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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间,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快速崛起让西方倍感惊慌。非洲的热带草原与大河流域拥有地球上最多的未充分开发的土地和水资源。有些著作颇有争议且过于情绪化地认为,中国政府正咄咄逼人地在非洲购买大量肥沃的土地以种植粮食并运回中国。为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写了《非洲将养活中国吗?》一书,试图拨开迷雾,破解中非关系背后的迷思,了解围绕土地与粮食所展开的全球政治博弈。
中国的农业投资少得出奇,中国获得的土地面积也很有限。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粮食实际上比其从非洲进口的粮食要多。但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改变吗?非洲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外国资本,中国则正在打造一整套的工具来扶持其农业综合企业“走出去”。担心土地遭到圈占确实情有可原,但为了养活自身不断膨胀的人口,非洲农村地区必须从自给性农业转向商业化农业。中国将在此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非洲将养活中国吗?》一书从北京的决策机构到非洲偏远的稻田,介绍了一系列将塑造这一关系未来的人物和政治活动。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作者试图为读者们澄清四个真相:中国人是否已在非洲获取了面积巨大的农田,中国政府是否正在将获取非洲的土地作为其宏伟蓝图的一部分,中国是否对非洲的粮食产生了饕餮般的欲望,以及中国政府是否派遣了大量中国农民到非洲定居。
《非洲将养活中国吗?》[美]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著 孙晓萌 沈晓雷 译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7年4月
《非洲将养活中国吗?》(节选)
2012年8月,非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谈及中国的崛起将带来何种风险与机遇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是“世界及非洲最大的‘土地掠夺者’”。2007~2008年,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并逐步成为投资国的过程中,世界粮食、石油及许多其他商品的价格均出现上涨。世界各地的媒体、政府和市民社会纷纷发出警告,宣称中国政府正推动在非洲开展大规模的圈地计划。长期以来对中国作为非洲海外农业投资者的关注,已经催生了成千上万的报刊文章和社评、各种耸人听闻的声明及言辞凿凿的迷思——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以调查为基础的报告寥寥无几。
本书将对四个流传甚广的关于中国对非农业介入的观点做出回应,这些观点因传统的观念而形成,通过具有影响力的政策圈和大众文化而传播,并为学者、研究人员、知识分子甚至作家所欣然地借鉴、利用。本书立足于我本人的田野调查,以及其他人关于中国人在非洲农村的稻田、玉米地和甘蔗种植园里到底在做什么的研究。有鉴于此,本书试图在这个关心世界最贫困地区的粮食安全与发展问题的许多人所为之着迷的主题上,去弥合传统观念与少量证据之间的鸿沟。
首先,正如非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有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实际上已经在非洲获取了面积巨大的农田。许多媒体的报道都将中国企业(或通常简化为“中国”或“中国人”)渲染为非洲圈地的主要参与者。“中国……现在已经在非洲拥有广阔的土地,其中包括即将或试图与刚果(金)、赞比亚、津巴布韦、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签署合同,从而在这些国家获取上百万公顷的土地;同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被送到这些土地上工作。”国际新闻社(Inter Press Service)的一名记者写道。我们在以色列的一家新闻网站上看到:“中国农场主控制了赞比亚农业的一大半江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一篇文章宣称:“中国最近购买了刚果一半的农田用来耕种。”
其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将获取非洲的土地作为其宏伟蓝图的一部分,且正在利用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来实现这一目标。“该计划由北京官员精心设计。”一位英国记者在《每日电讯报》上写道。美国的顶尖杂志《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宣称,中国政府已经设立了一项50亿美元的基金,专门用来到非洲进行农业投资。与之相呼应,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智库的一位研究人员写道:“中国已经在非洲农业领域投入了巨额资金。”
再次,遍及欧洲和美国的传统观念均认为,中国已经对非洲的粮食产生了饕餮般的欲望。洛克菲勒基金会警告称,“中国对非洲所产粮食日益增长的需求”意味着“非洲国家的穷人可能会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我们在法国的一份报纸中读到,“他们(中国人)所做的事情,是到非洲投资以养活中国人”。在贝宁,一个市民社会组织的首脑对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说,中国人正在他的国家种植蔬菜并将这些蔬菜运回中国。
最后,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派遣(或准备派遣)大量中国农民到非洲定居。例如,《经济学人》杂志复述了(并未表示认同)一份报告,称有超过100万的中国农民正在非洲种植农作物。法国的一家电视台预测,“中国人对非洲农田的征服”将为数百万被剥夺了土地的中国农民找到出路。瑞典的犯罪小说作家贺宁·曼凯尔(Henning Mankell)告诉一位记者:“我前几天刚读到中国已经在赞比亚租赁土地,以便将100多万农民运到非洲。”美国的一位记者则写道,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讨论了一项拟将一亿失业者派往非洲种植粮食的提案。
