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远：中美需要考虑并设法缓解印太地区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

　　一、引言

　　中美战略竞争正日益加剧。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与双方在重大全球议题上的既有合作似乎再也不能像往昔一般，扮演好缓冲角色。这一情况，部分来说是由当下印太地区结构性权力转移所导致的，但也可以归因于中美之间安全困境的激化。安全困境通常被定义为一国对安全的追求引起了另一国的恐惧，由此引发螺旋式竞争。近年来，中美两国学者识别出了多个加剧安全困境的因素，包括中国有限的军事透明度、双方的核现代化、有关国际法的不同观点、美国对中国“强势(assertiveness)”的描述以及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有些学者也识别出了若干减缓安全困境的因素。

　　尽管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涉及许多方面，但其根本问题在于，双方都怀疑对方贯彻地区战略的动机。中国的战略以对邻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为先声，但在美国决策层看来，这却是中国在谋求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秩序，而这将使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被边缘化。“9·11”后美国的战略重心一度转向反恐战争，如今重返亚洲，亦被中国视为欲盖弥彰的遏制战略。正如本文所述，双方领导人采取的大胆战略激化了上述问题。美国担心“一带一路”倡议会通过“债务陷阱外交”和其他手段将相关国家裹挟进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则担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会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体系。正如安全困境理论所预示，双方都在权衡思量反制措施，以期在确保己方影响力的同时，降低对手的影响力。

　　竞争中的中美战略激化了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但也不能凭此预测双方必将进入全面的战略敌对。两国观察者都承认，金融、外交和政治上的各项限制会约束对方的行动，同时他们也发现己方无法消解对方的关键战略优势。美国的战略家明白，直接对抗中国的经济外交不可取;而他们的中国同行也意识到，打破美国的同盟体系是极其艰难的。对此类限制的相互意识使得双方减轻了对争取决定性优势的渴望，也降低了反制对方动作的紧迫性。从这一角度来说，华盛顿和北京应当采取措施，以避免螺旋式竞争，但也不必因试图避免挑衅而过度小心——很多情况下，另一方没有想象中那么杯弓蛇影。

　　二、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担忧

　　中美之间对“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安全影响的认知差距在过去数年中不断拉大。中国官员和学者认为，由中国出资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建设项目将有助于增进地区安全，并常以“安全与发展关联”(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的习语来加以说明。中国的分析人士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所刺激的经济增长有助于从源头上控制恐怖主义、缓和因地区领土争端而产生的紧张局势、增进互信并推动安全合作的深入。那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削弱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观点，虽非无迹可寻，却也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

　　一开始美国官员是以友善的用词来谈论“一带一路”倡议的。奥巴马总统指出，“亚洲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愿意在该地区投资发展项目，这是好事”。在2017年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发言中说，“美国认为高质量基础设施发展所推动的经济联结是重要的，因此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参与其中”。上述积极评论无疑并不反映美国对“一带一路”的热情，而是体现出美国内部对于各项议题的考虑有着不同的优先级。由于要在气候变化、贸易、伊朗和朝鲜等议题上争取中国的合作，美国需在习近平主席所重视的“一带一路”议题上做出积极表态——虽然这种表态并无实质性内容。

　　2017年下半年以来，美方开始更明确地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对安全的挑战。2017年10月，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形容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为“被强加于贫困借款人的巨额债务”，表达了美国对中国“债务外交”(指中国运用债权使别国政府的各项政策倾向中国)的明确担心。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简要地提及了该问题，称“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贸易战略强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目标”。美国国防部的若干报告则称，北京可能会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塑造”别国政府的利益，以使其与中国一致，并威吓那些对中国“处理敏感问题的方法”提出的批评。这些报告还指出，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可能会利用其在斯里兰卡、希腊和澳大利亚的港口扩大其海军舰艇和设施的海外部署。

