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秩序的根基：美虽新邦，其命惟旧

　　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创作的油画，签署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情景

　　但是，这并不表示美国从希腊那里什么都没有学到。有一位叫梭伦的雅典人，在美国建国时期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大致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为雅典制定了一部宪法，美国的革命者也想为美国制定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所带有审慎与平衡以及混合政体的特质，也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所追求的;第二，梭伦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主动放弃成为独裁者的机会。这一幕也被美国的建国者在制定宪法时重演了一遍。华盛顿拒绝成为国王，制宪者们也制定了一部宪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这些人正是未来的执政者。

　　梭伦树立了古典意义上的立法者的典范，不仅是希腊的典范，而且是全人类的典范。他是一位政治家，能够以人民政治家的身份采取有力的措施，因为在他的灵魂中，那些激情都已顺服普遍的秩序。这段描述完全适用于华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等人。作者写道，梭伦让自己的灵魂与行为井井有条，与宇宙的秩序协调一致。这种内外的合一，也存在于美国诸多建国者们的身上。

　　雅典文明的印记，在美国并不难以发现。作者举出的证据之一，是华盛顿的古典风格的建筑。柏拉图重观念、重灵魂、轻物质的唯心主义价值观，也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人的精神气质。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也特别重视思想的力量与观念后果。他们爱说，人是观念的动物，而只有动物才是物质的动物。

　　罗马共和：作为混合政体的共和

　　在美国建国者中，最高的共识就是在美国摒弃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共和是美国秩序的政治标签。如果说民主起源于雅典，那么共和则起源于罗马。共和的本质是政权的公有，是公天下，其对立面是一人独大或一权独大的私天下。相对于专政依靠武力的统治，共和的统治依靠的是和平手段。美国的建国者们从罗马学到了共和，并在罗马的城邦共和的基础上，在美国建立了复合共和，从而避开了城邦共和短命的覆辙。

　　古罗马的政治传统中，建国者们最想复制的政治实践是混合政体。这一政体的特点，是把一人统治的君主政治、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治与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治熔为一炉。美国宪法继承并改良了古罗马的混合政体。总统职位脱胎于罗马共和中的执政官，参议院(Senate)照搬自元老院(Senatus)，众议院对应于公民大会。联邦最高法院则类似于具有否决权的护民官。两千年之后，罗马宪制的名声依然如此响亮，以至于美国的制宪者们会尽可能地模仿它。贯穿在混合政体中的则是分权制衡思想，即不论是个人的权力，还是少数人的权力，抑或是多数人的权力，都应加以分立与制衡。美国建国者们试图把凝结在这一传统的规则提炼出来，写进美国的宪法，并植入到美国秩序之中。

　　美国参议院、众议院两院所在的国会山(Capitol Hill)这个称呼是托马斯·杰斐逊命名的，取自于古罗马的卡皮托林山(Capitoline Hill)。该山是古罗马神话中朱庇特的神殿所在，也是古罗马政治权力中心元老院所在。以此来比喻美国的立法机关的所在，可见古罗马政治传统在当时之深入人心，也映射出当年这些开国者们深深的罗马情结。

　　古罗马的政治传统中，对建国者们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西塞罗及其自然法思想。作者对西塞罗多有着墨。西塞罗认为：最高的法律来自神明。真正的法律必须是符合自然、顺应自然的法律。顺应自然的法律也是普遍适用的，对所有的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就是说，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允许有任何人超然于法律之上，不论其位置多高。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论谁制定的，都是恶法。他的有序自由的理论对建国时期的美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美国人正试图实现有序的自由。

　　“Novus ordo seclorum”是一美元纸钞背面的拉丁文，这句话代表了开国者们所要建立的是“历久的新秩序” (New order of the ages)。而这句拉丁文取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可见，为美国宪政贡献巨大的那些古罗马元素，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也值得那些有待实现依宪执政的国家认真借鉴。

