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美国人坚持“美国属于亚太国家”的历史根源是什么？

　　历史上，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特别是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和完整的儒家文化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不同于西方近代国家体系的“朝贡体系”。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吸引着外国人不间断的来到中国经商、传教或者从事文化、物质方面的交流活动。其中知名的欧洲传教士、学者及商人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人，他们曾先后来华在客观上推动了欧亚地区和中国的交往及相互了解。因此，近代西方国家中一直不乏对中国的古老文明深表尊重的贤哲之士。他们常常“衷心希望中国人能够向西方文明的光辉经典伸出他们的双手”。

　　独立前，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欧洲人的记叙，其中流露出了他们对这个东方古国盛产的瓷器、丝绸、茶叶以及古制家具的青睐。独立后，美国人便试图开辟与中国的通商与通航。1784年，约翰·格林船长驾驶“中国皇后号”前往中国广州进行贸易;三年后又有“哥伦布号”货轮来到中国。随后，一些宗教界人士也开始前往中国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如此，美国与中国的官方关系远远没有达到欧洲人界定的国家间关系的程度，即双方之间存在诸如互惠条约、外交承认以及互派常驻使团等欧美国家之间通用的惯例。因此，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应该始于1844年7月签订的《望厦条约》。

　　在条约签署的二个月之前，奉命来华的美国特使顾盛希望前往北京宫廷觐见中国皇帝，但未能如愿。随后，《望厦条约》的签订不仅实现了他的这一要求，而且开启了中美之间的正式交往。根据《望厦条约》中的相关规定，美国与其它欧洲国家一样在中国享有一系列通商特权和治外法权。美国历史学者孔华润称美国政府之举实属“搭便车或者帮凶行为”。他们在批评欧洲列强对中国采取“炮舰外交”的同时，从来没有失去任何扩大它自己在华通商、传教以及施加政治影响的机会。

　　《美国外交：理念、权力与秩序》，王黎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出版

　　19世纪中叶，美国亚细亚舰队已经游弋在中国领海、内湖以及西太平洋海域。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派遣马修·佩里率领分舰队前往远东地区。显然美国在兼并了德克萨斯、占有了加利福尼亚并成功地解决了俄勒冈疆界问题后，将亚太地区作为了它下一个扩张的战略目标。转年3月，佩里再度率领舰队来到日本并强行与对方签署了《神奈川条约》，其内容规定美国人可以在日本的下田与函馆两个城市拥有通商、补给和领事等特权。《神奈川条约》不仅意味着美国势力从此进入日本，而且它与《望厦条约》一起，被认为是美国通过强制外交的方式介入远东事务的开始。

　　1854年，英法两国准备对中国再度发动战争，进一步扩大他们在中国的权益。起初，英法力促美国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三国合作”的方式，但美国政府以“对外国宣战的权力属于国会”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由此，美国的这一做法是否可以被看作它没有参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答案是否定的。根据中外史料的记载，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明确地通告清政府，“英法两国扩大在中国的商业要求是符合国际法的”，“为了最有效地确保中国的利益，美国政府愿意以受人尊敬的中立者而非任何一方的盟友身份调解当事国之间的冲突。”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美国坚持中国政府应当接受英法联军提出的通商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正在与墨西哥发生领土纠纷，此时其军事实力还不及欧洲强国，因此更倾向坐收渔翁之利，那就是紧随英国的炮舰外交政策，巧取在中国的一切条约特权，同时也不会因为侵略而承受道德上的谴责。故有学者称美国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趁火打劫。

　　从1842年《望厦条约》的签订到1868年《蒲安臣条约》的正式出台，美国与其它欧洲列强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地位已逐步确立。此时，美国的西部扩张已达到了巅峰时期。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等西海岸地区相继落入美国之手，随后在那里发现了金矿。于是，吃苦耐劳而廉价的华工成为国际人贩集团转到美国的抢手劳动力。结果是，中美关系史上出现了官方与民间相互影响并存的现象。根据统计资料显示，1849年居留美国的华人仅有323人，而20年后仅在加州一地生活的华人劳工就高达10万余人。令人遗憾的是，华人数量虽在增加，但由于在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对当地社会与法律知识的茫然不知，前往美国、古巴和秘鲁等地的华工群体常常因社会地位低下而饱受歧视，而且不知道应如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些被侮辱性地称为“苦力”(coolie)的华工们，实际上是被当作奴隶出卖的。

　　中国劳工和移民在美国各地受到歧视的遭遇及随后产生的社会问题，开始引起清政府的注意。1860年，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清廷开始意识到继续盲目地秉承“天朝之道”已毫无意义。鉴于国家实力的衰微，想让世界其他国家听到中国的声音，只有自己走出国门，并通过西方列强接受的外交渠道阐述中国的相关政策和立场。1866年3月，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恳请其上司阿礼国公使，向清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呈递了一个《新议略论》，文中提到当今世界各国“向例互派使臣驻扎他国首都，此为来往之礼，“凡同礼者联为局中”;故受益者为三：其一，中国使者可以直接与外国首脑交涉事件;其二，可以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其三，有利于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开展外交活动。即刻，清朝政府中的“洋务派”认为很有必要了解工业革命如何给欧美国家带来“船坚炮利”的“谋与道”。

