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从周期视角看新自由主义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兴衰

　　一、新自由主义兴起并不是一个趋势性的现象

　　在2008年以后，经济学的知识谱系就比较乱了，不知道在什么样的体系下讨论问题。在经济学界，直接用计量经济学的实证逻辑去替代理论经济学的规范逻辑，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新的学术时尚。这一变化与2008年的危机有关，因为我们相当长时期是在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谈论问题。很显然，2008年以后，特别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以后，新自由主义也好，新古典经济学也好，原来的分析范式肯定解释不了特朗普的行为，特朗普的行为和新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是相违背的。现在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当中要用什么样的大家普遍认可的知识谱系共同讨论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挺困难的一个事情。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问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40年前，当我们打开国门，开始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时，正值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再度兴起。尽管我们在国内制度的改革上并没有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世俗版的改革方案——华盛顿共识，但至少与苏联、东欧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做法是成功的。应该说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具体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估计这类的争论也还会长期存在。但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需要中国学术界反思的，当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盛行时，我们往往将这种现象视为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性的现象，但是，当今天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清楚地判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也只是一个周期性现象。认识到这点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今天我们所遇到的特朗普现象，也只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周期性事件，也许这种现象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

　　笔者在本文谈的是如何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中看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周期性特征。笔者的第一个观点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源自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缺陷，而非美国国内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灵。如果我们看一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那本书，我们就会发现，这是新古典经济学产生的一本标志性著作，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发现，它对应的年代在美国正是政府干预的顶峰时期，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不仅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运用于反危机领域，同时还将政府的扩张性政策运用于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使得美国出现了持续106个月的经济增长。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经济学》一书也提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是流行于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流行于英国和荷兰又日益流行于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西方世界大多数地区的主流经济学”。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在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的背景下，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在美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是缺乏实证支持的，因此，如果我们将弗里德曼的著作视为新古典经济学再度兴起的标志的话，那么它对应的现实并不是美国国内凯恩斯政策的失灵。在探究新自由主义在战后再度兴起的原因时，我们有必要另辟蹊径，在这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可能比纯经济学的解释更为客观，他们认为1958年出现的欧洲美元市场和1960年出现了欧洲美元债券市场是新自由主义复兴的现实基础。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这种观点，我们也可以在1960年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得到佐证，它就是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en)所著的《美元与黄金危机》。在书中作者非常准确地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推动世界贸易发展的实践中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而初见端倪的境外美元市场映衬出了这种缺陷存在。从这个视角看，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应的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缺陷，至少在历史时点上二者是吻合的。

　　二、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建立的初期为何排除了自由主义的方案?

　　笔者的第二个观点是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从管制到自由化的转变。我把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把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运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5—1960年，第二个阶段是1960—2008年，目前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正面临着多重的质疑和挑战，能否继续有效地运营下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与第二个阶段相契合的。

　　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运营的第一个阶段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管制时期，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制度设计者的视野中被彻底排除，通常人们从当时资本管制、外汇管制的事实来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管制制度特征，并认为这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特点是用牺牲资本流动的自由来确保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而实际上，当时国际贸易秩序也并非符合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因为无论是关贸总协定(GATTS)还是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互惠原则是贸易伙伴之间关税减让的基本原则，只不过这种关税相互减让是在多边谈判体制下进行的，而这种建立在互惠原则基础之上的关税减让并不符合经典的自由贸易的学说。如果自由贸易能改善一国的福利，那么该国就应该单边地减让关税，而无须以对方的关税减让作为前提条件，克鲁格曼曾明确指出“没有普遍可接受的用于对GATTS进行解释的经济学标准，我宁愿用GATTS思维来解释贸易协商的主要依据，但是它并没有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观念，……而GATTS思维之所以有效，是它把握了某些政治程序的现实”，这说明GATTS和WTO的逻辑也不是自由主义的逻辑，而是政府需求管理的逻辑。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为何在国际经济秩序建立的初期传统自由主义的方案被排除在外?其理由是：第一，美国和英国受1929—1933年大危机的困扰，人们对自由市场体系已经失去了信心，凯恩斯主义成了重振经济的治国良方。第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华尔街的利益集团和西欧一些中央银行曾尝试建立传统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这种尝试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采用了汇率和资本管制的措施，在这一期间金融管制成了发达国家普遍奉行的政策。第三，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内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产业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干扰欧洲国家的经济复苏，影响到欧洲国家对美国商品的购买，因此，制造业资本赞成通过资本管制来实现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这样，银行资本想通过资本自由流动实现华尔街替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方案无法被美国社会所普遍接受。这段历史和美国今天国内社会的分裂状况有几分相似，制造业和金融业利益集团的分化，也使得美国的政策选择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背道而驰。