　　美国宪法表明，古罗马人的政治智慧与传统乃至教训，已经成为汉密尔顿、麦迪逊等美国宪法制定者们的“常识”。美国开国者们试图把凝结在这一传统的规则提炼出来，写进美国的宪法，并植入到政治秩序中来。当然，古罗马对美国的影响，绝不止于上述依宪执政层面。古罗马的公民精神与公民美德、信仰上的虔诚、诗歌与雄辩、法律传统与政治制度等等，都深度地影响着刚刚建立的美国。

　　伦敦法治：法在王上、王在法下

　　英国与美国的秩序一脉相承。伦敦从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吸取了其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并将这些精华带到了希伯来先知、希腊哲学家和罗马皇帝一无所知的北美大陆。英国对美国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人熟悉的“英美传统”这个说法中窥到一斑。美国秩序继承了以个人自由、财产权、普通法、大宪章、代议制政府等为特征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传统，即大家常说的英美传统。美国秩序没有抛弃，而是接续了英格兰的自由传统。伦敦所代表的英国对美国秩序的影响：普通法与法治、代议政府、重要性被严重低估的英语语言、自由市场经济、英国的传统、习俗、民风、观念。

　　作为作者列举的重要个案，以英国《自由大宪章》为节点所确立的法在王上、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正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之上。英国的一切法律传统，都植根在基督教伦理之中。基督教对人类状况的理解大多经由英国传到美国，让美国的政治秩序获得了内在的统一。

　　英国传统中的信仰神明与保守传统成为美国秩序的精神本质。《大宪章》是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传统的里程碑。它产生于英国，但是其作用并不局限于英国。它传达的是普世的信息，它贡献的是人类自由的共同传统。《大宪章》所确立的“法律之下的自由”，不仅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且是全人类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作者注意到，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理不只是由国王与议会创制，而且还是他们权力的来源，这一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从首批殖民者开始就传入美国。

　　《大宪章》，从发端于英国的自由传统，传承为美国的自由传统。从《大宪章》到美国宪法的传统，是一个保守自由的传统。《大宪章》是保守自由的宪章，美国宪法是保守自由的宪法。美国的宪法是一部保守主义的宪法，它保守的是《大宪章》所光大的自由传统，继承的是《大宪章》的宪法政治原则。这一传统在美国也被称为宪法政治保守主义的传统。

　　英国的法治是建立在普通法基础上的，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普通法系国家。作者甚至认为，从渊源上讲，普通法对美国个人自由的贡献，可能高于任何其他来源。而希伯来法律与基督教伦理都被接纳为普通法的一部分。普通法既是秩序的基础，也是自由的基石。在普通法之下，没有人(包括国王)高于或超越于法律之上。就是说，国王应该在神明与其律法之下。

　　美国建国后，《大宪章》从英格兰延伸到北美，构筑了盎格鲁-美利坚的自由传统。当英国的殖民者抵达北美新大陆之后，也将盎格鲁的自由传统与《大宪章》的精神带到了那里。1606年《弗吉尼亚宪章》、后来的《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案》，都贯穿了《大宪章》的政治理念。《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再现了《大宪章》的精华。

　　作者对那些影响美国秩序的重要元素进行了精湛的蒸馏处理，本书则是蒸馏后的精华。该书证明，美国秩序是人类漫长优秀传统的集大成者。永恒的必定是古老的。耶路撒冷启示了秩序的奥秘与原理，雅典贡献了艺术与科学，罗马贡献了政体与自然法，伦敦则贡献了法治、语言、习俗、传统与盎格鲁传承。没有这些传统，就没有后来的美国秩序。在这种意义上，建国者们在根本上都是保守主义者。美国的秩序在性质上是保守主义的，因为美国的宪法是保守主义的。

　　该书颠覆了中国读者对美国的许多错误印象：印象中，美国秩序是进化的、世俗的、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事实是，美国秩序是神明的、宗教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印象中，美国秩序是一群政治精英在费城横空出世的妙想;事实是，美国秩序的原理与要件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存在了数千年。印象中，美国是各国的现代化楷模;事实是，美国是古老智慧之树的新枝。就是说，美虽新邦，其命惟旧。

