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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个命题,到底是西方学者的还是中国学者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思维误区。
“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个命题,并非是如其他各种“陷阱”,是政府之间可以操控之事,而是各个国家经济交往中的行事规则的问题。换而言之,就是各国用国旗随着贸易走的帝国主义方式,还是遵守共同的市场经济规则。
“金德尔伯格陷阱”如影随形,是以下两个观念依然主导着社会的认识,并影响着国家之间的交往行为,而这一行为却是全方面的并非政府主导,反而是政府常常会受其影响:
民族国家是被誉为用民族神话养育的国家,“富强”就成为挥之不去的追求。
一个国家的政策总是常常危及另一个国家的主权,所有国家间的互动,国家总是会使用他们的办法,尽力以各种形式、方式,去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如,贸易、经济、投资、外交和军事行动等。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认为,世界权力的转移会引发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失,并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金德尔伯格的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虽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老大”,但未能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导致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
由此引发了对当下,在美国不能为世界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不愿承担国际责任的情况下,一些人担心发展起来以后的中国也不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从而会使世界陷入危机四伏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担忧。
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担心,不是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负担的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囚徒困境。一个是民族国家的“富强”执着,一个是担当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会使执行者国力下降。
民族国家的“富强”追求,金德尔伯格的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虽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老大”,但未能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导致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如果人们没有忘记一战、二战起源,就会知道金德尔伯格的发现,是民族国家追逐所谓的“富强”所引出的悲剧,其原理是当时的国家都信奉国旗随着贸易走这一帝国主义的理念,德国为实现“德国梦”让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德国的“强国梦”随之破裂。以至于后来两德统一,让德国的知识分子们惊恐不已,生怕会唤醒德国的民族主义,重新做起“德国梦”令二战的灾难重演。
担当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会使执行者的国力下降,国际公共产品的使用一般来说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也就是不限制使用国家的数量,也不限制国家的制度,只要是遵守规则就行,因此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每个使用者都可以利用规则减少自己付出成本。但是,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是需要巨大成本的,需要某个或某几个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带头承担这个成本。
霸权稳定论的变化,对于霸权稳定论,只是适合冷战时期。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上行事规则发生的转变,更多的以国际规则来行事,除非发生国际社会明确的安全威胁,而需采取的必要集体行动,美国已从独自的军事行动,转变为以国际规则同意的集体行动,以避免道德指责及霸道嫌疑。国际社会是明确的将那些大规模或系统性地迫害其公民的国家列为安全威胁,人们可以求助于国际社会,来干涉本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冷战时期把外部与内部的暴力行为分开的做法发生了改变。国际社会将威胁定为:1,侵犯领土边界;2,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国内冲突;3,大规模的恐怖袭击;4,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面对“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个命题,到底是西方学者的还是中国学者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思维误区。
“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个命题,并非是如其他各种“陷阱”,是政府之间可以操控之事,而是各个国家经济交往中的行事规则的问题。换而言之,就是各国用国旗随着贸易走的帝国主义方式,还是遵守共同的市场经济规则。
“金德尔伯格陷阱”如影随形,是以下两个观念依然主导着社会的认识,并影响着国家之间的交往行为,而这一行为却是全方面的并非政府主导,反而是政府常常会受其影响:
民族国家是被誉为用民族神话养育的国家,“富强”就成为挥之不去的追求。
一个国家的政策总是常常危及另一个国家的主权,所有国家间的互动,国家总是会使用他们的办法,尽力以各种形式、方式,去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如,贸易、经济、投资、外交和军事行动等。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认为,世界权力的转移会引发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失,并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金德尔伯格的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虽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老大”,但未能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导致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
由此引发了对当下,在美国不能为世界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不愿承担国际责任的情况下,一些人担心发展起来以后的中国也不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从而会使世界陷入危机四伏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担忧。
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担心,不是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负担的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囚徒困境。一个是民族国家的“富强”执着,一个是担当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会使执行者国力下降。