本书解释了为何这些故事没有一个最终被证明属实。通过研究相关证据,我们将发现,就各路媒体所大肆宣传的中国投资而言,只有令人吃惊的很少一部分是实际存在的。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在非洲大陆的任何地方找到一个满是中国农民的村子。只要对中国的政策变迁进行详细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中国政府)在稳步增加对各类对外投资的支持,但却并没有资助中国农民对外移民,没有为到非洲大规模占地提供资金,也没有对非洲农业进行“巨额”投入。最后,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显示,是中国将粮食运往了非洲。尽管这种情况可能(且应该)发生改变,但迄今为止,非洲向中国出口的最为重要的食物,为非洲所生产的芝麻与可可。
然而,那些新闻头条和媒体报道已经变成了非政府组织、大学和智库的研究者开展分析的基础性“资料”。比如在2008年10月,总部位于巴塞罗那的非政府组织谷物协会(GRAIN)发布了一份以媒体报道为基础的对“圈地”进行分析的引人注目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或“中国人”总共被提及47次,且主要是作为“通过控制其他国家的农场而外包其国内粮食生产”的一组国家中的一员被提及。尽管目前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很明显也在急切希望获取土地,但该报告完全没有提及美国或“美国人”,而英国也仅仅作为投资者被提到一次。这些报告均支撑了公共政策专家、市民社会和知识分子等的一种普遍且错误的观点,即中国人不仅是这一舞台上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参与者,而且几乎是所有大国中的独行者。
这种传统观念还渗透了外交政策领域。比如在2011年夏天,下面这句话作为头条登上了欧洲的诸多媒体:“德国的非洲政策协调专员在星期二谴责,中国在非洲之角购买土地的行为导致毁灭性的旱灾肆虐了这一地区。”这条消息让我感到有些惊讶,因为那时我刚结束了非洲之角的全面田野调查回到美国国内,我们与其他两个研究团队发现除了少数几个中国人经营的蔬菜农场在为中国餐厅种植白菜和茄子之外,那里根本就没有其他中国人获取土地。在我们后来的会面中,这位政策协调专员解释说记者误解了他的话,但这番表述仍给德国政府带来了不必要的外交麻烦。
绝大多数对中国人到非洲进行农业投资的担心都来自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不出所料的是,中国的媒体与非洲国家的政府通常都不会披露正在磋商的中国项目,或其在过去50年实施的项目(其中包括许多最初由中国援助的项目)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那些对农业投资进行报道的中国记者一般都不会报道紧张的劳资关系、村民对补偿和重新安置的抱怨、激烈的抗议、高于预期的成本,以及预计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令人吃惊的差距。非洲各国的政府则想方设法吸引外国投资,试图商业化它们的农村地区,并通常会低估它们的现代化计划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
过去10年间,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快速崛起让西方倍感惊慌。非洲的热带草原与大河流域拥有地球上最多的未充分开发的土地和水资源。有些著作颇有争议且过于情绪化地认为,中国政府正咄咄逼人地在非洲购买大量肥沃的土地以种植粮食并运回中国。为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写了《非洲将养活中国吗?》一书,试图拨开迷雾,破解中非关系背后的迷思,了解围绕土地与粮食所展开的全球政治博弈。
中国的农业投资少得出奇,中国获得的土地面积也很有限。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粮食实际上比其从非洲进口的粮食要多。但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改变吗?非洲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外国资本,中国则正在打造一整套的工具来扶持其农业综合企业“走出去”。担心土地遭到圈占确实情有可原,但为了养活自身不断膨胀的人口,非洲农村地区必须从自给性农业转向商业化农业。中国将在此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非洲将养活中国吗?》一书从北京的决策机构到非洲偏远的稻田,介绍了一系列将塑造这一关系未来的人物和政治活动。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作者试图为读者们澄清四个真相:中国人是否已在非洲获取了面积巨大的农田,中国政府是否正在将获取非洲的土地作为其宏伟蓝图的一部分,中国是否对非洲的粮食产生了饕餮般的欲望,以及中国政府是否派遣了大量中国农民到非洲定居。
《非洲将养活中国吗?》[美]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著 孙晓萌 沈晓雷 译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7年4月
《非洲将养活中国吗?》(节选)
2012年8月,非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谈及中国的崛起将带来何种风险与机遇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是“世界及非洲最大的‘土地掠夺者’”。2007~2008年,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并逐步成为投资国的过程中,世界粮食、石油及许多其他商品的价格均出现上涨。世界各地的媒体、政府和市民社会纷纷发出警告,宣称中国政府正推动在非洲开展大规模的圈地计划。长期以来对中国作为非洲海外农业投资者的关注,已经催生了成千上万的报刊文章和社评、各种耸人听闻的声明及言辞凿凿的迷思——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以调查为基础的报告寥寥无几。
本书将对四个流传甚广的关于中国对非农业介入的观点做出回应,这些观点因传统的观念而形成,通过具有影响力的政策圈和大众文化而传播,并为学者、研究人员、知识分子甚至作家所欣然地借鉴、利用。本书立足于我本人的田野调查,以及其他人关于中国人在非洲农村的稻田、玉米地和甘蔗种植园里到底在做什么的研究。有鉴于此,本书试图在这个关心世界最贫困地区的粮食安全与发展问题的许多人所为之着迷的主题上,去弥合传统观念与少量证据之间的鸿沟。
