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鲁军：“武汉肺”伦敦亲历记

 　　大约两个月前答应了英国朋友去伦敦过年的邀请，并预订了大年初二从上海直飞伦敦的英航机票。春节前“武汉肺疫”闹得鸡犬不宁，我征求七岁女儿的意见“伦敦去还是不去”，女儿说去。

　　初二早上，突然发现女儿发烧了，37.4℃，我想应该是除夕夜陪87岁的奶奶吃年夜饭时着凉了。再问女儿“去还是不去”，女儿坚持要去。于是让她吃了退烧药，直奔浦东机场。测体温，女儿36.9℃，过关，然后登机、起飞。

　　未料飞行了一小时不到，女儿浑身发烫，体温忽喇喇窜上了40℃，因为是公务舱，便让她平躺下来，并在她额头敷上冰贴。

　　英国空姐看到后立马紧张起来，直接唤来了机长，机长显然有些生气，问我：“飞机上怎么可以有一个高烧病人?登机前上海难道没有检测?你们是武汉人还是最近去过武汉?”

　　我说我们不是武汉人，最近也没有去过武汉。今天纯属巧了，早上发现女儿有四分热度，到了机场体温又正常了，后来上飞机后体温又上去了，我负责任地承诺，女儿只是普通感冒发热，绝非武汉肺炎。

　　据我所知，英航现在禁止武汉人上飞机，但英航从未规定普通感冒也不能上飞机。机长沉思片刻，似乎冷静了下来，说：“杨，我相信你，但我必须向英国当局报告，你们下飞机后可能会即刻被送往医院检查。”

　　我说求之不得，女儿长途飞行烧十个小时，下机后即便你们不安排，我也会第一时间将她送医院检查治疗。

　　随后，让我有些惊讶的是，机长带着空姐，对我女儿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和让她服用英国退烧药(他说我让女儿吃的国内退烧药效果不行)。

　　果然，飞机降落前，女儿由40℃降至39.5℃。空姐悄悄跟我打招呼：“接下来都必须走程序。降落后所有旅客都不能动，专业人士会上飞机直接将你们接走。”

　　我起身回看，才发现这架波音777竟然座无虚席，挤得满满当当，90%以上都是中国人。空姐说武汉封城后已经有2000多个武汉人坐英航进入英国了，而且很多人入境后就找不到了。

　　这让英国人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爽。以前没有多少英国人知道武汉，现在全英国人都知道了武汉一一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很负面的城市。

　　很快，飞机降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伦敦有四个机场，东西南北各一个，老牌帝国低调奢华、腔调犹在，巴黎两个，纽约三个，东京两个，上海两个，台北两个)，机门一开，突然闯入十个彪形大汉，清一色黄色防护服和头盔，在所有旅客众目睽睽之下，却是十分友好和蔼地将我们率先接走。

　　出了机舱后他们向我们介绍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还带些幽默地抖一点笑料出来。他们是英格兰公共卫生局驻希思罗机场人员以及英航集团的管理人员。

　　他们说机长已经告诉他们一切，本来感冒发热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们不会兴师动众，因为武汉，他们只能把我们送往离机场最近的一家叫希林顿的医院作排除武汉肺炎的检查，希望我们理解和配合，并将我们的护照暂时扣下。

　　我通知了来机场接我的朋友去这家医院碰头。公共卫生局的人竟然直接用救护车将我们送往医院，而且在车上的十几分钟时间里，对我作了未让我有任何不爽和为难的流行病学的问卷调查。

　　到了医院，发现院方早就接到通知作好了准备，他们为女儿准备了一个豪华单间，为女儿作了仔仔细细的专业检查，结论和我早上的判断一致：只是普通感冒，不是武汉肺炎。那位主治大夫检查后幽默了一下：“她的肺很好，一看就知道不是武汉肺。”哇塞，我不由为“武汉肺”这个新词的横空出世而叫好!

　　令我感动的是，那位大夫说，“排除了武汉肺炎，我得将你女儿的高烧压下来，治好。”我说是不是要吊水啊。大夫说他从不给发烧的孩子吊水。他配了两支英国药，女儿服了后不久，体温降到了37.8℃，前后折腾了三个小时，最后大夫写完了给卫生局的报告，告诉我们可以离开了，凭他的报告我们可以立马领回被扣押的护照;只要继续服他的药，女儿最多五天必痊愈。

　　我的英国朋友抢着要结账，大夫摆摆手：“全部免费!”我当时有些不相信啊，因为之前朋友告诉我虽然英国老百姓享有免费医疗，但英国医院对外国游客就医的收费是相当昂贵的，我问大夫Why，却自己回答了：因为武汉?大夫哈哈笑了，作别。

　　是啊，对于瘟疫，医院必须免费，必须无条件收治，这是全世界的游戏规则!只是小女普通感冒医治，怎能不收费呢?(连挂号费都不收)。看来也是借了武汉肺炎的光呢。

　　联想到武汉肺炎早期，国内有病人看了五、六万也不见底，后来干脆不看等死。正府一会儿说疑似病例不可报销，确诊病例方可在先用光自己社保卡上的钱之后享受报销政策，一会儿又说决不能因为费用问题阻挠患者就医，语焉不详，究竟免费还是不免费，老百姓还是云里雾里。

　　伦敦实际上是在给我们上课啊!