　　1867年11月，清政府经过反复斟酌后，破天荒地决定派出中国官方代表团出使欧美等国，并聘请行将退休的美国驻华公使浦安臣作为中国皇帝的特使前往欧美国家进行正式访问。消息一经传出，驻在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深感惊讶。而浦安臣这位已经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6年之久的美国外交官，深为得到中国朝廷对他的如此信任感到荣耀。清政府声称，决定选择蒲安臣是基于他的“处事平和，能知中外大体”这一事实，但根据当时美国学者马士的记载，清廷此举的真实动机是渴求自主与平等，因为自1858年起，清政府与欧美等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包括那些与非交战国家签订的条约，无一不是在强制外交情形下完成的。

　　历史上，虽然也有很多国家由于战败而被迫签订胜利方强加于他们的条约，但是很少有像中国的遭受这般严峻与不公平。一方面，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从而让国家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主权;另一方面，这些条约又给中国造成了税收上的巨大损失、经济上的重大压力和管理上的困难。因此，清政府决定任命蒲安臣为一品红顶特使，表明他们决意“把中国的现实问题真实而清楚地转达给各国政府的统治者”，并寄希望“通过修改这些不平等条约以保证有效地维护外国在中国的各项既得权益”。另外，美国虽不是当时的一流强国，但是在与其交往中远比欧洲人表现得慷慨和热情。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以大清国“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身份率领由清廷高级官员满族人志刚、汉族人孙家谷、英国人柏卓安为“左协理”及法国人德善为“右协理”的这五人组成的特殊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列国，开启了世界上最年轻国家的公民代表着最古老帝国政府的环球之旅。不难预料，其前景即使谈不上险象丛生，也难称一片坦途。然而，蒲安臣在写给美国国务卿西沃德的致函中，仍对其使命充满着自豪感。他写道，“当拥有全世界1/3人口的最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寻求与西方世界建立关系时，它要求最年轻的美国来充当一种变革的媒介，这绝不是一个求之即得的使命。”6月2日，蒲安臣率领的中国使团途径半个地球终于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次日一行人礼节性地拜访了国务卿西瓦德。6日，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1865-1869年)在白宫会见了使团全体人员，并接受了中国政府的首封国书。蒲安臣则以清政府代言人的身份，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致谢。他表示，“中国的自主应该得以维持;中国的独立应当予以保全;中国政府若能获得平等对待，它就会将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

　　同年 7月，蒲安臣与西瓦德分别代表清政府和美国政府签署了中美两国之间首个本着相互尊重原则订立的《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以签署者本人的名字命名该条约可谓恰如其分，因为蒲安臣个人的作用在当时是不可代替的。首先，《蒲安臣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同时强调“中美两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国政府在条约中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即中国何时开通电报、修筑铁路，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相较而言，清政府关注的是条约的第一点，即中国得到了渴望已久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平等”待遇;而美国感兴趣的则是接受中国的大量廉价劳工，从而一举解决了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蒲安臣条约》让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认为，美国与欧洲列强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故对它存有幻想。西瓦德则代表美国政府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即通过条约的方式给予中国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待遇;通过该条约吸纳中国劳工以满足开发美国西部的需求;通过该条约来证实美国不仅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是一个开放的国度。无论如何解读这一条约带来的影响，应当说美国人在开拓外交的公共影响方面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欧洲国家。

　　可是，《蒲安臣条约》中的某些内容很快引起美国国内极端种族主义者的不满，华盛顿政府也感到了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种种压力。长期以来，在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美国社会中，由于民众当中常常出现极端自我的情绪，相关政策总是显得很脆弱。这次也不例外。虽然西瓦德需要中国劳工的愿望暂时得以实现，但是国会在两党的权力角逐的压力下，最终在1880年通过了修订版的《中国移民法》，并以此取代了《蒲安臣条约》。尽管有人指出这是违宪行为，但是1882年国会仍然出台了为期十年的限制中国移民的法案。从此，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地位成为其祖国衰落这一现实的真实写照。在这一系列立法的表象下面，隐藏的是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与对不同文化的排斥。诚如孔华润指出的那样，当南北战争结束并且亟需大量劳动力时，美国政府与社会敞开其臂膀欢迎的是那些来自欧洲的同族兄弟。而中国移民实际上只是被视为临时劳工而已。

　　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外交上，关于如何评价蒲安臣代表当时中国政府进行的“全球出使”，一直存有争议。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并为处理当时中国面对的诸多的外交问题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蒲安臣的出使可以说成就甚寡。除了与美国政府签定了《蒲安臣条约》，顺便得到了英国政府承诺的“自律条例”之外，整个使团没有与任何其他国家达成实质性的双边条约。而多数清廷官员虽然有对西方世界的愚昧无知之处，但毕竟具有长期的政治统治经验。因此，他们认为此次清廷代表团的出访是在洋人的“足蛇”和拉扯搀扶之下，从屈辱中走向世界的。不过，就中美关系而言，影响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群体——商业人士、传教士和外交官员——从此开始形成。尽管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中不乏热衷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群体，但是欧美列强一直存在的只有“改变”中国才能挽救中国的心态。结果，中国的屈辱地位丝毫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

