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中日关系历史中，最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国家间关系不能只遵循实力原则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先生主编了一本画册，选取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摄影作品，对19世纪中期迄今约180年的中日关系历史进行回顾，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友好合作聊尽绵薄之力。画册编辑委员会以近年来中外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努力探索切磋中日关系的内在规律以及影响双边关系的诸多因素。我在参考了汪朝光、于铁军、李寒梅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在此提出一孔之见，以为序言。

　　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过去180年中日关系之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阐述。

　　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的中国鸦片战争至1915年日本强迫北洋政府签署修改过的“二十一条”。在这一阶段，面对西方列强向亚洲的扩张，中日两国都被迫“开国”。但两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相对成功地融入了国际体系，并学习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向其周边地区扩张。1894年，中日之间因朝鲜问题而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日本则攫取台湾和澎湖列岛，中日国势完全逆转。甲午战争从根本上颠覆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1904—1905年，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的辽东半岛，随后又独占朝鲜半岛，进而觊觎满蒙和中国内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本向德国宣战，借机出兵中国山东省，接管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撤军无果。日本于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强行勒索在华的各种特权，试图谋求日本在满蒙权益的永久化。1915年5月，北洋政府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签署了经过修改的“二十一条”(即《中日民四条约》)，激发了中国的反日浪潮。

　　第二阶段是从1915年到1945年。在中国革命和内战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的侵略性逐步增强，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1937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场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中国的命运一度危在旦夕。凭借坚强的民族意志、庞大的人口数量、辽阔的国土，也凭借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合力，中国于1945年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1945年至1972年，是中日关系的第三个阶段。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没有严厉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致使中国的战胜国权利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1949年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随即于1950年爆发。新中国政府和台湾(地区)国民党政权都没有参加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旧金山和会实际上成为美国主导的对日片面媾和，在台湾回归中国主权等问题上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和隐患。

　　在中美对抗、美日结成军事同盟、中美官方关系难以推进的情况下，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决定通过民间外交，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20世纪60年代初，中日民间交流初具规模，双边贸易也得到官方认可。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政治向右转，中国政治向“左”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双边关系遇到了更大阻力。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带动了中日关系的突破。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两国建交，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日双边友好合作取得巨大进展。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日本则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可以称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官方修改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使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主要摩擦点。此时，钓鱼岛争端开始浮现，但中日政府当时在领土问题上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使之未酿成冲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双边摩擦开始增多、加剧，甚至几度呈现危机状态。日本历史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领土争端等问题连续发酵，在2012—2014年间将中日关系推入谷底。直到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首相在北京会晤之后，中日关系才开始回暖。2018年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会见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标志着双边关系重回正轨。但是要保证中日关系不再“脱轨”，维持长期稳定合作，还有待双方艰苦的努力。

　　二、中日两国的不同发展道路

　　决定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发展道路上，中日有两次决定性的分道扬镳。第一次分道扬镳发生在两国面对西方列强向亚洲扩张而被迫“开国”后。中日两国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商品、资本入侵的冲击和安全威胁。清朝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予以回应，即保留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仅引进坚船利炮，学习西方器物层面的技术和经验。虽有所谓“同治中兴”，清朝在进入现代化进程后步履蹒跚，危机四伏，无法建立先进的工业化体系和经济模式。日本则进入明治维新时代，以“脱亚入欧”为指导思想，大踏步融入了国际体系。在政治上，日本向欧美思想意识靠拢，在国内建构了一个合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政治体制，部分采取西式政体，又保留了日本特色，天皇高高在上，独揽权威，却不管理具体政务，政党政治不成熟。在经济上，日本走上了国家主导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全面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同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产生了迥异的结果，并在甲午战争中导致了中国的屈辱和惨败。

　　清朝覆亡，民国初立，中国的内忧外患不断，在发展道路上依旧徘徊犹疑。“以日为师”“以(苏)俄为师”“以美(英)为师”，都分别有中国各党各派和一些志士仁人进行理论倡导和实践尝试。国民政府中据称有“亲日派”和“亲美派”之分，孙中山在执政后期提出“联俄容共”政策，中国共产党则在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

