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乌克兰战争如何影响日本外交

　　乌克兰战事已经对日本的对外战略方向讨论带来巨大冲击波。日本改变长期以来在对外制裁上谨慎的态度，对俄罗斯实施相当严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则以中断和平条约谈判反制。日本向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背心，这也是对原来向纷争地区提供装备品的谨慎态度的变化。日本一些政治人物提出要讨论和北约一样的“核共有”议题，如果实现，将是“无核三原则”的重大改变。自民党内要求增加防务经费，达到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标准。党内对于乌克兰危机和台湾势态的讨论也有所增加。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限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展示要改革安理会的意愿。

　　今年底，日本将发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修订相关防卫重要文件。乌克兰战争将多大程度影响日本战略方向，中美日关系和亚洲国际关系?与此同时，日本民意也值得关注。民调显示85%的民众支持对俄经济制裁，认为应该开展“核共有”讨论的民众接近八成。战后日本社会的和平主义民意是否会因此大大减弱呢?本文就国际战略，国内政治和社会民意三个层面回答上述问题。

日本数千人举行反战集会-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冲击日本对国际体系认知

　　尽管日本官方认为乌克兰战事对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但究竟会起到怎样的影响，新秩序会是什么样，应该说尚无定论。换言之，对日本来说，“乌克兰教训“究竟是什么尚处于流动状态，主要可能有以下三种代表性意见。

　　第一类可以称为“亚洲版北约派”，战略定位是新冷战的急先锋。这一派认为乌克兰正因为不是北约成员国才会遭受入侵，因此印太地区即使建不成类似北约的军事集团，也要朝着准北约方向推进。而且尽管欧洲有北约的存在，也没能威慑俄罗斯，更何况亚洲没有北约。在他们看来，去年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展示的是“弱美国”。此次美国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国会也反对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美国在亚洲建立的是双边军事同盟，从核战略角度依靠的是美国的“延展威慑力”(核保护伞)，这一派怀疑这样的架构是否真有威慑力。基于上述新冷战和弱美国的双重认知，必须持有对“敌对基地攻击能力”的声音于是增加，以及出现了实现同盟关系北约化的想法，核共有就是例证。事实上，曾任国防部长的石破茂在2020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已经提出建立亚洲版北约的主张。

　　由于北约规定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等同对全体成员攻击，这意味着全面的集体自卫权。日本的亚洲版北约派认为仅靠日美同盟还不够，须要获得全面自卫权才能够保持地区力量平衡。尽管安倍时代解禁集体自卫权，但附加很多的条件，而自民党内这个主张的支持者也似乎没有扩大。

　　第二类可以称为“日美同盟+N派”，战略定位是新冷战桥头堡。他们也认定一个弱美国，但乌克兰战事后，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空前团结。由于美欧国家对外战略上的主要精力将投入到欧洲，对亚洲的关心势必减弱。在新冷战正在形成的背景下，日本作为亚洲的最前沿，要在战略方向上配合美国和七国集团，同时还要填补美国在亚洲领导力不足的真空。他们因此主张在强化同盟的基础上，扩展与欧盟、北约、东南亚、南亚等全方位战略关系。近期日本领导人访问印度、柬埔寨后参加七国首脑会议，体现了日本想要在七国集团中展现自身在亚洲的领导力意图。日本与菲律宾也首次举行了外长与防长二加二会谈。

　　第三类可以称为“国际体系多元化派”，战略定位是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这派认为在乌克兰危机后，国际体系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边倒的反俄局面，新冷战是否会形成仍有变数。从3月24日联合国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通过乌克兰人道问题决议的投票结果来看，赞成140票，反对五票，弃权38票，尽管赞成票占多数，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投弃权票，很难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就绝对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主流。这一派隐含的主张是日本须要发挥自身优势，做一个“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

　　日本国内政治动态

　　还有三个月，日本将迎来参议院选举，这也是岸田文雄执政后第一次大考。如果获得大胜，意味着他在今后三年内没有新的全国大选的压力，实现长期执政，从“安倍自民党”向“岸田自民党”转变成为可能。乌克兰冲击也须要放在日本国内政治的背景下考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去安倍化”和“保安倍化”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

　　对俄外交可以说是安倍外交的一个亮点，安倍任期内和普京会面27次，双方也就开发北方四岛问题达成一些协定。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一方面有七国集团集体压力的因素，但日本在对俄外交上从一开始就展现了明确的方向，已经做好了日俄关系恶化的准备。

　　安全保障毕竟是安倍的优势领域，而“保安倍化”动态反过来也在其他领域给现政府施压。一个是强调乌克兰危机和台海问题的关联性，近期日本一些政治人物和台湾方面互动频繁。另一个则是前面提及的北约式的核共有的讨论。从岸田的角度来说，在日俄关系已经完全恶化情况下，中日关系若受极大冲击，并不符合执政者的利益。在核政策上，岸田出身广岛，去核化和核裁军是他重要的政策主张，核共有显然与此相左。