　　可以这样说，在1895年甲午战争之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重心一直放在中国。虽然在1854年美国以“强制”方式迫使日本幕府同意签署两国的《和平友好条约》，但日本在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十分有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的结束。当时，美国对朝鲜的接触和了解实际上也是通过其驻北京公使镂斐迪进行的。1871年，镂斐迪开始前往朝鲜并希望签订美朝通商领事条约。当他们在朝鲜遭到冷遇后，恼羞成怒的美国军舰炮轰了江华岛致使205人死亡。镂斐迪的外交使命以失败告终。1871年《中日条约》签订后，日本不仅开始觊觎朝鲜半岛而且从1876年开始诱胁它不再接受中国政府的保护。清政府虽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自身的衰弱无意表示强硬立场。在随后的10年里，清政府依然沿袭的是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甚至鼓励西方列强介入朝鲜事务以图牵制日本。

　　1882年，美国与朝鲜签定了《朝美条约》，获准在汉城设有常驻代表。随之欧洲国家以《朝美条约》为样本相继与朝鲜签订了双边条约。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只是委派他们驻北京的公使同时兼任驻汉城的代表，但美国则坚持援引日本政府为例，委派一个与驻北京公使地位平等的全权公使负责朝鲜事务。美国的做法实则鼓励了日本在朝鲜问题上遵循西方的国际法和外交实例，而淡化基于地理、历史与文化形成且持续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中朝之间的宗主关系。结果，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起到了破坏性的作用。

　　美国在把眼光投向远东的同时，也力求在中太平洋寻求立足点。长期以来，美国认为太平洋与远东(东亚)是一个不可割裂的地理范畴，而夏威夷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继1867年美国占有中途岛后，1875年又与夏威夷王国签订了所谓的《双边互惠条约》。在美国大力发展海军的时期，夏威夷比阿拉斯加的战略地位更重要，通常被称为“进入亚洲的跳板”或是太平洋中的“直布罗陀”。毋庸置疑，其他欧洲国家，如守成大国英国和崛起大国德国同样在觊觎着夏威夷的优越位置。越是如此，美国就越是迫切希望早日控制甚至占有夏威夷。

　　但是实现这一目的也绝非易事。首先是来自国内因素的制约。至少在表面上，美国公众还不情愿像欧洲国家那样公开吞并海外领土或进行殖民掠夺。其次，夏威夷问题又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因为美国在选择外交与武力之间、在占有领地和寻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之间犹豫了近20年。尽管美国没有明言兼并或购买该岛，但1875年的双边条约明确规定夏威夷不得转让给任何第三国;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同意对来自夏威夷的蔗糖免收关税。在国际关系中，交错使用武力、外交与经济手段的做法肯定不是美国的专利。但是，在夏威夷问题上，美国则表现出循序渐进的方式并且是志在必得。

　　19世纪末，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已经包括了商业、传教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考虑，而它在外交上的高明之处表现在时常能够做到未雨绸缪。1881年，国务卿布莱恩明确告知英国等欧洲国家不要插手夏威夷事务，因为它已经被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过，1884年参院驳回了白宫政府与夏威夷在1875年签署的《互惠条约》的基础上续约的提案，而直到1887年1月，经双方修改后的《互惠条约》规定了美国在夏威夷瓦胡岛上的珍珠港建立海军基地，参院才予以批准。与此同时，夏威夷政府“主动”宣布由美国海军长期独家使用珍珠港。随即，英国政府要求夏威夷当局遵循对世界各国“平等开放”的原则，但遭到了拒绝。为了使美国介入夏威夷合法化，此时已经居住在夏威夷的美国农场主在本国政府的默许和舆论的支持下，利用他们在当地经济、政治中的影响，策划了一场政变并扶植了一个受美国控制的地方政府上台。从此，美国在通向东亚地区的太平洋中心建立起了一个完全由它支配的战略枢纽。

　　就在美国政府极力策划控制夏威夷之际，英德两国也急迫地与美国在太平洋中的萨摩亚岛展开了激烈竞争，并一度走向战争的边缘。实际上，美国早已对萨摩亚群岛恩威并施，它与当地酋长于1878年就签署了防范他国染指该岛港口的《美萨友好通商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海军在萨摩亚港口拥有非垄断性的使用权。英德两国同样一直觊觎着这里的优良港口及其战略位置，德国执意在太平洋上寻求扩张的立足点，而英国一直指责美国独家控制夏威夷的霸道做法。英、德两国在外交上达成共识，相互支持并假借萨摩亚纠纷来牵制美国。结果，英、德、美三国在这个小岛上摆出了相互猜疑与对抗的架势。他们各自驻当地的领事馆也趁机介入地方上的阴谋活动，引得历来非常宁谧的岛屿骚动频发。面对一片乱象，1887年3月美国国务卿托马斯·贝亚德提出，由上述三国代表在恰当的时候举行会晤。他建议各方6月在华盛顿举行相关会议以解决萨摩亚问题。