民族国家的“富强”追求,金德尔伯格的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虽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老大”,但未能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导致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如果人们没有忘记一战、二战起源,就会知道金德尔伯格的发现,是民族国家追逐所谓的“富强”所引出的悲剧,其原理是当时的国家都信奉国旗随着贸易走这一帝国主义的理念,德国为实现“德国梦”让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德国的“强国梦”随之破裂。以至于后来两德统一,让德国的知识分子们惊恐不已,生怕会唤醒德国的民族主义,重新做起“德国梦”令二战的灾难重演。
担当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会使执行者的国力下降,国际公共产品的使用一般来说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也就是不限制使用国家的数量,也不限制国家的制度,只要是遵守规则就行,因此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每个使用者都可以利用规则减少自己付出成本。但是,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是需要巨大成本的,需要某个或某几个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带头承担这个成本。
霸权稳定论的变化,对于霸权稳定论,只是适合冷战时期。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上行事规则发生的转变,更多的以国际规则来行事,除非发生国际社会明确的安全威胁,而需采取的必要集体行动,美国已从独自的军事行动,转变为以国际规则同意的集体行动,以避免道德指责及霸道嫌疑。国际社会是明确的将那些大规模或系统性地迫害其公民的国家列为安全威胁,人们可以求助于国际社会,来干涉本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冷战时期把外部与内部的暴力行为分开的做法发生了改变。国际社会将威胁定为:1,侵犯领土边界;2,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国内冲突;3,大规模的恐怖袭击;4,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也是自冷战结束后,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族希望国家尽量的小,而更多的国家也不再以扩大疆土为目标,边境的争端多是以谈判或仲裁的方式解决,可以观察到联合国的国家数量一直在增长,如今联合国有国家和地区两百多个。由于小国对于大国、强国根本就不存在着任何意义上的抵抗。基本认识是,国家间的和平状态,取决于强大的国家愿意遵守国际规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一国的政策也总是常常危及另一个国家的主权,所有国家间的互动,国家总是会使用他们的办法,尽力以各种形式、方式,去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如,贸易、经济、投资、外交和军事行动等。国家小,就必须依靠规则来维护国家利益,对规则的依赖尤为明显。而维护国际秩序就成为世界经济领导者的重要任务,也会成为是负担最重的国家。
小国、弱国靠规则,这是当下国际社会的常识,对于小国来说,独立自主的理解与大国截然不同,是拥有获得商品的自由支配的财富,能拥有获得财富的自由权利和可以自由购买到必要商品的国际环境,即为独立自主。许多国家认为市场经济规则是“独立自主”的保证,认为市场经济理论是自由竞争,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律则是偏向于现代化的,这个规律就是普世价值观。小国是要拥有获得财富的机会,利用市场经济规则,才能实现“独立自主”,而这却是各国追求的目标。换而言之,小国的“独立自主”是依靠规则下的产物。
由于冷战结束,美国的霸权稳定转变成依靠规则来维护稳定,这一方式开始伤及自身。美国正是因其转变后的行事规则而使得美国本国经济受损,欧盟各国、日本等国都缩减军费而专心发展经济,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军事能力来保卫全球化市场自由经济的自由。加入全球一体化的国家大都认为市场经济规则是“独立自主”的保证,认为市场经济理论是自由竞争,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律则是偏向于现代化的,这个规律就是普世价值观。小国要“独立自主”,是要拥有获得财富的机会,而利用市场经济规则,才能实现“独立自主”,这是小国追求的目标。
对于小国利用市场经济规则得到“财富”即是“独立自主”,令许多大国失去了大国的天然优势,不得不与小国在同一规则下竞争,而许多大国从骨子里是认为 “强”才是“独立自主”,只是顾忌殖民主义这一指责。
面对“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个命题,世界陷入危机四伏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担忧。中国加入全球一体化市场经济,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将要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用“金德尔伯格陷阱”来形容中国,以表明中美正发生霸权转移。
中国出现了两难的选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观点的内外认识无法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利用全球一体化市场经济规则来发展经济;要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则必然像美国一样使本国的利益受损,危及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金德尔伯格陷阱”对中国来说是如影随形,中国被各种“陷阱”纠缠着,并非是西方学者布下的“陷阱”,而是中国学者的“糖豆派”所制造。中国许多学者是以喂“糖豆”闻名,其方法是,领导要什么,他就给什么,让自己成为领导最需要的那一个才是他们的目标,是否错了与他们无关。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核心问题,是当时的国家信奉国旗随着贸易走,这一殖民主义的理念引发的世界大战,“战狼”中就用胳膊当旗杆,宣扬的国旗随着贸易走的“强国梦”,这样基本上不用西方学者挖坑,这点事中国学者自己就会。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理念,不是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而是为各个国家提供财富的来源,但是为各国提供“独立自主”的方式却没有。并与小国理解的“独立自主”恰恰相反,小国利用市场经济规则得到“财富”才是“独立自主”,以避免被指责是殖民地的嫌疑。其原因在于,解释经济奇迹的语言是政治话语,中国与其他国家政治制度不同,用不同的政治话语解释的结果必定是南辕北辙。中国学者在世界各地掀起宣传“一带一路”的高潮,本质上还是针对中国国内,只是换了宣传场地而已。
如影随形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不在于政府,而在于国家间的互动,民族国家对于“富强”的渴望,令国旗随着贸易走的意愿总是会常常出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然表明中国是在追求民族国家的“富强”。而美国一向有“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原则,其宪法基础人人生而平等和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意愿,许多国家根本就无法满足也消费不起。更何况还有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基本原则之一, “同时,以我们本身而论,我们看得十分清楚,除非正义施及他人,否别正义也不能独施予我”。从而决定了美国的干涉主义的必然性,这也是美国能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承担国际责任的依据。世界担忧陷入危机四伏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并不是思维误区,只是以前是美国孤立主义造成的,而如今是美国国力下降引发的美国退缩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