　　彼时，由于国内市场和资源越来越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开始严重依赖对外扩张，发展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形成对周边发动战争的强烈冲动，首当其冲的对象国即是中国。欧美国家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释放这种冲动的紧迫感。以极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为特征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两国抬头，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日本国内军部势力的嚣张和军国主义的鼓噪。在截然不同的政治背景下，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就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了。

　　中日发展道路上第二次决定性的分道扬镳，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解除了日军武装和军事机构，取缔了军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在美国指导下，日本制订了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和平宪法，天皇只有象征性权力而不干预政务。战后的日本进行农地改革、劳动立法，解散财阀，促使日本向民主制迈进。与战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49年中共建国后，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模式等方面，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计划经济，剔除美国和其他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冷战初期，日本和中国分属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阵营。这次发展道路上分道扬镳的后果，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乃至今天，仍在双边关系中时隐时现地产生影响。

　　耐人寻味的是，将中日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差异，同现代中俄(苏)、中美及中欧相比，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色彩要浅得多。即使在两次战争和民族矛盾尖锐时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也没有在中日关系中占据突出的位置。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日两国基本上不对对方国内政治秩序构成威胁。两国都没有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对方的意图，对方的政治制度对本国亦缺乏吸引力。将中日双边关系同两国各自同美国的关系相对照，这一现象尤其明显。此外，日本自知其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过巨大伤害，问心有愧，在西方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鼓噪声中一直比较低调，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比西方国家更早恢复了对华正常关系。

　　在比较中日两国不同的发展路径时，还有一些值得回味的地方。比如，日本虽然提出过“脱亚入欧”的发展方向，步入过同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歧途，二战后在政治上追随美国亦步亦趋，但在社会习俗、文化教育、精神信仰、伦理道德等方面仍然保持着东亚传统，从来没有“全盘西化”，日本人也没有被很多西方人认可为“自己人”。反观中国，文化传统在100多年里不断受到巨大冲击、批判、损害。五四运动前后高喊“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前后“移风易俗”，市场经济大潮下“金钱至上”。一部分知识精英比日本人更激烈地批判西方，另一部分知识精英则在“西化”方向上比日本人走得更远(或愿意走得更远)。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也远远多于移民美国的日本人。直至今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儒家传统观念的关系仍然剪不断、理还乱。

　　又如，战后日本在基本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之后，通过实施指导性经济计划，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的间接调节。当代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可以说是建立在东亚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或可称之为“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贫富差距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相对完善，注重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强调人文关怀，教育和科技水平相当高。这些优势，在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时，立即引起中国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注意。40年来，学习借鉴日本经验，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处理同美国的政治经济矛盾的经验教训，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当前中美经贸摩擦，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先生主编了一本画册，选取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摄影作品，对19世纪中期迄今约180年的中日关系历史进行回顾，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友好合作聊尽绵薄之力。画册编辑委员会以近年来中外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努力探索切磋中日关系的内在规律以及影响双边关系的诸多因素。我在参考了汪朝光、于铁军、李寒梅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在此提出一孔之见，以为序言。

　　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过去180年中日关系之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阐述。

　　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的中国鸦片战争至1915年日本强迫北洋政府签署修改过的“二十一条”。在这一阶段，面对西方列强向亚洲的扩张，中日两国都被迫“开国”。但两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相对成功地融入了国际体系，并学习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向其周边地区扩张。1894年，中日之间因朝鲜问题而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日本则攫取台湾和澎湖列岛，中日国势完全逆转。甲午战争从根本上颠覆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1904—1905年，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的辽东半岛，随后又独占朝鲜半岛，进而觊觎满蒙和中国内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本向德国宣战，借机出兵中国山东省，接管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撤军无果。日本于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强行勒索在华的各种特权，试图谋求日本在满蒙权益的永久化。1915年5月，北洋政府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签署了经过修改的“二十一条”(即《中日民四条约》)，激发了中国的反日浪潮。

