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20世纪60年代法国纪事(节选)

　　“光辉三十年”

　　在法国，1945—1975年经常被描述为“光辉三十年”——参考的是空前爆炸性的经济增长与消费者富裕。评论家描绘这一时期完全是第二场法国大革命，法国社会经历了如此巨大而又彻底的蜕变。观察者(夸张地)断言，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才最终摆脱了“中世纪”(Middle Ages)，因为只有在1945年以后，法国才不再是一个农业占主导的社会，断断续续地变成“现代的”(modern)。

　　社会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在其著作《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s glorieuses)中以一个寓言故事开篇，他对比了法国两个村庄的社会条件——马代河(Madère)和色萨克(Cessac)。马代河是不发达村庄的一个典型，中肯地讲它让人以为它可能是一个位于巴尔干或南欧的村庄。马代河的居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去教堂做礼拜。他们大多数人出生在一个方圆5英里的村庄里，并在那里度过一生。在马代河的574名居民中，其中274人是活跃的雇工。而在其余的人当中，有208人，即大约75%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他们的耕种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全村只有两台拖拉机。农业生产是马代河唯一的收入来源，完全可以想象的到，那里的居民是贫穷的，他们每周只能吃一次肉，他们很少购买黄油。他们吃的唯一的奶酪一定是本地生产的，因为村民买不起外地的奶酪。正如富拉斯蒂耶所解释的那样，马代河在过去的一百年几乎没有发生改变。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主导模式类似于19世纪中叶被确立起来的模式。

　　相反，色萨克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典型，其生活水平是马代河的4—5倍。其中有215名居民是活跃的雇工，只有50人从事农业劳动。大多数人(有102人)从事服务业或第三产业，他们是金融业或商业领域的办公室职员或管理人员。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采用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生产力，这使色萨克的农民只花一个小时就能达到马代河农民花十二个小时的产量。50年前，每个周日早晨，当地教堂挤满了人，是现在人数的两倍。如今，只有到了宗教节日才会出现这样的盛况。然而，不是色萨克所有的变化都向好的方向发展。与其他大城市一样，城市街道经常发生交通堵塞，噪音喧天，停车位也很难寻得。

　　在这项富有启迪意义的对比研究的结尾，富拉斯蒂耶坦言道，他拿读者找些乐子，他对比的两个村镇是凭空虚构的，他所描述的差别实际上是纵向的而非横向的。社会学家描绘了一个特殊的村落[凯尔西(Quercy)的杜尔勒村(Douelle)]从1945年到1975年的现代化。如若有人想评价杜尔勒村在这个时期显著的社会经济上升——下降的死亡率和不必要的辛苦劳作，教育、信息和文化可得性的增加，易于获得的最新用品和舒适产品，有人也许想下结论说，一个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社会乌托邦已经实现了。

　　杜尔勒村的案例具有典范性，30年间法国变成一个超现代的、后工业的国家。人口从4200万猛增到5600万。1945年，法国三分之一的劳动者在农业部门辛苦劳作，而到1975年只有百分之十还从事农业劳动。农民的消亡——传统上曾是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中流砥柱，也曾是“深厚的法兰西”(la France profonde)的主要支柱——标志着一场持续而显著的社会学转向。

　　城市工人阶级是法国快速现代化的另一受害群体，如在其他西方社会中一样，法国采矿和冶金等核心工业部门在“光辉三十年”期间经历了一场快速的衰落。自动化技术偏爱没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而非有技能的劳动者，这使学徒制成为多余之事，并削弱了阶级凝聚力。工业的非技能化也意味着许多职位当时可以让大量涌入的北非移民来填充，这进一步改变了传统工人阶级的构成。到20世纪80年代，传统上投票支持共产党的许多工人转而拥护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领导的反移民政党——国民战线(National Front)。20世纪60年代，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的人数空前高涨。

　　工作的结构性转变和富裕社会的吸引力联合起来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过时了。《告别工人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1982年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的研究题目，恰当地总结了法国左派的退场。假如无产阶级不再是革命变革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动力，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变得失去意义。

　　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85%的劳动力以工薪雇员的身份赚取日常生活费用，工薪雇员在广泛的意义上包括专业人员、服务业员工、公务员、教师和中层管理人员。这个群体成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所领导的社会党的主导性支持者，他们的支持为社会党1981年5月赢得令人震惊的选举胜利做出了解释，这一胜利经常被视为“五月风暴”的事后证明。

