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日本维新和中国变法一成一败的深层原因

　　一

　　日本人的近代化之路，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叙述改革内容，并不足以说明明治维新的特殊之处。

　　明治维新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推进之顺利，落实之彻底。短短一二十年之间，日本就从类似于中国先秦的封建制度跨越两千年一下子跳到了19世纪的近代集权体制，而且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简读日本史》

张宏杰  著

岳麓书社

2021年7月

　　中国人都熟悉的一个说法，即改革通常是极为艰难的，因为会触及众多既得利益者，而“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悲壮地失败了，张居正变法人亡政息。商鞅变法虽然成功，商鞅本人却被车裂。

　　明治维新触及的既得利益者太多了。各藩藩主以及庞大的武士阶层，利益都严重受损。藩主们失去了所有政治权力，住房只剩一所，经济上也只剩下本藩原收入十分之一的俸禄，后来俸禄变为公债，收入更是大幅减少。普通武士更是从上层直坠地下。1872年的统计数字是，武士阶层合计194万人。日本政府虽然一开始仍然发给他们俸禄，但仅及原来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后来又开始逐步削减俸禄，不久就完全取消俸禄。大部分武士不得不自谋生路，成为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普通劳动者，有的人的妻子甚至沦为艺伎。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出现了西乡隆盛叛乱等局部阻力，但总体上，日本人非常迅速地完成了历史转折。

　　在明治维新前，大部分日本民众甚至贵族，对西方列强抱有敌视心理，但是明治维新开始之后不久，大多数日本人就意识到开国的好处。西风劲吹之下，日本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从服饰到饮食，一切都向西方看齐。以前从来不吃牛肉的日本人跑到饭店里大吃牛肉，说洋人就是因为吃这个东西才长得那样高大。洋服成了时髦，人人以有一套西装为荣。

　　邻国中国和朝鲜对明治维新的反应，都是“友邦惊诧”，冷嘲热讽。江苏按察使应宝时得知日本人效法西方后痛心不已，认为日本政府“昏不悟”，神志已经昏乱，将陷民众于水火之中，主张兴兵讨伐，对走上错路的日本人进行解救。

　　1881年，朝鲜国王选派64名官员组成“朝士视察团”，赴日对明治维新进行全面考察，很多考察团成员对日本改革表示疑虑和反对。比如李宪永认为，日本“忘我之古，取人之短，宇内万国宁有是理乎?”丢掉自己古来的传统，学习他人的短处，日本人岂不糊涂?赵准永对日本人仿照西方改革风俗表示不解：“如官职、宫室、饮食、衣服之事，既无益于国，又不便于民，何用强之?”

　　中国驻日副使张斯桂也作诗讽刺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穿西式服装： 椎髻千年本色饶，沐猴底事诧今朝。改装笑拟皮蒙马，易服羞同尾续貂。优孟衣冠添话柄，匡庐面目断根苗。看他摘帽忙行礼，何似从前惯折腰。 嘲笑日本人“沐猴而冠”，“狗尾续貂”，荒唐可笑。

　　1875年，中国最开明的政治家李鸿章接见日本外交官森有礼时，也对日本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直率地问森有礼：“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 吗?”

　　但是日本人并不感到羞耻。他们认为，要改造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必须进行“文明开化”，脱亚入欧。面对李鸿章的问题，森有礼回答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近代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机敏的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四十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变为世界大国。

　　因此后来的日本人对“黑船来航”一事，普遍抱有感激而不是仇视的心理，他们感谢佩里打开日本国门，让日本人见识到外部的新世界。时至今日，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叫“黑船祭”，来纪念“被美国侵略”这件事，在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当年的日本人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形象。“黑船祭”实际上成了日本庆祝开国的“嘉年华”。

　　在当年美国人的登岸地点，日本人更是建起了一座佩里公园，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面的碑文出自伊藤博文之手。

　　二

　　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表现出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呢?

