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腐化现象集中在高层或底层，对政治稳定性的影响有何不同?

　　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公职官员没有自律感，缺乏操守，妄取分外之利，不尽职内之责。腐化现象可能在某些文化中比在另一些文化中更普遍，但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大西洋两岸政治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和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在程度上可能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主要反映了两大地区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过程。军人政府和革命运动领袖们所咒骂的自己国家中的那种“腐化”，实际上就是在咒骂他们国家的落后。

本文选编自《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

　　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呢?原因有三。首先，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具体地说，价值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内部的集团会逐渐接受天下平等和以成就量人的那些规范，意味着出现个人和集团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和认同，还意味着所谓对国家来说，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应尽平等的义务这一假定概念的传播。当然，这些规范通常首先被学生、军官以及那些在外国接触到它们的人所接受。然后，这些集团就开始用这些新的、外来的规范来判断他们自己的社会。那些按照传统规范是可以被接受并合法的行为，在这些现代人士的眼里就成了不能接受的和腐化的行为。因此，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行为背离了公认的规范，还不如说是规范背离了公认的行为方式。这种判断是非的新标准和尺度至少把某些传统行为谴责为腐化。一位学者在谈到尼日利亚北部时这样说道：“英国人认为腐化的东西和豪萨人(Hausa)认为带有压迫性的东西，在富拉尼人(Fulani)看来，两者都是必要的和传统的东西。”再者，给旧标准打上问号会摧毁所有标准的合法性。新旧规范的冲突为个人创造了以这两种规范所不承认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机会。

　　判断腐化与否，首先需要基本承认公职和私利之间的区别。如果某一社会在文化上对国王作为个人和作为国王这两重身份不加以区别，那就无法指控国王动用公款即属腐化行为。只是到了现代社会的初期，在西欧才逐步引出私囊和公款的区分。这种区分的某些概念是辨别国王的行为是正当还是腐化所必需的。同样，根据许多传统社会的传统法典，一个官员有责任和义务向他的家庭成员提供奖励并安插职位。这就无从区分官员对国家的义务和对自己家庭的义务。只有这种差别逐渐被社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各集团所接受，才有可能断定上述官员的行为属于裙带关系或腐化。的确，实行以成就作为量人标准会刺激人们更加注重家庭的概念并且更感到需要保护家庭利益免受外来的威胁。这样说来，腐化也就是现代化带来的对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加以区别的产物。

　　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因为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与政治的关系，在该社会居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的定义，处理这些新旧财富和权力的来源的现代规范也没有被该社会内部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接受。从这个含义上来说，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的努力的产物。腐化也许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将新兴集团吸收进现有政治体系的一种手段，因为该社会没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为此目的提供合法而可能被接受的手段。在非洲，“腐化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这两个在非洲民族主义政府初期明显有距离的阶级得以相互同化”。新兴的百万富翁用金钱在参议院或贵族院为自己买到了席位，从而成为政治体系的参与者而不是该体制离心离德的反对派，倘若他们无从获得机会去腐化该体系的话，他们却能变成这种反对派。同样，新近获得选举权或新入境的移民也可以借助他们的投票权利从当地政治机器中换取就业和好处。这既是穷人的腐化，也是富人的腐化。一方用政治权力去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去换取政治权力。但两者都是通过出卖某种公物(一张选票或是一官半职或是一项决议)来达到的。

　　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现代化，特别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国家里的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各种各样受制于政府的活动的增加。尼日利亚北部，“在政治集中化和政府职能增加的豪萨族中，压迫和腐化亦随之加剧”。正如麦克马伦(McMullan)所指出的，一切法律都会使某个集团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集团最终就变成潜在的腐化根源。这样，各种法令的增多也就使腐化的可能性增大。在实践中，这种腐化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变为现实，基本上取决于这些法令享有多大程度的民众支持，要看违法而能逍遥法外的难易程度以及违法所得的好处有多大。贸易、海关、税收方面的法令和管理那些牵涉面广而又有利可图的行当，诸如赌博、卖淫和贩卖烈性酒等方面的法令，就成了刺激腐化的温床。所以在一个腐化成风的社会里，采用严厉的反腐化的法令只会增加腐化的机会。

　　腐化的效应：反腐化走向极端会如何?