　　随着工薪雇员人数的增加，小农所有者(零售店主、个体经营者和独立农民)——法国传统的职业“主力”，变得日益稀少。与此同时，一个重要的、新的职业类型[中层管理人员(cadres)]出现了。说到底法国在“光辉三十年”时期比整整上个世纪经历了更加根本的社会文化变革。

　　这一时期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整个法国既被貌似无限膨胀的发展潜力迷得狂热不已，又被社会文化变化的惊人步伐扰得心绪不宁，这一惊人步伐瓦解了许多根深蒂固的、代代因袭的、有关习俗、家庭、住所和信仰的假设。

　　“平庸化”

　　“光辉三十年”见证了蓬勃发展的平装畅销书、青年文化以及消费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的兴起。广告业的影响力似乎无处不在：广告牌、杂志和电影院传唱着消费者富裕的赞歌。广告符号学哀求市民参与社会管理的享乐主义新思潮。一篇有预见性的批评文章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评论道：

　　一场精神疾病横扫地球，那就是平庸化。每个人被便利产品搞得神魂颠倒——排水系统、电梯、盥洗室、洗衣机。这种发展事态源自于与贫穷斗争的结果，超越了它的终极目标(人从俗物俗事中解放出来)，并变成威胁当下的强迫性图景。如若在爱或垃圾处理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各国年轻人更喜欢垃圾处理器。通过暴露被忘却的欲望并通过创造全新的欲望来进行一场彻底的精神变革，这变成必要的。并且通过制造一场密集的宣传(an intensive propaganda)来支持这些欲望。

　　劳动社会的艰辛劳作让步于富裕社会的甜言蜜语。面对现代消费主义的诱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好像完全不合时宜。正如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异化的中心不再存在于车间里，它取决于流通领域。在这个时期，符号学(关于符号的研究)变成了知识时尚，也就不足为怪了。作为一种范式，似乎只有符号学才能利用无处不在的、作为“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表达的“消费者选择”(consumer choice)。

　　在《神话学》(Mythologies)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出色地分析了晚期现代商品拜物教的表象世界：摔跤比赛、清洁剂盒、电影妄想、旅游指南以及变成图腾崇拜的偶像的畅销产品。在《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中，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描绘了现代消费主义的情欲本质：

　　广告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整个社会，真实或虚拟的购买力的永久海报。不论我实际上是否拥有，我都在“呼吸”此一购买力……(已经存有一份原欲负荷的)购买机制，为一体整套情欲化的选择和花费所取代。我们的现代氛围，因此是一种没有休止的强迫情感和强迫关系，特别是在城市之中，因为它充满了光影、形象，以及它对威望和自恋的勒索，这是一种冷酷的节庆，纯形式化，但却带有电力的节庆，也是感官的空洞恩赐的节庆，而购物和消费的程序本身，便被如此地配上插图、打上灯光，玩弄和破解，就好像作为性交前戏的舞蹈一样。

　　渐渐地，似乎物的世界繁荣昌盛，而其所有者却备受折磨。阿兰·罗伯-格里耶反心理小说构想了客观冷静的、非个人化的世界，似乎是对这一趋势的完美诠释。在《橡皮》(The Erasers)和《窥视者》(The Voyeurs)等作品中，物的世界似乎处于支配地位，人变成了多余的人——多余的附属物。新小说描绘了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个体……丧失了他们全部的、真正原初的重要性，并跌落到无关紧要的逸闻趣事层面上”，与个性重要性的这一下降趋势相对应的是“物的自主性的增强”。

　　结构主义浪潮折射出类似的趋势。作为一种知识范式，结构主义的兴起与人文主义的衰亡相对应。结构主义试图抵消人类自主性的幻觉，消除那种认为思想和行动会对世界产生有意义影响的自恋式炫耀。与之相反的是，结构主义认为主体性受到一系列不可改变的文化常量制约：语言、神话和无意识。然而，什么构造了结构主义?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说的那样，结构主义的兴起与第五共和国严峻的社会政治困境具有相关性，与戴高乐任总统期间变得不可动摇的独裁统治的情绪有关系。通过宣告主体性是无效的，结构主义者难道不是正在概括他们这代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挫败感吗?

