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希尔：美国对中国的愤怒姿态于事无补，政府必须冷静下来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场巴尔干战争中，一群高级官员在白宫战情室会面，听取了再次轰炸塞尔维亚的建议，以报复该国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最新暴行。当官员们(几乎都是非军事人员)讨论各种选择时，他们转向会议上的美国军方代表，请他谈谈对待定的新轰炸行动的看法。他用一个反问来回答:“轰炸了，然后呢?”

　　制定政策和战略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在大国关系中，这个简单的事实格外重要，当一个国家影响另一个国家内部变化的能力和意愿正受到抵触时，坚持这样做的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牛顿定律适用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就像适用于物质世界一样重要：每一项行动确实会导致对等和相反的作用。受影响者很少会简单地选择逆来顺受。

　　毫无疑问，在武汉发生的事情上，中国没有对世界其他地区保持透明，这是严重的不当行为。但是，尽管看起来中国是在去年12月份那段混乱日子掩盖了疫情，但也很有可能，由于成千上万的民众因健康状况不佳涌向了一个无法承受的卫生系统，中国的卫生和安全机构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湖北省面对的是什么。谁了解实情，以及他们何时了解，了解了多少，这些问题必须及时回答，很大程度上，这是世界范围内都关切的，尤其是那些受到病毒影响的中国公众，即使政府声称，已经战胜了病毒。

　　2019年末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大量生命损失形同一次屠杀，很可能会在几十年内铭刻在世界的集体记忆中。对一些国家来说，大流行将使社会习俗和道德发生巨大变化;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它将带来政治动荡，因为公民会评估政府的应对能力。美国遭受的灾难性损失尤为惨重——逝去的万千生命，及人们因经济崩溃而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这些灾难性结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带着蔑视相关机构和专业知识的态度，在应对疫情上，是否远不能胜任。显然，中国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的发展。

　　毫不奇怪，已经不是头一回了，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寻找替罪羊。这是政府对遇到的每一个问题的本能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国还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显然是最佳选择。当然，问题是中国将如何反应。

　　近几十年来，中国没有很好地处理国际关系。世界明智地给予了迅速发展的中国以贸易组织成员资格，并在一系列国际金融和经济机构中给予其适当的地位，使其成为一个受益者，但这并不是做出此类决定的充分基础，目的是在于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是，这些希望一再破灭，因为中国除其他违规行为之外，一直奉行侵略性的贸易做法,包括掠夺性定价和窃取知识产权,尽管在许多人看来，世界贸易体系在给予中国改革的时间和空间方面已经够多了。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崛起的时机并不好，由于中国与其合作伙伴的自动化程度同步提高，他国不可避免的失业问题被归咎于中国，而非技术。中国本可以通过改善工厂工作条件、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或一般的自由化措施来实现政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它没有这样做。甚至曾经一度受到国内民众欢迎的反腐运动，也因为政客们在体制内相互攻讦而受到人们的质疑，尽管中国在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这些缺陷已经让中国模式的光环黯然失色。

　　中国人有先见之明是出了名的，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对中国越来越怀疑的世界：首先，世界其他国家想要缩短自己的供应链，这样就不用向国外订购急需的个人防护装备(PPE)。越来越多对中国的严厉批评者，包括白宫内部的批评家，都在谈论与中国经济“脱钩”作为应对美国经济困境的解决方案，好像减少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制造中心之一的国家的贸易就能实现经济转型一样。现在，随着大流行极大地扩大了战略需求的范围，削弱了自由贸易的论据，这一设想有可能部分现实。

　　中国意识到这种情绪在其贸易伙伴中广泛存在，并意识到大流行正在使它们逐步变成现实。若中国不能在国际体系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许中国的领导层会认为，至少可以修复并保持其负责任的制造合作伙伴的角色，并减少全球其他国家在更靠近本土的地方生产产品的想法。在大流行蔓延的几周内，中国开始向世界各地运送个人防护用品，似乎要证明它是一个可靠的产品供应商。