　　然而，这一期间的英德两国已经私下达成谅解：英国支持德国提出对萨摩亚的托管要求，以换取柏林支持伦敦在非洲和近东地区的殖民利益。虽然华盛顿会议如期召开，但结果可想而知：三国代表不欢而散。随后，德国政府主张在萨摩亚问题上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一时有传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沙俄外交部长罗巴诺夫提出恢复昔日的“三皇同盟”，以针对日益强势的美国。德国宰相俾斯麦不仅派出德国军队登陆萨摩亚，而且顺势控制了地方酋长政府。但这一过激的行动反而促使英、美两国在萨摩亚问题上开始从对抗转为合作。转年2月，英美两国在加拿大关税互惠问题上达成了《贝亚德-张伯伦条约》。随后英国和美国准备一起拒绝向岛上亲德国的萨摩亚酋长缴纳税金。这一“和平”对峙持续至1889年。当时，全世界目睹了当时海上霸权英国和正在迅速崛起的德国与美国，相继派出各自的军舰驶入萨摩亚狭小的阿皮亚港口。霎时间，世界上三个最强国的七艘战舰整装上阵剑拔弩张，展现给世人一派肃穆和杀气。

　　尽管俾斯麦在萨摩亚问题上表现出一贯的强硬态度，但是，美国新一代政治强人西奥多·罗斯福在海外基地问题上也不甘示弱。在两个新崛起的大国的较量中，罗斯福呼吁美国以积极备战回应对方。显然，英国乐于坐山观虎斗。在这关键时刻，美英德三国政府考虑到萨摩亚其战略价值相当有限，而远东和非洲的殖民地尚未划分完毕，因此最终同意以和谈手段解决彼此间的争夺和分歧。这一决定似乎就是苍天的安排。

　　1889年3月16日，一场历史上罕见的飓风横扫阿皮亚港，摧毁了停泊在港内的美德两国的六艘战舰，虽然英国军舰幸运的死里逃生，但也成为日后媒体报道的笑柄。在这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形下，英德两国接受了美国政府的提议，准备通过谈判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此时战争乌云似乎散去，但新一轮的大国分赃却在酝酿之中。4月，他们在柏林再次召开了旨在解决萨摩亚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在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上演的大国共同瓜分弱小国家的一次典型交易。根据所签署的协议，美英德三方对各自占有的萨摩亚区域拥有相互认同的“保护”特权。1899年末，美德两国正式瓜分了萨摩亚。而此前一贯狡猾多变的英国在得到太平洋上的其他岛屿作为补偿后，主动退出了与德美两国的纠缠。

　　19世纪末，一些美国政客与媒体公开宣扬，美国已经到了突破其传统的孤立心境以及对外不结盟立场的时候了。1893年，时任国务卿的威廉·格雷沙姆就是其主要代表。此时的国际局势再次满足了美国的扩张需求。就在它实际控制了夏威夷和萨摩亚等战略基地后，美国领导人意识到这些基地与美国本土相距很远这一被动事实。于是美国政府、尤其是军队中的“鹰派”开始在蓄谋占领菲律宾这一扼守远东的战略要地。尽管1899年1月，菲律宾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并且阿奎那多就任首届总统，但美军经过充分准备后公然在2月份占领了整个国家。这是美国首次使用武力镇压一个亚洲主权国家的民族起义。美国发动的这场海外殖民战争持续到1902年才得以结束。

　　在相继控制了中途岛、夏威夷、菲律宾等战略要地的同时，美国在远东开始面临更大的挑战，即欧洲列强与正在兴起的日本准备对迅速衰微的中华帝国进行划分“势力范围”。自1895年至1899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实际出口额增长了近两倍，美国商界已经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1898年1月，美国《商报》写道，中国为美国商业提供的巨大机遇“简直是不可估量的”，它将是美国在海外的最大市场。8月，美国亚洲协会主席(AAA)弗雷泽公开称道，“麦金莱总统决心采取与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相适合的一切手段，维护我们在那一地区(中国)的巨大利益。”正是考虑到中国作为潜在的巨大市场以及具有的地缘战略价值，美国将不得不捍卫它在中国现存条约体系下享有的一切特权。

　　1899年9月，美国政府第一次以外交照会的形式提出了包含三点核心内容的“门户开放”倡议，即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列强在其境内的“势力范围”与“既得权利”，但同时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各国开放。1900年7月，国务卿海约翰代表美国政府提出了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与此前照会中仅仅要求“贸易机会均等”不同的是，这一照会增加了新的内容，即“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主权不受损害”。当时美国声称致力于寻求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即“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主权不受损害，保护由条约及国际法所保证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从一开始，上述两个“门户开放”照会立即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美国政府与学界一再坚持这样的看法，正是美国对其商业利益和地缘安全的一味追求，以及他们生来具有的扩展欲望和“美国例外”的心态，从此美国卷入了太平洋和远东事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演绎成了美国属于亚太国家的依据。由此可见，美国人坚持认为属于亚太国家，绝非来自奥巴马时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而是有其历史原因。