　　很多人认为，美国秩序是欧洲启蒙运动结出的果实，美国秩序是建立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构想的抽象原理之上。但是，柯克不这么看。美国秩序不是启蒙思想家们所构想的理性王国。美国秩序的永恒之道，蕴藏在美国和西方文明的三千年传统之中。美国革命所要建立的，是基于古老事物与古老原理的新秩序。当时的美国貌似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实不然。新建的美国不是与过去的决断和割裂，而是对人类自由的大传统的继承。决定美国秩序的是上面提到的四座城市。这四座城市对美国的影响，决定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根本差异。

　　最后，再说说本书的作者。柯克先生被誉为美国保守主义的先知与教父，是20世纪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有美国保守主义的“精神教父”之称。在20世纪后半叶，他差不多凭一己之力在美国复兴了保守主义。他甚至走出书斋，为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助选。他于1918年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一个有书香的乡村寒门，那里离底特律不远。在柯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美国秩序的根基》得以在中国与读者见面，这真是中国读者的幸事。

　　柯克先生博学而睿智，观点锋锐，才思敏捷，他的文字沉稳而警醒。柯克先生也是里根总统十分赞赏的一位政治思想家，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带来美国复兴的里根总统。《美国秩序的根基》让读者有一个宝贵的机会，从最深层面认识美国秩序的根基。

　　耶路撒冷精神：神明在历史与时间中掌权

　　如果有人说，华盛顿特区是美国的政治首都，大家肯定赞同。但若称耶路撒冷是美国的精神首都，一定会有很多人感到惊讶。然而，这却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事实。

　　《美国秩序的根基》；作者：(美)拉塞尔·柯克；译者：张大军

　　《美国秩序的根基》阐明：美国秩序不是起源于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而是起源于旧约《圣经》，起源于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神明，才是美国秩序的首席作者。希伯来人的这一秩序，经过很多世纪传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手中，上帝的律法依旧是秩序的源泉。美国秩序的建立，是神明的主权在北美的延伸。神明在西奈山上通过摩西颁布十诫，启示了超验秩序的原理，变成了美国秩序的现实。所以，美国的秩序是神明的杰作，建国者们则把神意变成现实。

　　今天，关注乃至研究美国的人士，很少关心美国的耶路撒冷源头。然而，作者认为，如果缺乏对《圣经》的一定了解，美国秩序的结构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理解。虽然旧约在当代的许多人看来，似乎是对彼时被遗忘的混乱记载，但意义却深远。永恒的耶路撒冷这座灵性之城，是美国秩序的精神源头;律法与先知的教导，是美国秩序的希伯来根基。美国秩序的建立，是神明的主权以及神明与其选民之间的圣约在北美的延伸。

　　在作者看来，信靠神明，就意味着必然要相信神明所设计的秩序。美国秩序的最重要的根基，是相信神明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作者相信，所有真正的法律都来自神明，而且神明是秩序与正义之源。在此信念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秩序便是神明秩序。美国的建国者们非常智慧地选择这一神明秩序，美国也因此长治久安繁荣兴盛。从这种意义上讲，摩西在旧约中所揭示的秩序原理是绝对科学的原理，因为这一超验秩序原理，在经验上被反复证成，从未被证伪。以色列与美国的命运告诉作者，一个国家的命运其实是其在神明主权之下的存在。只有神明才能保佑美国。

　　任何一个邦国的秩序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灵魂与信仰深处的内在秩序，也叫灵魂秩序;一个是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外在秩序。内在秩序决定外在秩序。一个人的灵魂失序，他就会崩溃;如果一个政治失序，社会就会瓦解。社会政治秩序是建立在关于道德与信仰灵魂秩序之上的，后者是前者的根基。如果要想在邦国中建立秩序，人的灵魂中首先要有秩序。美国秩序背后的灵魂秩序是来自耶路撒冷。作者断言，没有以色列留下的道德遗产，就没有美国的道德秩序。可见，耶路撒冷的传统是美国秩序的关键成分。