　　当时不足为怪的是“六八分子”——口头上被称为“马克思和可口可乐的孩子”——将他们的文化关注置于他们造反的中心，也不必惊奇他们会觉得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传统——一场信奉兰波口号“改变生活!”(Changez la vie!)的运动——与他们的情趣竟然如此相投。政治上理解“五月风暴”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它与其说与夺取政治权力有关，倒不如说与拯救日常生活逃离殖民它的“隐匿劝说者”(hidden persuaders)的险恶控制有关。马克思曾预言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将成为革命的推动力，但是“五月造反”却吊诡地爆发在空前丰裕的社会氛围之中。

　　文化现代化与法国特有的政治传统主义(如戴高乐“帝王式总统制”所体现的那样)之间的显著不一致无疑是朝向“五月造反”的重要促进因素之一。“二战”后一代人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罪行仍旧记忆犹新，他们只是对第五共和国的自我变革能力失去信心。

　　法国在其他方面仍旧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一个沾沾自喜的精英小圈子垄断了“权力走廊”(corridors of power)，也垄断了文化威望的场所，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机会仍然受到了相应的限制。

　　高等教育制度是个“过时的恐龙式庞然大物”，课程设置极为传统，其拿破仑一世时期延续下来的、令人窒息的集权化意味着这种教育制度仍然与当代年轻人的文化关注极为脱节。教育方法折射了一种枯燥的笛卡儿形式主义，后者阻碍了创造力和个体主动性。更广泛的文化趋势刺激了无节制和即时满足的快乐，而法国的教学法仍旧是说教的、严厉的。教师假设学生不会促进教育进步，因此两个群体之间的对话是极为罕见的，学生把大学讥讽为“贩卖知识的机器”和“文凭工厂”。

　　1955年至1967年间，学生人数以300%的速度增长，数量从15万增到51万。此前高等教育始终是社会精英的权利，然而考虑到最新的人口结构变化，这些期望不再是切实可行的。公开的招生政策——法国共和主义的民主遗产——形式上保证了每个顺利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学生的学习机会。扩招计划是过时的、不认真的。人文学科注册人数猛增，然而极少有切合实际的规定被制定出来以适应这种增长。毕业生能否找到与其复杂的教育训练相匹配的工作，这谁也拿不准。因此，尤其是在人文学科，学生的焦虑情绪高涨。1967年，政府笨拙地回应了这些问题，提出了富歇改革计划(Fouchet reforms，以当时教育部长克里斯蒂安·富歇的名字命名)，建议把“选择性录取”作为一种削减法国迅速增长的学生人数的方法，这显然是一种令学生焦虑情绪处于一触即发境地的策略。在许多方面，大学制度是一颗有待爆炸的定时炸弹。在1964年一篇有预见性的文章中，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瞥见了不祥之兆：“如果国家不能以合理的方式控制大学人数的增长，那它将经历一场如同民族大灾难一般的学生爆炸。”

　　旧体制的残喘

　　“宫廷社会”的返祖性遗迹充斥着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法国家长式的管理文化恰好是一个完美的案例。在《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中，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哀叹法国的行政制度试图“预见一切，负责一切，总是比被治理者本人更了解被治理者的利益，它不停地活动，却毫无收获”。自托克维尔时代以来，法国状况几乎没有发生改变，法国组织生活的主导心态依然是等级制的，同时又极其厌恶参与性决策(participatory decision making)，其结果是在管理精英与其仆从之间出现了一道似乎无法跨越的鸿沟。那种挑战精英决策垄断权的输入先天地被拒绝了，适应了上司的低级雇员乐意接受自我审查政策。他们推论道，为什么要费心地给上司提供不受欢迎的信息呢?由此那些掌权者最终愚蠢地剥夺了他们所需要的、可以让他们做出明智决定的信息。正如一名分析者所悲叹的那样，“集权化与科层化竟然是如此无法逾越的交流障碍，以致‘官僚主义的’决策的(不利的)结果要花费很长时间才会变得清晰明了。这种制度不能从它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并且它总是不断地逼近自身”。正是这种僵化的组织模型，是“六八分子”努力要推翻的。

　　“二战”后对管理技能的强调意味着法国社会越来越屈从于冷漠的国家计划部门的谋划与设计。从民主的视角看，似乎专家治国论取代了政治学，专家取代了公民。高等教育与这些发展有着莫大的关联，比如国家行政学校(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简称ENA)是一个负责培养政治精英和行政精英的官员学院，毕业生被俗称为“行政后备干部”(énarques)。在批评者看来，其井然有序的社会的理想似乎像一场疯狂的启蒙实验。正如一名持怀疑态度的评论者所评论的那样，“行政后备干部的历史就是巴黎衰落的历史”。按照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诋毁者的说法，它的毕业生是一群冷漠无情的技术专家，是T. S.艾略特笔下“空心人”(hollow men)的直系子孙。这些新的“组织人”(organizationmen)目前正管理着法国。