　　第二阶段是从1915年到1945年。在中国革命和内战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的侵略性逐步增强，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1937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场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中国的命运一度危在旦夕。凭借坚强的民族意志、庞大的人口数量、辽阔的国土，也凭借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合力，中国于1945年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1945年至1972年，是中日关系的第三个阶段。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没有严厉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致使中国的战胜国权利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1949年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随即于1950年爆发。新中国政府和台湾(地区)国民党政权都没有参加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旧金山和会实际上成为美国主导的对日片面媾和，在台湾回归中国主权等问题上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和隐患。

　　在中美对抗、美日结成军事同盟、中美官方关系难以推进的情况下，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决定通过民间外交，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20世纪60年代初，中日民间交流初具规模，双边贸易也得到官方认可。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政治向右转，中国政治向“左”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双边关系遇到了更大阻力。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带动了中日关系的突破。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两国建交，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日双边友好合作取得巨大进展。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日本则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可以称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官方修改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使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主要摩擦点。此时，钓鱼岛争端开始浮现，但中日政府当时在领土问题上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使之未酿成冲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双边摩擦开始增多、加剧，甚至几度呈现危机状态。日本历史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领土争端等问题连续发酵，在2012—2014年间将中日关系推入谷底。直到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首相在北京会晤之后，中日关系才开始回暖。2018年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会见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标志着双边关系重回正轨。但是要保证中日关系不再“脱轨”，维持长期稳定合作，还有待双方艰苦的努力。

　　二、中日两国的不同发展道路

　　决定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发展道路上，中日有两次决定性的分道扬镳。第一次分道扬镳发生在两国面对西方列强向亚洲扩张而被迫“开国”后。中日两国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商品、资本入侵的冲击和安全威胁。清朝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予以回应，即保留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仅引进坚船利炮，学习西方器物层面的技术和经验。虽有所谓“同治中兴”，清朝在进入现代化进程后步履蹒跚，危机四伏，无法建立先进的工业化体系和经济模式。日本则进入明治维新时代，以“脱亚入欧”为指导思想，大踏步融入了国际体系。在政治上，日本向欧美思想意识靠拢，在国内建构了一个合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政治体制，部分采取西式政体，又保留了日本特色，天皇高高在上，独揽权威，却不管理具体政务，政党政治不成熟。在经济上，日本走上了国家主导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全面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同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产生了迥异的结果，并在甲午战争中导致了中国的屈辱和惨败。

　　清朝覆亡，民国初立，中国的内忧外患不断，在发展道路上依旧徘徊犹疑。“以日为师”“以(苏)俄为师”“以美(英)为师”，都分别有中国各党各派和一些志士仁人进行理论倡导和实践尝试。国民政府中据称有“亲日派”和“亲美派”之分，孙中山在执政后期提出“联俄容共”政策，中国共产党则在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

　　彼时，由于国内市场和资源越来越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开始严重依赖对外扩张，发展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形成对周边发动战争的强烈冲动，首当其冲的对象国即是中国。欧美国家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释放这种冲动的紧迫感。以极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为特征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两国抬头，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日本国内军部势力的嚣张和军国主义的鼓噪。在截然不同的政治背景下，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就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了。

　　中日发展道路上第二次决定性的分道扬镳，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解除了日军武装和军事机构，取缔了军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在美国指导下，日本制订了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和平宪法，天皇只有象征性权力而不干预政务。战后的日本进行农地改革、劳动立法，解散财阀，促使日本向民主制迈进。与战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49年中共建国后，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模式等方面，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计划经济，剔除美国和其他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冷战初期，日本和中国分属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阵营。这次发展道路上分道扬镳的后果，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乃至今天，仍在双边关系中时隐时现地产生影响。

　　耐人寻味的是，将中日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差异，同现代中俄(苏)、中美及中欧相比，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色彩要浅得多。即使在两次战争和民族矛盾尖锐时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也没有在中日关系中占据突出的位置。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日两国基本上不对对方国内政治秩序构成威胁。两国都没有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对方的意图，对方的政治制度对本国亦缺乏吸引力。将中日双边关系同两国各自同美国的关系相对照，这一现象尤其明显。此外，日本自知其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过巨大伤害，问心有愧，在西方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鼓噪声中一直比较低调，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比西方国家更早恢复了对华正常关系。