　　美国学术界也有同样的担心。纳德吉·罗兰(Nadège Rolland)发表文章称，中国希望用地区一体化来推动一个“新的地区秩序……其规则和规范将体现中国的价值观，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一个隔绝于美国海权的大陆堡垒”。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持类似看法，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导致一个“非自由的地区秩序”，中国能够控制“主要的交通设施，包括港口和机场”，并通过提供新的“胡萝卜加大棒，强迫美国的盟友与合作伙伴减少与美国的合作”。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其他学者也称，海外投资将使中国能够在“全球供应链的多个环节施加影响力”，在未来的冲突中可能会“通过限制制成品和不可再生商品(如重要矿产资源)的供给以影响市场价格”。

　　以下三种因素可以解释美国这种认知上的负面转向。

　　首先，中美合作的基石正在日渐销蚀。特朗普政府一开始试图在双边贸易逆差和朝鲜问题上寻求与中国合作，但由于无法达成贸易协定，以及美国转向与朝鲜直接谈判，美国的合作动力减退。这意味着，美国可以较少考虑，是否有必要在像“一带一路”倡议这种问题上避免与中国对立。

　　其次，中国执行的“有害的”经济政策、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宣示和军事建设活动，以及被一些观察者认为将会颠覆“民主进程”的“影响力行动”，都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美国两党正逐渐取得共识，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这种认知已经在相关文件(例如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中得到了官方背书，使得两国合作更加缺乏吸引力，而且令“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中国区域扩张野心的缩写——成为关注焦点。

　　最后，当下一些情况的变化使美国更加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美国战略利益造成的影响。例如，中国正利用港口建设和投资保护其在新地区的军事通道。一份2018年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声称，中国在吉布提新建的军事基地(该基地获得了大量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及后续可能会修建的基地将“增强中国使用常规军事力量进行威慑的能力，支持中国进行海外军事行动的能力，和控制本处于风险之中的战略经济走廊的能力”，并增加解放军在“可能出现的冲突中使敌对行为复杂化”的全球行动能力。这些情况令美方观点与中方解释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一、引言

　　中美战略竞争正日益加剧。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与双方在重大全球议题上的既有合作似乎再也不能像往昔一般，扮演好缓冲角色。这一情况，部分来说是由当下印太地区结构性权力转移所导致的，但也可以归因于中美之间安全困境的激化。安全困境通常被定义为一国对安全的追求引起了另一国的恐惧，由此引发螺旋式竞争。近年来，中美两国学者识别出了多个加剧安全困境的因素，包括中国有限的军事透明度、双方的核现代化、有关国际法的不同观点、美国对中国“强势(assertiveness)”的描述以及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有些学者也识别出了若干减缓安全困境的因素。

　　尽管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涉及许多方面，但其根本问题在于，双方都怀疑对方贯彻地区战略的动机。中国的战略以对邻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为先声，但在美国决策层看来，这却是中国在谋求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秩序，而这将使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被边缘化。“9·11”后美国的战略重心一度转向反恐战争，如今重返亚洲，亦被中国视为欲盖弥彰的遏制战略。正如本文所述，双方领导人采取的大胆战略激化了上述问题。美国担心“一带一路”倡议会通过“债务陷阱外交”和其他手段将相关国家裹挟进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则担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会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体系。正如安全困境理论所预示，双方都在权衡思量反制措施，以期在确保己方影响力的同时，降低对手的影响力。

　　竞争中的中美战略激化了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但也不能凭此预测双方必将进入全面的战略敌对。两国观察者都承认，金融、外交和政治上的各项限制会约束对方的行动，同时他们也发现己方无法消解对方的关键战略优势。美国的战略家明白，直接对抗中国的经济外交不可取;而他们的中国同行也意识到，打破美国的同盟体系是极其艰难的。对此类限制的相互意识使得双方减轻了对争取决定性优势的渴望，也降低了反制对方动作的紧迫性。从这一角度来说，华盛顿和北京应当采取措施，以避免螺旋式竞争，但也不必因试图避免挑衅而过度小心——很多情况下，另一方没有想象中那么杯弓蛇影。

