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若“国家的崛起”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富裕与幸福，那这样的“大国梦”有何意义?

　　全世界在舆论上曾对日本有极高的评价，特别是由于日本在明治时期吸收西方文明，卓越地实现了现代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67年，89岁的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做了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应《大英百科全书》之邀，为该书当年的年鉴撰写卷首论文。环顾全球，回首1853年“黑船事件”以来的日本历史，吉田茂感慨万端。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他又润色增删，在为后人留下一册言简意赅的《激荡的百年史》后，于当年秋天与世长辞。

　　正如吉田茂所说，日本的发展受到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关注。许多研究者将目光投向这个远东之东的岛国，“经济大国论”“日本经济论”在海外被热烈讨论。也是在1967年，著名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题为《升起的太阳》的报告，认为日本已成为六大工业先进国之一。其实，早在五年前，这家杂志就发表过报告《令人惊奇的日本》，讨论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对日本经济的增长能力给予高度评价。不过，五年后的报告的结论更加坚定，不仅高度赞扬日本的成就，还试图解开“升起的太阳”之谜。《升起的太阳》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本文选编自《国家的重生》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美国的日本史专家、曾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赖肖尔对日本的现代化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日本是唯一获得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其现代化经验可以成为后发国家的一个指南。除了对日本历史的肯定外，还有对日本未来的乐观展望。同样是在1967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出版《纪元2000年》一书，预言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日本人均国民收入有可能超过美国，甚至宣称“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轰动一时。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日本经济并没有引起世界的关心，外国杂志也很少介绍。当时的评价是：日本仍然没有能够改变它是一个低工资出口国的形象，充其量只不过是以朝鲜特需为基础、设法恢复了工业力量而已。可是，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日本经济以10%的年增长率持续发展。1964年，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日本加入OECD。加入这个“富人俱乐部”，便意味着日本作为发达自由主义国家的一员被欧美国家所认可。此外，十国财政部长会议也定期邀请日本参加。

　　此后，日本开始“超车”。196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 445亿美元，比联邦德国高出7%，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从工业生产来看，日本是仅次于美苏的第三经济大国。1968年，日本船舶、汽车、收音机的销量位居世界第一，新闻用纸、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树脂、电视机等销量位居世界第二，钢铁、水泥、硫酸等销量位居世界第三。这不仅让世界感到震惊，也出乎日本国民的意料。毕竟，这时距离日本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仅仅过去了23年。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这个国家不仅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实现了一个世纪的“大国梦”。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1968年，恰好迎来了明治维新100周年。遥想整整100年前，明治天皇率领群臣举行誓祭典礼，宣布要“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时，就把赶超欧美先进国家、成为世界大国作为一个宏大梦想，注入这个民族之中。从那时起，日本开始了现代化的急行军。经过40年的奋斗，就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而且跻身世界强国之列。难怪名作《拥抱战败》的开篇便说：“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更迅猛、更无畏、更成功，然而最终也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更疯狂、更危险、更具有自我毁灭性。”在经过短暂的大正民主时代之后，日本就开始走上歧路。15年的战争让这个国家成为废墟，几代人的奋斗成果毁于一旦。

　　想一想，日本战败时是怎样的惨象?日本所有大城市(除了京都)以及大部分中小城市都遭到空袭，满目疮痍，农村也是一片破败之象。经过整整10年，日本的人均产值才恢复到战前水平。此后的十几年里，日本的经济年均增长率竟然达到10%，城乡呈现出勃勃生机。这样的奇迹，怎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呢?于是，人们看待日本经济的眼光就开始变了。日本不再是“远东的廉价劳动和倾销之国”，而是一个拥有秘密武器的奇迹之国。外国记者、经济学者纷纷探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随之出现了所谓“经济大国论”。

