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奇：世界重返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

　　“一个崭新的世界。”街童阿拉丁在1992年上映的卖座电影《阿拉丁》(Aladdin)中向茉莉公主(Princess Jasmine)承诺。“一个全新的梦幻般的视角……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我从没见过的耀眼的地方。”果不其然，人们最终看到的世界符合让人放心的、维护以自由和社会流动为特征的美国软实力的迪士尼(Disney)叙事。爱情胜利了，街童娶了公主，专制威权的苏丹变得开明。

　　在这首荣获奥斯卡(Oscar)大奖的电影主题曲发行之际，一个全新的后冷战世界真的诞生了。苏联的解体似乎印证了，压制人民、扼杀人民活力的威权政权必将走向灭亡，“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必须被释放出来才能迸发生产力。建立在自由民主制度和开放市场之上的美式世界观似乎无懈可击。

　　但好景不长。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已经摇摇欲坠，帮助催生了一波出书热潮，作者们试图从大量庞杂问题中探寻一种新秩序。

　　中国(利用威权主义来推动和动员生产力)的崛起，是否预示着一个新的非自由世界秩序?经济活力无可否认地向东方转移，是否意味着亚洲注定将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国发起的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BRI)——在80多个国家资助并承建基础设施——会不会最终将埋葬欧洲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理想，并代之以“天下”仪式，即一种返祖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探究。本文评论的三位作者——牛津大学(Oxford)全球史教授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常住新加坡的学者和作家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葡萄牙原政府部长布鲁诺•玛萨艾斯(Bruno Maçães)——分别带来一个不同的视角，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得出不同的结论。

　　弗兰科潘的新书是他广受好评的《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s)的姊妹篇。2015年出版的《丝绸之路》一书讲述了曾经连通中国与世界的古代贸易路线的历史。新书《新丝绸之路》(The New Silk Roads)不再谈论历史，而是以快节奏、针对最新事态的方式探究了中国的商业和政治影响力改变世界运转的方式。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作者追踪“中央王国”地心引力引发各种反响的部分。

　　例如，中国人对法国葡萄酒的渴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多家历史悠久的酒庄都更改了名字，以吸引中国消费者。位于梅多克(Médoc)的Château Senilhac(森尼艾克酒庄)已更名为Château Antilope Tibetaine(藏羚羊酒庄)，Château La Tour Saint-Pierre更名为Château Lapin d'Or(金兔子酒庄)，而Château Clos Bel-Air如今叫Château Grande Antilope(大羚羊酒庄)。同样，由于航空出行的需求远超飞行员的供应，中国区域性航空公司厦门航空(Xiamen Air)为符合资格的飞行员开出40万美元或更高的薪资。

　　商业活力推动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在海外的影响力投射。这种影响力有很大一部分将来自中国为所谓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国家是古丝绸之路覆盖的国家)约1万亿美元的基建项目提供资金和建设。但弗兰科潘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并不需要使其与西方格格不入。他写道：“世界某一部分的成功与另一部分的成功存在联系——而非以牺牲后者为代价。太阳在东方升起并不意味着在西方落下。”

　　在一个大家都满怀希望的世界，这一幕或许是真的。但西方已经被内部忧虑撕裂。一个新的超级大国——拒绝选举民主制度、不信任法治、对西方的人权定义不屑一顾、将美国视为军事对手，而且由一个威权政党领导——崛起，必将刺激华盛顿及其盟友的神经。

　　作为一个基本不相容的例证，最鲜明的莫过于约100万穆斯林少数民族在中国西北的新疆遭关押一事。读者难免对未来任何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可能包含的价值观感到不寒而栗。“当下是艰难而危险的时代。”弗兰科潘写道。一方面，美国正试图利用大棒、而非胡萝卜，从自身利益出发塑造世界。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引发担忧，即它可能有意建立一个帝国，“无论这种局面是精心设计的还是由于对手缺席而形成的”。

　　但在《未来属于亚洲》(The Future is Asian)一书中，有关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的预测受到了冷遇。在这本将于明年出版、很可能成为标准参考书的权威著作中，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把眼界放得更宽，提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观点：亚洲——而非只是中国——是全球经济当前和未来的北斗星。卡纳写道：“在西方关于亚洲的观念中，最重大的误解就是过于以中国为中心。”

