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钊：我是如何走向美国研究之路的

 　　1964年7月我从杭州大学外语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工作，迄今已经近49年了。现在要出文集，正好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来回顾在社科院度过的学术人生。

　　我在杭州大学学的是俄语专业，分配到近代史所多少有点意外。原来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两国正在进行边界谈判，外交部需要近代史所提供学术支持。近代史所由副所长黎澍同志负责，组织了一个“近代史讨论会”(实际负责人是后来的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同志)，调集了全国各地从事中苏关系和中苏边界研究的学者进行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研究。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近代史所在1964年春到全国各大学去招人。黎澍同志的主张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不一定非得是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也要招收学别的专业的。因此那年来近代史所工作的三十多人中有学历史、经济、哲学、文学和外语各个专业的毕业生。

　　当时全国农村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所有新来的同志与部分老同志于1964年10月去甘肃张掖搞了一期社教，回到北京，已是1965年夏天。当时国务院有规定，新毕业的大学生要下乡劳动锻炼一年。我们这一期社教顶替了半年劳动，还差半年。于是1965年下半年，我们又到山东黄县劳动了半年。劳动结束回到北京，已经是1965年冬。当时近代史所部分同志正在江西丰城搞社教，他们感觉人手紧缺，所里于是又增派部分同志，我也在被增派之列。我们到了丰城张巷公社。及至搞完这期“社教”，已是1966年6月初，“文革”已经开始。所以在“文革”以前这两年，我实际上没有从事业务工作。

　　1970年5月我随近代史所绝大多数同志来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并在干校待了两年，直至1972年5月回到北京。尼克松访华后1972年年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了全国第一个英语广播讲座。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专业外语工作者，只懂一门外语太欠缺了(大学里虽学过一点第二外语英语，但搞了多年运动也差不多还给老师了)。我坚持听广播讲座，从初级班到中级班跟了三年，认真听课，认真做作业，使自己的英语水平达到了基本可以阅读专业书籍的程度。我的英语就是在那几年里打下基础的。

　　从干校回来以后，近代史所一边继续搞运动，一边逐步恢复业务工作。我与翻译室的同志一起，翻译了几种关于中俄关系的历史书籍。当时近代史所有一个集体项目，编写《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那时可不像现在，一个所里没有几个重点项目。《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是个重点项目。该书第一卷早在50年代就出版了，第二卷的写作由于各种运动拖了下来。这时所里恢复了这项工作，正需要青年同志参加。我加入了这项集体工作。我们的研究工作十分认真，对书稿进行反复讨论修改。我原本没有接受过历史研究的系统训练，在这项工作中我一边学一边干，摸索、琢磨从事研究工作的方法和门道，再加上丁名楠、张振鹍等老同志的传帮带，通过这项集体工作，我大概知道了该怎样做研究工作。

　　1981年，近代史所第一次分配到国家教委一名公派去美国进修的名额，所里让我去参加教育部的英语考试。这事来得突然，我从未经过正式培训，甚至没有戴过耳机，但考试还是一次顺利通过了。1982年10月到1984年10月，我作为国家公派学者去美国首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等处进修，并在国家档案馆、罗斯福图书馆、杜鲁门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处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史。这次公派出国进修是我一生工作的转折点。我从学俄语、用俄语转到了用英语，从从事翻译工作转到了从事研究工作。我深知这一机会来之不易，自己也已经到了中年，我节俭生活，刻苦学习，努力拓宽学术视野，使自己在英语和专业两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长进，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回国以后，我参加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集体项目《日本侵华史》的编写工作。但自己有一种把进修期间的心得写出来的强烈欲望，于是开始了关于民国时期中美关系史的写作。我运用近代史所收藏的《美国外交文件》和其他丰富的资料，加上自己在进修期间搜集到的许多材料，经过几个寒暑完成了书稿，《中美关系史(1911—1950)》于1993年出版。书出版以后受到同行的普遍好评，近代史所老所长刘大年教授对此书颇为赞赏，特地给我打来电话表示祝贺，他也向近代史所的一些同志提到此书。他在后来推荐本书参加评奖时写道：“作者在占有史料方面下了扎扎实实的功夫”，“全书言之有物，持之有据，没有空洞浮泛之词”，“议论中肯，恰如其分”，在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和科学性方面“都是做得好的”。在写作该书的同时，我还发表了一批关于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史的论文。收在本书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论文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1993年底，本院各所领导班子换届。美国研究所老所长资中筠同志引退，王缉思同志担任所长。我当时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访问学者，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就在我即将回国时，12月23日，王缉思同志给我发来一份传真，告诉我关于我工作调动的消息：我被调到美国所任副所长。这又是我经历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从研究历史转到研究现状，从研究中国转到研究美国。我院国际片的各个所基本是研究现状的，我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历史，但如果不参与现状研究，对所里的科研工作连发言权都没有了。这次工作调动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把《中美关系史》继续写下去。在前辈和同仁的鼓励下，我又用了近10年时间，撰写了两卷《中美关系史》(由于家庭变故第二卷为合著)，写到了2000年。这三卷本的《中美关系史》迄今仍然是国内研究两国关系的比较系统、全面和详尽的学术著作。到美国所工作后，我还主持翻译了《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三卷六册)。之所以截止到1972年，是因为当时美国的档案解密到1972年。同时，我还撰写了大量跟踪现实中美关系的论文。本书中第二、三、四组论文大概都是到美国所工作后撰写的。