　　1861年3月4日，亚伯拉罕·林肯就职典礼，左手按住《圣经》宣誓

　　作者发现，美国人的灵魂秩序端赖基督教。美国秩序是神明的作品，美利坚是神明的新以色列。美国秩序的根基，深深地扎在对神明的信仰之中。如果不是因为信仰而得到上帝的保佑，美国的荣耀不过像历史上那些强盛一时的帝国一样，如过眼的烟云而已。不论美国与神明的关联今天在美国受到了多么严重的质疑与挑战，与神明的关联依然是美国秩序的根基。

　　作者致力于揭示希伯来先知对现代人的持久意义，以及先知们的教导现今是如何深深地嵌入到美国的秩序结构之中的。而以色列的君王对美国则毫无影响，也从未被歌颂。

　　耶路撒冷对美国秩序的影响不仅是最早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和最重大的。作者发现，希伯来的传统对美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对欧洲大陆的影响。之所以说美国的秩序是神明的秩序，是因为后来建立十三州的美国人，不仅将自己比作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百姓，而且以十诫和《利未记》与《申命记》来建构整个的秩序，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神明的指引下再次经历希伯来人的磨难与成就。他们期盼并最终得到了神明的保佑与赐福，直至今日。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在上帝的良辰吉日，另有人可能会以审慎与爱心更新与改善这一秩序的结构。”

　　雅典民主：民主实践是一个教训

　　说到雅典，人们可能会想到雅典民主对美国秩序的影响。但恰恰相反，柯克认为，希腊失败的政治经验提供了某些有益的负面教训。就是说，美国的秩序不是要复制雅典的民主，而要是吸取雅典民主所提供的教训。作者写道：法国大革命的大多数领袖，纵情歌颂属于古典希腊与罗马的一切。不过美国革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初期的领袖们，在诉诸他们的古典情怀时则有所保留;雅典的盛世未超过五十年，而美国的建国者们希望找到更持久的道路。

　　在许多人眼中，美国几乎是民主政治的同义词。然而，这不是事实。该书提醒人们，美国的建国者回避，甚至不愿意把美国政体归入民主政体。熟悉《联邦党人文集》的读者对这一结论并不陌生。作者写道，在雅典与许多城邦国家，希腊的伟大时代是民主的时代。一直到美国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时代之前，很少有美国政治家声称自己是民主人士。

　　柯克认为，雅典乃至希腊的政治失败，原因在于希腊政治思想的问题可以归因于希腊的宗教缺陷。美轮美奂的宗教，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个连贯的道德秩序。雅典也因此未能在其体制内成功构建公义的秩序。至于中国人所推崇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作者认为，说这二位对美国创建者们有非常大的直接影响可能是错的。

　　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创作的油画，签署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情景

　　但是，这并不表示美国从希腊那里什么都没有学到。有一位叫梭伦的雅典人，在美国建国时期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大致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为雅典制定了一部宪法，美国的革命者也想为美国制定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所带有审慎与平衡以及混合政体的特质，也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所追求的;第二，梭伦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主动放弃成为独裁者的机会。这一幕也被美国的建国者在制定宪法时重演了一遍。华盛顿拒绝成为国王，制宪者们也制定了一部宪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这些人正是未来的执政者。

　　梭伦树立了古典意义上的立法者的典范，不仅是希腊的典范，而且是全人类的典范。他是一位政治家，能够以人民政治家的身份采取有力的措施，因为在他的灵魂中，那些激情都已顺服普遍的秩序。这段描述完全适用于华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等人。作者写道，梭伦让自己的灵魂与行为井井有条，与宇宙的秩序协调一致。这种内外的合一，也存在于美国诸多建国者们的身上。

　　雅典文明的印记，在美国并不难以发现。作者举出的证据之一，是华盛顿的古典风格的建筑。柏拉图重观念、重灵魂、轻物质的唯心主义价值观，也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人的精神气质。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也特别重视思想的力量与观念后果。他们爱说，人是观念的动物，而只有动物才是物质的动物。