　　二、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担忧

　　中美之间对“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安全影响的认知差距在过去数年中不断拉大。中国官员和学者认为，由中国出资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建设项目将有助于增进地区安全，并常以“安全与发展关联”(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的习语来加以说明。中国的分析人士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所刺激的经济增长有助于从源头上控制恐怖主义、缓和因地区领土争端而产生的紧张局势、增进互信并推动安全合作的深入。那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削弱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观点，虽非无迹可寻，却也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

　　一开始美国官员是以友善的用词来谈论“一带一路”倡议的。奥巴马总统指出，“亚洲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愿意在该地区投资发展项目，这是好事”。在2017年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发言中说，“美国认为高质量基础设施发展所推动的经济联结是重要的，因此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参与其中”。上述积极评论无疑并不反映美国对“一带一路”的热情，而是体现出美国内部对于各项议题的考虑有着不同的优先级。由于要在气候变化、贸易、伊朗和朝鲜等议题上争取中国的合作，美国需在习近平主席所重视的“一带一路”议题上做出积极表态——虽然这种表态并无实质性内容。

　　2017年下半年以来，美方开始更明确地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对安全的挑战。2017年10月，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形容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为“被强加于贫困借款人的巨额债务”，表达了美国对中国“债务外交”(指中国运用债权使别国政府的各项政策倾向中国)的明确担心。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简要地提及了该问题，称“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贸易战略强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目标”。美国国防部的若干报告则称，北京可能会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塑造”别国政府的利益，以使其与中国一致，并威吓那些对中国“处理敏感问题的方法”提出的批评。这些报告还指出，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可能会利用其在斯里兰卡、希腊和澳大利亚的港口扩大其海军舰艇和设施的海外部署。

　　美国学术界也有同样的担心。纳德吉·罗兰(Nadège Rolland)发表文章称，中国希望用地区一体化来推动一个“新的地区秩序……其规则和规范将体现中国的价值观，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一个隔绝于美国海权的大陆堡垒”。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持类似看法，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导致一个“非自由的地区秩序”，中国能够控制“主要的交通设施，包括港口和机场”，并通过提供新的“胡萝卜加大棒，强迫美国的盟友与合作伙伴减少与美国的合作”。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其他学者也称，海外投资将使中国能够在“全球供应链的多个环节施加影响力”，在未来的冲突中可能会“通过限制制成品和不可再生商品(如重要矿产资源)的供给以影响市场价格”。

　　以下三种因素可以解释美国这种认知上的负面转向。

　　首先，中美合作的基石正在日渐销蚀。特朗普政府一开始试图在双边贸易逆差和朝鲜问题上寻求与中国合作，但由于无法达成贸易协定，以及美国转向与朝鲜直接谈判，美国的合作动力减退。这意味着，美国可以较少考虑，是否有必要在像“一带一路”倡议这种问题上避免与中国对立。

　　其次，中国执行的“有害的”经济政策、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宣示和军事建设活动，以及被一些观察者认为将会颠覆“民主进程”的“影响力行动”，都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美国两党正逐渐取得共识，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这种认知已经在相关文件(例如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中得到了官方背书，使得两国合作更加缺乏吸引力，而且令“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中国区域扩张野心的缩写——成为关注焦点。

　　最后，当下一些情况的变化使美国更加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美国战略利益造成的影响。例如，中国正利用港口建设和投资保护其在新地区的军事通道。一份2018年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声称，中国在吉布提新建的军事基地(该基地获得了大量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及后续可能会修建的基地将“增强中国使用常规军事力量进行威慑的能力，支持中国进行海外军事行动的能力，和控制本处于风险之中的战略经济走廊的能力”，并增加解放军在“可能出现的冲突中使敌对行为复杂化”的全球行动能力。这些情况令美方观点与中方解释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三、中国对“自由开放印太”的担心

