马千龄等人，在左宗棠率军抵达后，率部投诚，并自告奋勇打头阵，剿灭继续抵抗的回民武装。对降将说来，“若要顶子红，需要杀人多“，一路杀去，自然死尸枕藉了。

　　8、清朝初期仍然推行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但仍然需要征收人头税，即丁银。康熙年间，政治局面比较稳定，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丁银给无地或者少地的穷苦农民造成了生计上的巨大压力，经常出现贫民交不起丁银逃跑成为流民的现象，流民的增多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这在明朝后期终于成为明廷的心腹之患，史称李自成、张献忠部为“流寇“，源出于此。

　　康熙五十一年，清朝决定按照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总数为标准，此后增加的人口不再另外征收丁银。这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末期和雍正时期发展成为“摊丁入亩”，财政负担改由拥有较多田亩的富家承受了。这一新政缓和了农村的尖锐矛盾。

　　9、至于清朝雍正、乾隆两朝兴起文字狱，乃其弊政。然而，其残酷性远不如明太祖朱元璋。

　　雍正朝湖南秀才曾静师徒鼓动川陕总督岳锺琪起兵造反，事发后雍正帝并未处死曾静，还让他在全国巡回演讲。这种处理谋逆案件的方式历朝罕见，即使在现代也是难以做到的。

　　10、清朝废除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严刑酷法以及活人殉葬的残酷制度。几千年以来盛行不衰的劣政，如族诛（夷三族、九族甚至十族等）、五马分尸、凌迟处死及腰斩等严刑酷法，都被清廷取缔了。至于处理武装叛乱时，也不免发生残杀的事件，毕竟是偶发性的，并不是体制性的行为。

　　远的姑且不谈，近若明太祖朱元璋就将夷三族、凌迟处死等刑法施行在众多的建国功臣身上。清廷一概取缔了这些严刑峻法。

　　早期汉族的殉葬陋习姑且不谈，即使如明朝这一中国古代史上汉族统治中国的最晚的朝代，活人殉葬制度盛行。列位皇帝去世时，妃子、宫女、工匠殉葬的不计其数。清朝康熙十二年，颁布明令废除活人殉葬的陋习。这一陋习苛政从此在中国绝迹。

　　11、以民国以来文人竞相诟病的西太后而论，从咸丰年代参与朝政至其主宰朝廷大计，历时逾半世纪。其洞悉世情人心，具有独特见识，尤能擢拔能臣，让彼辈辅助清廷燮理阴阳，非常人所及。史称“同光中兴“，即同她妥善处理朝政不无关系。

　　同治年间，大西北回民变乱频发，狼烟四起。清廷才平息太平军和捻军的变乱，财政上捉襟见肘，左支右绌，无力再起干戈。在此情况下，以李鸿章为首的军政大臣主张力推海防而弃大西北塞防，海防论盛极一时。

　　左宗棠及一二大臣极力为塞防论辩护。经左宗棠辨明利害关系后，西太后力排众议，决定纵使举借外债也要稳定大西北的政局。不然，大西北难以避免与中国脱钩而走的局面。即此一条，西太后治国理政的水平就不是明朝帝皇（除了明太祖、明成祖）所能望其项背的。

　　12、上面提到，在清朝与八国联军在北京的交战中，董福祥及其率领的主要由回族子弟组成的队伍战绩不俗。西太后见事不可为，命董福祥部护驾退至西安后，急命李鸿章与联军议和。

　　议和中，联军强硬要求清政府严惩率军攻打外国使馆的董福祥，指控其为”首凶“，要求清廷将其处死。

　　西太后对董百般庇护，最终以革职永不叙用论处，可见西太后尚没老糊涂，还知道维护其属下干将。对比明朝几个自掘坟墓的皇帝，西太后一介女流明显胜之。

　　13、中国历朝历代兴替之际，垂亡皇室不甘示弱，誓死抗拒，而隆兴一代则大动干戈，借杀人灭族以立威。两个朝代接替的年代，就是腥风血雨的残酷岁月。在这个层面，清朝不落窠臼。

