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大陆的启示：欧洲右翼势力抬头，警惕强权政治回归

 　　二十世纪的人类，经历了三次世界范围的大冲突：一战、二战和冷战。每次大冲突，欧洲都是重要策源地和主战场。因此，要想了解今日世界格局的形成，必须了解欧洲的历史。市面上有关欧洲的书品种繁多，可是这块大陆上的情形如此错综复杂，如果不加选择地阅读，普通读者可能会不得其门而入，甚至越读越糊涂。数年前，笔者有幸读到伦敦大学(现供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的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该书条理清晰，宏观与细节并重，陈述与分析相得益彰，是了解当代欧洲史不可多得的佳作。该书虽然初版于1998年，但时间的推移却愈发印证了作者的洞见。如今，这本书终于有了中译本——《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版)。

《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

　　马佐尔在书中着重剖析了二十世纪以来欧洲各大思潮的兴衰流变，特别是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深入探讨了这些思潮如何影响了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迁，其中涉及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少数族裔、福利社会、战争与移民等重要主题。对中国的读者而言，对这些话题的了解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和世界大格局，而且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参照物，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本国的历史。

　　综观全书，作者提炼出一条贯穿二十世纪欧洲史的主线，即民主的危机与重生。本书开篇第一章即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英、法主导下缔造的凡尔赛体系未能维持多久便出现了重大危机，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无法解决各种现代难题。例如，在实行代议制的国家，各派政治势力结党营私、互相杯葛，致使行政效率低下，败坏了政治道德，滋生出各种流弊，使民众对议会政治逐渐丧失了信心。结果，反自由主义和反民主制度的思潮抬头，越来越多的政客(特别是年轻一代)纷纷宣扬诉诸暴力而非理性，寻求对抗而非妥协，“流血”和“牺牲”成了右翼愤青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除了行政效率低下，古典自由主义也无力应对一战后出现的经济危机。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的传统观念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股市暴跌，工厂倒闭，失业率节节攀升，许多国家选择放弃商品和货币自由交易的原则，转而树立贸易壁垒，由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显现。

　　与此同时，当时在欧洲各国蔓延的还有对共产主义的深深恐惧。随着苏联的建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对现行的民主制度构成了威胁。可是，代议制的低效率和经济的大萧条，使各国在遏制共产主义传播时感到力不从心，由此促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诞生。最早出现于19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其实质就是要重新树立国家的威权。它宣称自由主义滋长了人类的自私贪婪，因此要高扬集体主义精神;它同时宣扬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强调军事力量的伟大和纪律的严明，要求个体必须绝对服从政府、效忠领袖。

　　马佐尔指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非无源之水，凭空而来，而是在欧洲有着深厚的政治传统和民众心理基础。彼时，民主在欧洲大陆根基尚浅，许多民众依然崇拜威权，从内心渴望政治强人的出现，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个人崇拜正契合了当时欧洲流行的回归强权政治的心态。此外，极权政府的诞生也顺应了人们出于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望，转而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需求。再加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就连许多原先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家和中产阶级人士也不得不向法西斯主义妥协。马佐尔据此提出，正是由于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危机面前表现得无能和低效，才致使极权政治兴起，法西斯主义的声势也随之日益壮大。

1922年，纳粹党成立了希特勒青年团

　　随着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是各民族之间畛域日深，民族国家的势头愈发强劲。在此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欧洲人的民族意识并未如此高涨，不同的民族彼此杂处，法国人和德国人也可以在沙皇的宫廷里任职。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也并未强行按照民族分布来划分国界，而是鼓励少数族裔留在居住国内，并主张通过国际法来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利益。然而，国联对各国政府缺乏实际约束力，其设想在现实中屡屡受挫，致使保护少数族裔权益的主张口惠而实不至。而美国当时正流行孤立主义，不愿过多参与国际事务，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国际联盟的分量。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地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民族冲突不断，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愿望在许多地区越来越强烈，这些都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马佐尔在追溯法西斯主义勃兴的过程时，处处不忘提醒读者，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如人们普遍以为的那样水火不容，虽然它们对极权的态度截然相反，但在其他许多方面却有共通之处。例如，面对一战后经济衰退、人口骤减的局面，许多国家都开始鼓励生育，提倡妇女回归家庭，政府以各种方式宣扬母性的伟大，还专门设立了“母亲节”，强化女性作为“生育者”的角色。对人口增长的需求还催生了所谓的“优生学”。科学家们开始研究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保证胎儿的存活率，提高新生儿的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降低各种遗传疾病的传播等问题。许多国家的政府，不论意识形态如何，包括德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在内，都成立了类似的政府机构，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大批被认为有精神病或其他遗传疾病的人遭到强制隔离，并被剥夺了生育权。而希特勒所做的，其实就是把当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许多普遍观念和做法推向了极致。“优生学”在纳粹德国演变为种族论，为了保证雅利安种族的血统纯正和维护其种族优越性，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对有心理或生理缺陷的人任意囚禁，甚至肉体消灭，这一观念最终导致对所谓“劣等民族”特别是犹太民族的种族屠杀。而自信比其他种族优越的纳粹又顺理成章地信奉德国特殊论，不承认普世道德和法律的存在，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弱肉强食，甚至有极端右翼分子寄希望于希特勒来维护白种人的优越地位。