　　在亚洲近50亿人口中，有35亿并不是中国人。中国的巨额债务、迅速老龄化的人口以及在国内市场排挤外国竞争，正驱使全球注意力转向其他亚洲次区域，比如南亚和东南亚。整个亚洲地区——卡纳定义为西至阿拉伯半岛和土耳其，东至日本和新西兰，北至俄罗斯，南至澳大利亚——已然是个庞然大物。

　　亚洲贡献了全球GDP的50%、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但在这本433页的大部头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统计数据是：“在2015年至2030年全球中产阶级约30万亿美元的消费增长中，预计只有1万亿美元来自如今的西方经济体”。

　　随着这一巨大的购买力暗流的涌现，它将令世界的天平倾斜。虽然在伦敦和华盛顿仍有一部分人表现出傲慢的无知，但西方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似乎必然大幅弱化。卡纳认为，继19世纪的“欧洲化”和20世纪的“美国化”之后，世界将要迎来一波“亚洲化”浪潮。

　　但是，“亚洲化”将会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一章才得到探讨——也许是因为这个概念太难以捉摸。如今，印度人在世界各地旅行时，不会像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或亚洲其他国家的人那样自称“亚洲人”。虽然区域性机构确实存在而且在快速增加，但是亚洲地区的共同体意识远不如(例如)欧洲那样成熟。卡纳并未过分勉强地论证自己的预测，而是明智地把自己的主张限定于一种松散想象的“文明融合”。

　　在《一带一路》一书中，布鲁诺•玛萨艾斯也认为，西方的触角和影响力范围将在未来30年逐渐缩小——他在早前一本有关欧亚大陆崛起的书中首次提出了这种前景。填补这一空缺的一种候选模式将是“天下”——其实质是要回到明朝(Ming dynasty)时期，当时中国认为自身处于全球实力和道义的中心。各方将以道义为准绳，而非法律关系;国家之间将形成依赖、慷慨、感激、尊重和惩戒的关系。仪式将被用来确认忠诚。

　　玛萨艾斯写道：“天下将决然地抛弃启蒙运动带来的透明化和公开化理想，从而与西方模式决裂。甚至在其成型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种不透明的实力行使操作。该倡议表面上秉持一种公开理念，但在实践中神神秘秘，往往在没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达成交易。”

　　在西方人看来，这样一种体系恰恰处于治理的对立面。也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随着贫穷国家欠下难以承受的债务来建造很少被使用的港口、桥梁和铁路，“一带一路”沿线如此多的基建项目已经引发争议。

　　政客们秘密达成的口头协议很容易被滥用。“天下”体系可能适合明朝，但到了现代它似乎不那么容易输出。尽管如此，“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仍渴望基础设施和投资，而相比其他来源，中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提供这些。

　　人类的本能欲望就是通过建立秩序来驾驭复杂的环境。随着“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走向衰落，人们会问，“接下来会是什么?”但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是，接替我们自二战结束以来熟悉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是某种新秩序，而是没有秩序。夹在收缩的美国与复兴的中国两种互不相容愿景之间的世界，可能已经在奔向混乱。

　　与阿拉丁童话不同，未来将不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地球。

　　在他的书最具洞察力的段落之一中，弗兰科潘引用了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阎学通的话：我们正在从国际规范由西方自由主义主导的状态转向国际规范被无视的状态。没有了行为规范，各国或许会发现，它们唯一的选择是紧紧依附于有实力的大国，而这最终将意味着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新丝绸之路：世界的现在与未来》(The New Silk Roads: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World)，彼得•弗兰科潘著，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出版

　　《未来属于亚洲：21世纪的全球秩序》(The Future is Asian: Global Ord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帕拉格•卡纳著，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W&N)出版