　　在海外高涨起来的“经济大国论”，也在日本国内引起了热烈反响。国际舆论给深信日本经济先天薄弱的日本国民以强烈的冲击。有疑惑，有惊讶，有欣喜，也有信心高涨。无论从哪个角度说，1968年都是一个宣告日本重新崛起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时点。在漫长而艰难地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日本不仅已经取得成功，还在许多方面堪称别国表率。既然“赶超欧美先进国家”这个从明治时代以来的“最高国家目标”已经实现，又恰逢明治维新100周年，当然应该隆重庆祝。政府认为，自卑感、宿命的悲观论等在战后日本流行太久了，现在到了鼓舞士气、重塑国民精神的时候了。

　　因此，政府从1966年就开始筹备“明治维新百年祭”的盛大庆典。“明治百年纪念筹备会议”不仅囊括了内阁全体成员，还有重要团体代表、著名知识人，筹备期间还规划了大赦、“青年之船”航行、建设纪念公园、举办“明治美术展”，以及在东京和各地举行大规模的庆祝会、狂欢节和盛装游行等纪念活动。政府希望借此建立一个“光明”的国家历史，以消除战争和殖民统治的阴影。通过宣扬国家的成就，激发国民的爱国心和自信心，在国际社会树立“大国”形象。

　　在官方高调纪念明治维新100周年时，知识人也展开了对明治维新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的热议。正面评价者认为，明治时代英明的圣贤果断引领日本走上了近代化国家的道路;反对者认为，正是因为奉行“脱亚入欧”“富国强兵”“弱肉强食”的路线，日本才堕入战争的深渊，成为一败涂地的战败国，并沦为“亚细亚的孤儿”。日本在明治以来的“富国强兵”路线完全破产，并且放弃了一切战争和殖民地之后，才实现了“赶超欧美先进国家”的目标。

　　如果是在1945年以前，出现这样完全不同的历史观是不可能的。但是经过战后改造，日本已经能够包容多元的观点。因此，在东京政府大搞庆典活动的同时，也有超过3 000人举行“反对明治维新百年祭”的集会，在东京火车站一带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为了纪念明治维新和“北海道历史”100周年，札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天皇也出席了这个活动，当地的少数族裔阿伊努人则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忽视他们的贡献。这些抗议活动消解了日本政府“增强国民自信心”的努力，但日本政府对此也只能徒呼奈何。

　　除了历史观的歧见，人们对于当时日本的经济成就也有巨大分歧。许多人指出，那些外国记者、经济学者的“日本论”，大多都是基于误解和曲解的意见，高估了日本的成就。国民对于本国的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的事实，在感情上并未真正适应，甚至在国民中间流传着“表面上的第二位”等谴责性的论调。他们认为，虽说日本经济规模达到了世界第二，但并不值得骄傲，因为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还远远落在后面。

　　经济学家们也拿出数据，证实民众的不满是有道理的。日本与联邦德国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多7%，但人口多68.2%，人均国民收入约是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二。如果与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相比，日本只不过是美国的三分之一。这就是当时流行的“第二位与第二十位”的观点。此外，经济学家们也指出，日本虽然在经济规模上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生产率比较低，在农林水产业、服务业、中小企业等领域尤为明显。而且，这种生产率低的部门，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也很大。

　　在日本国内，“经济大国论”及“大国意识”也逐渐蔓延开来。不过，这让一些人联想到战前的“大国意识”，因此呼吁国人警惕“大国论”的声音也随之而起。“大国梦”有那么重要吗?许多国民发出这样的疑问。100年的现代化道路，的确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总结。经历了战争洗礼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无论如何总结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有一点都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称道的意义只是在于：对内，给自己的人民带来富裕与幸福;对外，给世界带去和平与安全。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取消战争权的国家，日本没有了以武力争霸世界的合法性。曾经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的狂热民族主义已经被抛弃。时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赖肖尔注意到，“在日本，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的钟摆式摆动正在逐渐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政府和人民想方设法削弱民族主义，使它减轻到最低限度，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民族之一”。人们厌恶民族主义的一切象征，很少悬挂国旗、演奏国歌。“爱国主义”甚至成为一个邪恶的字眼，除了极右翼分子使用之外，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在国际上，日本虽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却一再强调自己是亚洲的一员，还是一个弱小而又贫穷的国家。这不仅延迟了履行与一个经济大国相称的国际责任的时间，而且也有效阻止了政府慷慨地向国外进行没有止境的援助。