　　在比较中日两国不同的发展路径时，还有一些值得回味的地方。比如，日本虽然提出过“脱亚入欧”的发展方向，步入过同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歧途，二战后在政治上追随美国亦步亦趋，但在社会习俗、文化教育、精神信仰、伦理道德等方面仍然保持着东亚传统，从来没有“全盘西化”，日本人也没有被很多西方人认可为“自己人”。反观中国，文化传统在100多年里不断受到巨大冲击、批判、损害。五四运动前后高喊“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前后“移风易俗”，市场经济大潮下“金钱至上”。一部分知识精英比日本人更激烈地批判西方，另一部分知识精英则在“西化”方向上比日本人走得更远(或愿意走得更远)。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也远远多于移民美国的日本人。直至今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儒家传统观念的关系仍然剪不断、理还乱。

　　又如，战后日本在基本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之后，通过实施指导性经济计划，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的间接调节。当代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可以说是建立在东亚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或可称之为“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贫富差距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相对完善，注重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强调人文关怀，教育和科技水平相当高。这些优势，在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时，立即引起中国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注意。40年来，学习借鉴日本经验，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处理同美国的政治经济矛盾的经验教训，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当前中美经贸摩擦，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国际环境和地缘战略竞争

　　中日两国在相似的国际背景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固然是各自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国情的差异使然，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地理条件不同。日本是岛国，同中国相比国土狭小，自然资源不足，缺少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因此在近代西方入侵面前，日本的妥协与合作是理性的选择，而一旦强大起来，就要向海外扩张。太平洋战争后，日本被迫从朝鲜半岛、台湾等地撤回，借助新的国际秩序下的有利条件，洗心革面，通过技术立国、贸易立国，实现了经济飞跃。今天的日本再也不需要通过领土扩张来获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完全可以通过海外贸易、投资和在必要时吸收移民，来解决原料、能源与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

　　不过，地理环境决定了当代日本所需的资源仍然需要通过海上通道获取。在本国不能大幅度扩充军力的条件下，依靠美国来维护远洋航线的畅通，便成为日本眼中确定无疑的战略选择。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的日本，同已经拥核而尚未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朝鲜仅一水之隔，于是依仗美国的核保护伞和军事联盟来保障国土安全，在日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端，国土辽阔，邻国众多且情况千差万别。近代以前的中国是大陆国家，然而被西方列强打破国门之后，更多的安全威胁和通商机遇来自东方海上，但民族分裂和领土分割的危险也来自其他方向。中国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和自身的巨大规模，决定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不可能依赖任何单一大国的保障，20世纪50年代同苏联的短暂安全同盟被证明是失败的。中国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依靠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面向四围的成功外交。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远比日本要复杂，而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对中国的挑战也远远大于对日本的挑战。

　　比如，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发生的两场严酷战争，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对抗，均给中国造成了巨大资源消耗和人员损失，日本却置身于其外，不仅毫发无损，反而发了几笔“战争财”。后来的柬埔寨战争、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直到最近缅甸国内局势的动荡，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损失，而对日本的负面影响并不大。

　　日本基本上不存在民族宗教、领土统一等中国遭遇的国内难题。只要能理顺与美国和中国的两对关系，适当处理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问题，日本的安全就有了保障。日本早已进入现代社会，成为发达国家群体的当然成员，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对日本是有利的。所以，日本有条件集中精力处理其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很多是“后现代”问题)。对中国来说，美国、日本、俄罗斯(苏联)、印度都同中国发生过严重冲突，必须谨慎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现代化的任务远未完成，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国有利有弊，存在诸多需要改革的方面。可以说，双边关系在中日两国各自政治和外交议程中的权重是不同的。

　　100多年来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变化，也是影响双边关系的决定性变量之一。明治维新之前，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远超日本，但日本后来居上的速度是惊人的，几十年内就形成了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直至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企图占领中国全境。战后的日本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又一次超越中国实力，成为非西方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国家。然而中国反超日本的能力也是惊人的，在二三十年内便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的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6倍，这一差距还会继续扩大。