　　在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里，追随现代价值观念的集团在开创时期常常会走极端。正派、诚实、以天下为重和荣誉等理想被推崇到如此地步，以致新派的人士和集团会把他们社会中存在的那些在更加现代化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合法的行为斥之为腐化行为。对现代思想行为的初步接触往往造成不合情理的清教式的标准，这种标准甚至会像在真正的清教徒中间一样严厉。此种价值观念的升华导致否认和拒绝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讨价还价和妥协，从而促使将政治与腐化等同起来。倘使一位政客保证，如果能当选，他将为某一村子的农民建造一条灌溉渠，对于一个置身现代化之中的狂热分子来说，这和在选举前用金钱收买村子里每一个选民的选票的做法是一样的腐化。主张现代化的精英分子都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强调，全社会的普遍福利是压倒一切的。所以像在巴西这样的国家，“出于私方利益去影响公共政策被认为是卢梭所谓的内在固有的‘腐化’。同样，政府的决策如果适当照顾了社会上某些特定的要求和压力，就会被认为是‘蛊惑’”。在巴西这样的社会里，主张现代化的分子把为了报答朋友或是安抚批评者而去任命大使，或者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而去确立政府的计划项目，一概斥之为腐化。反腐化走向极端便会采取狂热的、激烈的清教徒形式，这是大多数革命政权和一些军人政权的特征，至少在他们掌权初期是如此。但矛盾的是，这样狂热的反腐化心理状态最终会带来和腐化本身类似的效果。两者都向政治的自主性提出挑战：一个以私利目标取代公益目标，另一个则用法律技术价值去代替政治价值。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标准的升格以及相伴而来的贬低和排斥政治表明，现代性的价值观念战胜了社会的要求。

　　在一个国家里要肃清腐化常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这样做，行为和准则虽都有所失，但却能获得准则和行为在总体上的更大和谐。这样一来，某些行为就逐渐被认为是政治程序中正常的部分，是“真诚”的而非“欺诈”的，与此同时，其他类似行为则可能逐渐受到人们普遍谴责并加以回避。英国和美国都走过这样一段路，前者认可了爵位可以出卖而大使头衔则不行，后者认可了大使头衔可以出卖而法官职位则不行。“于是美国政治，”一位观察家指出，“就成了一个混杂体：政治上任人唯亲的程度大大缩小，用金钱贿赂高级公职人员的现象基本消灭。但同时，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大部分领域迄今基本上仍是原封未动，几乎无法改革。在一个领域内被斥为腐化的行为，在另一个领域内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内部这种区别对待能力的增长就表明，该社会正从现代化向现代性运动。

　　腐化的效应和原因与暴力冲突的效应和原因是彼此相似的。两者都受到现代化的鼓励;都是政治制度软弱的征兆;都是后面我们将要说到的普力夺(praetorian)社会的特点;都是个人和集团与政治体系建立联系的手段，也确是他们以违反体系通则的办法参与体系的手段。因此，一个社会能容忍腐化的程度高，该社会发生暴力冲突的能量也一定高。从某种角度来看，一种形式的越轨行为的发生，有可能使另一种越轨行为免于发生。但是，更常见的却是，不同社会势力会同时利用自身的能量使各种越轨行为同时发生，以求达到各自的利益。不过，暴力冲突的盛行比起腐化的盛行，给体制的运转构成更大的威胁。对社会公共目标缺乏一致认识时，腐化就成了合法达到私人目标的替代物，而在处理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冲突时，暴力就成了论战的替代物。腐化和暴力都是向体制提出要求的非法手段，而腐化又是满足这些要求的非法手段。暴力经常是表达抗议的象征性姿态，抗议是无报酬的，本来也没打算要报酬。它是更加极端的离异的征兆。腐蚀警官的人比袭击警察局的人更能认同于现存制度。

　　像一般的朋党政治或帮派政治一样，腐化给许多集团提供眼前的、特定的和具体的好处，否则，这些集团便会完全被疏离于社会之外。因此，对于维持一个政治体系来说，腐化和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腐化本身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替代物，而腐化和改革又可能会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腐化能起到缓解各集团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的作用，正如改革能起到减轻各阶级要求改变体制的压力的作用一样。例如在巴西，“政府给工会领导人的贷款使他们放弃了工会提出的更广泛的要求。这种背叛一直是缓解阶级和工会对政府所施加的压力的重要因素”。

　　在一个社会里，现代化所造成的腐化程度当然是传统社会性质以及现代化进程性质的函数。相互竞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存在，其本身就会助长这一社会中的腐化行为。但是，对于一个相对同质的文化来说，现代化期间有可能滋生起来的腐化量与传统社会中社会层次的分明程度成反比。阶级或种姓的结构严密意味着，这种结构具有高度发达的规范体系去调节不同身份的个人之间的行为。一个人归属于自己的集团，当然受这个集团的约束;别的集团对他的言行有合乎常理的期待，对他的不合常理的言行可能会进行制裁。这两方面的因素使人们遵循各种社会规范。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集团之间打交道而不遵循有关的规范，那就会导致个人的极大麻烦和不幸。

　　腐化的形式：如何影响政治稳定?