　　可是，国内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否实现了呢?随着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快速增加，政府也开始提供公共福利。1961年日本实现了“全民保险”和“全民年金”，在经济增长之后提高了对参加保险者的支付标准。此后，又废除了医疗方面的各种限制和地区差别，老年人福利年金额度逐步得到提高。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在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巨变之后，增长过程中累积下来的各种矛盾开始以不同的形式暴露出来，如大学骚乱、环境公害、少数族裔待遇等，各种抗议活动在各地接连爆发，日本社会又出现了骚动不安的气氛。

　　国民认为，“经济大国”不应仅仅是在经济规模和工业生产力上领先，福利水平也应与先进国一样，因此呼吁“从经济增长向提高福利转变”。日本政府意识到社会的要求。佐藤内阁于1964年登场时，就开始谈论“对高速增长政策进行纠偏”和“稳定增长”，在随后推出的“中期经济计划”中提出“提高国民生活的质量”。1967年出版的经济白皮书，提出了“提高效率与福利”的口号。从此以后，没有一册政府的经济白皮书不提到“福利”。

　　1968年10月23日，“明治维新百年祭”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有一万多人，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和各国代表涌进日本武道馆，参加日本政府在此举行的“明治百年庆典”。庆祝活动向全国直播，亿万日本民众通过观看电视，见证了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仪式的高潮。政府宣布，“谦虚地反思过去的错误”，“将这百年的经验教训运用到现代，明确站在国际视野下坚定迈向新世纪的决心”。

　　随着时间进入1969年，“明治维新百年祭”在喧嚣中结束了。不久，日本政府发表1969年的经济白皮书，在“向富裕挑战”的副标题下，强调人们的意识和政策方向已经到了应该从根本上改变的阶段。仅仅是经济规模扩大，不能说已经“富裕”，要将增长的成果用于消除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平等。

　　从此，日本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

　　作者简介：《财经》杂志主笔、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秘书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

　　全世界在舆论上曾对日本有极高的评价，特别是由于日本在明治时期吸收西方文明，卓越地实现了现代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67年，89岁的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做了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应《大英百科全书》之邀，为该书当年的年鉴撰写卷首论文。环顾全球，回首1853年“黑船事件”以来的日本历史，吉田茂感慨万端。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他又润色增删，在为后人留下一册言简意赅的《激荡的百年史》后，于当年秋天与世长辞。

　　正如吉田茂所说，日本的发展受到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关注。许多研究者将目光投向这个远东之东的岛国，“经济大国论”“日本经济论”在海外被热烈讨论。也是在1967年，著名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题为《升起的太阳》的报告，认为日本已成为六大工业先进国之一。其实，早在五年前，这家杂志就发表过报告《令人惊奇的日本》，讨论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对日本经济的增长能力给予高度评价。不过，五年后的报告的结论更加坚定，不仅高度赞扬日本的成就，还试图解开“升起的太阳”之谜。《升起的太阳》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本文选编自《国家的重生》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美国的日本史专家、曾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赖肖尔对日本的现代化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日本是唯一获得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其现代化经验可以成为后发国家的一个指南。除了对日本历史的肯定外，还有对日本未来的乐观展望。同样是在1967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出版《纪元2000年》一书，预言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日本人均国民收入有可能超过美国，甚至宣称“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轰动一时。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日本经济并没有引起世界的关心，外国杂志也很少介绍。当时的评价是：日本仍然没有能够改变它是一个低工资出口国的形象，充其量只不过是以朝鲜特需为基础、设法恢复了工业力量而已。可是，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日本经济以10%的年增长率持续发展。1964年，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日本加入OECD。加入这个“富人俱乐部”，便意味着日本作为发达自由主义国家的一员被欧美国家所认可。此外，十国财政部长会议也定期邀请日本参加。