　　如前面我们多次提到的那样，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国家。一提起日本，我们嘴里马上蹦出来的词是“同文同种”“一衣带水”。

　　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1898年，康有为就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1906年，出使日本的大臣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之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局势，和日本明治维新前正好很相似，所以学习哪个国家，也不如学习日本来得快，效果好。蒋介石和孙中山也都曾经留学或居留日本，大力号召中国人学习日本。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20世纪80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长达百余年的学习，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真正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虎头蛇尾。孙中山和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反而在1945年以后，让中国再次陷入腐败和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度向国际标准靠拢，所走的路线却与日本大相径庭，而是更接近美国。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远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容易甚至是可能。

　　如我们一再说的那样，在中国和日本的表面相似下面，是巨大的不同。

　　首先是政治权力结构不同。开国前日本的政治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

　　传统中国实行的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处在严密有序的官僚体系的控制之下，“全国一盘棋”，如臂使指。而日本虽然极力试图集权，但基本结构仍然是封建的，全国分为二百多个藩国，各藩处于半独立状态。各藩虽然要遵守幕府制定的诸法度，但藩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力，在自己的领地中是绝对的主宰，他们虽然要向幕府效忠，但幕府并不干涉各藩内政。因此这种结构实际上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

　　中国最高权力历来一元，皇帝视天下为自己一人的私产，实行一言堂。而日本最高权力长期二元，天皇和幕府并存。日本的天皇虽然实际生活状态很可怜，但毕竟他仍是国家元首，这一点幕府从来没有试图动摇。至于幕府之中，虽称是幕府将军专政，但实际上是由幕府高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将军所起的作用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两国的社会结构也完全不同。中国从秦始皇之后就消灭了贵族阶层，取消了世袭制，变成了皇帝专制下的“万民平等”，社会流动性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民的儿子通过科举可以做到丞相的高位。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流动方式，那就是通过造反当皇帝当将相，“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泥腿子”造反成功，就成为开国太祖、开国元勋。因此中国“富不过三代”，社会财富和地位总在不停地流动之中。

　　日本却一直实行世袭等级制，社会分为壁垒森严的几个阶层，基本不能相互流动。不光是天皇万世一系，从来没有易过姓，其他社会阶层也经常是延续几百年纹丝不动。今天中国人经常惊讶于日本的一些老店动辄经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其实这正是日本传统社会固化的一种表现。

　　中国实行诸子均分制，父亲死了，家产儿子平分，而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中国以文人治国，日本却实行武士制度。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不懂什么叫贪污”。

　　因此，日本在亚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运转结构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却与遥远的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非常相似。日本的庄园领主制、长子继承制、社会阶层世袭制、权力多元、武士制度，在中世纪西欧几乎全部具备。

　　三

　　曾经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中国能做出比日本更有力的反应。因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政治上比日本更有序，经济上也比日本更繁荣。赖肖尔说： 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西方人看来，恐怕大多认为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表面上更接近于近代西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长时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不仅如此，中国数千年来还处于官僚制度的统治之下。

　　日本存在着非常严密的闭锁的封建主义时期，因此从社会上看，它也被认为是两国中更落后的国家。

　　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人假如对中日两国中哪一方可能实现近代化进行预测的话，一定会认为，中国只要重新调整一部分政策，改革一部分组织机构，就能实现近代化。

　　反之，认为日本在可能进行近代化会不可缺少的国家建设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康有为也是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中国要现代化转型，肯定比日本要快得多，因为中国是专制体制，“君权素重”，官僚制度完备，不像日本那样，上有天皇和幕府的二元结构，下有各藩并不统一的纷争。“皇上乾纲独揽，既无日本将军柄政之患，臣民指臂一体，又无日本去封建藩士之难。……一举而规模成，数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远过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测度者。”

　　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中国故步自封，日本迅速转身。这是为什么呢?

