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庆伦：新冠疫情是一场“大地震”，充分暴露了全球卫生体制的不足

　　萧庆伦，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曾出任美国尼克松、卡特和克林顿三届总统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顾问。萧庆伦出生在北京，幼年随父母移居国外。他曾担任第一、二、三届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度参与中国医疗制度改革。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美国卫生福利部医疗保险精算局局长的萧庆伦为台湾地区设计了一个有效的为全民提供保障的医疗制度。

萧庆伦

　　新冠肺炎是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

　　马国川：您是什么时候得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当时是否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

　　萧庆伦：我是在去年12月底注意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当时社交媒体上已经有了关于这种新型疾病的消息。今年1月初，当我了解到中央政府正在从北京派一些最有能力且级别最高的卫生官员到武汉去，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马国川：对中国来说，这次危机是对其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在您看来，中国的考试成绩如何，有哪些问题值得反思?

　　萧庆伦：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同时也是对整个中国医疗体制的一次大考。它不止展现了中国公共卫生系统和医疗体系的强项，也暴露了它的很多短板。

　　例如，中国在经历SARS之后，建立了一套理想上十分有效的“疾控直报系统”，但缺乏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来使用这个系统提供的信息来及时制定有效措施。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提前三到四周的时间出台防控措施，中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应该会少得多，死亡人数也会少得多，同时外国的新冠肺炎感染数也会少得多，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所受到的打击也会小一些。

　　另外，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了中国医疗体制中的基层医疗的缺陷。人们缺乏对于基层医疗的信心。当出现任何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状时，人们都会跑去三级医院去就医。拥挤的医院环境导致了更多的人被感染。更重要的是，很多非新冠肺炎病人因为医疗系统过载而无法得到有效的医治。如果中国的基层医疗系统更加完善，情况可能会好很多。

　　这次“大考”也告诉我们，公众需要全面迅速的了解疫情的最新信息。向公共隐瞒事实只会导致公共焦虑、谣言泛滥和社会恐慌。

　　马国川：新冠肺炎病毒已经成为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复盘疫情的发展过程，这场危机是否有可能避免?或者说，做到哪些就可能避免它蔓延到全球范围?

　　萧庆伦：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在疫情开始初期就采取有效防控措施的话，武汉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应该能够显著降低，疫情扩散到国外的情况也会减少很多，但不会完全消失。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性极强，但在最开始的时候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当时这种病毒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决策者唯一能够避免新冠肺炎病毒蔓延的方式，可能就是在去年12月末就禁止武汉居民离开武汉。但是当时并没有人知道这种病毒是如此致命。

　　与世界分享关于新冠病毒的准确信息，对于疫情防控十分重要。中国与世界及时分享了有关病毒的生物学特征，这对世界得以迅速对病毒检测，疫苗和有效药物进行开发。但是，中国在最初并没有尽早告知世界这种病毒可能能够人传人。

　　美国这次“大考”的成绩是“不及格”

　　马国川：您曾担任三届总统卫生经济顾问，作为一个专家，您怎么评价特朗普政府的防控政策?美国的病例数量增长这么快、数量这么大，主要原因是什么?大约什么时候美国才能到达拐点?

　　萧庆伦：很遗憾，美国没有及时采取任何有效的防控措施。这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美国政府一直到3月中旬才采取有效行动。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自私并且不相信科学和证据的总统。他冲动的制定政策并发布公告，只考虑他自己的政治得失和商业利益。

　　第二，美国过于自大，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疾控中心认为它能迅速的开发出最好的检测新冠病毒的测试，并因此拒绝采用德国早先开发的测试方法，但美国疾控中心失败了，没有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测试方法。这个耽误使的美国无法及时检测出被感染的美国人，来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直到现在，美国都没有进行足够的检测，来控制疫情蔓延。检测缺乏也推迟了美国经济能够恢复正常的时间。

　　马国川：这次危机也是对美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考试成绩如何?有哪些需要改进?