　　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里，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管理人员和专家。知识丧失了其原初的纯洁性，正如福柯在一些开创性著作中所暗示的那样，知识几乎不是中立的，或者说几乎不是价值中立的，它被卷入了社会权力的维护之中，是“规训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在法国学生中间，社会学领域是罪魁祸首，其对数量方法和经验研究的依赖意味着它只不过变成“数据提供者”(data provider)——“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力量的侍女。

　　许多杰出的“六八分子”主修社会学专业，这几乎不可能是一种巧合。“五月反抗”之前的几个月，丹尼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是社会学家?”(“Pourquoi des sociologues?”)的文章，讨论了社会科学与政治专家治国论的罪恶之间的关系。在职业政治家和专家的统治下，他们认为大众是管理控制的无用之人，他们否定了民主规范之核心的自我决定的理想。

　　科恩-邦迪的另一个批评目标是蓬勃发展的工业社会学领域。社会科学家正越来越多地被聘为提高工业效率的企业顾问。信息社会渴求技术专家，在大学培养的社会科学家中，它找到了供给充足的、心甘情愿的帮凶。科恩-邦迪特别批评了1924年至1932年在美国芝加哥西电公司霍桑工厂(Western Electric Hawthorne Works)进行的梅奥实验，这一实验论证了工业产量是如何由小组形式组成的孤立工人来提高的。根据科恩-邦迪的观点，梅奥偏见性的数据收集依旧没有注意到社会哲学的价值—也就是说社会学清楚地表达实质问题和关注的能力，并开创了经验社会学(empirical sociology)的时代。经验主义在消除规范思考的同时试图客观地记录“事实”，培育了一种政治消极性的心态。正如科恩-邦迪所观察的那样，他写道：

　　学院社会学向以科学的夸耀口吻进行的独立研究(分支)的转变，与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国家控制的经济的转变相一致。从这一点来看，新的社会心理学被资产阶级用于促进社会的理性化，既没有损害利益，也没有危及稳定。证据就在我们的周围。工业社会学主要关注的是让人适合工作的问题，而让工作适合人的逆向需求被忽略了。社会学家由雇主提供报酬，因此他们必须为我们的经济制度的目标工作：为利益的最大化寻求生产的最大化。

　　既然大学在具有成熟的社会良知的学生中间发挥着使知识满足管理效率的新需求的核心作用，那么它自然就成了批判的目标。

　　吊诡的是，尽管法国人在“二战”后的岁月里在物质财富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似乎是相当不满足的。实际上，马代河居民(文化社会学回溯性的虚构原型)无疑比与其相对应的、精于世故的城市居民更容易满足于他们的命运。尽管存在着各种局限，但是传统的法国社会拥有稳定性和亲密性的优点。20世纪60年代的富裕社会反而给城市居民提供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虚假选择：文化选择、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消费者选择。同样，随着戴高乐任期的延续，法国市民觉得他们几乎被剥夺了有意义的政治选择。

　　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法国从一个组织严密的阶级社会转变为一个由原子化个体组成的分层聚合体。对物质财富的期待显著增加。不过，作为一个民族，法国人似乎越来越不满足，因为富裕就其自身而言不存在天然的停止点。不管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变得多么富裕，似乎总是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法国社会似乎愈发贪得无厌，枯燥乏味。不断提升的物质满足感转化为一种弥散的、而且无可争辩的“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恶心”(existential queasiness)，法国人很快意识到幸福是不能被量化的。

　　1968年3月，一篇发表在《世界报》的文章宣告“法国人百无聊赖”，似乎法国正冒险变成这样一个社会：毫无特征的、非个人化的工作人员专心于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毫无意义的官僚差事。社会生活凝结成一堆徒劳无功的、日常熟知的例行公事，这种情形被贴切地概括为“地铁—工作—睡觉”(metro-boulot-dodo)。在“五月造反”前夕，一份“情境主义国际”的小册子声称：“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以‘死于无聊’为代价来保证不会‘死于饥饿’的世界里。”出于同样的精神格调，一幅著名的“五月风暴”街道画宣称：“无聊是反革命的!”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同一个月《世界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南泰尔校园爆发的学生罢课[著名的3月22日运动(March 22 Movement)]，几周之内就蔓延到拉丁区中心。作为一名教师，迪迪埃·安齐厄(Didier Anzieu)以笔名埃皮斯狄蒙(Epistémon)写道：“我不再无聊了!”