　　再比如，在二战中德国开始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和疫苗接种等福利，而这些做法也几乎同时在英法等国家开始实行。其区别是，纳粹德国实行的社会福利是以种族优越论为前提的，各项政策的受惠者仅限于雅利安民族内部，对其他族裔则采取歧视和压迫政策。类似的情形还表现在对殖民地人民和被占领地区的态度上，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都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只不过英法的优越感体现在文化上，自信可以用本国先进的文明同化落后民族，因而并不介意通过代理人来行使殖民统治;而纳粹德国的优越感则体现在种族的生理特征上，在占领国更倾向于直接任命自己的管理者，对被占领地区实行毫不留情的剥削政策，榨取当地资源，打压当地居民。

　　作者因此提醒我们，法西斯主义同自由主义其实有许多相通之处，并非截然对立，其许多做法恰恰迎合了当时西方盛行的各种观念，只不过希特勒将种族论和极权政治都推向了极致，最终演变为种族大屠杀和极端的个人崇拜。历史证明，天堂与地狱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许多我们今天以为正确或理所当然的观念和做法，也可能孕育着灾难的因子，不知道哪一天就可能将世界推向深渊。

　　马佐尔在书中还以大量篇幅详述了二战的经过，特别突出了战争的残酷。这场战争给所有参战国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人口死亡以百万、千万计，伤亡者中平民的比例达到一半以上，仅犹太人即被屠杀了五六百万。除了死伤数目巨大，人类自相残杀手段之残酷也令人震惊。在战争的激发下，人性中至恶的一面表现得鲜血淋漓，而战争背后体现出的对“正义”、“真理”等抽象概念自以为是的坚持和对强权的盲目服从，值得人类一直警惕和反思。

　　幸而纳粹最终未能获胜。究其原因，除了军事失利外，马佐尔还指出，它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政治制度赢得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即使有些地区的民众对纳粹一开始还抱有期待，但很快便因其实行的严格的种族制度和对被占领地区的无情剥削而彻底失望。而且，纳粹德国并未能创造出有效的经济理论和管理手段，来应对战时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在推动机器生产和技术创新上也乏善可陈，甚至更多地强调体力劳动的价值，因此根本无法与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比拼。

　　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无论是自由主义阵营还是共产主义阵营，双方都吸取了二战的许多教训。在西欧的民主国家，政府开始越来越有力地介入经济管理，鼓励高就业率，传统自由主义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在美国的大力资助下，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而民主制度通过血与火的洗礼，也重获新生，人们开始反思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努力寻求建立新的平衡。而共产主义阵营也曾一度在军事、工业等领域与自由主义国家不相上下，各有所长，但最后以苏联解体告终。作者认为，苏联解体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经济的失败，使其无法与西方继续竞争。

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间就欧盟更深层次的一体化绘制了路线图，提出更具雄心的改革计划

　　面对冷战后的世界，马佐尔并未像福山一样，宣告历史就此终结。他提出，今日西欧之所以能取得冷战的胜利和各种成就，主要归因于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但冷战后的欧洲似乎从此迷失了方向，变成了“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军事懦夫”。对此，作者提出的忠告是，欧洲的出路在于合而不是分，合则赢，分则输，欧洲应该降低自我期许，不要谋求主导世界格局的发展，而要继续完善内部的合作机制，推动经济制度的创新。将来一旦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再次出现经济衰退，民主制度也将随之面临危机，若再遇上区域战争，造成大批难民，使本就势头强劲的民族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那么欧洲就仍会出现分裂和冲突的可能。

　　可是，知易行难。作者言犹在耳，如今的欧洲就已出现了分裂的趋势，各国的右翼势力纷纷抬头，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再次面临严峻考验。欧洲一乱，世界则无宁日。今日重温那段黑暗的历史，不知对未来有多少启示?