　　萧庆伦：美国的这次“大考”的成绩是“不及格”，但是，我相信美国会从这次悲剧性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这对美国来说是一场“地震”，整个医疗体制都必须要进行全面检查与改进。幸运的是，美国有一套要求政府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评的政治体制。

　　在这个政治体制中，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高层次的非政治性专家委员会，来评估失败的原因以及谁应该担负这次失败的责任，包括对病毒爆发时的政府治理进行评估。这个委员会还会对如何改进医疗体制提出建议、使下次疫情暴发时能够有效应对上提出建议。

　　马国川：对于病毒源头问题，中国内地有许多“阴谋论”，其中有相当部分民众相信病毒来自美国。您怎么看这种“阴谋论”?

　　萧庆伦：我们现在生活在社交媒体的世界中，没有事实依据的虚假消息能够迅速传播。如果是美国制造了这种病毒，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制造这种只有1%致死性的病毒呢?为什么要让病毒在武汉开始蔓延，而不是从北京开始呢?为什么美国现在自己却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呢?这些都是不符合常识和逻辑的。

　　科学家已经证实，这种病毒确实是来源于动物。

　　马国川：现在国际社会对于WHO有一些批评，尤其是特朗普总统最近指责WHO，并要暂停向WHO缴纳会费。在您看来，这个国际组织在抗疫中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萧庆伦：作为国际组织，WHO在疫情报告、总结出版、并对各国提供信息和建议等方面已经尽力了。特朗普不公正的、没有道理的批评WHO，只是在为他自己的失败找一个可以责怪的目标罢了。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地震”

　　马国川：从国际视野来比较，到目前为止，您认为哪个国家或地区的防控做的最好，为什么?

　　萧庆伦：我无法对此给出一个总的评价，因为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点上遭遇了这场瘟疫，当时所掌握的信息量也不尽相同。在病毒不断扩散的过程中，全世界也在不断学习。中国是病毒爆发的起点，因此中国有很多未知，在这不确定的情况下，需要作出很多抉择。中国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可能确实做出了部分错误的判断，并因此延迟制定了防控措施。但当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疫情防控措施后，事实已经证明了采取的防控措施是高度有效的。德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都从中国大陆获得的经验中受益，之后他们得以制定了最有效的防控措施。

　　马国川：现在人们担心，非洲将成为下一波瘟疫的中心。是否有可能避免这种悲剧局面?国际社会应该做什么?

　　萧庆伦：疫情在非洲爆发确实很有可能。美国没有领导发达国家对非洲国家展开援助。我建议中国应该发挥起领头作用，领导WHO和发达国家对非洲国家进行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中国可以凭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解决这场全球危机的世界领袖。

　　马国川：作为一种新型病毒，新冠肺炎病毒会不会像SARS一样消失? “群体免疫”?是否可以应对新冠肺炎病毒?

　　萧庆伦：不，新冠肺炎病毒并不会SARS一样消失。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能够开发出来。不过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了疫苗，并且正在进行临床测试。

　　群体免疫是一个很新鲜的想法，但它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我对此无法评论。

　　马国川：从全球角度看，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暴露了世界公共卫生体系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行完善才能避免下一次的危机?

　　萧庆伦：从全球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地震”，充分暴露了全球的卫生体制的不足。我们需要对病毒如何变异和如何避免动物传播给人类新的病毒这些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我们需要回答：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什么是性价比最高的疫情防控系统?各国应如何应对疫情爆发?我们应当如何教育各国领导对疫情的风险和控制措施的认识?当疫情爆发时，我们可以建立什么应急基金来援助低收入国家?