　　与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担心类似，美方所描述的“自由开放印太”和中方对特朗普政府地区战略的认知之间的差距也日渐拉大。在2017年11月访问亚洲各国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要“加强印太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的商贸联系和友好往来，以促进共同繁荣和安全”。2018年4月，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Alex Wong)诠释了战略的指导原则，包括“免于强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coercion)”“开放的海上通道和空中航路”以及有利于太平洋两岸人民的互惠贸易协定等。这些论述有时不点名地提及了中国的行为，例如，黄之瀚提到需要以一种“不给对方造成沉重负担”的方式向小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虽然这一提法的重点在于为该地区提供一个积极的愿景。

　　中国官方对此反应不一，或是不予评论，或是心存疑虑。当被问及“印太”这一概念时，一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其应当“不针对第三方，且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称其为“一时引人注目的想法”，并强调“当今时代，再挑起冷战已经不合时宜，再搞小圈子对抗更没有市场”。当美国宣布决定将在亚太地区增加价值1.13亿美元的经济投资时，王毅揶揄道，“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对于一个GDP高达16万亿美元的国家来说，这数字应该至少有10倍以上吧”。虽然中方并未提出公开批评，但这些言论无疑说明，北京对美国印太战略的目的抱有疑虑，同时也展现了其有能力与美方这种试图削减中国影响力、强化美国对该地区承诺的政策相抗衡的自信。

　　虽然中国官方在回应中保持了克制，但中国的分析人士已对美国的地区战略公开表达了强烈的担忧。例如，中国国防大学的李大光大校认为，印太战略的内容诸如强化美日、美韩和美澳同盟，与越南和印尼等小国建立安全伙伴关系等，均显示出美国的目标是要“保持其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平衡区域内其他大国的力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学者宿景祥同样指责特朗普政府“重新构筑冷战围堵框架，在遏制与平衡中国崛起的同时，也使美国能最大程度地分享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成果，尽可能长时间地维系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中方尤其关注“印太战略”的两个核心内容：一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以及联合军事演习的重启。对于一些中方观察者来说，美国似乎正谋求制造一个围堵中国的“亚洲版北约”。二是对美印安全合作的强调。虽然这也是美国前几任政府追求的目标，但“印太”这个词(包括以此重命名的美国印太司令部)以及频繁的高层接触还是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关注。夏立平和钟琦担心这种合作将促使印度挑起中印边界紧张局势，并对“一带一路”倡议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叶海林则警告，美印合作将在已有的美日同盟之外，给中国制造新的周边战略方向上的压力。

　　这些评估反映出了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军事同盟的重重疑虑。中国主要担心的是，这些军事同盟，包括相关军事演习、前沿基地部署以及其他因素，都意味着美国试图限制中国的崛起并施以军事包围。虽然也有一些中国专家认识到美国在转向亚洲的过程中也包含更具善意的经济动机，但在中国看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印太战略一样寻求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关系和军事存在，这正坐实了中国的疑虑。此外中国还担心，这些同盟关系非但不能缓和地区内竞争，反而使得中国的对手更加无所顾忌，从而火上浇油，加剧地区内对立——经典案例如美日同盟，中国学者认为正是其促使日本摆脱二战后所受到的武力使用限制。总之，虽然美国描述了“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地区”的愿景，中方观察者仍然对其动机持怀疑态度。

　　中国的其他担忧则集中于美国围绕中国边界进行的大小军事活动。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南海更加频繁地进行“自由航行”(FON)巡航。复旦大学学者吴心伯指出，特朗普执政首年，美军在南海开展巡航的频率远超奥巴马政府时期，他认为这是由于军方被赋予了在南海更大的“行动自由”。吴心伯还认为，美国正向包括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内的盟友施压，要求他们“派军舰巡航南海，以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南京大学学者朱锋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所谓“自由航行行动”中，“多次出现并非是‘无害通行’的直线和不间断航行，而是有多次改变航线、故意在中方水域延长滞留时间的航行”。总之，对于特朗普政府所阐释的印太战略的积极目的，中方观察者是不予采信的。