　　于是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博弈中，中日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如果处理不好将可能日趋激烈。“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心态，在两国社会精英中都是长久存在的。十几年以来，日本数次提出建立“自由繁荣之弧”或“亚洲民主繁荣之弧”的战略构想，即围绕欧亚大陆外围画出一条弧线，以东北亚为起点、绕过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亚、南高加索，直至欧洲。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拒绝做出明确的积极反应。在加强自身国防力量和日美合作的同时，日本近年来又侧重于同澳大利亚、印度、越南等进行战略协调。这些构想和政策的实施其实很难，不过日本并不隐讳其目标，即要“应对中国快速崛起”。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也不含糊。前些年中国动用了大量外交资源，力图阻止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努力获得了成功，但也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了阴影。中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多边问题上，一直在合作的同时暗中“较劲”。

　　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一场更大的地缘战略博弈正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展开。虽然中国一再表示无意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但美国特朗普政府已明确认定中国为最大的战略对手，制订了“全政府”对华战略，其主导思想是对中国全面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大幅度修改现行的内外政策。一方面，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中国会因防止腹背受敌而努力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方也会借此机会减轻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日本显然站在美国一边，这就必然加剧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相互疑忌。此外，日本在台湾地区留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台独”支持者在日本政界大有人在。日美两国政府都没有真正承认过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最大外部隐患。

　　四、中日相互认知

　　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两国都没有用武力威胁过对方，也没有对对方构成国内政治稳定的重大挑战。在可预见的将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没有酿成严重冲突的危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日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扩大了许多倍，使双方都获益良多。令人遗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双方关系从“政冷经热”转入“政冷经冷”，总是磕磕碰碰，风波不断，迄今为止从未重新热络过，未来几年估计也很难再热起来。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近二三十年来，中日关系的困难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战争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另一类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纷争，包括台湾问题。这两大类问题可能波及两边国内政权的威信以至合法性问题，却无关重大经济利益纠纷和意识形态对立。一旦一方遇到更严重的内部或外部挑战，就可以掩盖争议，暂时偃旗息鼓，这种情形已被历史所证明。不难看出，这两类问题的本质是民族感情的纠葛，是民族主义的碰撞。

　　中日两国之间相互看法之重要，感情之复杂，不亚于当代世界上任何一对双边国际关系。理解中日两国相互认知的特殊性，才能理解中日关系为何陷入了一个长期难以自拔的陷阱。

　　一些研究表明，日本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以平等、正常的眼光看待过中国。古代日本怀着敬畏、崇拜之心仰视中国，全方位学习、模仿和接受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中取得对俄国的胜利之后，日本开始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不再对中国有任何的尊重感，而是开始滋生“引领亚洲”、对中国居高临下进行“启蒙”的心态。这种自命不凡的“亚洲使命感”，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前奏。日本轻视乃至蔑视中国的民族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直至最终发动侵华战争，奴役中国。

　　中国赢得抗日战争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按理说应当怀抱悔恨之心，转而尊敬中国。可惜的是，中国很快陷入内战，新中国成立后，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日本同台湾当局是“邦交国”，彼此交往甚密。“中国”的概念在日本出现了错乱。

　　不过，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浪潮之下，日本民间反美情绪高涨，不少日本人开始羡慕中国的革命精神，崇拜毛泽东和周恩来，认识到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所犯的种种罪行，萌生了一层反省和赎罪的意识。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后几年里，日本视中国为“理想之国”的观念彻底崩溃，“羡慕崇拜”转为“彻底失望”。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对中国的社会实际有了更多了解。当日本的经济实力远强于中国时，不少日本人又开始同情中国，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改变相对落后的面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力迅速上升，对日本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钓鱼岛等争端发生之后，日本的中国观又一次发生转变，可以说既非“仰视”或“俯视”，又非“平视”，而是近年来一些民意调查中所说的“不服气”“恐惧”，甚至“厌恶”。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最近中日官方关系升温的环境下，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也并没有增加，远远低于对美国的好感。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和认知同样经历了很多波折。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没有致力于报仇雪恨，反倒有许多社会精英开始“仰视”日本。光绪皇帝于戊戌之年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效法日本，变法图新。从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的一段时期内，日本成了中国实现富国强兵之梦的榜样。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留学日本，在政、法、理、工、农、医、军事等各个领域开展学习，其中包括李大钊、周恩来、鲁迅、蒋介石、戴季陶等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反满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但是上至朝廷，下至民间，中国人的感情大都倾向于日本。