　　此后，日本开始“超车”。196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 445亿美元，比联邦德国高出7%，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从工业生产来看，日本是仅次于美苏的第三经济大国。1968年，日本船舶、汽车、收音机的销量位居世界第一，新闻用纸、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树脂、电视机等销量位居世界第二，钢铁、水泥、硫酸等销量位居世界第三。这不仅让世界感到震惊，也出乎日本国民的意料。毕竟，这时距离日本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仅仅过去了23年。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这个国家不仅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实现了一个世纪的“大国梦”。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1968年，恰好迎来了明治维新100周年。遥想整整100年前，明治天皇率领群臣举行誓祭典礼，宣布要“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时，就把赶超欧美先进国家、成为世界大国作为一个宏大梦想，注入这个民族之中。从那时起，日本开始了现代化的急行军。经过40年的奋斗，就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而且跻身世界强国之列。难怪名作《拥抱战败》的开篇便说：“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更迅猛、更无畏、更成功，然而最终也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更疯狂、更危险、更具有自我毁灭性。”在经过短暂的大正民主时代之后，日本就开始走上歧路。15年的战争让这个国家成为废墟，几代人的奋斗成果毁于一旦。

　　想一想，日本战败时是怎样的惨象?日本所有大城市(除了京都)以及大部分中小城市都遭到空袭，满目疮痍，农村也是一片破败之象。经过整整10年，日本的人均产值才恢复到战前水平。此后的十几年里，日本的经济年均增长率竟然达到10%，城乡呈现出勃勃生机。这样的奇迹，怎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呢?于是，人们看待日本经济的眼光就开始变了。日本不再是“远东的廉价劳动和倾销之国”，而是一个拥有秘密武器的奇迹之国。外国记者、经济学者纷纷探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随之出现了所谓“经济大国论”。

　　在海外高涨起来的“经济大国论”，也在日本国内引起了热烈反响。国际舆论给深信日本经济先天薄弱的日本国民以强烈的冲击。有疑惑，有惊讶，有欣喜，也有信心高涨。无论从哪个角度说，1968年都是一个宣告日本重新崛起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时点。在漫长而艰难地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日本不仅已经取得成功，还在许多方面堪称别国表率。既然“赶超欧美先进国家”这个从明治时代以来的“最高国家目标”已经实现，又恰逢明治维新100周年，当然应该隆重庆祝。政府认为，自卑感、宿命的悲观论等在战后日本流行太久了，现在到了鼓舞士气、重塑国民精神的时候了。

　　因此，政府从1966年就开始筹备“明治维新百年祭”的盛大庆典。“明治百年纪念筹备会议”不仅囊括了内阁全体成员，还有重要团体代表、著名知识人，筹备期间还规划了大赦、“青年之船”航行、建设纪念公园、举办“明治美术展”，以及在东京和各地举行大规模的庆祝会、狂欢节和盛装游行等纪念活动。政府希望借此建立一个“光明”的国家历史，以消除战争和殖民统治的阴影。通过宣扬国家的成就，激发国民的爱国心和自信心，在国际社会树立“大国”形象。

　　在官方高调纪念明治维新100周年时，知识人也展开了对明治维新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的热议。正面评价者认为，明治时代英明的圣贤果断引领日本走上了近代化国家的道路;反对者认为，正是因为奉行“脱亚入欧”“富国强兵”“弱肉强食”的路线，日本才堕入战争的深渊，成为一败涂地的战败国，并沦为“亚细亚的孤儿”。日本在明治以来的“富国强兵”路线完全破产，并且放弃了一切战争和殖民地之后，才实现了“赶超欧美先进国家”的目标。

　　如果是在1945年以前，出现这样完全不同的历史观是不可能的。但是经过战后改造，日本已经能够包容多元的观点。因此，在东京政府大搞庆典活动的同时，也有超过3 000人举行“反对明治维新百年祭”的集会，在东京火车站一带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为了纪念明治维新和“北海道历史”100周年，札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天皇也出席了这个活动，当地的少数族裔阿伊努人则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忽视他们的贡献。这些抗议活动消解了日本政府“增强国民自信心”的努力，但日本政府对此也只能徒呼奈何。