　　赖肖尔的解释是，中国的大一统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中国国土虽然辽阔，但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所谓非法的地方反应。在中国只能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反应，要么是颠覆政府的民众运动。”而日本由于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做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中国：“日本由于在封建制度下被分割为许多藩，对于西方学问与力量的态度比中国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富于变化，能够做出内容丰富的反应。”

　　确实，日本能够迅速走上西化道路，与它和西欧的这种结构相似性直接相关。大名们各自保持割据状态，在幕府处心积虑的控制下，仍然拥有一定资源与幕府抗衡。在开国之际，日本诸藩中的大部分藩主，也是昏庸保守、不思进取之人。然而，毕竟有少数藩，特别是那几个原来与德川家争夺天下失败而臣服的地处边远的“外样大名”，一直希望有掀翻幕府统治的机会，因此他们的敏感性更强，在挨打之后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在各藩内部也有一些敏感性强的人，出现令人惊异的各种反应。幕府自身也有反应的能力，实际上也做出了反应。强大的德川领地之一的水户藩和接近幕府的越前松平藩也是如此;士佐的山内藩、长州的毛利藩、萨摩的岛津藩等外藩中也都有一些反应。这种种反应说明，日本比一元化的帝政中国有更多的获得建设性反应的机会。”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则从另一个稍有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中日反应的不同。他认为，中国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却有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多是读书不多的理性主义者，所以整个社会更为注重实际，对现实问题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应。

　　他说：“(中国皇帝以)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日本幕府和天皇分立，则)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

　　“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 的。”

　　确实，日本没有科举，精英们的头脑没有格式化，这一点很重要。中国的科举制导致社会精英价值观的高度统一板结，牢不可破。而日本武士阶层头脑中没有那么多教条。武士阶层当然也读书，但是更多是从实用出发，14世纪中期成书的《庭训往来》最初是武家子弟使用的启蒙教科书，在所收录的963个词语中，绝大多数是涉及衣食住行、职业、佛教信仰、武器、养生等方面的内容，而贵族教养、文学方面的内容只有61个。到江户时代，平民教育中也完全贯穿了实用原则。农家子弟只学与农业相关的知识，商人子弟只需要能读、能写、能打算盘。

　　因为这种教育上的实用主义精神，所以日本人保持了头脑的清醒。以荷兰语与荷兰医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入日本不久，就吸引了日本武士阶层当中很多人的注意，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学问体系——兰学。因此当时日本知识阶层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水平远远高于同时代仍然沉溺于科举的中国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黑船来航后，他们能将兰学迅速扩展为洋学。

　　所以日本统治阶层远比中国的官僚阶层更为现实。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因此鸦片战争没有打醒中国，而比中国小得多的冲突却很快让日本武士头脑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一

　　日本人的近代化之路，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叙述改革内容，并不足以说明明治维新的特殊之处。

　　明治维新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推进之顺利，落实之彻底。短短一二十年之间，日本就从类似于中国先秦的封建制度跨越两千年一下子跳到了19世纪的近代集权体制，而且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简读日本史》

张宏杰  著

岳麓书社

2021年7月

　　中国人都熟悉的一个说法，即改革通常是极为艰难的，因为会触及众多既得利益者，而“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悲壮地失败了，张居正变法人亡政息。商鞅变法虽然成功，商鞅本人却被车裂。

　　明治维新触及的既得利益者太多了。各藩藩主以及庞大的武士阶层，利益都严重受损。藩主们失去了所有政治权力，住房只剩一所，经济上也只剩下本藩原收入十分之一的俸禄，后来俸禄变为公债，收入更是大幅减少。普通武士更是从上层直坠地下。1872年的统计数字是，武士阶层合计194万人。日本政府虽然一开始仍然发给他们俸禄，但仅及原来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后来又开始逐步削减俸禄，不久就完全取消俸禄。大部分武士不得不自谋生路，成为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普通劳动者，有的人的妻子甚至沦为艺伎。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出现了西乡隆盛叛乱等局部阻力，但总体上，日本人非常迅速地完成了历史转折。

　　在明治维新前，大部分日本民众甚至贵族，对西方列强抱有敌视心理，但是明治维新开始之后不久，大多数日本人就意识到开国的好处。西风劲吹之下，日本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从服饰到饮食，一切都向西方看齐。以前从来不吃牛肉的日本人跑到饭店里大吃牛肉，说洋人就是因为吃这个东西才长得那样高大。洋服成了时髦，人人以有一套西装为荣。

　　邻国中国和朝鲜对明治维新的反应，都是“友邦惊诧”，冷嘲热讽。江苏按察使应宝时得知日本人效法西方后痛心不已，认为日本政府“昏不悟”，神志已经昏乱，将陷民众于水火之中，主张兴兵讨伐，对走上错路的日本人进行解救。

　　1881年，朝鲜国王选派64名官员组成“朝士视察团”，赴日对明治维新进行全面考察，很多考察团成员对日本改革表示疑虑和反对。比如李宪永认为，日本“忘我之古，取人之短，宇内万国宁有是理乎?”丢掉自己古来的传统，学习他人的短处，日本人岂不糊涂?赵准永对日本人仿照西方改革风俗表示不解：“如官职、宫室、饮食、衣服之事，既无益于国，又不便于民，何用强之?”