　　辛亥革命之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起事在先，袁世凯及其麾下北洋军人内部则施压在后。清廷并没有负隅顽抗，而是赞襄五族共和，决然放弃了国家政权，咸与维新。国家和民族都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政权交替，各民族之间也免去了一场残酷且持久的仇杀。

　　当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崛起之日，清代朝野处在这一大时代中，依然抱残守缺，沉浸在封建文明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清廷错过了赶上世界潮流的机会。中国与欧美的差距拉大了，追根究底，其源盖出于此。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为了标明暴力推翻清朝的行动的正当性，在学校传授历史的课本中对前朝给予污名化，聚焦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语。国民党北伐以后以及共产党建国以后，均继承了这一历史教育的传统。迄今民众对清朝施政利弊的印象，无非源自彼等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所获悉的知识。

　　若以是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语，评论中央政权施政之优劣，则革命党人亦即国民党人还真没有这个资格。须知：革命党人都是纸上谈兵，漫谈主义、理想、情怀等，连其领袖孙中山也仅是擅打嘴炮而已。

　　况且，指责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其实清廷仅割让边陲之地而已。对比之下，国民党人在1928年进行第二次北伐，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不旋踵，日本在1931年鲸吞了整个大东北，接着兵锋直指华北，锋镝之险频传。国民党人甭说举国迎战，连宣战这一形式上的应战行为尚且迟迟付诸阙如。

　　有鉴于此，举凡评价一个时代主流之优劣，以及臧否一个历史人物，既不能立足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也不能凭印象一蹴而就。这还真的需要熟读史料，并且做一番认真的研究。

　　应该指出，清朝没有一个皇帝是暴君或昏君。这在历朝历代兴亡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哪怕当年致力于推翻清朝、主张共和的风云人物，对此也没有异议。此乃史学界公论，殆无疑义。

　　在中国历代封建皇朝中，仅就清朝的正面评价而言，且举荦荦大端如下：

　　1、明朝的疆土大约是现在中国国土的三分之一。截至明朝末年，东北、西北及西南相当大的部分都不是中国的国土。纵使清朝后期，列强竞相远道而来，染指中国，清朝不逞口舌之快，而是诉诸腾挪闪避，软磨硬顶，致使中国本土疆域基本上未被欧洲殖民大国如英、法、俄等蚕食鲸吞。截止辛亥革命，清朝大体上尚能保留先前开拓的疆土，

　　至于俄罗斯夺取的疆域，本来既不是明朝的国土，也不是据守东北境内一隅之地的满洲人所拥有，乃是后期满洲人势力大扩张时夺得而又失去的，可谓得而复失。这与明朝、宋朝等汉族皇朝辖治的领土无关。

　　可以说，假如清朝未入关，还是明朝管辖中原大地，则西北、西南、东北至今还是处于异族外国统治之下，乃是大概率事态。岂有他哉？

　　2、清朝打破了往昔世家大族垄断政坛的格局，强有力地维持着科举取士的清廉制度，严禁、严查、严惩科举舞弊案，从而阻绝了阶层固化这一尾大不掉的局面。各民族的精英方才得以施展才华。

　　清朝固然遵循科举取士的规则，却远非拘泥不化。凡是真才实学之士，或精明干练之徒，都能获得不次擢拔。清朝入关前后，固不消提及，即如中叶之后，咸丰帝、肃顺尤其是西太后，都是识人、用人的佼佼者。

　　同光中兴名臣中，除了曾国藩是丁忧回籍的侍郎以外，其余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刘坤一、杨載福、李续宜、刘长佑等，均无什么功名，最终却都成了朝廷重臣。这些人麾下的高级文官武将成千上百，原来大多是不第秀才或者贩夫走卒屠狗之辈，后来大多成为治国安民的人才。

　　远的且不说，明朝官场氛围就不是这样廉明有为，倘能如此，崇祯帝就不会自缢于煤山了。

　　试观太平天国起事，号召汉族揭竿起义，涟漪波及南九省，而对汉族知识阶层的号召力居然远不敌清廷。湘、淮两军精英皆由汉族文人组成，却紧随清廷镇压了太平军、捻军及西北回军，可见一斑。