　　历史上，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特别是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和完整的儒家文化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不同于西方近代国家体系的“朝贡体系”。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吸引着外国人不间断的来到中国经商、传教或者从事文化、物质方面的交流活动。其中知名的欧洲传教士、学者及商人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人，他们曾先后来华在客观上推动了欧亚地区和中国的交往及相互了解。因此，近代西方国家中一直不乏对中国的古老文明深表尊重的贤哲之士。他们常常“衷心希望中国人能够向西方文明的光辉经典伸出他们的双手”。

　　独立前，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欧洲人的记叙，其中流露出了他们对这个东方古国盛产的瓷器、丝绸、茶叶以及古制家具的青睐。独立后，美国人便试图开辟与中国的通商与通航。1784年，约翰·格林船长驾驶“中国皇后号”前往中国广州进行贸易;三年后又有“哥伦布号”货轮来到中国。随后，一些宗教界人士也开始前往中国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如此，美国与中国的官方关系远远没有达到欧洲人界定的国家间关系的程度，即双方之间存在诸如互惠条约、外交承认以及互派常驻使团等欧美国家之间通用的惯例。因此，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应该始于1844年7月签订的《望厦条约》。

　　在条约签署的二个月之前，奉命来华的美国特使顾盛希望前往北京宫廷觐见中国皇帝，但未能如愿。随后，《望厦条约》的签订不仅实现了他的这一要求，而且开启了中美之间的正式交往。根据《望厦条约》中的相关规定，美国与其它欧洲国家一样在中国享有一系列通商特权和治外法权。美国历史学者孔华润称美国政府之举实属“搭便车或者帮凶行为”。他们在批评欧洲列强对中国采取“炮舰外交”的同时，从来没有失去任何扩大它自己在华通商、传教以及施加政治影响的机会。

　　《美国外交：理念、权力与秩序》，王黎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出版

　　19世纪中叶，美国亚细亚舰队已经游弋在中国领海、内湖以及西太平洋海域。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派遣马修·佩里率领分舰队前往远东地区。显然美国在兼并了德克萨斯、占有了加利福尼亚并成功地解决了俄勒冈疆界问题后，将亚太地区作为了它下一个扩张的战略目标。转年3月，佩里再度率领舰队来到日本并强行与对方签署了《神奈川条约》，其内容规定美国人可以在日本的下田与函馆两个城市拥有通商、补给和领事等特权。《神奈川条约》不仅意味着美国势力从此进入日本，而且它与《望厦条约》一起，被认为是美国通过强制外交的方式介入远东事务的开始。

　　1854年，英法两国准备对中国再度发动战争，进一步扩大他们在中国的权益。起初，英法力促美国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三国合作”的方式，但美国政府以“对外国宣战的权力属于国会”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由此，美国的这一做法是否可以被看作它没有参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答案是否定的。根据中外史料的记载，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明确地通告清政府，“英法两国扩大在中国的商业要求是符合国际法的”，“为了最有效地确保中国的利益，美国政府愿意以受人尊敬的中立者而非任何一方的盟友身份调解当事国之间的冲突。”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美国坚持中国政府应当接受英法联军提出的通商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正在与墨西哥发生领土纠纷，此时其军事实力还不及欧洲强国，因此更倾向坐收渔翁之利，那就是紧随英国的炮舰外交政策，巧取在中国的一切条约特权，同时也不会因为侵略而承受道德上的谴责。故有学者称美国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趁火打劫。

　　从1842年《望厦条约》的签订到1868年《蒲安臣条约》的正式出台，美国与其它欧洲列强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地位已逐步确立。此时，美国的西部扩张已达到了巅峰时期。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等西海岸地区相继落入美国之手，随后在那里发现了金矿。于是，吃苦耐劳而廉价的华工成为国际人贩集团转到美国的抢手劳动力。结果是，中美关系史上出现了官方与民间相互影响并存的现象。根据统计资料显示，1849年居留美国的华人仅有323人，而20年后仅在加州一地生活的华人劳工就高达10万余人。令人遗憾的是，华人数量虽在增加，但由于在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对当地社会与法律知识的茫然不知，前往美国、古巴和秘鲁等地的华工群体常常因社会地位低下而饱受歧视，而且不知道应如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些被侮辱性地称为“苦力”(coolie)的华工们，实际上是被当作奴隶出卖的。

　　中国劳工和移民在美国各地受到歧视的遭遇及随后产生的社会问题，开始引起清政府的注意。1860年，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清廷开始意识到继续盲目地秉承“天朝之道”已毫无意义。鉴于国家实力的衰微，想让世界其他国家听到中国的声音，只有自己走出国门，并通过西方列强接受的外交渠道阐述中国的相关政策和立场。1866年3月，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恳请其上司阿礼国公使，向清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呈递了一个《新议略论》，文中提到当今世界各国“向例互派使臣驻扎他国首都，此为来往之礼，“凡同礼者联为局中”;故受益者为三：其一，中国使者可以直接与外国首脑交涉事件;其二，可以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其三，有利于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开展外交活动。即刻，清朝政府中的“洋务派”认为很有必要了解工业革命如何给欧美国家带来“船坚炮利”的“谋与道”。