　　日本国内政治的动态和乌克兰危机发展之间的互动，在今后还会继续演进。

　　日本和平主义民意

　　前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乌克兰冲击已经让日本民众更能够接受使用强力经济制裁，对于核共有这样曾经是禁忌的课题不再敏感。战后日本社会长期占主流民意的和平主义，是否会因为乌克兰危机而极度弱化?笔者认为冲击很大，但目前的反应更多还是和平主义原有主流民意的体现，还不能够得出社会在安保问题上走向保守化的结论。

　　首先，正因为和平主义的民意才会让日本社会对乌克兰战事反应如此强烈，这与德国的情况类似。德国和日本作为二战中的战败国，民众深受战争之苦，战后这两个社会对于战争高度敏感。对于日本来说，还有一个对于核攻击的超级敏感反应，此次西方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核设施的攻击，对社会产生的震撼很大。

　　但是这种历史经历带来的高度敏感性，并不直接等同于社会会无条件支持安全政策的激进变化。例如自民党在2021年的众议院大选，就已经提出了国防开支超过GDP2%的目标，向北约成员国看齐。但是什么时候实现，如何实现，并没有具体提及。面对日本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连年提高，加上在应对疫情，国家财政支出过去两年大增的背景下，任何的预算开支增加都会受到质问。再例如核共有的问题，尽管调查显示八成赞成讨论，但接近六成反对采取核共有政策。岸田也明确表示，政府不会讨论这个选项。

　　第二，日本经济界是和平主义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经济逻辑会对乌克兰冲击所带来的政治安保逻辑产生内在约束。民调显示，日本企业考虑撤离俄罗斯的数量在危机后增加很快，但这更多是考虑到企业的形象、美国的二次制裁危险以及俄罗斯在企业整体收益比重不大。与此同时，西伯利亚的油气田项目，日本企业并没有撤资，政府也没有要求企业这样做。

　　与日俄经济关系不同，日本和亚洲在经济上已经高度融合，相互依存度极高，地缘政治逻辑超越经济逻辑是很难想象的。《日经新闻》近期对100位日本企业主管的调查显示，尽管对于台湾有事表示有些担心的接近六成，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媒体对相关话题的报道增加的结果。但回答即使发生地缘政治风险，也会在采取对策的基础上继续经济活动的达到五成。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去年以来日本在某些方面似乎调子比美国还高，日本对华外交对抗性增加，甚至怀疑日本已超越“联美制华”走向“导美主动抗华”。乌克兰危机是否会对日本对华政策产生冲击，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国际战略、国内政治和民意基础三者的互动。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乌克兰战事已经对日本的对外战略方向讨论带来巨大冲击波。日本改变长期以来在对外制裁上谨慎的态度，对俄罗斯实施相当严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则以中断和平条约谈判反制。日本向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背心，这也是对原来向纷争地区提供装备品的谨慎态度的变化。日本一些政治人物提出要讨论和北约一样的“核共有”议题，如果实现，将是“无核三原则”的重大改变。自民党内要求增加防务经费，达到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标准。党内对于乌克兰危机和台湾势态的讨论也有所增加。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限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展示要改革安理会的意愿。

　　今年底，日本将发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修订相关防卫重要文件。乌克兰战争将多大程度影响日本战略方向，中美日关系和亚洲国际关系?与此同时，日本民意也值得关注。民调显示85%的民众支持对俄经济制裁，认为应该开展“核共有”讨论的民众接近八成。战后日本社会的和平主义民意是否会因此大大减弱呢?本文就国际战略，国内政治和社会民意三个层面回答上述问题。

日本数千人举行反战集会-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冲击日本对国际体系认知

　　尽管日本官方认为乌克兰战事对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但究竟会起到怎样的影响，新秩序会是什么样，应该说尚无定论。换言之，对日本来说，“乌克兰教训“究竟是什么尚处于流动状态，主要可能有以下三种代表性意见。

　　第一类可以称为“亚洲版北约派”，战略定位是新冷战的急先锋。这一派认为乌克兰正因为不是北约成员国才会遭受入侵，因此印太地区即使建不成类似北约的军事集团，也要朝着准北约方向推进。而且尽管欧洲有北约的存在，也没能威慑俄罗斯，更何况亚洲没有北约。在他们看来，去年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展示的是“弱美国”。此次美国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国会也反对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美国在亚洲建立的是双边军事同盟，从核战略角度依靠的是美国的“延展威慑力”(核保护伞)，这一派怀疑这样的架构是否真有威慑力。基于上述新冷战和弱美国的双重认知，必须持有对“敌对基地攻击能力”的声音于是增加，以及出现了实现同盟关系北约化的想法，核共有就是例证。事实上，曾任国防部长的石破茂在2020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已经提出建立亚洲版北约的主张。

　　由于北约规定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等同对全体成员攻击，这意味着全面的集体自卫权。日本的亚洲版北约派认为仅靠日美同盟还不够，须要获得全面自卫权才能够保持地区力量平衡。尽管安倍时代解禁集体自卫权，但附加很多的条件，而自民党内这个主张的支持者也似乎没有扩大。