　　3、中国历朝历代，凡是士大夫阶层陷入清议或党争，远若西晋，近如明朝，莫非天下大乱的前兆。清廷马上得天下，向来厌弃清谈而弗由，而汉族懔于满汉之别，亦不屑于无谓的党争。

　　总之，有清一代清谈误国的现象少见。这是历代皇朝中殊为难得的现象，可以说是异数。

　　1894年中日战争前，主战、主和两派发生了廷争，作为帝、后之争的映射，则是个例外。光绪帝信任其师“常熟相国“翁同龢，翁策动文臣一味鼓吹打仗。西太后倒是指出，如果打败则后果比不打仗更严重，可是她既已退隐，自然不宜过多干政。

　　至于庚子乱起，则是帝、后生死之争极化的结果，已经超出了清议涉及的范畴。上海一位官员从洋人获取一份机密情报，称列国将出兵公开施压，逼迫西太后归政于光绪帝。这在西太后及清廷大臣眼里，诚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不计后果，诉诸一战。

　　4、外戚干政、宦官揽权往往是封建皇朝的弊端所系。而有清一代，恰恰没有存在外戚干政、宦官揽权这两大弊端，因而没有构成祸害。整个朝廷并没有在这两大弊端上耗费资源和精力，以致酿成动乱。

　　5、相对说来，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清廷对蒙古王族采取通婚联姻；对藏族上层的安抚手段则是在京建筑喇嘛庙，尊重西藏宗教并给予上层喇嘛礼遇；对满洲旗人则终身给予经济补助，无须与汉族争夺资源；清廷对汉族的羁縻手段也是相对成功的，一是满族上层加速进行汉化的过程，二是擢拔汉族能臣武将，以汉治汉。

　　清廷妥善处理国内民族矛盾的政策，并不限于汉族、蒙古族和藏族，而且同回族、朝鲜族也维持良好的关系。

　　就拿人口众多、民族性强悍的回族来说，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与中国脱钩而去的决绝行为。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宁夏回族首领马千龄派遣其子马福禄、马福祥率领回家军，追随老统帅董福祥部抵京，守卫北京正阳门。正阳门战斗激烈，据守时间最长，最迟才陷落。马福禄及许多子弟兵阵亡，马福祥则率领残部护送西太后西狩至安全地带。

　　如此施政，大多数民族可以各得其所，缓和争斗。即使在列强环伺以求一逞的环境下，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终究也未与北京离心离德脱钩而走。

　　反观民国时代则不然，蒙古脱钩而去，西藏形同独立，苏联势力大举进入新疆，地方执政者如盛世才甚至请求斯大林批准他成为联共党员，让斯大林批准让新疆在事实上成为苏联一部分。这些现象在清朝根本不可能出现。

　　6、清军入关进入长江流域时，汉族并没有强烈反抗。直到清廷宣布剃发令后，江南民间反抗才趋于激烈，出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惨剧。实际上，在当年清军镇压的过程中，以李成栋等汉族将领统率的军队杀的人居多。

　　7、在左宗棠率部平定西北回乱时，西北地区杀人不少，后世以讹传讹。其实平叛期间不为人知之事甚多。

　　其一，同治年间，陕西、甘肃两省爆发回民变乱，史载汉民被杀1500万，回族被杀500万。另外，阿古柏来自外国，率军叛乱，占有西北大片区域（现新疆地带），清廷接到急报，经过塞防、海防之间孰轻孰重的大争议，由左宗棠力争，西太后圣衷独断，才决定冒险犯难，出兵平乱。

　　其二，甘肃省河州回民首领马占鳌、马海晏、马千龄等人，在左宗棠率军抵达后，率部投诚，并自告奋勇打头阵，剿灭继续抵抗的回民武装。对降将说来，“若要顶子红，需要杀人多“，一路杀去，自然死尸枕藉了。

　　8、清朝初期仍然推行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但仍然需要征收人头税，即丁银。康熙年间，政治局面比较稳定，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丁银给无地或者少地的穷苦农民造成了生计上的巨大压力，经常出现贫民交不起丁银逃跑成为流民的现象，流民的增多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这在明朝后期终于成为明廷的心腹之患，史称李自成、张献忠部为“流寇“，源出于此。