　　20世纪60年代法国纪事(节选)

　　“光辉三十年”

　　在法国，1945—1975年经常被描述为“光辉三十年”——参考的是空前爆炸性的经济增长与消费者富裕。评论家描绘这一时期完全是第二场法国大革命，法国社会经历了如此巨大而又彻底的蜕变。观察者(夸张地)断言，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才最终摆脱了“中世纪”(Middle Ages)，因为只有在1945年以后，法国才不再是一个农业占主导的社会，断断续续地变成“现代的”(modern)。

　　社会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在其著作《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s glorieuses)中以一个寓言故事开篇，他对比了法国两个村庄的社会条件——马代河(Madère)和色萨克(Cessac)。马代河是不发达村庄的一个典型，中肯地讲它让人以为它可能是一个位于巴尔干或南欧的村庄。马代河的居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去教堂做礼拜。他们大多数人出生在一个方圆5英里的村庄里，并在那里度过一生。在马代河的574名居民中，其中274人是活跃的雇工。而在其余的人当中，有208人，即大约75%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他们的耕种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全村只有两台拖拉机。农业生产是马代河唯一的收入来源，完全可以想象的到，那里的居民是贫穷的，他们每周只能吃一次肉，他们很少购买黄油。他们吃的唯一的奶酪一定是本地生产的，因为村民买不起外地的奶酪。正如富拉斯蒂耶所解释的那样，马代河在过去的一百年几乎没有发生改变。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主导模式类似于19世纪中叶被确立起来的模式。

　　相反，色萨克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典型，其生活水平是马代河的4—5倍。其中有215名居民是活跃的雇工，只有50人从事农业劳动。大多数人(有102人)从事服务业或第三产业，他们是金融业或商业领域的办公室职员或管理人员。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采用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生产力，这使色萨克的农民只花一个小时就能达到马代河农民花十二个小时的产量。50年前，每个周日早晨，当地教堂挤满了人，是现在人数的两倍。如今，只有到了宗教节日才会出现这样的盛况。然而，不是色萨克所有的变化都向好的方向发展。与其他大城市一样，城市街道经常发生交通堵塞，噪音喧天，停车位也很难寻得。

　　在这项富有启迪意义的对比研究的结尾，富拉斯蒂耶坦言道，他拿读者找些乐子，他对比的两个村镇是凭空虚构的，他所描述的差别实际上是纵向的而非横向的。社会学家描绘了一个特殊的村落[凯尔西(Quercy)的杜尔勒村(Douelle)]从1945年到1975年的现代化。如若有人想评价杜尔勒村在这个时期显著的社会经济上升——下降的死亡率和不必要的辛苦劳作，教育、信息和文化可得性的增加，易于获得的最新用品和舒适产品，有人也许想下结论说，一个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社会乌托邦已经实现了。

　　杜尔勒村的案例具有典范性，30年间法国变成一个超现代的、后工业的国家。人口从4200万猛增到5600万。1945年，法国三分之一的劳动者在农业部门辛苦劳作，而到1975年只有百分之十还从事农业劳动。农民的消亡——传统上曾是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中流砥柱，也曾是“深厚的法兰西”(la France profonde)的主要支柱——标志着一场持续而显著的社会学转向。

　　城市工人阶级是法国快速现代化的另一受害群体，如在其他西方社会中一样，法国采矿和冶金等核心工业部门在“光辉三十年”期间经历了一场快速的衰落。自动化技术偏爱没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而非有技能的劳动者，这使学徒制成为多余之事，并削弱了阶级凝聚力。工业的非技能化也意味着许多职位当时可以让大量涌入的北非移民来填充，这进一步改变了传统工人阶级的构成。到20世纪80年代，传统上投票支持共产党的许多工人转而拥护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领导的反移民政党——国民战线(National Front)。20世纪60年代，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的人数空前高涨。

　　工作的结构性转变和富裕社会的吸引力联合起来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过时了。《告别工人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1982年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的研究题目，恰当地总结了法国左派的退场。假如无产阶级不再是革命变革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动力，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变得失去意义。

　　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85%的劳动力以工薪雇员的身份赚取日常生活费用，工薪雇员在广泛的意义上包括专业人员、服务业员工、公务员、教师和中层管理人员。这个群体成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所领导的社会党的主导性支持者，他们的支持为社会党1981年5月赢得令人震惊的选举胜利做出了解释，这一胜利经常被视为“五月风暴”的事后证明。