　　相关简介：刘握宇，美国艾奥瓦大学历史学博士。

 　　二十世纪的人类，经历了三次世界范围的大冲突：一战、二战和冷战。每次大冲突，欧洲都是重要策源地和主战场。因此，要想了解今日世界格局的形成，必须了解欧洲的历史。市面上有关欧洲的书品种繁多，可是这块大陆上的情形如此错综复杂，如果不加选择地阅读，普通读者可能会不得其门而入，甚至越读越糊涂。数年前，笔者有幸读到伦敦大学(现供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的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该书条理清晰，宏观与细节并重，陈述与分析相得益彰，是了解当代欧洲史不可多得的佳作。该书虽然初版于1998年，但时间的推移却愈发印证了作者的洞见。如今，这本书终于有了中译本——《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版)。

《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

　　马佐尔在书中着重剖析了二十世纪以来欧洲各大思潮的兴衰流变，特别是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深入探讨了这些思潮如何影响了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迁，其中涉及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少数族裔、福利社会、战争与移民等重要主题。对中国的读者而言，对这些话题的了解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和世界大格局，而且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参照物，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本国的历史。

　　综观全书，作者提炼出一条贯穿二十世纪欧洲史的主线，即民主的危机与重生。本书开篇第一章即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英、法主导下缔造的凡尔赛体系未能维持多久便出现了重大危机，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无法解决各种现代难题。例如，在实行代议制的国家，各派政治势力结党营私、互相杯葛，致使行政效率低下，败坏了政治道德，滋生出各种流弊，使民众对议会政治逐渐丧失了信心。结果，反自由主义和反民主制度的思潮抬头，越来越多的政客(特别是年轻一代)纷纷宣扬诉诸暴力而非理性，寻求对抗而非妥协，“流血”和“牺牲”成了右翼愤青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除了行政效率低下，古典自由主义也无力应对一战后出现的经济危机。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的传统观念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股市暴跌，工厂倒闭，失业率节节攀升，许多国家选择放弃商品和货币自由交易的原则，转而树立贸易壁垒，由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显现。

　　与此同时，当时在欧洲各国蔓延的还有对共产主义的深深恐惧。随着苏联的建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对现行的民主制度构成了威胁。可是，代议制的低效率和经济的大萧条，使各国在遏制共产主义传播时感到力不从心，由此促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诞生。最早出现于19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其实质就是要重新树立国家的威权。它宣称自由主义滋长了人类的自私贪婪，因此要高扬集体主义精神;它同时宣扬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强调军事力量的伟大和纪律的严明，要求个体必须绝对服从政府、效忠领袖。

　　马佐尔指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非无源之水，凭空而来，而是在欧洲有着深厚的政治传统和民众心理基础。彼时，民主在欧洲大陆根基尚浅，许多民众依然崇拜威权，从内心渴望政治强人的出现，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个人崇拜正契合了当时欧洲流行的回归强权政治的心态。此外，极权政府的诞生也顺应了人们出于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望，转而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需求。再加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就连许多原先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家和中产阶级人士也不得不向法西斯主义妥协。马佐尔据此提出，正是由于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危机面前表现得无能和低效，才致使极权政治兴起，法西斯主义的声势也随之日益壮大。

1922年，纳粹党成立了希特勒青年团

　　随着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是各民族之间畛域日深，民族国家的势头愈发强劲。在此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欧洲人的民族意识并未如此高涨，不同的民族彼此杂处，法国人和德国人也可以在沙皇的宫廷里任职。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也并未强行按照民族分布来划分国界，而是鼓励少数族裔留在居住国内，并主张通过国际法来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利益。然而，国联对各国政府缺乏实际约束力，其设想在现实中屡屡受挫，致使保护少数族裔权益的主张口惠而实不至。而美国当时正流行孤立主义，不愿过多参与国际事务，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国际联盟的分量。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地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民族冲突不断，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愿望在许多地区越来越强烈，这些都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马佐尔在追溯法西斯主义勃兴的过程时，处处不忘提醒读者，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如人们普遍以为的那样水火不容，虽然它们对极权的态度截然相反，但在其他许多方面却有共通之处。例如，面对一战后经济衰退、人口骤减的局面，许多国家都开始鼓励生育，提倡妇女回归家庭，政府以各种方式宣扬母性的伟大，还专门设立了“母亲节”，强化女性作为“生育者”的角色。对人口增长的需求还催生了所谓的“优生学”。科学家们开始研究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保证胎儿的存活率，提高新生儿的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降低各种遗传疾病的传播等问题。许多国家的政府，不论意识形态如何，包括德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在内，都成立了类似的政府机构，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大批被认为有精神病或其他遗传疾病的人遭到强制隔离，并被剥夺了生育权。而希特勒所做的，其实就是把当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许多普遍观念和做法推向了极致。“优生学”在纳粹德国演变为种族论，为了保证雅利安种族的血统纯正和维护其种族优越性，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对有心理或生理缺陷的人任意囚禁，甚至肉体消灭，这一观念最终导致对所谓“劣等民族”特别是犹太民族的种族屠杀。而自信比其他种族优越的纳粹又顺理成章地信奉德国特殊论，不承认普世道德和法律的存在，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弱肉强食，甚至有极端右翼分子寄希望于希特勒来维护白种人的优越地位。