 　　大约两个月前答应了英国朋友去伦敦过年的邀请，并预订了大年初二从上海直飞伦敦的英航机票。春节前“武汉肺疫”闹得鸡犬不宁，我征求七岁女儿的意见“伦敦去还是不去”，女儿说去。

　　初二早上，突然发现女儿发烧了，37.4℃，我想应该是除夕夜陪87岁的奶奶吃年夜饭时着凉了。再问女儿“去还是不去”，女儿坚持要去。于是让她吃了退烧药，直奔浦东机场。测体温，女儿36.9℃，过关，然后登机、起飞。

　　未料飞行了一小时不到，女儿浑身发烫，体温忽喇喇窜上了40℃，因为是公务舱，便让她平躺下来，并在她额头敷上冰贴。

　　英国空姐看到后立马紧张起来，直接唤来了机长，机长显然有些生气，问我：“飞机上怎么可以有一个高烧病人?登机前上海难道没有检测?你们是武汉人还是最近去过武汉?”

　　我说我们不是武汉人，最近也没有去过武汉。今天纯属巧了，早上发现女儿有四分热度，到了机场体温又正常了，后来上飞机后体温又上去了，我负责任地承诺，女儿只是普通感冒发热，绝非武汉肺炎。

　　据我所知，英航现在禁止武汉人上飞机，但英航从未规定普通感冒也不能上飞机。机长沉思片刻，似乎冷静了下来，说：“杨，我相信你，但我必须向英国当局报告，你们下飞机后可能会即刻被送往医院检查。”

　　我说求之不得，女儿长途飞行烧十个小时，下机后即便你们不安排，我也会第一时间将她送医院检查治疗。

　　随后，让我有些惊讶的是，机长带着空姐，对我女儿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和让她服用英国退烧药(他说我让女儿吃的国内退烧药效果不行)。

　　果然，飞机降落前，女儿由40℃降至39.5℃。空姐悄悄跟我打招呼：“接下来都必须走程序。降落后所有旅客都不能动，专业人士会上飞机直接将你们接走。”

　　我起身回看，才发现这架波音777竟然座无虚席，挤得满满当当，90%以上都是中国人。空姐说武汉封城后已经有2000多个武汉人坐英航进入英国了，而且很多人入境后就找不到了。

　　这让英国人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爽。以前没有多少英国人知道武汉，现在全英国人都知道了武汉一一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很负面的城市。

　　很快，飞机降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伦敦有四个机场，东西南北各一个，老牌帝国低调奢华、腔调犹在，巴黎两个，纽约三个，东京两个，上海两个，台北两个)，机门一开，突然闯入十个彪形大汉，清一色黄色防护服和头盔，在所有旅客众目睽睽之下，却是十分友好和蔼地将我们率先接走。

　　出了机舱后他们向我们介绍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还带些幽默地抖一点笑料出来。他们是英格兰公共卫生局驻希思罗机场人员以及英航集团的管理人员。

　　他们说机长已经告诉他们一切，本来感冒发热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们不会兴师动众，因为武汉，他们只能把我们送往离机场最近的一家叫希林顿的医院作排除武汉肺炎的检查，希望我们理解和配合，并将我们的护照暂时扣下。

　　我通知了来机场接我的朋友去这家医院碰头。公共卫生局的人竟然直接用救护车将我们送往医院，而且在车上的十几分钟时间里，对我作了未让我有任何不爽和为难的流行病学的问卷调查。

　　到了医院，发现院方早就接到通知作好了准备，他们为女儿准备了一个豪华单间，为女儿作了仔仔细细的专业检查，结论和我早上的判断一致：只是普通感冒，不是武汉肺炎。那位主治大夫检查后幽默了一下：“她的肺很好，一看就知道不是武汉肺。”哇塞，我不由为“武汉肺”这个新词的横空出世而叫好!

　　令我感动的是，那位大夫说，“排除了武汉肺炎，我得将你女儿的高烧压下来，治好。”我说是不是要吊水啊。大夫说他从不给发烧的孩子吊水。他配了两支英国药，女儿服了后不久，体温降到了37.8℃，前后折腾了三个小时，最后大夫写完了给卫生局的报告，告诉我们可以离开了，凭他的报告我们可以立马领回被扣押的护照;只要继续服他的药，女儿最多五天必痊愈。

　　我的英国朋友抢着要结账，大夫摆摆手：“全部免费!”我当时有些不相信啊，因为之前朋友告诉我虽然英国老百姓享有免费医疗，但英国医院对外国游客就医的收费是相当昂贵的，我问大夫Why，却自己回答了：因为武汉?大夫哈哈笑了，作别。

　　是啊，对于瘟疫，医院必须免费，必须无条件收治，这是全世界的游戏规则!只是小女普通感冒医治，怎能不收费呢?(连挂号费都不收)。看来也是借了武汉肺炎的光呢。

　　联想到武汉肺炎早期，国内有病人看了五、六万也不见底，后来干脆不看等死。正府一会儿说疑似病例不可报销，确诊病例方可在先用光自己社保卡上的钱之后享受报销政策，一会儿又说决不能因为费用问题阻挠患者就医，语焉不详，究竟免费还是不免费，老百姓还是云里雾里。

　　伦敦实际上是在给我们上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