　　《一带一路：中国式世界秩序》(Belt and Road: A Chinese World Order)，布鲁诺•玛萨艾斯著，Hurst出版社出版

　　金奇(James Kynge)是英国《金融时报》全球中国主编

　　“一个崭新的世界。”街童阿拉丁在1992年上映的卖座电影《阿拉丁》(Aladdin)中向茉莉公主(Princess Jasmine)承诺。“一个全新的梦幻般的视角……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我从没见过的耀眼的地方。”果不其然，人们最终看到的世界符合让人放心的、维护以自由和社会流动为特征的美国软实力的迪士尼(Disney)叙事。爱情胜利了，街童娶了公主，专制威权的苏丹变得开明。

　　在这首荣获奥斯卡(Oscar)大奖的电影主题曲发行之际，一个全新的后冷战世界真的诞生了。苏联的解体似乎印证了，压制人民、扼杀人民活力的威权政权必将走向灭亡，“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必须被释放出来才能迸发生产力。建立在自由民主制度和开放市场之上的美式世界观似乎无懈可击。

　　但好景不长。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已经摇摇欲坠，帮助催生了一波出书热潮，作者们试图从大量庞杂问题中探寻一种新秩序。

　　中国(利用威权主义来推动和动员生产力)的崛起，是否预示着一个新的非自由世界秩序?经济活力无可否认地向东方转移，是否意味着亚洲注定将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国发起的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BRI)——在80多个国家资助并承建基础设施——会不会最终将埋葬欧洲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理想，并代之以“天下”仪式，即一种返祖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探究。本文评论的三位作者——牛津大学(Oxford)全球史教授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常住新加坡的学者和作家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葡萄牙原政府部长布鲁诺•玛萨艾斯(Bruno Maçães)——分别带来一个不同的视角，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得出不同的结论。

　　弗兰科潘的新书是他广受好评的《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s)的姊妹篇。2015年出版的《丝绸之路》一书讲述了曾经连通中国与世界的古代贸易路线的历史。新书《新丝绸之路》(The New Silk Roads)不再谈论历史，而是以快节奏、针对最新事态的方式探究了中国的商业和政治影响力改变世界运转的方式。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作者追踪“中央王国”地心引力引发各种反响的部分。

　　例如，中国人对法国葡萄酒的渴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多家历史悠久的酒庄都更改了名字，以吸引中国消费者。位于梅多克(Médoc)的Château Senilhac(森尼艾克酒庄)已更名为Château Antilope Tibetaine(藏羚羊酒庄)，Château La Tour Saint-Pierre更名为Château Lapin d'Or(金兔子酒庄)，而Château Clos Bel-Air如今叫Château Grande Antilope(大羚羊酒庄)。同样，由于航空出行的需求远超飞行员的供应，中国区域性航空公司厦门航空(Xiamen Air)为符合资格的飞行员开出40万美元或更高的薪资。

　　商业活力推动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在海外的影响力投射。这种影响力有很大一部分将来自中国为所谓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国家是古丝绸之路覆盖的国家)约1万亿美元的基建项目提供资金和建设。但弗兰科潘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并不需要使其与西方格格不入。他写道：“世界某一部分的成功与另一部分的成功存在联系——而非以牺牲后者为代价。太阳在东方升起并不意味着在西方落下。”

　　在一个大家都满怀希望的世界，这一幕或许是真的。但西方已经被内部忧虑撕裂。一个新的超级大国——拒绝选举民主制度、不信任法治、对西方的人权定义不屑一顾、将美国视为军事对手，而且由一个威权政党领导——崛起，必将刺激华盛顿及其盟友的神经。

　　作为一个基本不相容的例证，最鲜明的莫过于约100万穆斯林少数民族在中国西北的新疆遭关押一事。读者难免对未来任何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可能包含的价值观感到不寒而栗。“当下是艰难而危险的时代。”弗兰科潘写道。一方面，美国正试图利用大棒、而非胡萝卜，从自身利益出发塑造世界。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引发担忧，即它可能有意建立一个帝国，“无论这种局面是精心设计的还是由于对手缺席而形成的”。

　　但在《未来属于亚洲》(The Future is Asian)一书中，有关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的预测受到了冷遇。在这本将于明年出版、很可能成为标准参考书的权威著作中，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把眼界放得更宽，提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观点：亚洲——而非只是中国——是全球经济当前和未来的北斗星。卡纳写道：“在西方关于亚洲的观念中，最重大的误解就是过于以中国为中心。”