　　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至于腐化采取哪种形式，这就要看哪种形式容易办得到了。在一个生财有道而做官无门的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腐化形式将是利用前者换取后者。在美国，财富通常是通向政治权势的道路，而想通过当官去发财则找错了门。反对利用公职谋取私利的规定比反对利用财富获取官职的规定要严厉得多，而且人们也普遍遵守这些规定。美国的内阁部长或总统助手为了养家糊口弃官另就是美国政治中令人吃惊然而却又是司空见惯的情形，这种情形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使人诧异不已和难以置信。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情况则恰恰相反。传统的规范，少数种族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对经济的控制，凡此都使通过个人努力获取财富的机会受到限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成了获取财富的道路，那些富于进取心的精英分子因为在商界无用武之地，就跻身政坛以求一展抱负。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对于一个能干的、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来讲，从政而当上内阁部长比经商而变为富翁要容易得多。因此，与美国的做法相反，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可能会认为利用五花八门的手段以职权谋私利的行为是正常的，而同时却对用金钱捞取官职的做法采取较严厉的态度。除了从政以外别无其他升迁流动机会，加上政治制度虚弱、僵化，这就将人们的精力引入政治上的歧途，腐化便应运而生，这和暴力出现的原因是一样的。

　　在一个外商无处不在的国家里，尤其会助长腐化的泛滥。其原因有二。首先，外国人对违反当地社会的规范顾忌较少;其次，他们控制了通向经济财富的重要渠道，这便驱使本国的企业家试图通过政治来获取钱财。泰勒(Jaylor)笔下的菲律宾的国情无疑也广泛地适应其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他写道：“对于菲律宾人来说，政治是一项主要产业，是一种生活方式。政治是通向权力的主要途径，而权力又是敛财聚富的主要途径……借助政治影响去捞钱比其他任何方法都省时。”利用政治权势谋取经济利益意味着政治的价值观和制度必须屈从于经济的价值观和制度。于是，政治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共目标而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

　　在所有的社会里，顺着官僚金字塔和政治阶梯越向上攀，腐化的规模(即私人物品和公职服务在进行腐化交换时的平均价值)就越大。但是在政治或官僚结构内，某一特定官阶上的腐化事件的发生率(即特定数目的人口进行腐化的次数)，情况在各个国家明显是不一样的。在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里，较低层的官僚和政治机关发生的腐化事件较多。在某些社会中，腐化事件的发生率趋于稳定，或者只在政治机构的更高层，腐化才有所增加。就其频率和规模而言，国家立法官员比地方官员更腐化;高级官员比下级官员更腐化;内阁部长们比起其他人来是最腐化的，而总统或领袖更是腐化大王。这种社会中的最高领导人，诸如恩克鲁玛(Nkrumah)、乃沙立(Sarit)、圣·马丁(San Martin)、佩雷斯·希门尼斯、特鲁希略等将几千万——如果不是几亿——美元纳入了私囊。在这种社会体系里，腐化趋于扩大现存的不平等。那些拥有最大权力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捞取最大的财富。这种高层领导严重腐化的状况意味着政治制度化程度很低，因为本应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最高政治机构事实上已经最容易受到这种影响。不过，只要通过政治机器或官僚系统向上升迁的大门敞开着，这种高层腐化状况就不一定和政治稳定不相容。然而，如果年轻一代的政客看到自己永远被排除在外，无从分享老一辈领导人的果实，或如果军队的校级军官们感到升迁渺若烟云，觉得油水都给将军们沾了，这一政体便易于被暴乱所颠覆。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是政治腐化还是政治稳定，都取决于该社会垂直运动的状况。