　　随着工薪雇员人数的增加，小农所有者(零售店主、个体经营者和独立农民)——法国传统的职业“主力”，变得日益稀少。与此同时，一个重要的、新的职业类型[中层管理人员(cadres)]出现了。说到底法国在“光辉三十年”时期比整整上个世纪经历了更加根本的社会文化变革。

　　这一时期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整个法国既被貌似无限膨胀的发展潜力迷得狂热不已，又被社会文化变化的惊人步伐扰得心绪不宁，这一惊人步伐瓦解了许多根深蒂固的、代代因袭的、有关习俗、家庭、住所和信仰的假设。

　　“平庸化”

　　“光辉三十年”见证了蓬勃发展的平装畅销书、青年文化以及消费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的兴起。广告业的影响力似乎无处不在：广告牌、杂志和电影院传唱着消费者富裕的赞歌。广告符号学哀求市民参与社会管理的享乐主义新思潮。一篇有预见性的批评文章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评论道：

　　一场精神疾病横扫地球，那就是平庸化。每个人被便利产品搞得神魂颠倒——排水系统、电梯、盥洗室、洗衣机。这种发展事态源自于与贫穷斗争的结果，超越了它的终极目标(人从俗物俗事中解放出来)，并变成威胁当下的强迫性图景。如若在爱或垃圾处理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各国年轻人更喜欢垃圾处理器。通过暴露被忘却的欲望并通过创造全新的欲望来进行一场彻底的精神变革，这变成必要的。并且通过制造一场密集的宣传(an intensive propaganda)来支持这些欲望。

　　劳动社会的艰辛劳作让步于富裕社会的甜言蜜语。面对现代消费主义的诱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好像完全不合时宜。正如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异化的中心不再存在于车间里，它取决于流通领域。在这个时期，符号学(关于符号的研究)变成了知识时尚，也就不足为怪了。作为一种范式，似乎只有符号学才能利用无处不在的、作为“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表达的“消费者选择”(consumer choice)。

　　在《神话学》(Mythologies)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出色地分析了晚期现代商品拜物教的表象世界：摔跤比赛、清洁剂盒、电影妄想、旅游指南以及变成图腾崇拜的偶像的畅销产品。在《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中，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描绘了现代消费主义的情欲本质：

　　广告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整个社会，真实或虚拟的购买力的永久海报。不论我实际上是否拥有，我都在“呼吸”此一购买力……(已经存有一份原欲负荷的)购买机制，为一体整套情欲化的选择和花费所取代。我们的现代氛围，因此是一种没有休止的强迫情感和强迫关系，特别是在城市之中，因为它充满了光影、形象，以及它对威望和自恋的勒索，这是一种冷酷的节庆，纯形式化，但却带有电力的节庆，也是感官的空洞恩赐的节庆，而购物和消费的程序本身，便被如此地配上插图、打上灯光，玩弄和破解，就好像作为性交前戏的舞蹈一样。

　　渐渐地，似乎物的世界繁荣昌盛，而其所有者却备受折磨。阿兰·罗伯-格里耶反心理小说构想了客观冷静的、非个人化的世界，似乎是对这一趋势的完美诠释。在《橡皮》(The Erasers)和《窥视者》(The Voyeurs)等作品中，物的世界似乎处于支配地位，人变成了多余的人——多余的附属物。新小说描绘了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个体……丧失了他们全部的、真正原初的重要性，并跌落到无关紧要的逸闻趣事层面上”，与个性重要性的这一下降趋势相对应的是“物的自主性的增强”。

　　结构主义浪潮折射出类似的趋势。作为一种知识范式，结构主义的兴起与人文主义的衰亡相对应。结构主义试图抵消人类自主性的幻觉，消除那种认为思想和行动会对世界产生有意义影响的自恋式炫耀。与之相反的是，结构主义认为主体性受到一系列不可改变的文化常量制约：语言、神话和无意识。然而，什么构造了结构主义?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说的那样，结构主义的兴起与第五共和国严峻的社会政治困境具有相关性，与戴高乐任总统期间变得不可动摇的独裁统治的情绪有关系。通过宣告主体性是无效的，结构主义者难道不是正在概括他们这代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挫败感吗?