　　罗马共和：作为混合政体的共和

　　在美国建国者中，最高的共识就是在美国摒弃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共和是美国秩序的政治标签。如果说民主起源于雅典，那么共和则起源于罗马。共和的本质是政权的公有，是公天下，其对立面是一人独大或一权独大的私天下。相对于专政依靠武力的统治，共和的统治依靠的是和平手段。美国的建国者们从罗马学到了共和，并在罗马的城邦共和的基础上，在美国建立了复合共和，从而避开了城邦共和短命的覆辙。

　　古罗马的政治传统中，建国者们最想复制的政治实践是混合政体。这一政体的特点，是把一人统治的君主政治、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治与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治熔为一炉。美国宪法继承并改良了古罗马的混合政体。总统职位脱胎于罗马共和中的执政官，参议院(Senate)照搬自元老院(Senatus)，众议院对应于公民大会。联邦最高法院则类似于具有否决权的护民官。两千年之后，罗马宪制的名声依然如此响亮，以至于美国的制宪者们会尽可能地模仿它。贯穿在混合政体中的则是分权制衡思想，即不论是个人的权力，还是少数人的权力，抑或是多数人的权力，都应加以分立与制衡。美国建国者们试图把凝结在这一传统的规则提炼出来，写进美国的宪法，并植入到美国秩序之中。

　　美国参议院、众议院两院所在的国会山(Capitol Hill)这个称呼是托马斯·杰斐逊命名的，取自于古罗马的卡皮托林山(Capitoline Hill)。该山是古罗马神话中朱庇特的神殿所在，也是古罗马政治权力中心元老院所在。以此来比喻美国的立法机关的所在，可见古罗马政治传统在当时之深入人心，也映射出当年这些开国者们深深的罗马情结。

　　古罗马的政治传统中，对建国者们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西塞罗及其自然法思想。作者对西塞罗多有着墨。西塞罗认为：最高的法律来自神明。真正的法律必须是符合自然、顺应自然的法律。顺应自然的法律也是普遍适用的，对所有的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就是说，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允许有任何人超然于法律之上，不论其位置多高。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论谁制定的，都是恶法。他的有序自由的理论对建国时期的美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美国人正试图实现有序的自由。

　　“Novus ordo seclorum”是一美元纸钞背面的拉丁文，这句话代表了开国者们所要建立的是“历久的新秩序” (New order of the ages)。而这句拉丁文取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可见，为美国宪政贡献巨大的那些古罗马元素，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也值得那些有待实现依宪执政的国家认真借鉴。

　　美国宪法表明，古罗马人的政治智慧与传统乃至教训，已经成为汉密尔顿、麦迪逊等美国宪法制定者们的“常识”。美国开国者们试图把凝结在这一传统的规则提炼出来，写进美国的宪法，并植入到政治秩序中来。当然，古罗马对美国的影响，绝不止于上述依宪执政层面。古罗马的公民精神与公民美德、信仰上的虔诚、诗歌与雄辩、法律传统与政治制度等等，都深度地影响着刚刚建立的美国。

　　伦敦法治：法在王上、王在法下

　　英国与美国的秩序一脉相承。伦敦从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吸取了其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并将这些精华带到了希伯来先知、希腊哲学家和罗马皇帝一无所知的北美大陆。英国对美国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人熟悉的“英美传统”这个说法中窥到一斑。美国秩序继承了以个人自由、财产权、普通法、大宪章、代议制政府等为特征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传统，即大家常说的英美传统。美国秩序没有抛弃，而是接续了英格兰的自由传统。伦敦所代表的英国对美国秩序的影响：普通法与法治、代议政府、重要性被严重低估的英语语言、自由市场经济、英国的传统、习俗、民风、观念。

　　作为作者列举的重要个案，以英国《自由大宪章》为节点所确立的法在王上、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正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之上。英国的一切法律传统，都植根在基督教伦理之中。基督教对人类状况的理解大多经由英国传到美国，让美国的政治秩序获得了内在的统一。