　　在亚洲近50亿人口中，有35亿并不是中国人。中国的巨额债务、迅速老龄化的人口以及在国内市场排挤外国竞争，正驱使全球注意力转向其他亚洲次区域，比如南亚和东南亚。整个亚洲地区——卡纳定义为西至阿拉伯半岛和土耳其，东至日本和新西兰，北至俄罗斯，南至澳大利亚——已然是个庞然大物。

　　亚洲贡献了全球GDP的50%、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但在这本433页的大部头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统计数据是：“在2015年至2030年全球中产阶级约30万亿美元的消费增长中，预计只有1万亿美元来自如今的西方经济体”。

　　随着这一巨大的购买力暗流的涌现，它将令世界的天平倾斜。虽然在伦敦和华盛顿仍有一部分人表现出傲慢的无知，但西方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似乎必然大幅弱化。卡纳认为，继19世纪的“欧洲化”和20世纪的“美国化”之后，世界将要迎来一波“亚洲化”浪潮。

　　但是，“亚洲化”将会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一章才得到探讨——也许是因为这个概念太难以捉摸。如今，印度人在世界各地旅行时，不会像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或亚洲其他国家的人那样自称“亚洲人”。虽然区域性机构确实存在而且在快速增加，但是亚洲地区的共同体意识远不如(例如)欧洲那样成熟。卡纳并未过分勉强地论证自己的预测，而是明智地把自己的主张限定于一种松散想象的“文明融合”。

　　在《一带一路》一书中，布鲁诺•玛萨艾斯也认为，西方的触角和影响力范围将在未来30年逐渐缩小——他在早前一本有关欧亚大陆崛起的书中首次提出了这种前景。填补这一空缺的一种候选模式将是“天下”——其实质是要回到明朝(Ming dynasty)时期，当时中国认为自身处于全球实力和道义的中心。各方将以道义为准绳，而非法律关系;国家之间将形成依赖、慷慨、感激、尊重和惩戒的关系。仪式将被用来确认忠诚。

　　玛萨艾斯写道：“天下将决然地抛弃启蒙运动带来的透明化和公开化理想，从而与西方模式决裂。甚至在其成型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种不透明的实力行使操作。该倡议表面上秉持一种公开理念，但在实践中神神秘秘，往往在没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达成交易。”

　　在西方人看来，这样一种体系恰恰处于治理的对立面。也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随着贫穷国家欠下难以承受的债务来建造很少被使用的港口、桥梁和铁路，“一带一路”沿线如此多的基建项目已经引发争议。

　　政客们秘密达成的口头协议很容易被滥用。“天下”体系可能适合明朝，但到了现代它似乎不那么容易输出。尽管如此，“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仍渴望基础设施和投资，而相比其他来源，中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提供这些。

　　人类的本能欲望就是通过建立秩序来驾驭复杂的环境。随着“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走向衰落，人们会问，“接下来会是什么?”但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是，接替我们自二战结束以来熟悉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是某种新秩序，而是没有秩序。夹在收缩的美国与复兴的中国两种互不相容愿景之间的世界，可能已经在奔向混乱。

　　与阿拉丁童话不同，未来将不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地球。

　　在他的书最具洞察力的段落之一中，弗兰科潘引用了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阎学通的话：我们正在从国际规范由西方自由主义主导的状态转向国际规范被无视的状态。没有了行为规范，各国或许会发现，它们唯一的选择是紧紧依附于有实力的大国，而这最终将意味着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新丝绸之路：世界的现在与未来》(The New Silk Roads: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World)，彼得•弗兰科潘著，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出版

　　《未来属于亚洲：21世纪的全球秩序》(The Future is Asian: Global Ord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帕拉格•卡纳著，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W&N)出版

　　《一带一路：中国式世界秩序》(Belt and Road: A Chinese World Order)，布鲁诺•玛萨艾斯著，Hurst出版社出版

　　金奇(James Kynge)是英国《金融时报》全球中国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