　　1867年11月，清政府经过反复斟酌后，破天荒地决定派出中国官方代表团出使欧美等国，并聘请行将退休的美国驻华公使浦安臣作为中国皇帝的特使前往欧美国家进行正式访问。消息一经传出，驻在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深感惊讶。而浦安臣这位已经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6年之久的美国外交官，深为得到中国朝廷对他的如此信任感到荣耀。清政府声称，决定选择蒲安臣是基于他的“处事平和，能知中外大体”这一事实，但根据当时美国学者马士的记载，清廷此举的真实动机是渴求自主与平等，因为自1858年起，清政府与欧美等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包括那些与非交战国家签订的条约，无一不是在强制外交情形下完成的。

　　历史上，虽然也有很多国家由于战败而被迫签订胜利方强加于他们的条约，但是很少有像中国的遭受这般严峻与不公平。一方面，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从而让国家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主权;另一方面，这些条约又给中国造成了税收上的巨大损失、经济上的重大压力和管理上的困难。因此，清政府决定任命蒲安臣为一品红顶特使，表明他们决意“把中国的现实问题真实而清楚地转达给各国政府的统治者”，并寄希望“通过修改这些不平等条约以保证有效地维护外国在中国的各项既得权益”。另外，美国虽不是当时的一流强国，但是在与其交往中远比欧洲人表现得慷慨和热情。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以大清国“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身份率领由清廷高级官员满族人志刚、汉族人孙家谷、英国人柏卓安为“左协理”及法国人德善为“右协理”的这五人组成的特殊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列国，开启了世界上最年轻国家的公民代表着最古老帝国政府的环球之旅。不难预料，其前景即使谈不上险象丛生，也难称一片坦途。然而，蒲安臣在写给美国国务卿西沃德的致函中，仍对其使命充满着自豪感。他写道，“当拥有全世界1/3人口的最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寻求与西方世界建立关系时，它要求最年轻的美国来充当一种变革的媒介，这绝不是一个求之即得的使命。”6月2日，蒲安臣率领的中国使团途径半个地球终于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次日一行人礼节性地拜访了国务卿西瓦德。6日，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1865-1869年)在白宫会见了使团全体人员，并接受了中国政府的首封国书。蒲安臣则以清政府代言人的身份，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致谢。他表示，“中国的自主应该得以维持;中国的独立应当予以保全;中国政府若能获得平等对待，它就会将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

　　同年 7月，蒲安臣与西瓦德分别代表清政府和美国政府签署了中美两国之间首个本着相互尊重原则订立的《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以签署者本人的名字命名该条约可谓恰如其分，因为蒲安臣个人的作用在当时是不可代替的。首先，《蒲安臣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同时强调“中美两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国政府在条约中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即中国何时开通电报、修筑铁路，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相较而言，清政府关注的是条约的第一点，即中国得到了渴望已久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平等”待遇;而美国感兴趣的则是接受中国的大量廉价劳工，从而一举解决了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蒲安臣条约》让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认为，美国与欧洲列强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故对它存有幻想。西瓦德则代表美国政府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即通过条约的方式给予中国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待遇;通过该条约吸纳中国劳工以满足开发美国西部的需求;通过该条约来证实美国不仅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是一个开放的国度。无论如何解读这一条约带来的影响，应当说美国人在开拓外交的公共影响方面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欧洲国家。

　　可是，《蒲安臣条约》中的某些内容很快引起美国国内极端种族主义者的不满，华盛顿政府也感到了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种种压力。长期以来，在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美国社会中，由于民众当中常常出现极端自我的情绪，相关政策总是显得很脆弱。这次也不例外。虽然西瓦德需要中国劳工的愿望暂时得以实现，但是国会在两党的权力角逐的压力下，最终在1880年通过了修订版的《中国移民法》，并以此取代了《蒲安臣条约》。尽管有人指出这是违宪行为，但是1882年国会仍然出台了为期十年的限制中国移民的法案。从此，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地位成为其祖国衰落这一现实的真实写照。在这一系列立法的表象下面，隐藏的是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与对不同文化的排斥。诚如孔华润指出的那样，当南北战争结束并且亟需大量劳动力时，美国政府与社会敞开其臂膀欢迎的是那些来自欧洲的同族兄弟。而中国移民实际上只是被视为临时劳工而已。

　　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外交上，关于如何评价蒲安臣代表当时中国政府进行的“全球出使”，一直存有争议。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并为处理当时中国面对的诸多的外交问题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蒲安臣的出使可以说成就甚寡。除了与美国政府签定了《蒲安臣条约》，顺便得到了英国政府承诺的“自律条例”之外，整个使团没有与任何其他国家达成实质性的双边条约。而多数清廷官员虽然有对西方世界的愚昧无知之处，但毕竟具有长期的政治统治经验。因此，他们认为此次清廷代表团的出访是在洋人的“足蛇”和拉扯搀扶之下，从屈辱中走向世界的。不过，就中美关系而言，影响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群体——商业人士、传教士和外交官员——从此开始形成。尽管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中不乏热衷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群体，但是欧美列强一直存在的只有“改变”中国才能挽救中国的心态。结果，中国的屈辱地位丝毫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