　　在另一些社会里，腐化风却在低层官员中间刮得最盛，从政治或官僚的台阶向下看，越往低层腐化行为越加频繁。下级官员比高级官员更具腐化性;州和地方官员比国家领导人更具腐化性;比较而言，国家最高领导和内阁成员能杜绝腐化，而城镇委员会和地方官员却大量卷入腐化的漩涡。腐化的规模和发生率成反比。这种格局普遍地存在于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例如在美国，至少在某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也是存在的，例如在印度。也许共产党国家中的腐化形式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因素是，此类社会具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政治制度，能使升入高层的新一代领导人接受那些强调政治领导应有公共责任感的整套的价值观念。国家一级的政治机构具有合理的自主性和职能划分，而低级的和地方的从政人员和政治组织却与其他社会势力和集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这种腐化格局会直接加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社会的最高领导人严守既定的政治文化规范，以执掌政权和树立功德自重，不屑在经济上有什么得益。而下级官员则以有机会去贪污腐化，来弥补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取得显赫地位的缺憾，从小规模贪污实惠中得到的慰藉减轻了他们对高级领导人权力的妒忌心。

　　正如政治参与面的扩大所导致的腐化有助于新兴集团融合于现有政治体系中一样，政府法令的增多所导致的腐化会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腐化也许是克服阻碍经济扩展的那些传统法律和官府规定的一种办法。美国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铁路、水电煤气等公益事业和工业公司对州立法机构及城市委员会的贿赂无疑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增长。韦纳谈到印度时说：“要不是巧立名目的各式小费给复杂、僵硬的行政体制带来灵活性的话，很多经济活动将会瘫痪。”库比契克(Kubitschek)年代的巴西也有大致类似的情况，由于实业家们出钱买到了乡村地区保守立法大员的庇护和支持，高速的经济发展和高度的议会腐化显然就相伴而来。有人甚至认为，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里，政府整肃腐化的一个结果就是给经济发展制造了更多的障碍。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僵化、过于集中但却诚实的社会还不如一个同样僵化、过于集中然而带有欺诈性的社会。一个相对来说不太腐化的社会——例如在传统规范仍然强大有力的传统社会——可能会发现，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发达的传统社会能因有少量的腐化而使自身得到改善——至少可以使它现代化;但是在一个腐化已经盛行的社会里，腐化进一步蔓延就于社会无所裨益了。

　　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公职官员没有自律感，缺乏操守，妄取分外之利，不尽职内之责。腐化现象可能在某些文化中比在另一些文化中更普遍，但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大西洋两岸政治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和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在程度上可能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主要反映了两大地区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过程。军人政府和革命运动领袖们所咒骂的自己国家中的那种“腐化”，实际上就是在咒骂他们国家的落后。

本文选编自《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

　　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呢?原因有三。首先，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具体地说，价值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内部的集团会逐渐接受天下平等和以成就量人的那些规范，意味着出现个人和集团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和认同，还意味着所谓对国家来说，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应尽平等的义务这一假定概念的传播。当然，这些规范通常首先被学生、军官以及那些在外国接触到它们的人所接受。然后，这些集团就开始用这些新的、外来的规范来判断他们自己的社会。那些按照传统规范是可以被接受并合法的行为，在这些现代人士的眼里就成了不能接受的和腐化的行为。因此，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行为背离了公认的规范，还不如说是规范背离了公认的行为方式。这种判断是非的新标准和尺度至少把某些传统行为谴责为腐化。一位学者在谈到尼日利亚北部时这样说道：“英国人认为腐化的东西和豪萨人(Hausa)认为带有压迫性的东西，在富拉尼人(Fulani)看来，两者都是必要的和传统的东西。”再者，给旧标准打上问号会摧毁所有标准的合法性。新旧规范的冲突为个人创造了以这两种规范所不承认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机会。

　　判断腐化与否，首先需要基本承认公职和私利之间的区别。如果某一社会在文化上对国王作为个人和作为国王这两重身份不加以区别，那就无法指控国王动用公款即属腐化行为。只是到了现代社会的初期，在西欧才逐步引出私囊和公款的区分。这种区分的某些概念是辨别国王的行为是正当还是腐化所必需的。同样，根据许多传统社会的传统法典，一个官员有责任和义务向他的家庭成员提供奖励并安插职位。这就无从区分官员对国家的义务和对自己家庭的义务。只有这种差别逐渐被社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各集团所接受，才有可能断定上述官员的行为属于裙带关系或腐化。的确，实行以成就作为量人标准会刺激人们更加注重家庭的概念并且更感到需要保护家庭利益免受外来的威胁。这样说来，腐化也就是现代化带来的对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加以区别的产物。