　　三、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马歇尔计划的后果。因为，从1945年开始，旨在通过汇率稳定和资本管制来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使得国际贸易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欧洲国家在经济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始终受到国际支付手段短缺的制约，无力购买美国的商品，加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使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只能起到支付手段的作用，而不具备任何融资的资本职能，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为了解决欧洲国家的支付困难实施了马歇尔计划，用官方援助的手段加快欧洲的复兴，当然，这一计划的实施也与当时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有关。当欧洲经济复苏之后，很快出现了美国对欧洲的经常性账户赤字，加之通过官方援助的资本流出，在国际市场上很快出现了由美元荒向美元充斥的转变。根据特里芬书中所提供的数据，1952—1957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只有18亿美元，而且经常性账户保持着顺差，到1958年、1959年国际收支逆差分别上升到39亿和50美元，而最初的欧洲美元市场的规模也仅仅在30亿美元左右，可见，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是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出现相关联的，至少最早出现的逆差是由美国的官方援助项所构成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开启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资本职能的新历史，而这一职能在凯恩斯和怀特的最初设计方案中是不存在的。

　　欧洲美元市场是一个满足美元作为资本逐利的充分自由的无政府市场，因此，这个市场的运行规则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制度是相冲突的。然而，作为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的两个大国，英国和美国对这个市场的出现都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战后初期，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因英镑疲软而下降，当境外美元市场在伦敦出现时，美元业务正好弥补了英镑业务下降的利益损失，英国货币当局自然欢迎这样的国际金融业务。需要指出的是伦敦的美元业务在英国金融“大爆炸”的自由化改革之前，一直与英国的国内金融业务是相分离的，因此，欧洲美元市场出现并没有改变当时英国的金融管制制度。美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后，美元的外流使得美国货币当局维持美元和黄金的比价越来越困难，因为，当时美国货币当局的货币用黄金储备已经明显不能满足美元发行的需求，欧洲美元市场为非美国居民持有的美元寻找到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减轻了美国政府对非居民持有美元要求兑换黄金的压力，美国自然能够接受一个缓解美国货币当局压力的境外美元市场的存在，同时，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激励了美国的银行登陆欧洲美元市场从事离岸美元业务。

　　由于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欧洲美元市场得以迅速发展，它的自由的无政府的特性也得以充分体现。该市场与一国国内市场不同之处是无政府作为最终贷款者，也无利率的监管，伦敦隔夜拆借市场利率完全由市场决定，这符合传统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此相关，市场利率波动的风险也只能通过金融衍生和资产组合的方式来进行转移和化解，这是金融自由化的基本逻辑和发展方向。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新出现的欧洲美元市场很快对现存的国际经济持续产生了冲击，即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日趋扩大时，外汇市场投资者开始利用欧洲美元市场做空美元，美元开始流向欧洲各国，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引发了欧洲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为此欧洲各国，包括日本要求美国进一步在资本项下加强合作监管。而美国政府这时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因为美国人发现，面对大量美元的流入，这些国家或选择维持对美元的汇率，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保持对美出口的竞争力，弊端是在固定汇率体系下美元储备的增加，会丧失一国货币政策对本国通货膨胀的控制功能;或者选择本币对美元的升值，这种政策又会影响到西欧国家商品的竞争力。欧洲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对美国而言实际上是美国霸权的“结构性权力”的体现：如果西欧诸国选择对美元升值，那么，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会被自动纠正，贸易不平衡的负担在浮动汇率的体系中自动转移到了顺差国一方。从这一时刻开始，美国人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和资本管制，限制了美元“结构性权力”的实现，为此，他们不但在20世纪60年代拒绝了欧洲国家管制资本的合作要求，而且还在1973年单边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国际经济秩序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阶段。在这一过程，美国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要的作用在于论证了浮动汇率的制度优势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