　　马国川：作为一名卫生经济学家，您认为这次疫情是否可能导致1929年式的“大萧条”?如何把经济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萧庆伦：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如何应对重大经济冲击的补救办法。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大国已采取经济行动。我们不认为世界会遭遇1929年式的“大萧条”。但是，世界的确会在2020年到2021年遭遇严重的经济萧条。很多国家GDP都可能会负增长，至少GDP增速会降低。

　　(原题《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全球“大地震”》；感谢马浩宇为本采访提供翻译帮助)

　　萧庆伦，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曾出任美国尼克松、卡特和克林顿三届总统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顾问。萧庆伦出生在北京，幼年随父母移居国外。他曾担任第一、二、三届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度参与中国医疗制度改革。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美国卫生福利部医疗保险精算局局长的萧庆伦为台湾地区设计了一个有效的为全民提供保障的医疗制度。

萧庆伦

　　新冠肺炎是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

　　马国川：您是什么时候得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当时是否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

　　萧庆伦：我是在去年12月底注意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当时社交媒体上已经有了关于这种新型疾病的消息。今年1月初，当我了解到中央政府正在从北京派一些最有能力且级别最高的卫生官员到武汉去，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马国川：对中国来说，这次危机是对其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在您看来，中国的考试成绩如何，有哪些问题值得反思?

　　萧庆伦：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同时也是对整个中国医疗体制的一次大考。它不止展现了中国公共卫生系统和医疗体系的强项，也暴露了它的很多短板。

　　例如，中国在经历SARS之后，建立了一套理想上十分有效的“疾控直报系统”，但缺乏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来使用这个系统提供的信息来及时制定有效措施。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提前三到四周的时间出台防控措施，中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应该会少得多，死亡人数也会少得多，同时外国的新冠肺炎感染数也会少得多，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所受到的打击也会小一些。

　　另外，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了中国医疗体制中的基层医疗的缺陷。人们缺乏对于基层医疗的信心。当出现任何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状时，人们都会跑去三级医院去就医。拥挤的医院环境导致了更多的人被感染。更重要的是，很多非新冠肺炎病人因为医疗系统过载而无法得到有效的医治。如果中国的基层医疗系统更加完善，情况可能会好很多。

　　这次“大考”也告诉我们，公众需要全面迅速的了解疫情的最新信息。向公共隐瞒事实只会导致公共焦虑、谣言泛滥和社会恐慌。

　　马国川：新冠肺炎病毒已经成为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复盘疫情的发展过程，这场危机是否有可能避免?或者说，做到哪些就可能避免它蔓延到全球范围?

　　萧庆伦：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在疫情开始初期就采取有效防控措施的话，武汉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应该能够显著降低，疫情扩散到国外的情况也会减少很多，但不会完全消失。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性极强，但在最开始的时候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当时这种病毒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决策者唯一能够避免新冠肺炎病毒蔓延的方式，可能就是在去年12月末就禁止武汉居民离开武汉。但是当时并没有人知道这种病毒是如此致命。

　　与世界分享关于新冠病毒的准确信息，对于疫情防控十分重要。中国与世界及时分享了有关病毒的生物学特征，这对世界得以迅速对病毒检测，疫苗和有效药物进行开发。但是，中国在最初并没有尽早告知世界这种病毒可能能够人传人。

　　美国这次“大考”的成绩是“不及格”

　　马国川：您曾担任三届总统卫生经济顾问，作为一个专家，您怎么评价特朗普政府的防控政策?美国的病例数量增长这么快、数量这么大，主要原因是什么?大约什么时候美国才能到达拐点?

　　萧庆伦：很遗憾，美国没有及时采取任何有效的防控措施。这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美国政府一直到3月中旬才采取有效行动。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自私并且不相信科学和证据的总统。他冲动的制定政策并发布公告，只考虑他自己的政治得失和商业利益。

　　第二，美国过于自大，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疾控中心认为它能迅速的开发出最好的检测新冠病毒的测试，并因此拒绝采用德国早先开发的测试方法，但美国疾控中心失败了，没有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测试方法。这个耽误使的美国无法及时检测出被感染的美国人，来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直到现在，美国都没有进行足够的检测，来控制疫情蔓延。检测缺乏也推迟了美国经济能够恢复正常的时间。

　　马国川：这次危机也是对美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考试成绩如何?有哪些需要改进?