　　中国驻日副使张斯桂也作诗讽刺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穿西式服装： 椎髻千年本色饶，沐猴底事诧今朝。改装笑拟皮蒙马，易服羞同尾续貂。优孟衣冠添话柄，匡庐面目断根苗。看他摘帽忙行礼，何似从前惯折腰。 嘲笑日本人“沐猴而冠”，“狗尾续貂”，荒唐可笑。

　　1875年，中国最开明的政治家李鸿章接见日本外交官森有礼时，也对日本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直率地问森有礼：“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 吗?”

　　但是日本人并不感到羞耻。他们认为，要改造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必须进行“文明开化”，脱亚入欧。面对李鸿章的问题，森有礼回答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近代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机敏的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四十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变为世界大国。

　　因此后来的日本人对“黑船来航”一事，普遍抱有感激而不是仇视的心理，他们感谢佩里打开日本国门，让日本人见识到外部的新世界。时至今日，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叫“黑船祭”，来纪念“被美国侵略”这件事，在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当年的日本人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形象。“黑船祭”实际上成了日本庆祝开国的“嘉年华”。

　　在当年美国人的登岸地点，日本人更是建起了一座佩里公园，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面的碑文出自伊藤博文之手。

　　二

　　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表现出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呢?

　　如前面我们多次提到的那样，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国家。一提起日本，我们嘴里马上蹦出来的词是“同文同种”“一衣带水”。

　　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1898年，康有为就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1906年，出使日本的大臣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之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局势，和日本明治维新前正好很相似，所以学习哪个国家，也不如学习日本来得快，效果好。蒋介石和孙中山也都曾经留学或居留日本，大力号召中国人学习日本。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20世纪80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长达百余年的学习，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真正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虎头蛇尾。孙中山和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反而在1945年以后，让中国再次陷入腐败和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度向国际标准靠拢，所走的路线却与日本大相径庭，而是更接近美国。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远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容易甚至是可能。

　　如我们一再说的那样，在中国和日本的表面相似下面，是巨大的不同。

　　首先是政治权力结构不同。开国前日本的政治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

　　传统中国实行的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处在严密有序的官僚体系的控制之下，“全国一盘棋”，如臂使指。而日本虽然极力试图集权，但基本结构仍然是封建的，全国分为二百多个藩国，各藩处于半独立状态。各藩虽然要遵守幕府制定的诸法度，但藩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力，在自己的领地中是绝对的主宰，他们虽然要向幕府效忠，但幕府并不干涉各藩内政。因此这种结构实际上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

　　中国最高权力历来一元，皇帝视天下为自己一人的私产，实行一言堂。而日本最高权力长期二元，天皇和幕府并存。日本的天皇虽然实际生活状态很可怜，但毕竟他仍是国家元首，这一点幕府从来没有试图动摇。至于幕府之中，虽称是幕府将军专政，但实际上是由幕府高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将军所起的作用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两国的社会结构也完全不同。中国从秦始皇之后就消灭了贵族阶层，取消了世袭制，变成了皇帝专制下的“万民平等”，社会流动性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民的儿子通过科举可以做到丞相的高位。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流动方式，那就是通过造反当皇帝当将相，“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泥腿子”造反成功，就成为开国太祖、开国元勋。因此中国“富不过三代”，社会财富和地位总在不停地流动之中。

　　日本却一直实行世袭等级制，社会分为壁垒森严的几个阶层，基本不能相互流动。不光是天皇万世一系，从来没有易过姓，其他社会阶层也经常是延续几百年纹丝不动。今天中国人经常惊讶于日本的一些老店动辄经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其实这正是日本传统社会固化的一种表现。