　　到美国所后，我的工作在三个方面展开：一如既往的学术研究;配合实际工作部门的政策咨询;以及直接服务社会的工作，如媒体采访，撰写报刊时评文章。

　　中美关系是我国外交的重中之重，问题特别多，学界和民众特别关心，看法也相当分歧。我坚持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认识、分析和把握中美关系，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我国的外交服务。这十几年来，我多次参加有关实际工作部门的会议和活动，或承担它们的课题，为对美政策建言献策。

　　这些年来，媒体对学者的采访越来越多。我把它当成是宣传邓小平外交思想、宣传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普及国际关系知识的机会，认真接受中央电视台以及其他媒体的采访，用具体生动的事例和语言点评时政，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政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评论文章，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从2006年12月到2010年1月，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中日两国学者对中日关系历史进行了共同研究。由于我过去从事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的经历，我也参加了由近代史所主持的这项工作。

　　简单回顾自己近49年的学术人生，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经历和一点点学术成就是与国家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抱着对国家、对人民感恩的心情来从事自己的工作的。

 　　1964年7月我从杭州大学外语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工作，迄今已经近49年了。现在要出文集，正好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来回顾在社科院度过的学术人生。

　　我在杭州大学学的是俄语专业，分配到近代史所多少有点意外。原来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两国正在进行边界谈判，外交部需要近代史所提供学术支持。近代史所由副所长黎澍同志负责，组织了一个“近代史讨论会”(实际负责人是后来的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同志)，调集了全国各地从事中苏关系和中苏边界研究的学者进行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研究。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近代史所在1964年春到全国各大学去招人。黎澍同志的主张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不一定非得是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也要招收学别的专业的。因此那年来近代史所工作的三十多人中有学历史、经济、哲学、文学和外语各个专业的毕业生。

　　当时全国农村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所有新来的同志与部分老同志于1964年10月去甘肃张掖搞了一期社教，回到北京，已是1965年夏天。当时国务院有规定，新毕业的大学生要下乡劳动锻炼一年。我们这一期社教顶替了半年劳动，还差半年。于是1965年下半年，我们又到山东黄县劳动了半年。劳动结束回到北京，已经是1965年冬。当时近代史所部分同志正在江西丰城搞社教，他们感觉人手紧缺，所里于是又增派部分同志，我也在被增派之列。我们到了丰城张巷公社。及至搞完这期“社教”，已是1966年6月初，“文革”已经开始。所以在“文革”以前这两年，我实际上没有从事业务工作。

　　1970年5月我随近代史所绝大多数同志来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并在干校待了两年，直至1972年5月回到北京。尼克松访华后1972年年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了全国第一个英语广播讲座。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专业外语工作者，只懂一门外语太欠缺了(大学里虽学过一点第二外语英语，但搞了多年运动也差不多还给老师了)。我坚持听广播讲座，从初级班到中级班跟了三年，认真听课，认真做作业，使自己的英语水平达到了基本可以阅读专业书籍的程度。我的英语就是在那几年里打下基础的。