　　英国传统中的信仰神明与保守传统成为美国秩序的精神本质。《大宪章》是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传统的里程碑。它产生于英国，但是其作用并不局限于英国。它传达的是普世的信息，它贡献的是人类自由的共同传统。《大宪章》所确立的“法律之下的自由”，不仅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且是全人类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作者注意到，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理不只是由国王与议会创制，而且还是他们权力的来源，这一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从首批殖民者开始就传入美国。

　　《大宪章》，从发端于英国的自由传统，传承为美国的自由传统。从《大宪章》到美国宪法的传统，是一个保守自由的传统。《大宪章》是保守自由的宪章，美国宪法是保守自由的宪法。美国的宪法是一部保守主义的宪法，它保守的是《大宪章》所光大的自由传统，继承的是《大宪章》的宪法政治原则。这一传统在美国也被称为宪法政治保守主义的传统。

　　英国的法治是建立在普通法基础上的，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普通法系国家。作者甚至认为，从渊源上讲，普通法对美国个人自由的贡献，可能高于任何其他来源。而希伯来法律与基督教伦理都被接纳为普通法的一部分。普通法既是秩序的基础，也是自由的基石。在普通法之下，没有人(包括国王)高于或超越于法律之上。就是说，国王应该在神明与其律法之下。

　　美国建国后，《大宪章》从英格兰延伸到北美，构筑了盎格鲁-美利坚的自由传统。当英国的殖民者抵达北美新大陆之后，也将盎格鲁的自由传统与《大宪章》的精神带到了那里。1606年《弗吉尼亚宪章》、后来的《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案》，都贯穿了《大宪章》的政治理念。《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再现了《大宪章》的精华。

　　作者对那些影响美国秩序的重要元素进行了精湛的蒸馏处理，本书则是蒸馏后的精华。该书证明，美国秩序是人类漫长优秀传统的集大成者。永恒的必定是古老的。耶路撒冷启示了秩序的奥秘与原理，雅典贡献了艺术与科学，罗马贡献了政体与自然法，伦敦则贡献了法治、语言、习俗、传统与盎格鲁传承。没有这些传统，就没有后来的美国秩序。在这种意义上，建国者们在根本上都是保守主义者。美国的秩序在性质上是保守主义的，因为美国的宪法是保守主义的。

　　该书颠覆了中国读者对美国的许多错误印象：印象中，美国秩序是进化的、世俗的、科学的、现代的、民主的。事实是，美国秩序是神明的、宗教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印象中，美国秩序是一群政治精英在费城横空出世的妙想;事实是，美国秩序的原理与要件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存在了数千年。印象中，美国是各国的现代化楷模;事实是，美国是古老智慧之树的新枝。就是说，美虽新邦，其命惟旧。

　　很多人认为，美国秩序是欧洲启蒙运动结出的果实，美国秩序是建立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构想的抽象原理之上。但是，柯克不这么看。美国秩序不是启蒙思想家们所构想的理性王国。美国秩序的永恒之道，蕴藏在美国和西方文明的三千年传统之中。美国革命所要建立的，是基于古老事物与古老原理的新秩序。当时的美国貌似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实不然。新建的美国不是与过去的决断和割裂，而是对人类自由的大传统的继承。决定美国秩序的是上面提到的四座城市。这四座城市对美国的影响，决定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根本差异。

　　最后，再说说本书的作者。柯克先生被誉为美国保守主义的先知与教父，是20世纪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有美国保守主义的“精神教父”之称。在20世纪后半叶，他差不多凭一己之力在美国复兴了保守主义。他甚至走出书斋，为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助选。他于1918年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一个有书香的乡村寒门，那里离底特律不远。在柯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美国秩序的根基》得以在中国与读者见面，这真是中国读者的幸事。

　　柯克先生博学而睿智，观点锋锐，才思敏捷，他的文字沉稳而警醒。柯克先生也是里根总统十分赞赏的一位政治思想家，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带来美国复兴的里根总统。《美国秩序的根基》让读者有一个宝贵的机会，从最深层面认识美国秩序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