　　以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开端，日本对中国不断采取蛮横的扩张，激起了中国强烈的反日情绪，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意识日渐增强。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其导火线便是中国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此后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将日本视为中华民族生存的头号威胁。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侵略奴役中国的罪恶行为，连同对这段历史不可磨灭的记忆，构成了至今中国人对日本负面印象的主要来源。

　　中日战争结束之际，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提出对日本“不念旧恶”，形成后来被称为“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政策，在很短时间内协助将二百余万日本战俘和侨民安全遣返回国。在此过程中，中国民众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下，救助、收养了很多被遗弃的日本妇女和战争遗孤，体现了中国民众的宽大胸怀和深切同情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大的安全威胁来自美国和美国扶植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新中国和台湾当局都没有深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占领、摆脱美国控制的斗争，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外交。毛泽东多次说过“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说过中国和日本是平等的两个伟大民族。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的外国来宾中，日本客人所占的比例最高。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和1972年中日建交后，中国明确支持日本收回苏联在1945年占领的北方四岛。除了“文革”中的个别情况以外，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总的来说是友善的。1996年中国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它的书名就借鉴了1989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著)。《中国可以说不》和当时的民间情绪(以至某种官方思想)，对日本的态度是“怒其不争”，希望中日能携手对抗美国霸权主义。

　　此后中国人对日本的反感，随着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升温而越来越强烈。一段时间内，中国电视节目里几乎每天都会上映“抗日剧”。2005年春，中国不少城市发生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有一些过激的言行，对中日关系伤害很大。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之后，对日本“轻视”“鄙视”的态度，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十分明显。中国国民乃至官员和社会精英的普遍印象，是日本从来没有为侵华战争道歉，或者没有过真正的反省(日方则认为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方在需要时“敲打”日本的一个工具，道歉多少次都不会产生真正效果)。2007年4月1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温家宝同时还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不幸的是，后来激化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又一次挫伤了两国间的感情，而温总理的话当时就没有多少人关注，后来更很快被忘却在脑后。

　　2015年中日官方关系再次回暖之后，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又一次发生显著的积极转变。赴日中国游客在2011年只有130万，到2018年猛增到800万以上，其中将近一半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日本的社会安全、科技教育、服务态度、商品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以及对文化传统的保护，在中国游客心中普遍留下了良好印象。

　　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与日本在人种和文化方面最接近，而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民族灾难和心理创伤也最严重。纵观历史，中日两国的相互认知和感情一直处在不断波动的过程中，俯视、仰视、平等、鄙视相继出现，循环往复。这种波动反映了两国文化传统的相互借鉴、发展道路和政治价值观的差异、相对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同时也深受双边官方关系和两国总体内外政策的影响。当代日本的发展变化比较缓慢而平稳，可预测性较强;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相当迅速，其前景预判容易引起争议。就此而言，中国在中日双边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大于日本。

　　中国国内经常听到的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民族生性缺乏平等意识，只懂得尊崇和服从强者，轻慢弱者;日本人之所以现在还不尊重中国，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这种观点说，等到中国的实力足够厉害，在国际上跟美国平起平坐乃至超越美国，日本人就会乖乖地服气，就像现在对美国那样，对中国俯首称臣。不过，中日关系180年的历史事实，难以支持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论。日本崛起之后对中国弱肉强食的态度和政策，不仅深深伤害了中国，也最终给日本招致了民族灾难。所以，在180年的中日关系历史中，最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国家间关系不能只遵循实力原则，外交政策不能诉诸狭隘民族主义，而必须遵守国际行为规范与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合作，假以时日，到21世纪中叶中日战争结束100年之时再回首，两国间和平与友好的记忆一定能超过惨痛和仇恨的记忆。

　　[注释略]；原题《浅论中日关系的鉴往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