　　第二类可以称为“日美同盟+N派”，战略定位是新冷战桥头堡。他们也认定一个弱美国，但乌克兰战事后，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空前团结。由于美欧国家对外战略上的主要精力将投入到欧洲，对亚洲的关心势必减弱。在新冷战正在形成的背景下，日本作为亚洲的最前沿，要在战略方向上配合美国和七国集团，同时还要填补美国在亚洲领导力不足的真空。他们因此主张在强化同盟的基础上，扩展与欧盟、北约、东南亚、南亚等全方位战略关系。近期日本领导人访问印度、柬埔寨后参加七国首脑会议，体现了日本想要在七国集团中展现自身在亚洲的领导力意图。日本与菲律宾也首次举行了外长与防长二加二会谈。

　　第三类可以称为“国际体系多元化派”，战略定位是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这派认为在乌克兰危机后，国际体系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边倒的反俄局面，新冷战是否会形成仍有变数。从3月24日联合国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通过乌克兰人道问题决议的投票结果来看，赞成140票，反对五票，弃权38票，尽管赞成票占多数，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投弃权票，很难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就绝对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主流。这一派隐含的主张是日本须要发挥自身优势，做一个“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

　　日本国内政治动态

　　还有三个月，日本将迎来参议院选举，这也是岸田文雄执政后第一次大考。如果获得大胜，意味着他在今后三年内没有新的全国大选的压力，实现长期执政，从“安倍自民党”向“岸田自民党”转变成为可能。乌克兰冲击也须要放在日本国内政治的背景下考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去安倍化”和“保安倍化”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

　　对俄外交可以说是安倍外交的一个亮点，安倍任期内和普京会面27次，双方也就开发北方四岛问题达成一些协定。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一方面有七国集团集体压力的因素，但日本在对俄外交上从一开始就展现了明确的方向，已经做好了日俄关系恶化的准备。

　　安全保障毕竟是安倍的优势领域，而“保安倍化”动态反过来也在其他领域给现政府施压。一个是强调乌克兰危机和台海问题的关联性，近期日本一些政治人物和台湾方面互动频繁。另一个则是前面提及的北约式的核共有的讨论。从岸田的角度来说，在日俄关系已经完全恶化情况下，中日关系若受极大冲击，并不符合执政者的利益。在核政策上，岸田出身广岛，去核化和核裁军是他重要的政策主张，核共有显然与此相左。

　　日本国内政治的动态和乌克兰危机发展之间的互动，在今后还会继续演进。

　　日本和平主义民意

　　前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乌克兰冲击已经让日本民众更能够接受使用强力经济制裁，对于核共有这样曾经是禁忌的课题不再敏感。战后日本社会长期占主流民意的和平主义，是否会因为乌克兰危机而极度弱化?笔者认为冲击很大，但目前的反应更多还是和平主义原有主流民意的体现，还不能够得出社会在安保问题上走向保守化的结论。

　　首先，正因为和平主义的民意才会让日本社会对乌克兰战事反应如此强烈，这与德国的情况类似。德国和日本作为二战中的战败国，民众深受战争之苦，战后这两个社会对于战争高度敏感。对于日本来说，还有一个对于核攻击的超级敏感反应，此次西方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核设施的攻击，对社会产生的震撼很大。

　　但是这种历史经历带来的高度敏感性，并不直接等同于社会会无条件支持安全政策的激进变化。例如自民党在2021年的众议院大选，就已经提出了国防开支超过GDP2%的目标，向北约成员国看齐。但是什么时候实现，如何实现，并没有具体提及。面对日本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连年提高，加上在应对疫情，国家财政支出过去两年大增的背景下，任何的预算开支增加都会受到质问。再例如核共有的问题，尽管调查显示八成赞成讨论，但接近六成反对采取核共有政策。岸田也明确表示，政府不会讨论这个选项。

　　第二，日本经济界是和平主义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经济逻辑会对乌克兰冲击所带来的政治安保逻辑产生内在约束。民调显示，日本企业考虑撤离俄罗斯的数量在危机后增加很快，但这更多是考虑到企业的形象、美国的二次制裁危险以及俄罗斯在企业整体收益比重不大。与此同时，西伯利亚的油气田项目，日本企业并没有撤资，政府也没有要求企业这样做。

　　与日俄经济关系不同，日本和亚洲在经济上已经高度融合，相互依存度极高，地缘政治逻辑超越经济逻辑是很难想象的。《日经新闻》近期对100位日本企业主管的调查显示，尽管对于台湾有事表示有些担心的接近六成，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媒体对相关话题的报道增加的结果。但回答即使发生地缘政治风险，也会在采取对策的基础上继续经济活动的达到五成。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去年以来日本在某些方面似乎调子比美国还高，日本对华外交对抗性增加，甚至怀疑日本已超越“联美制华”走向“导美主动抗华”。乌克兰危机是否会对日本对华政策产生冲击，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国际战略、国内政治和民意基础三者的互动。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