　　当时不足为怪的是“六八分子”——口头上被称为“马克思和可口可乐的孩子”——将他们的文化关注置于他们造反的中心，也不必惊奇他们会觉得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传统——一场信奉兰波口号“改变生活!”(Changez la vie!)的运动——与他们的情趣竟然如此相投。政治上理解“五月风暴”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它与其说与夺取政治权力有关，倒不如说与拯救日常生活逃离殖民它的“隐匿劝说者”(hidden persuaders)的险恶控制有关。马克思曾预言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将成为革命的推动力，但是“五月造反”却吊诡地爆发在空前丰裕的社会氛围之中。

　　文化现代化与法国特有的政治传统主义(如戴高乐“帝王式总统制”所体现的那样)之间的显著不一致无疑是朝向“五月造反”的重要促进因素之一。“二战”后一代人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罪行仍旧记忆犹新，他们只是对第五共和国的自我变革能力失去信心。

　　法国在其他方面仍旧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一个沾沾自喜的精英小圈子垄断了“权力走廊”(corridors of power)，也垄断了文化威望的场所，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机会仍然受到了相应的限制。

　　高等教育制度是个“过时的恐龙式庞然大物”，课程设置极为传统，其拿破仑一世时期延续下来的、令人窒息的集权化意味着这种教育制度仍然与当代年轻人的文化关注极为脱节。教育方法折射了一种枯燥的笛卡儿形式主义，后者阻碍了创造力和个体主动性。更广泛的文化趋势刺激了无节制和即时满足的快乐，而法国的教学法仍旧是说教的、严厉的。教师假设学生不会促进教育进步，因此两个群体之间的对话是极为罕见的，学生把大学讥讽为“贩卖知识的机器”和“文凭工厂”。

　　1955年至1967年间，学生人数以300%的速度增长，数量从15万增到51万。此前高等教育始终是社会精英的权利，然而考虑到最新的人口结构变化，这些期望不再是切实可行的。公开的招生政策——法国共和主义的民主遗产——形式上保证了每个顺利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学生的学习机会。扩招计划是过时的、不认真的。人文学科注册人数猛增，然而极少有切合实际的规定被制定出来以适应这种增长。毕业生能否找到与其复杂的教育训练相匹配的工作，这谁也拿不准。因此，尤其是在人文学科，学生的焦虑情绪高涨。1967年，政府笨拙地回应了这些问题，提出了富歇改革计划(Fouchet reforms，以当时教育部长克里斯蒂安·富歇的名字命名)，建议把“选择性录取”作为一种削减法国迅速增长的学生人数的方法，这显然是一种令学生焦虑情绪处于一触即发境地的策略。在许多方面，大学制度是一颗有待爆炸的定时炸弹。在1964年一篇有预见性的文章中，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瞥见了不祥之兆：“如果国家不能以合理的方式控制大学人数的增长，那它将经历一场如同民族大灾难一般的学生爆炸。”

　　旧体制的残喘

　　“宫廷社会”的返祖性遗迹充斥着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法国家长式的管理文化恰好是一个完美的案例。在《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中，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哀叹法国的行政制度试图“预见一切，负责一切，总是比被治理者本人更了解被治理者的利益，它不停地活动，却毫无收获”。自托克维尔时代以来，法国状况几乎没有发生改变，法国组织生活的主导心态依然是等级制的，同时又极其厌恶参与性决策(participatory decision making)，其结果是在管理精英与其仆从之间出现了一道似乎无法跨越的鸿沟。那种挑战精英决策垄断权的输入先天地被拒绝了，适应了上司的低级雇员乐意接受自我审查政策。他们推论道，为什么要费心地给上司提供不受欢迎的信息呢?由此那些掌权者最终愚蠢地剥夺了他们所需要的、可以让他们做出明智决定的信息。正如一名分析者所悲叹的那样，“集权化与科层化竟然是如此无法逾越的交流障碍，以致‘官僚主义的’决策的(不利的)结果要花费很长时间才会变得清晰明了。这种制度不能从它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并且它总是不断地逼近自身”。正是这种僵化的组织模型，是“六八分子”努力要推翻的。

　　“二战”后对管理技能的强调意味着法国社会越来越屈从于冷漠的国家计划部门的谋划与设计。从民主的视角看，似乎专家治国论取代了政治学，专家取代了公民。高等教育与这些发展有着莫大的关联，比如国家行政学校(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简称ENA)是一个负责培养政治精英和行政精英的官员学院，毕业生被俗称为“行政后备干部”(énarques)。在批评者看来，其井然有序的社会的理想似乎像一场疯狂的启蒙实验。正如一名持怀疑态度的评论者所评论的那样，“行政后备干部的历史就是巴黎衰落的历史”。按照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诋毁者的说法，它的毕业生是一群冷漠无情的技术专家，是T. S.艾略特笔下“空心人”(hollow men)的直系子孙。这些新的“组织人”(organizationmen)目前正管理着法国。