　　从干校回来以后，近代史所一边继续搞运动，一边逐步恢复业务工作。我与翻译室的同志一起，翻译了几种关于中俄关系的历史书籍。当时近代史所有一个集体项目，编写《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那时可不像现在，一个所里没有几个重点项目。《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是个重点项目。该书第一卷早在50年代就出版了，第二卷的写作由于各种运动拖了下来。这时所里恢复了这项工作，正需要青年同志参加。我加入了这项集体工作。我们的研究工作十分认真，对书稿进行反复讨论修改。我原本没有接受过历史研究的系统训练，在这项工作中我一边学一边干，摸索、琢磨从事研究工作的方法和门道，再加上丁名楠、张振鹍等老同志的传帮带，通过这项集体工作，我大概知道了该怎样做研究工作。

　　1981年，近代史所第一次分配到国家教委一名公派去美国进修的名额，所里让我去参加教育部的英语考试。这事来得突然，我从未经过正式培训，甚至没有戴过耳机，但考试还是一次顺利通过了。1982年10月到1984年10月，我作为国家公派学者去美国首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等处进修，并在国家档案馆、罗斯福图书馆、杜鲁门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处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史。这次公派出国进修是我一生工作的转折点。我从学俄语、用俄语转到了用英语，从从事翻译工作转到了从事研究工作。我深知这一机会来之不易，自己也已经到了中年，我节俭生活，刻苦学习，努力拓宽学术视野，使自己在英语和专业两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长进，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回国以后，我参加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集体项目《日本侵华史》的编写工作。但自己有一种把进修期间的心得写出来的强烈欲望，于是开始了关于民国时期中美关系史的写作。我运用近代史所收藏的《美国外交文件》和其他丰富的资料，加上自己在进修期间搜集到的许多材料，经过几个寒暑完成了书稿，《中美关系史(1911—1950)》于1993年出版。书出版以后受到同行的普遍好评，近代史所老所长刘大年教授对此书颇为赞赏，特地给我打来电话表示祝贺，他也向近代史所的一些同志提到此书。他在后来推荐本书参加评奖时写道：“作者在占有史料方面下了扎扎实实的功夫”，“全书言之有物，持之有据，没有空洞浮泛之词”，“议论中肯，恰如其分”，在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和科学性方面“都是做得好的”。在写作该书的同时，我还发表了一批关于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史的论文。收在本书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论文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1993年底，本院各所领导班子换届。美国研究所老所长资中筠同志引退，王缉思同志担任所长。我当时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访问学者，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就在我即将回国时，12月23日，王缉思同志给我发来一份传真，告诉我关于我工作调动的消息：我被调到美国所任副所长。这又是我经历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从研究历史转到研究现状，从研究中国转到研究美国。我院国际片的各个所基本是研究现状的，我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历史，但如果不参与现状研究，对所里的科研工作连发言权都没有了。这次工作调动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把《中美关系史》继续写下去。在前辈和同仁的鼓励下，我又用了近10年时间，撰写了两卷《中美关系史》(由于家庭变故第二卷为合著)，写到了2000年。这三卷本的《中美关系史》迄今仍然是国内研究两国关系的比较系统、全面和详尽的学术著作。到美国所工作后，我还主持翻译了《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三卷六册)。之所以截止到1972年，是因为当时美国的档案解密到1972年。同时，我还撰写了大量跟踪现实中美关系的论文。本书中第二、三、四组论文大概都是到美国所工作后撰写的。

　　到美国所后，我的工作在三个方面展开：一如既往的学术研究;配合实际工作部门的政策咨询;以及直接服务社会的工作，如媒体采访，撰写报刊时评文章。

　　中美关系是我国外交的重中之重，问题特别多，学界和民众特别关心，看法也相当分歧。我坚持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认识、分析和把握中美关系，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我国的外交服务。这十几年来，我多次参加有关实际工作部门的会议和活动，或承担它们的课题，为对美政策建言献策。

　　这些年来，媒体对学者的采访越来越多。我把它当成是宣传邓小平外交思想、宣传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普及国际关系知识的机会，认真接受中央电视台以及其他媒体的采访，用具体生动的事例和语言点评时政，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政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评论文章，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从2006年12月到2010年1月，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中日两国学者对中日关系历史进行了共同研究。由于我过去从事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的经历，我也参加了由近代史所主持的这项工作。

　　简单回顾自己近49年的学术人生，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经历和一点点学术成就是与国家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抱着对国家、对人民感恩的心情来从事自己的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