　　但是，即使中国努力重申其作为一个可靠制造商的角色，可能也为时已晚。全世界，更不用说摇摇欲坠的特朗普政府了，都没有采取姑且相信中国的态度。在某些方面，人们对中国向迫切需要个人防护装备的国家提供产品的努力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中国在世界上获得优势和扩大其影响的新手段。

　　提供医疗设备的提议受到了这种怀疑，这证明特朗普政府前后不一、不断紧缩的外交政策对国际秩序的损害。对中国的恐惧和厌恶并不能取代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自信和一贯性。在特朗普和他的急功近利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领导下，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不是扩大联盟和制定有效政策，而是通过将恶意动机归咎于一个更有可能试图保护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国家，来消除恐惧。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与一个既不会消失，也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命令的中国寻找共同前进的道路。

　　美国曾经建立了一种世界秩序，确保了美国近乎主导的地位。然而最近，它的作为让它从首席建设者变成了头号纵火犯。美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新叙述出于一种受害者心态——各方都伤害了它，尤其是中国————这让华盛顿看起来想要烧毁整个大厦。相反，如果美国恢复其领导角色，对中国保持清晰的认识，这将有助于塑造中国领导人必须融入全球环境的想法。

　　中国未来的样子将取决于中国人。他们将决定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是可持续的。然而，美国必须考虑对中国采取切实可行的、可持续的政策。美国真的想与中国持久敌对吗?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吗?任何参观过长城的美国人都可能会问，我们真的想与建造类似工程的人们打仗吗?

　　美国人近来的行为包含着一种正义感，当然也有愤慨的理由。但这种姿态将导致什么结果呢?华盛顿希望从中得到什么?美国在东亚处理双边关系时常常显得笨拙(我想到了朝鲜半岛事务)，这表明美国的政策旨在赋予中国区域霸主的地位，同时试图削弱中国，缩小其全球影响力的范围。这种做法存在着悖论，其结果可能也会事与愿违。

　　愤怒的情绪不能代替政策制定。对于中国，尽管未来几个月要考虑的事情很多，但或许美国首先需要冷静下来，问问自己接下来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实现。

　　作者系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2005年至2009年曾任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从2005年起担任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美方首席谈判代表;本文译自《外交事务》官网，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5-11/what-does-washington-want-china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场巴尔干战争中，一群高级官员在白宫战情室会面，听取了再次轰炸塞尔维亚的建议，以报复该国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最新暴行。当官员们(几乎都是非军事人员)讨论各种选择时，他们转向会议上的美国军方代表，请他谈谈对待定的新轰炸行动的看法。他用一个反问来回答:“轰炸了，然后呢?”

　　制定政策和战略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在大国关系中，这个简单的事实格外重要，当一个国家影响另一个国家内部变化的能力和意愿正受到抵触时，坚持这样做的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牛顿定律适用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就像适用于物质世界一样重要：每一项行动确实会导致对等和相反的作用。受影响者很少会简单地选择逆来顺受。

　　毫无疑问，在武汉发生的事情上，中国没有对世界其他地区保持透明，这是严重的不当行为。但是，尽管看起来中国是在去年12月份那段混乱日子掩盖了疫情，但也很有可能，由于成千上万的民众因健康状况不佳涌向了一个无法承受的卫生系统，中国的卫生和安全机构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湖北省面对的是什么。谁了解实情，以及他们何时了解，了解了多少，这些问题必须及时回答，很大程度上，这是世界范围内都关切的，尤其是那些受到病毒影响的中国公众，即使政府声称，已经战胜了病毒。

　　2019年末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大量生命损失形同一次屠杀，很可能会在几十年内铭刻在世界的集体记忆中。对一些国家来说，大流行将使社会习俗和道德发生巨大变化;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它将带来政治动荡，因为公民会评估政府的应对能力。美国遭受的灾难性损失尤为惨重——逝去的万千生命，及人们因经济崩溃而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这些灾难性结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带着蔑视相关机构和专业知识的态度，在应对疫情上，是否远不能胜任。显然，中国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的发展。

　　毫不奇怪，已经不是头一回了，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寻找替罪羊。这是政府对遇到的每一个问题的本能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国还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显然是最佳选择。当然，问题是中国将如何反应。