　　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里，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管理人员和专家。知识丧失了其原初的纯洁性，正如福柯在一些开创性著作中所暗示的那样，知识几乎不是中立的，或者说几乎不是价值中立的，它被卷入了社会权力的维护之中，是“规训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在法国学生中间，社会学领域是罪魁祸首，其对数量方法和经验研究的依赖意味着它只不过变成“数据提供者”(data provider)——“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力量的侍女。

　　许多杰出的“六八分子”主修社会学专业，这几乎不可能是一种巧合。“五月反抗”之前的几个月，丹尼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是社会学家?”(“Pourquoi des sociologues?”)的文章，讨论了社会科学与政治专家治国论的罪恶之间的关系。在职业政治家和专家的统治下，他们认为大众是管理控制的无用之人，他们否定了民主规范之核心的自我决定的理想。

　　科恩-邦迪的另一个批评目标是蓬勃发展的工业社会学领域。社会科学家正越来越多地被聘为提高工业效率的企业顾问。信息社会渴求技术专家，在大学培养的社会科学家中，它找到了供给充足的、心甘情愿的帮凶。科恩-邦迪特别批评了1924年至1932年在美国芝加哥西电公司霍桑工厂(Western Electric Hawthorne Works)进行的梅奥实验，这一实验论证了工业产量是如何由小组形式组成的孤立工人来提高的。根据科恩-邦迪的观点，梅奥偏见性的数据收集依旧没有注意到社会哲学的价值—也就是说社会学清楚地表达实质问题和关注的能力，并开创了经验社会学(empirical sociology)的时代。经验主义在消除规范思考的同时试图客观地记录“事实”，培育了一种政治消极性的心态。正如科恩-邦迪所观察的那样，他写道：

　　学院社会学向以科学的夸耀口吻进行的独立研究(分支)的转变，与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国家控制的经济的转变相一致。从这一点来看，新的社会心理学被资产阶级用于促进社会的理性化，既没有损害利益，也没有危及稳定。证据就在我们的周围。工业社会学主要关注的是让人适合工作的问题，而让工作适合人的逆向需求被忽略了。社会学家由雇主提供报酬，因此他们必须为我们的经济制度的目标工作：为利益的最大化寻求生产的最大化。

　　既然大学在具有成熟的社会良知的学生中间发挥着使知识满足管理效率的新需求的核心作用，那么它自然就成了批判的目标。

　　吊诡的是，尽管法国人在“二战”后的岁月里在物质财富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似乎是相当不满足的。实际上，马代河居民(文化社会学回溯性的虚构原型)无疑比与其相对应的、精于世故的城市居民更容易满足于他们的命运。尽管存在着各种局限，但是传统的法国社会拥有稳定性和亲密性的优点。20世纪60年代的富裕社会反而给城市居民提供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虚假选择：文化选择、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消费者选择。同样，随着戴高乐任期的延续，法国市民觉得他们几乎被剥夺了有意义的政治选择。

　　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法国从一个组织严密的阶级社会转变为一个由原子化个体组成的分层聚合体。对物质财富的期待显著增加。不过，作为一个民族，法国人似乎越来越不满足，因为富裕就其自身而言不存在天然的停止点。不管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变得多么富裕，似乎总是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法国社会似乎愈发贪得无厌，枯燥乏味。不断提升的物质满足感转化为一种弥散的、而且无可争辩的“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恶心”(existential queasiness)，法国人很快意识到幸福是不能被量化的。

　　1968年3月，一篇发表在《世界报》的文章宣告“法国人百无聊赖”，似乎法国正冒险变成这样一个社会：毫无特征的、非个人化的工作人员专心于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毫无意义的官僚差事。社会生活凝结成一堆徒劳无功的、日常熟知的例行公事，这种情形被贴切地概括为“地铁—工作—睡觉”(metro-boulot-dodo)。在“五月造反”前夕，一份“情境主义国际”的小册子声称：“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以‘死于无聊’为代价来保证不会‘死于饥饿’的世界里。”出于同样的精神格调，一幅著名的“五月风暴”街道画宣称：“无聊是反革命的!”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同一个月《世界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南泰尔校园爆发的学生罢课[著名的3月22日运动(March 22 Movement)]，几周之内就蔓延到拉丁区中心。作为一名教师，迪迪埃·安齐厄(Didier Anzieu)以笔名埃皮斯狄蒙(Epistémon)写道：“我不再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