　　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因为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与政治的关系，在该社会居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的定义，处理这些新旧财富和权力的来源的现代规范也没有被该社会内部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接受。从这个含义上来说，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的努力的产物。腐化也许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将新兴集团吸收进现有政治体系的一种手段，因为该社会没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为此目的提供合法而可能被接受的手段。在非洲，“腐化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这两个在非洲民族主义政府初期明显有距离的阶级得以相互同化”。新兴的百万富翁用金钱在参议院或贵族院为自己买到了席位，从而成为政治体系的参与者而不是该体制离心离德的反对派，倘若他们无从获得机会去腐化该体系的话，他们却能变成这种反对派。同样，新近获得选举权或新入境的移民也可以借助他们的投票权利从当地政治机器中换取就业和好处。这既是穷人的腐化，也是富人的腐化。一方用政治权力去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去换取政治权力。但两者都是通过出卖某种公物(一张选票或是一官半职或是一项决议)来达到的。

　　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现代化，特别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国家里的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各种各样受制于政府的活动的增加。尼日利亚北部，“在政治集中化和政府职能增加的豪萨族中，压迫和腐化亦随之加剧”。正如麦克马伦(McMullan)所指出的，一切法律都会使某个集团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集团最终就变成潜在的腐化根源。这样，各种法令的增多也就使腐化的可能性增大。在实践中，这种腐化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变为现实，基本上取决于这些法令享有多大程度的民众支持，要看违法而能逍遥法外的难易程度以及违法所得的好处有多大。贸易、海关、税收方面的法令和管理那些牵涉面广而又有利可图的行当，诸如赌博、卖淫和贩卖烈性酒等方面的法令，就成了刺激腐化的温床。所以在一个腐化成风的社会里，采用严厉的反腐化的法令只会增加腐化的机会。

　　腐化的效应：反腐化走向极端会如何?

　　在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里，追随现代价值观念的集团在开创时期常常会走极端。正派、诚实、以天下为重和荣誉等理想被推崇到如此地步，以致新派的人士和集团会把他们社会中存在的那些在更加现代化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合法的行为斥之为腐化行为。对现代思想行为的初步接触往往造成不合情理的清教式的标准，这种标准甚至会像在真正的清教徒中间一样严厉。此种价值观念的升华导致否认和拒绝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讨价还价和妥协，从而促使将政治与腐化等同起来。倘使一位政客保证，如果能当选，他将为某一村子的农民建造一条灌溉渠，对于一个置身现代化之中的狂热分子来说，这和在选举前用金钱收买村子里每一个选民的选票的做法是一样的腐化。主张现代化的精英分子都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强调，全社会的普遍福利是压倒一切的。所以像在巴西这样的国家，“出于私方利益去影响公共政策被认为是卢梭所谓的内在固有的‘腐化’。同样，政府的决策如果适当照顾了社会上某些特定的要求和压力，就会被认为是‘蛊惑’”。在巴西这样的社会里，主张现代化的分子把为了报答朋友或是安抚批评者而去任命大使，或者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而去确立政府的计划项目，一概斥之为腐化。反腐化走向极端便会采取狂热的、激烈的清教徒形式，这是大多数革命政权和一些军人政权的特征，至少在他们掌权初期是如此。但矛盾的是，这样狂热的反腐化心理状态最终会带来和腐化本身类似的效果。两者都向政治的自主性提出挑战：一个以私利目标取代公益目标，另一个则用法律技术价值去代替政治价值。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标准的升格以及相伴而来的贬低和排斥政治表明，现代性的价值观念战胜了社会的要求。

　　在一个国家里要肃清腐化常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这样做，行为和准则虽都有所失，但却能获得准则和行为在总体上的更大和谐。这样一来，某些行为就逐渐被认为是政治程序中正常的部分，是“真诚”的而非“欺诈”的，与此同时，其他类似行为则可能逐渐受到人们普遍谴责并加以回避。英国和美国都走过这样一段路，前者认可了爵位可以出卖而大使头衔则不行，后者认可了大使头衔可以出卖而法官职位则不行。“于是美国政治，”一位观察家指出，“就成了一个混杂体：政治上任人唯亲的程度大大缩小，用金钱贿赂高级公职人员的现象基本消灭。但同时，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大部分领域迄今基本上仍是原封未动，几乎无法改革。在一个领域内被斥为腐化的行为，在另一个领域内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内部这种区别对待能力的增长就表明，该社会正从现代化向现代性运动。