　　可以这样说，在1895年甲午战争之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重心一直放在中国。虽然在1854年美国以“强制”方式迫使日本幕府同意签署两国的《和平友好条约》，但日本在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十分有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的结束。当时，美国对朝鲜的接触和了解实际上也是通过其驻北京公使镂斐迪进行的。1871年，镂斐迪开始前往朝鲜并希望签订美朝通商领事条约。当他们在朝鲜遭到冷遇后，恼羞成怒的美国军舰炮轰了江华岛致使205人死亡。镂斐迪的外交使命以失败告终。1871年《中日条约》签订后，日本不仅开始觊觎朝鲜半岛而且从1876年开始诱胁它不再接受中国政府的保护。清政府虽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自身的衰弱无意表示强硬立场。在随后的10年里，清政府依然沿袭的是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甚至鼓励西方列强介入朝鲜事务以图牵制日本。

　　1882年，美国与朝鲜签定了《朝美条约》，获准在汉城设有常驻代表。随之欧洲国家以《朝美条约》为样本相继与朝鲜签订了双边条约。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只是委派他们驻北京的公使同时兼任驻汉城的代表，但美国则坚持援引日本政府为例，委派一个与驻北京公使地位平等的全权公使负责朝鲜事务。美国的做法实则鼓励了日本在朝鲜问题上遵循西方的国际法和外交实例，而淡化基于地理、历史与文化形成且持续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中朝之间的宗主关系。结果，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起到了破坏性的作用。

　　美国在把眼光投向远东的同时，也力求在中太平洋寻求立足点。长期以来，美国认为太平洋与远东(东亚)是一个不可割裂的地理范畴，而夏威夷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继1867年美国占有中途岛后，1875年又与夏威夷王国签订了所谓的《双边互惠条约》。在美国大力发展海军的时期，夏威夷比阿拉斯加的战略地位更重要，通常被称为“进入亚洲的跳板”或是太平洋中的“直布罗陀”。毋庸置疑，其他欧洲国家，如守成大国英国和崛起大国德国同样在觊觎着夏威夷的优越位置。越是如此，美国就越是迫切希望早日控制甚至占有夏威夷。

　　但是实现这一目的也绝非易事。首先是来自国内因素的制约。至少在表面上，美国公众还不情愿像欧洲国家那样公开吞并海外领土或进行殖民掠夺。其次，夏威夷问题又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因为美国在选择外交与武力之间、在占有领地和寻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之间犹豫了近20年。尽管美国没有明言兼并或购买该岛，但1875年的双边条约明确规定夏威夷不得转让给任何第三国;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同意对来自夏威夷的蔗糖免收关税。在国际关系中，交错使用武力、外交与经济手段的做法肯定不是美国的专利。但是，在夏威夷问题上，美国则表现出循序渐进的方式并且是志在必得。

　　19世纪末，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已经包括了商业、传教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考虑，而它在外交上的高明之处表现在时常能够做到未雨绸缪。1881年，国务卿布莱恩明确告知英国等欧洲国家不要插手夏威夷事务，因为它已经被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过，1884年参院驳回了白宫政府与夏威夷在1875年签署的《互惠条约》的基础上续约的提案，而直到1887年1月，经双方修改后的《互惠条约》规定了美国在夏威夷瓦胡岛上的珍珠港建立海军基地，参院才予以批准。与此同时，夏威夷政府“主动”宣布由美国海军长期独家使用珍珠港。随即，英国政府要求夏威夷当局遵循对世界各国“平等开放”的原则，但遭到了拒绝。为了使美国介入夏威夷合法化，此时已经居住在夏威夷的美国农场主在本国政府的默许和舆论的支持下，利用他们在当地经济、政治中的影响，策划了一场政变并扶植了一个受美国控制的地方政府上台。从此，美国在通向东亚地区的太平洋中心建立起了一个完全由它支配的战略枢纽。

　　就在美国政府极力策划控制夏威夷之际，英德两国也急迫地与美国在太平洋中的萨摩亚岛展开了激烈竞争，并一度走向战争的边缘。实际上，美国早已对萨摩亚群岛恩威并施，它与当地酋长于1878年就签署了防范他国染指该岛港口的《美萨友好通商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海军在萨摩亚港口拥有非垄断性的使用权。英德两国同样一直觊觎着这里的优良港口及其战略位置，德国执意在太平洋上寻求扩张的立足点，而英国一直指责美国独家控制夏威夷的霸道做法。英、德两国在外交上达成共识，相互支持并假借萨摩亚纠纷来牵制美国。结果，英、德、美三国在这个小岛上摆出了相互猜疑与对抗的架势。他们各自驻当地的领事馆也趁机介入地方上的阴谋活动，引得历来非常宁谧的岛屿骚动频发。面对一片乱象，1887年3月美国国务卿托马斯·贝亚德提出，由上述三国代表在恰当的时候举行会晤。他建议各方6月在华盛顿举行相关会议以解决萨摩亚问题。