　　近几十年来，中国没有很好地处理国际关系。世界明智地给予了迅速发展的中国以贸易组织成员资格，并在一系列国际金融和经济机构中给予其适当的地位，使其成为一个受益者，但这并不是做出此类决定的充分基础，目的是在于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是，这些希望一再破灭，因为中国除其他违规行为之外，一直奉行侵略性的贸易做法,包括掠夺性定价和窃取知识产权,尽管在许多人看来，世界贸易体系在给予中国改革的时间和空间方面已经够多了。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崛起的时机并不好，由于中国与其合作伙伴的自动化程度同步提高，他国不可避免的失业问题被归咎于中国，而非技术。中国本可以通过改善工厂工作条件、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或一般的自由化措施来实现政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它没有这样做。甚至曾经一度受到国内民众欢迎的反腐运动，也因为政客们在体制内相互攻讦而受到人们的质疑，尽管中国在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这些缺陷已经让中国模式的光环黯然失色。

　　中国人有先见之明是出了名的，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对中国越来越怀疑的世界：首先，世界其他国家想要缩短自己的供应链，这样就不用向国外订购急需的个人防护装备(PPE)。越来越多对中国的严厉批评者，包括白宫内部的批评家，都在谈论与中国经济“脱钩”作为应对美国经济困境的解决方案，好像减少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制造中心之一的国家的贸易就能实现经济转型一样。现在，随着大流行极大地扩大了战略需求的范围，削弱了自由贸易的论据，这一设想有可能部分现实。

　　中国意识到这种情绪在其贸易伙伴中广泛存在，并意识到大流行正在使它们逐步变成现实。若中国不能在国际体系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许中国的领导层会认为，至少可以修复并保持其负责任的制造合作伙伴的角色，并减少全球其他国家在更靠近本土的地方生产产品的想法。在大流行蔓延的几周内，中国开始向世界各地运送个人防护用品，似乎要证明它是一个可靠的产品供应商。

　　但是，即使中国努力重申其作为一个可靠制造商的角色，可能也为时已晚。全世界，更不用说摇摇欲坠的特朗普政府了，都没有采取姑且相信中国的态度。在某些方面，人们对中国向迫切需要个人防护装备的国家提供产品的努力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中国在世界上获得优势和扩大其影响的新手段。

　　提供医疗设备的提议受到了这种怀疑，这证明特朗普政府前后不一、不断紧缩的外交政策对国际秩序的损害。对中国的恐惧和厌恶并不能取代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自信和一贯性。在特朗普和他的急功近利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领导下，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不是扩大联盟和制定有效政策，而是通过将恶意动机归咎于一个更有可能试图保护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国家，来消除恐惧。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与一个既不会消失，也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命令的中国寻找共同前进的道路。

　　美国曾经建立了一种世界秩序，确保了美国近乎主导的地位。然而最近，它的作为让它从首席建设者变成了头号纵火犯。美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新叙述出于一种受害者心态——各方都伤害了它，尤其是中国————这让华盛顿看起来想要烧毁整个大厦。相反，如果美国恢复其领导角色，对中国保持清晰的认识，这将有助于塑造中国领导人必须融入全球环境的想法。

　　中国未来的样子将取决于中国人。他们将决定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是可持续的。然而，美国必须考虑对中国采取切实可行的、可持续的政策。美国真的想与中国持久敌对吗?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吗?任何参观过长城的美国人都可能会问，我们真的想与建造类似工程的人们打仗吗?

　　美国人近来的行为包含着一种正义感，当然也有愤慨的理由。但这种姿态将导致什么结果呢?华盛顿希望从中得到什么?美国在东亚处理双边关系时常常显得笨拙(我想到了朝鲜半岛事务)，这表明美国的政策旨在赋予中国区域霸主的地位，同时试图削弱中国，缩小其全球影响力的范围。这种做法存在着悖论，其结果可能也会事与愿违。

　　愤怒的情绪不能代替政策制定。对于中国，尽管未来几个月要考虑的事情很多，但或许美国首先需要冷静下来，问问自己接下来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实现。

　　作者系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2005年至2009年曾任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从2005年起担任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美方首席谈判代表;本文译自《外交事务》官网，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5-11/what-does-washington-want-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