　　再比如，在二战中德国开始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和疫苗接种等福利，而这些做法也几乎同时在英法等国家开始实行。其区别是，纳粹德国实行的社会福利是以种族优越论为前提的，各项政策的受惠者仅限于雅利安民族内部，对其他族裔则采取歧视和压迫政策。类似的情形还表现在对殖民地人民和被占领地区的态度上，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都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只不过英法的优越感体现在文化上，自信可以用本国先进的文明同化落后民族，因而并不介意通过代理人来行使殖民统治;而纳粹德国的优越感则体现在种族的生理特征上，在占领国更倾向于直接任命自己的管理者，对被占领地区实行毫不留情的剥削政策，榨取当地资源，打压当地居民。

　　作者因此提醒我们，法西斯主义同自由主义其实有许多相通之处，并非截然对立，其许多做法恰恰迎合了当时西方盛行的各种观念，只不过希特勒将种族论和极权政治都推向了极致，最终演变为种族大屠杀和极端的个人崇拜。历史证明，天堂与地狱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许多我们今天以为正确或理所当然的观念和做法，也可能孕育着灾难的因子，不知道哪一天就可能将世界推向深渊。

　　马佐尔在书中还以大量篇幅详述了二战的经过，特别突出了战争的残酷。这场战争给所有参战国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人口死亡以百万、千万计，伤亡者中平民的比例达到一半以上，仅犹太人即被屠杀了五六百万。除了死伤数目巨大，人类自相残杀手段之残酷也令人震惊。在战争的激发下，人性中至恶的一面表现得鲜血淋漓，而战争背后体现出的对“正义”、“真理”等抽象概念自以为是的坚持和对强权的盲目服从，值得人类一直警惕和反思。

　　幸而纳粹最终未能获胜。究其原因，除了军事失利外，马佐尔还指出，它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政治制度赢得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即使有些地区的民众对纳粹一开始还抱有期待，但很快便因其实行的严格的种族制度和对被占领地区的无情剥削而彻底失望。而且，纳粹德国并未能创造出有效的经济理论和管理手段，来应对战时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在推动机器生产和技术创新上也乏善可陈，甚至更多地强调体力劳动的价值，因此根本无法与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比拼。

　　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无论是自由主义阵营还是共产主义阵营，双方都吸取了二战的许多教训。在西欧的民主国家，政府开始越来越有力地介入经济管理，鼓励高就业率，传统自由主义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在美国的大力资助下，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而民主制度通过血与火的洗礼，也重获新生，人们开始反思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努力寻求建立新的平衡。而共产主义阵营也曾一度在军事、工业等领域与自由主义国家不相上下，各有所长，但最后以苏联解体告终。作者认为，苏联解体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经济的失败，使其无法与西方继续竞争。

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间就欧盟更深层次的一体化绘制了路线图，提出更具雄心的改革计划

　　面对冷战后的世界，马佐尔并未像福山一样，宣告历史就此终结。他提出，今日西欧之所以能取得冷战的胜利和各种成就，主要归因于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但冷战后的欧洲似乎从此迷失了方向，变成了“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军事懦夫”。对此，作者提出的忠告是，欧洲的出路在于合而不是分，合则赢，分则输，欧洲应该降低自我期许，不要谋求主导世界格局的发展，而要继续完善内部的合作机制，推动经济制度的创新。将来一旦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再次出现经济衰退，民主制度也将随之面临危机，若再遇上区域战争，造成大批难民，使本就势头强劲的民族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那么欧洲就仍会出现分裂和冲突的可能。

　　可是，知易行难。作者言犹在耳，如今的欧洲就已出现了分裂的趋势，各国的右翼势力纷纷抬头，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再次面临严峻考验。欧洲一乱，世界则无宁日。今日重温那段黑暗的历史，不知对未来有多少启示?

　　相关简介：刘握宇，美国艾奥瓦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