　　除了历史观的歧见，人们对于当时日本的经济成就也有巨大分歧。许多人指出，那些外国记者、经济学者的“日本论”，大多都是基于误解和曲解的意见，高估了日本的成就。国民对于本国的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的事实，在感情上并未真正适应，甚至在国民中间流传着“表面上的第二位”等谴责性的论调。他们认为，虽说日本经济规模达到了世界第二，但并不值得骄傲，因为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还远远落在后面。

　　经济学家们也拿出数据，证实民众的不满是有道理的。日本与联邦德国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多7%，但人口多68.2%，人均国民收入约是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二。如果与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相比，日本只不过是美国的三分之一。这就是当时流行的“第二位与第二十位”的观点。此外，经济学家们也指出，日本虽然在经济规模上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生产率比较低，在农林水产业、服务业、中小企业等领域尤为明显。而且，这种生产率低的部门，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也很大。

　　在日本国内，“经济大国论”及“大国意识”也逐渐蔓延开来。不过，这让一些人联想到战前的“大国意识”，因此呼吁国人警惕“大国论”的声音也随之而起。“大国梦”有那么重要吗?许多国民发出这样的疑问。100年的现代化道路，的确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总结。经历了战争洗礼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无论如何总结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有一点都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称道的意义只是在于：对内，给自己的人民带来富裕与幸福;对外，给世界带去和平与安全。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取消战争权的国家，日本没有了以武力争霸世界的合法性。曾经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的狂热民族主义已经被抛弃。时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赖肖尔注意到，“在日本，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的钟摆式摆动正在逐渐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政府和人民想方设法削弱民族主义，使它减轻到最低限度，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民族之一”。人们厌恶民族主义的一切象征，很少悬挂国旗、演奏国歌。“爱国主义”甚至成为一个邪恶的字眼，除了极右翼分子使用之外，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在国际上，日本虽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却一再强调自己是亚洲的一员，还是一个弱小而又贫穷的国家。这不仅延迟了履行与一个经济大国相称的国际责任的时间，而且也有效阻止了政府慷慨地向国外进行没有止境的援助。

　　可是，国内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否实现了呢?随着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快速增加，政府也开始提供公共福利。1961年日本实现了“全民保险”和“全民年金”，在经济增长之后提高了对参加保险者的支付标准。此后，又废除了医疗方面的各种限制和地区差别，老年人福利年金额度逐步得到提高。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在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巨变之后，增长过程中累积下来的各种矛盾开始以不同的形式暴露出来，如大学骚乱、环境公害、少数族裔待遇等，各种抗议活动在各地接连爆发，日本社会又出现了骚动不安的气氛。

　　国民认为，“经济大国”不应仅仅是在经济规模和工业生产力上领先，福利水平也应与先进国一样，因此呼吁“从经济增长向提高福利转变”。日本政府意识到社会的要求。佐藤内阁于1964年登场时，就开始谈论“对高速增长政策进行纠偏”和“稳定增长”，在随后推出的“中期经济计划”中提出“提高国民生活的质量”。1967年出版的经济白皮书，提出了“提高效率与福利”的口号。从此以后，没有一册政府的经济白皮书不提到“福利”。

　　1968年10月23日，“明治维新百年祭”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有一万多人，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和各国代表涌进日本武道馆，参加日本政府在此举行的“明治百年庆典”。庆祝活动向全国直播，亿万日本民众通过观看电视，见证了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仪式的高潮。政府宣布，“谦虚地反思过去的错误”，“将这百年的经验教训运用到现代，明确站在国际视野下坚定迈向新世纪的决心”。

　　随着时间进入1969年，“明治维新百年祭”在喧嚣中结束了。不久，日本政府发表1969年的经济白皮书，在“向富裕挑战”的副标题下，强调人们的意识和政策方向已经到了应该从根本上改变的阶段。仅仅是经济规模扩大，不能说已经“富裕”，要将增长的成果用于消除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平等。

　　从此，日本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

　　作者简介：《财经》杂志主笔、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秘书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