　　腐化的效应和原因与暴力冲突的效应和原因是彼此相似的。两者都受到现代化的鼓励;都是政治制度软弱的征兆;都是后面我们将要说到的普力夺(praetorian)社会的特点;都是个人和集团与政治体系建立联系的手段，也确是他们以违反体系通则的办法参与体系的手段。因此，一个社会能容忍腐化的程度高，该社会发生暴力冲突的能量也一定高。从某种角度来看，一种形式的越轨行为的发生，有可能使另一种越轨行为免于发生。但是，更常见的却是，不同社会势力会同时利用自身的能量使各种越轨行为同时发生，以求达到各自的利益。不过，暴力冲突的盛行比起腐化的盛行，给体制的运转构成更大的威胁。对社会公共目标缺乏一致认识时，腐化就成了合法达到私人目标的替代物，而在处理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冲突时，暴力就成了论战的替代物。腐化和暴力都是向体制提出要求的非法手段，而腐化又是满足这些要求的非法手段。暴力经常是表达抗议的象征性姿态，抗议是无报酬的，本来也没打算要报酬。它是更加极端的离异的征兆。腐蚀警官的人比袭击警察局的人更能认同于现存制度。

　　像一般的朋党政治或帮派政治一样，腐化给许多集团提供眼前的、特定的和具体的好处，否则，这些集团便会完全被疏离于社会之外。因此，对于维持一个政治体系来说，腐化和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腐化本身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替代物，而腐化和改革又可能会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腐化能起到缓解各集团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的作用，正如改革能起到减轻各阶级要求改变体制的压力的作用一样。例如在巴西，“政府给工会领导人的贷款使他们放弃了工会提出的更广泛的要求。这种背叛一直是缓解阶级和工会对政府所施加的压力的重要因素”。

　　在一个社会里，现代化所造成的腐化程度当然是传统社会性质以及现代化进程性质的函数。相互竞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存在，其本身就会助长这一社会中的腐化行为。但是，对于一个相对同质的文化来说，现代化期间有可能滋生起来的腐化量与传统社会中社会层次的分明程度成反比。阶级或种姓的结构严密意味着，这种结构具有高度发达的规范体系去调节不同身份的个人之间的行为。一个人归属于自己的集团，当然受这个集团的约束;别的集团对他的言行有合乎常理的期待，对他的不合常理的言行可能会进行制裁。这两方面的因素使人们遵循各种社会规范。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集团之间打交道而不遵循有关的规范，那就会导致个人的极大麻烦和不幸。

　　腐化的形式：如何影响政治稳定?

　　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至于腐化采取哪种形式，这就要看哪种形式容易办得到了。在一个生财有道而做官无门的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腐化形式将是利用前者换取后者。在美国，财富通常是通向政治权势的道路，而想通过当官去发财则找错了门。反对利用公职谋取私利的规定比反对利用财富获取官职的规定要严厉得多，而且人们也普遍遵守这些规定。美国的内阁部长或总统助手为了养家糊口弃官另就是美国政治中令人吃惊然而却又是司空见惯的情形，这种情形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使人诧异不已和难以置信。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情况则恰恰相反。传统的规范，少数种族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对经济的控制，凡此都使通过个人努力获取财富的机会受到限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成了获取财富的道路，那些富于进取心的精英分子因为在商界无用武之地，就跻身政坛以求一展抱负。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对于一个能干的、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来讲，从政而当上内阁部长比经商而变为富翁要容易得多。因此，与美国的做法相反，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可能会认为利用五花八门的手段以职权谋私利的行为是正常的，而同时却对用金钱捞取官职的做法采取较严厉的态度。除了从政以外别无其他升迁流动机会，加上政治制度虚弱、僵化，这就将人们的精力引入政治上的歧途，腐化便应运而生，这和暴力出现的原因是一样的。