　　萧庆伦：美国的这次“大考”的成绩是“不及格”，但是，我相信美国会从这次悲剧性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这对美国来说是一场“地震”，整个医疗体制都必须要进行全面检查与改进。幸运的是，美国有一套要求政府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评的政治体制。

　　在这个政治体制中，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高层次的非政治性专家委员会，来评估失败的原因以及谁应该担负这次失败的责任，包括对病毒爆发时的政府治理进行评估。这个委员会还会对如何改进医疗体制提出建议、使下次疫情暴发时能够有效应对上提出建议。

　　马国川：对于病毒源头问题，中国内地有许多“阴谋论”，其中有相当部分民众相信病毒来自美国。您怎么看这种“阴谋论”?

　　萧庆伦：我们现在生活在社交媒体的世界中，没有事实依据的虚假消息能够迅速传播。如果是美国制造了这种病毒，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制造这种只有1%致死性的病毒呢?为什么要让病毒在武汉开始蔓延，而不是从北京开始呢?为什么美国现在自己却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呢?这些都是不符合常识和逻辑的。

　　科学家已经证实，这种病毒确实是来源于动物。

　　马国川：现在国际社会对于WHO有一些批评，尤其是特朗普总统最近指责WHO，并要暂停向WHO缴纳会费。在您看来，这个国际组织在抗疫中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萧庆伦：作为国际组织，WHO在疫情报告、总结出版、并对各国提供信息和建议等方面已经尽力了。特朗普不公正的、没有道理的批评WHO，只是在为他自己的失败找一个可以责怪的目标罢了。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地震”

　　马国川：从国际视野来比较，到目前为止，您认为哪个国家或地区的防控做的最好，为什么?

　　萧庆伦：我无法对此给出一个总的评价，因为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点上遭遇了这场瘟疫，当时所掌握的信息量也不尽相同。在病毒不断扩散的过程中，全世界也在不断学习。中国是病毒爆发的起点，因此中国有很多未知，在这不确定的情况下，需要作出很多抉择。中国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可能确实做出了部分错误的判断，并因此延迟制定了防控措施。但当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疫情防控措施后，事实已经证明了采取的防控措施是高度有效的。德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都从中国大陆获得的经验中受益，之后他们得以制定了最有效的防控措施。

　　马国川：现在人们担心，非洲将成为下一波瘟疫的中心。是否有可能避免这种悲剧局面?国际社会应该做什么?

　　萧庆伦：疫情在非洲爆发确实很有可能。美国没有领导发达国家对非洲国家展开援助。我建议中国应该发挥起领头作用，领导WHO和发达国家对非洲国家进行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中国可以凭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解决这场全球危机的世界领袖。

　　马国川：作为一种新型病毒，新冠肺炎病毒会不会像SARS一样消失? “群体免疫”?是否可以应对新冠肺炎病毒?

　　萧庆伦：不，新冠肺炎病毒并不会SARS一样消失。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能够开发出来。不过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了疫苗，并且正在进行临床测试。

　　群体免疫是一个很新鲜的想法，但它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我对此无法评论。

　　马国川：从全球角度看，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暴露了世界公共卫生体系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行完善才能避免下一次的危机?

　　萧庆伦：从全球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地震”，充分暴露了全球的卫生体制的不足。我们需要对病毒如何变异和如何避免动物传播给人类新的病毒这些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我们需要回答：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什么是性价比最高的疫情防控系统?各国应如何应对疫情爆发?我们应当如何教育各国领导对疫情的风险和控制措施的认识?当疫情爆发时，我们可以建立什么应急基金来援助低收入国家?

　　马国川：作为一名卫生经济学家，您认为这次疫情是否可能导致1929年式的“大萧条”?如何把经济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萧庆伦：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如何应对重大经济冲击的补救办法。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大国已采取经济行动。我们不认为世界会遭遇1929年式的“大萧条”。但是，世界的确会在2020年到2021年遭遇严重的经济萧条。很多国家GDP都可能会负增长，至少GDP增速会降低。

　　(原题《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全球“大地震”》；感谢马浩宇为本采访提供翻译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