　　中国实行诸子均分制，父亲死了，家产儿子平分，而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中国以文人治国，日本却实行武士制度。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不懂什么叫贪污”。

　　因此，日本在亚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运转结构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却与遥远的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非常相似。日本的庄园领主制、长子继承制、社会阶层世袭制、权力多元、武士制度，在中世纪西欧几乎全部具备。

　　三

　　曾经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中国能做出比日本更有力的反应。因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政治上比日本更有序，经济上也比日本更繁荣。赖肖尔说： 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西方人看来，恐怕大多认为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表面上更接近于近代西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长时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不仅如此，中国数千年来还处于官僚制度的统治之下。

　　日本存在着非常严密的闭锁的封建主义时期，因此从社会上看，它也被认为是两国中更落后的国家。

　　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人假如对中日两国中哪一方可能实现近代化进行预测的话，一定会认为，中国只要重新调整一部分政策，改革一部分组织机构，就能实现近代化。

　　反之，认为日本在可能进行近代化会不可缺少的国家建设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康有为也是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中国要现代化转型，肯定比日本要快得多，因为中国是专制体制，“君权素重”，官僚制度完备，不像日本那样，上有天皇和幕府的二元结构，下有各藩并不统一的纷争。“皇上乾纲独揽，既无日本将军柄政之患，臣民指臂一体，又无日本去封建藩士之难。……一举而规模成，数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远过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测度者。”

　　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中国故步自封，日本迅速转身。这是为什么呢?

　　赖肖尔的解释是，中国的大一统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中国国土虽然辽阔，但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所谓非法的地方反应。在中国只能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反应，要么是颠覆政府的民众运动。”而日本由于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做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中国：“日本由于在封建制度下被分割为许多藩，对于西方学问与力量的态度比中国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富于变化，能够做出内容丰富的反应。”

　　确实，日本能够迅速走上西化道路，与它和西欧的这种结构相似性直接相关。大名们各自保持割据状态，在幕府处心积虑的控制下，仍然拥有一定资源与幕府抗衡。在开国之际，日本诸藩中的大部分藩主，也是昏庸保守、不思进取之人。然而，毕竟有少数藩，特别是那几个原来与德川家争夺天下失败而臣服的地处边远的“外样大名”，一直希望有掀翻幕府统治的机会，因此他们的敏感性更强，在挨打之后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在各藩内部也有一些敏感性强的人，出现令人惊异的各种反应。幕府自身也有反应的能力，实际上也做出了反应。强大的德川领地之一的水户藩和接近幕府的越前松平藩也是如此;士佐的山内藩、长州的毛利藩、萨摩的岛津藩等外藩中也都有一些反应。这种种反应说明，日本比一元化的帝政中国有更多的获得建设性反应的机会。”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则从另一个稍有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中日反应的不同。他认为，中国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却有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多是读书不多的理性主义者，所以整个社会更为注重实际，对现实问题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应。

　　他说：“(中国皇帝以)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日本幕府和天皇分立，则)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

　　“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 的。”

　　确实，日本没有科举，精英们的头脑没有格式化，这一点很重要。中国的科举制导致社会精英价值观的高度统一板结，牢不可破。而日本武士阶层头脑中没有那么多教条。武士阶层当然也读书，但是更多是从实用出发，14世纪中期成书的《庭训往来》最初是武家子弟使用的启蒙教科书，在所收录的963个词语中，绝大多数是涉及衣食住行、职业、佛教信仰、武器、养生等方面的内容，而贵族教养、文学方面的内容只有61个。到江户时代，平民教育中也完全贯穿了实用原则。农家子弟只学与农业相关的知识，商人子弟只需要能读、能写、能打算盘。

　　因为这种教育上的实用主义精神，所以日本人保持了头脑的清醒。以荷兰语与荷兰医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入日本不久，就吸引了日本武士阶层当中很多人的注意，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学问体系——兰学。因此当时日本知识阶层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水平远远高于同时代仍然沉溺于科举的中国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黑船来航后，他们能将兰学迅速扩展为洋学。

　　所以日本统治阶层远比中国的官僚阶层更为现实。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因此鸦片战争没有打醒中国，而比中国小得多的冲突却很快让日本武士头脑一百八十度大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