　　在一个外商无处不在的国家里，尤其会助长腐化的泛滥。其原因有二。首先，外国人对违反当地社会的规范顾忌较少;其次，他们控制了通向经济财富的重要渠道，这便驱使本国的企业家试图通过政治来获取钱财。泰勒(Jaylor)笔下的菲律宾的国情无疑也广泛地适应其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他写道：“对于菲律宾人来说，政治是一项主要产业，是一种生活方式。政治是通向权力的主要途径，而权力又是敛财聚富的主要途径……借助政治影响去捞钱比其他任何方法都省时。”利用政治权势谋取经济利益意味着政治的价值观和制度必须屈从于经济的价值观和制度。于是，政治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共目标而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

　　在所有的社会里，顺着官僚金字塔和政治阶梯越向上攀，腐化的规模(即私人物品和公职服务在进行腐化交换时的平均价值)就越大。但是在政治或官僚结构内，某一特定官阶上的腐化事件的发生率(即特定数目的人口进行腐化的次数)，情况在各个国家明显是不一样的。在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里，较低层的官僚和政治机关发生的腐化事件较多。在某些社会中，腐化事件的发生率趋于稳定，或者只在政治机构的更高层，腐化才有所增加。就其频率和规模而言，国家立法官员比地方官员更腐化;高级官员比下级官员更腐化;内阁部长们比起其他人来是最腐化的，而总统或领袖更是腐化大王。这种社会中的最高领导人，诸如恩克鲁玛(Nkrumah)、乃沙立(Sarit)、圣·马丁(San Martin)、佩雷斯·希门尼斯、特鲁希略等将几千万——如果不是几亿——美元纳入了私囊。在这种社会体系里，腐化趋于扩大现存的不平等。那些拥有最大权力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捞取最大的财富。这种高层领导严重腐化的状况意味着政治制度化程度很低，因为本应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最高政治机构事实上已经最容易受到这种影响。不过，只要通过政治机器或官僚系统向上升迁的大门敞开着，这种高层腐化状况就不一定和政治稳定不相容。然而，如果年轻一代的政客看到自己永远被排除在外，无从分享老一辈领导人的果实，或如果军队的校级军官们感到升迁渺若烟云，觉得油水都给将军们沾了，这一政体便易于被暴乱所颠覆。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是政治腐化还是政治稳定，都取决于该社会垂直运动的状况。

　　在另一些社会里，腐化风却在低层官员中间刮得最盛，从政治或官僚的台阶向下看，越往低层腐化行为越加频繁。下级官员比高级官员更具腐化性;州和地方官员比国家领导人更具腐化性;比较而言，国家最高领导和内阁成员能杜绝腐化，而城镇委员会和地方官员却大量卷入腐化的漩涡。腐化的规模和发生率成反比。这种格局普遍地存在于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例如在美国，至少在某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也是存在的，例如在印度。也许共产党国家中的腐化形式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因素是，此类社会具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政治制度，能使升入高层的新一代领导人接受那些强调政治领导应有公共责任感的整套的价值观念。国家一级的政治机构具有合理的自主性和职能划分，而低级的和地方的从政人员和政治组织却与其他社会势力和集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这种腐化格局会直接加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社会的最高领导人严守既定的政治文化规范，以执掌政权和树立功德自重，不屑在经济上有什么得益。而下级官员则以有机会去贪污腐化，来弥补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取得显赫地位的缺憾，从小规模贪污实惠中得到的慰藉减轻了他们对高级领导人权力的妒忌心。

　　正如政治参与面的扩大所导致的腐化有助于新兴集团融合于现有政治体系中一样，政府法令的增多所导致的腐化会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腐化也许是克服阻碍经济扩展的那些传统法律和官府规定的一种办法。美国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铁路、水电煤气等公益事业和工业公司对州立法机构及城市委员会的贿赂无疑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增长。韦纳谈到印度时说：“要不是巧立名目的各式小费给复杂、僵硬的行政体制带来灵活性的话，很多经济活动将会瘫痪。”库比契克(Kubitschek)年代的巴西也有大致类似的情况，由于实业家们出钱买到了乡村地区保守立法大员的庇护和支持，高速的经济发展和高度的议会腐化显然就相伴而来。有人甚至认为，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里，政府整肃腐化的一个结果就是给经济发展制造了更多的障碍。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僵化、过于集中但却诚实的社会还不如一个同样僵化、过于集中然而带有欺诈性的社会。一个相对来说不太腐化的社会——例如在传统规范仍然强大有力的传统社会——可能会发现，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发达的传统社会能因有少量的腐化而使自身得到改善——至少可以使它现代化;但是在一个腐化已经盛行的社会里，腐化进一步蔓延就于社会无所裨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