　　然而，这一期间的英德两国已经私下达成谅解：英国支持德国提出对萨摩亚的托管要求，以换取柏林支持伦敦在非洲和近东地区的殖民利益。虽然华盛顿会议如期召开，但结果可想而知：三国代表不欢而散。随后，德国政府主张在萨摩亚问题上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一时有传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沙俄外交部长罗巴诺夫提出恢复昔日的“三皇同盟”，以针对日益强势的美国。德国宰相俾斯麦不仅派出德国军队登陆萨摩亚，而且顺势控制了地方酋长政府。但这一过激的行动反而促使英、美两国在萨摩亚问题上开始从对抗转为合作。转年2月，英美两国在加拿大关税互惠问题上达成了《贝亚德-张伯伦条约》。随后英国和美国准备一起拒绝向岛上亲德国的萨摩亚酋长缴纳税金。这一“和平”对峙持续至1889年。当时，全世界目睹了当时海上霸权英国和正在迅速崛起的德国与美国，相继派出各自的军舰驶入萨摩亚狭小的阿皮亚港口。霎时间，世界上三个最强国的七艘战舰整装上阵剑拔弩张，展现给世人一派肃穆和杀气。

　　尽管俾斯麦在萨摩亚问题上表现出一贯的强硬态度，但是，美国新一代政治强人西奥多·罗斯福在海外基地问题上也不甘示弱。在两个新崛起的大国的较量中，罗斯福呼吁美国以积极备战回应对方。显然，英国乐于坐山观虎斗。在这关键时刻，美英德三国政府考虑到萨摩亚其战略价值相当有限，而远东和非洲的殖民地尚未划分完毕，因此最终同意以和谈手段解决彼此间的争夺和分歧。这一决定似乎就是苍天的安排。

　　1889年3月16日，一场历史上罕见的飓风横扫阿皮亚港，摧毁了停泊在港内的美德两国的六艘战舰，虽然英国军舰幸运的死里逃生，但也成为日后媒体报道的笑柄。在这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形下，英德两国接受了美国政府的提议，准备通过谈判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此时战争乌云似乎散去，但新一轮的大国分赃却在酝酿之中。4月，他们在柏林再次召开了旨在解决萨摩亚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在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上演的大国共同瓜分弱小国家的一次典型交易。根据所签署的协议，美英德三方对各自占有的萨摩亚区域拥有相互认同的“保护”特权。1899年末，美德两国正式瓜分了萨摩亚。而此前一贯狡猾多变的英国在得到太平洋上的其他岛屿作为补偿后，主动退出了与德美两国的纠缠。

　　19世纪末，一些美国政客与媒体公开宣扬，美国已经到了突破其传统的孤立心境以及对外不结盟立场的时候了。1893年，时任国务卿的威廉·格雷沙姆就是其主要代表。此时的国际局势再次满足了美国的扩张需求。就在它实际控制了夏威夷和萨摩亚等战略基地后，美国领导人意识到这些基地与美国本土相距很远这一被动事实。于是美国政府、尤其是军队中的“鹰派”开始在蓄谋占领菲律宾这一扼守远东的战略要地。尽管1899年1月，菲律宾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并且阿奎那多就任首届总统，但美军经过充分准备后公然在2月份占领了整个国家。这是美国首次使用武力镇压一个亚洲主权国家的民族起义。美国发动的这场海外殖民战争持续到1902年才得以结束。

　　在相继控制了中途岛、夏威夷、菲律宾等战略要地的同时，美国在远东开始面临更大的挑战，即欧洲列强与正在兴起的日本准备对迅速衰微的中华帝国进行划分“势力范围”。自1895年至1899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实际出口额增长了近两倍，美国商界已经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1898年1月，美国《商报》写道，中国为美国商业提供的巨大机遇“简直是不可估量的”，它将是美国在海外的最大市场。8月，美国亚洲协会主席(AAA)弗雷泽公开称道，“麦金莱总统决心采取与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相适合的一切手段，维护我们在那一地区(中国)的巨大利益。”正是考虑到中国作为潜在的巨大市场以及具有的地缘战略价值，美国将不得不捍卫它在中国现存条约体系下享有的一切特权。

　　1899年9月，美国政府第一次以外交照会的形式提出了包含三点核心内容的“门户开放”倡议，即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列强在其境内的“势力范围”与“既得权利”，但同时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各国开放。1900年7月，国务卿海约翰代表美国政府提出了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与此前照会中仅仅要求“贸易机会均等”不同的是，这一照会增加了新的内容，即“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主权不受损害”。当时美国声称致力于寻求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即“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主权不受损害，保护由条约及国际法所保证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从一开始，上述两个“门户开放”照会立即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美国政府与学界一再坚持这样的看法，正是美国对其商业利益和地缘安全的一味追求，以及他们生来具有的扩展欲望和“美国例外”的心态，从此美国卷入了太平洋和远东事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演绎成了美国属于亚太国家的依据。由此可见，美国人坚持认为属于亚太国家，绝非来自奥巴马时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而是有其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