　　康熙五十一年，清朝决定按照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总数为标准，此后增加的人口不再另外征收丁银。这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末期和雍正时期发展成为“摊丁入亩”，财政负担改由拥有较多田亩的富家承受了。这一新政缓和了农村的尖锐矛盾。

　　9、至于清朝雍正、乾隆两朝兴起文字狱，乃其弊政。然而，其残酷性远不如明太祖朱元璋。

　　雍正朝湖南秀才曾静师徒鼓动川陕总督岳锺琪起兵造反，事发后雍正帝并未处死曾静，还让他在全国巡回演讲。这种处理谋逆案件的方式历朝罕见，即使在现代也是难以做到的。

　　10、清朝废除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严刑酷法以及活人殉葬的残酷制度。几千年以来盛行不衰的劣政，如族诛（夷三族、九族甚至十族等）、五马分尸、凌迟处死及腰斩等严刑酷法，都被清廷取缔了。至于处理武装叛乱时，也不免发生残杀的事件，毕竟是偶发性的，并不是体制性的行为。

　　远的姑且不谈，近若明太祖朱元璋就将夷三族、凌迟处死等刑法施行在众多的建国功臣身上。清廷一概取缔了这些严刑峻法。

　　早期汉族的殉葬陋习姑且不谈，即使如明朝这一中国古代史上汉族统治中国的最晚的朝代，活人殉葬制度盛行。列位皇帝去世时，妃子、宫女、工匠殉葬的不计其数。清朝康熙十二年，颁布明令废除活人殉葬的陋习。这一陋习苛政从此在中国绝迹。

　　11、以民国以来文人竞相诟病的西太后而论，从咸丰年代参与朝政至其主宰朝廷大计，历时逾半世纪。其洞悉世情人心，具有独特见识，尤能擢拔能臣，让彼辈辅助清廷燮理阴阳，非常人所及。史称“同光中兴“，即同她妥善处理朝政不无关系。

　　同治年间，大西北回民变乱频发，狼烟四起。清廷才平息太平军和捻军的变乱，财政上捉襟见肘，左支右绌，无力再起干戈。在此情况下，以李鸿章为首的军政大臣主张力推海防而弃大西北塞防，海防论盛极一时。

　　左宗棠及一二大臣极力为塞防论辩护。经左宗棠辨明利害关系后，西太后力排众议，决定纵使举借外债也要稳定大西北的政局。不然，大西北难以避免与中国脱钩而走的局面。即此一条，西太后治国理政的水平就不是明朝帝皇（除了明太祖、明成祖）所能望其项背的。

　　12、上面提到，在清朝与八国联军在北京的交战中，董福祥及其率领的主要由回族子弟组成的队伍战绩不俗。西太后见事不可为，命董福祥部护驾退至西安后，急命李鸿章与联军议和。

　　议和中，联军强硬要求清政府严惩率军攻打外国使馆的董福祥，指控其为”首凶“，要求清廷将其处死。

　　西太后对董百般庇护，最终以革职永不叙用论处，可见西太后尚没老糊涂，还知道维护其属下干将。对比明朝几个自掘坟墓的皇帝，西太后一介女流明显胜之。

　　13、中国历朝历代兴替之际，垂亡皇室不甘示弱，誓死抗拒，而隆兴一代则大动干戈，借杀人灭族以立威。两个朝代接替的年代，就是腥风血雨的残酷岁月。在这个层面，清朝不落窠臼。

　　辛亥革命之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起事在先，袁世凯及其麾下北洋军人内部则施压在后。清廷并没有负隅顽抗，而是赞襄五族共和，决然放弃了国家政权，咸与维新。国家和民族都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政权交替，各民族之间也免去了一场残酷且持久的仇杀。

　　当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崛起之日，清代朝野处在这一大时代中，依然抱残守缺，沉浸在封建文明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清廷错过了赶上世界潮流的机会。中国与欧美的差距拉大了，追根究底，其源盖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