首先,正如非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有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实际上已经在非洲获取了面积巨大的农田。许多媒体的报道都将中国企业(或通常简化为“中国”或“中国人”)渲染为非洲圈地的主要参与者。“中国……现在已经在非洲拥有广阔的土地,其中包括即将或试图与刚果(金)、赞比亚、津巴布韦、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签署合同,从而在这些国家获取上百万公顷的土地;同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被送到这些土地上工作。”国际新闻社(Inter Press Service)的一名记者写道。我们在以色列的一家新闻网站上看到:“中国农场主控制了赞比亚农业的一大半江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一篇文章宣称:“中国最近购买了刚果一半的农田用来耕种。”
其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将获取非洲的土地作为其宏伟蓝图的一部分,且正在利用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来实现这一目标。“该计划由北京官员精心设计。”一位英国记者在《每日电讯报》上写道。美国的顶尖杂志《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宣称,中国政府已经设立了一项50亿美元的基金,专门用来到非洲进行农业投资。与之相呼应,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智库的一位研究人员写道:“中国已经在非洲农业领域投入了巨额资金。”
再次,遍及欧洲和美国的传统观念均认为,中国已经对非洲的粮食产生了饕餮般的欲望。洛克菲勒基金会警告称,“中国对非洲所产粮食日益增长的需求”意味着“非洲国家的穷人可能会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我们在法国的一份报纸中读到,“他们(中国人)所做的事情,是到非洲投资以养活中国人”。在贝宁,一个市民社会组织的首脑对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说,中国人正在他的国家种植蔬菜并将这些蔬菜运回中国。
最后,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派遣(或准备派遣)大量中国农民到非洲定居。例如,《经济学人》杂志复述了(并未表示认同)一份报告,称有超过100万的中国农民正在非洲种植农作物。法国的一家电视台预测,“中国人对非洲农田的征服”将为数百万被剥夺了土地的中国农民找到出路。瑞典的犯罪小说作家贺宁·曼凯尔(Henning Mankell)告诉一位记者:“我前几天刚读到中国已经在赞比亚租赁土地,以便将100多万农民运到非洲。”美国的一位记者则写道,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讨论了一项拟将一亿失业者派往非洲种植粮食的提案。
本书解释了为何这些故事没有一个最终被证明属实。通过研究相关证据,我们将发现,就各路媒体所大肆宣传的中国投资而言,只有令人吃惊的很少一部分是实际存在的。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在非洲大陆的任何地方找到一个满是中国农民的村子。只要对中国的政策变迁进行详细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中国政府)在稳步增加对各类对外投资的支持,但却并没有资助中国农民对外移民,没有为到非洲大规模占地提供资金,也没有对非洲农业进行“巨额”投入。最后,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显示,是中国将粮食运往了非洲。尽管这种情况可能(且应该)发生改变,但迄今为止,非洲向中国出口的最为重要的食物,为非洲所生产的芝麻与可可。
然而,那些新闻头条和媒体报道已经变成了非政府组织、大学和智库的研究者开展分析的基础性“资料”。比如在2008年10月,总部位于巴塞罗那的非政府组织谷物协会(GRAIN)发布了一份以媒体报道为基础的对“圈地”进行分析的引人注目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或“中国人”总共被提及47次,且主要是作为“通过控制其他国家的农场而外包其国内粮食生产”的一组国家中的一员被提及。尽管目前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很明显也在急切希望获取土地,但该报告完全没有提及美国或“美国人”,而英国也仅仅作为投资者被提到一次。这些报告均支撑了公共政策专家、市民社会和知识分子等的一种普遍且错误的观点,即中国人不仅是这一舞台上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参与者,而且几乎是所有大国中的独行者。
这种传统观念还渗透了外交政策领域。比如在2011年夏天,下面这句话作为头条登上了欧洲的诸多媒体:“德国的非洲政策协调专员在星期二谴责,中国在非洲之角购买土地的行为导致毁灭性的旱灾肆虐了这一地区。”这条消息让我感到有些惊讶,因为那时我刚结束了非洲之角的全面田野调查回到美国国内,我们与其他两个研究团队发现除了少数几个中国人经营的蔬菜农场在为中国餐厅种植白菜和茄子之外,那里根本就没有其他中国人获取土地。在我们后来的会面中,这位政策协调专员解释说记者误解了他的话,但这番表述仍给德国政府带来了不必要的外交麻烦。
绝大多数对中国人到非洲进行农业投资的担心都来自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不出所料的是,中国的媒体与非洲国家的政府通常都不会披露正在磋商的中国项目,或其在过去50年实施的项目(其中包括许多最初由中国援助的项目)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那些对农业投资进行报道的中国记者一般都不会报道紧张的劳资关系、村民对补偿和重新安置的抱怨、激烈的抗议、高于预期的成本,以及预计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令人吃惊的差距。非洲各国的政府则想方设法吸引外国投资,试图商业化它们的农村地区,并通常会低估它们的现代化计划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