　　四、相互限制

　　虽然双方均坦承本国所追求地区战略的动机并非出于恶意，但追求地区战略的行为确实引起了对方的关注。正如安全困境的逻辑所预示的那样，每一方的战略都是为了应对另一方的战略。为了应对“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的分析人士鼓吹要散布一种具有说服力的“反叙事”，增强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军事能力，在替代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上与盟友合作，并采取措施“遏制中国向印度洋的军事进入”。为了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中国的分析人士建议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经济上的让步分化印度等国，并加强在周边海域的军事力量存在。双方咄咄逼人的尺度决定了下一轮往来会否更甚一步地增加各自的不安全感。

　　尽管如此，竞争升级的预测也不应被夸大。理由之一是双方的观察者均认识到了加之于对方雄心壮志之上的多重限制。美国观察者举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几处弱点：首先，中国的外汇储备有限，且其注意力正集中于由中美贸易战所导致的对美出口减少，这些都降低了中国扩大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而这正是“债务陷阱外交”的关键所在。其次，“一带一路”倡议面临合作伙伴资信较差、法律纠纷和安全风险等问题，这使得中国官方在推进投资活动时更加谨慎，甚至对部分私人投资者进行限制。例如，最近的一些证据显示，由于担心资本外流，“一带一路”相关的商业地产交易出现了“显著放慢”。最后，即使美国主导的“反叙事”响应寥寥，倘若“一带一路”倡议不能惠及当地人口，中国仍然要面对来自包括马尔代夫、马来西亚在内各国的外交抵制。

　　中国的分析人士也在持续关注美国印太战略的短板。有观点认为，鉴于特朗普政府主张“美国优先”、在经贸方面采取粗暴做法以及对同盟价值的怀疑主义，印太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推进该战略的承诺持怀疑观望态度，这最终会危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另一个观点是，多数第三国，包括美国的盟友，重视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因此并不愿追随美国的遏制图谋而与北京对立。许多中方分析人士也怀疑美国是否能将印度纳入其战略轨道。新德里历史上曾奉行不结盟战略，美印关系中存在许多裂痕(如印度与俄罗斯的军售往来)，中国与印度之间也有经济合作。也有观点较为乐观，认为双方都认识到了维持一个稳定、富有成效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这将能够限制美国战略中的挑衅性。

　　同时，中美双方均认识到，己方无法消解对方的关键性战略优势，这一点能缓和安全困境。美方分析人士指出，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一个对等的回应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是不可行的。虽然国会在《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BUILD)下授权为基础设施建设新增3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但美国的支出仍然远低于中国所承诺的数千亿美元。美方分析人士认为，在承认“一带一路”倡议是许多国家的主要资金来源的前提下，美国最多只是一个有意义的备选项。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削减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内各机构的预算，而这些机构本可以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有力的挑战。美方观察家也了解到，第三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及类似动议(如亚投行)态度不一，有些国家出于经济考虑倾向于加入合作(或是希望以参与其中的形式来拉拢中国)。这些都将使美国难以协调一个制衡联盟。

　　中方的观察者同样认识到，北京对于阻止对手的计划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关键原因是，中国并无意在该地区瓦解美国的同盟关系、并组建一个由中国领导的安全架构取而代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指出，中国的“经济、文化优势”使其能够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全面相持”，而且这一局面一时“难有根本改观”。2017年发表的《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中也称，“历史形成的军事同盟”将在东亚安全板块中长期存在，但其他机制如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也将与之并行。白皮书中提出展望，“地区安全架构演进过程中”，“多种机制将齐头并进”，而未论及对现有秩序的取代。瓦解美国的地区同盟或许是中国的长期目标，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目标是不可及的。

　　五、结论

　　毫无疑问，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在加速进行，而日益加剧的安全困境正是其中关键。北京和华盛顿都认为自己的地区战略将对地区安全产生“净正面效益”(考虑到双方都试图开发新的市场并挖掘该地区巨大的经济潜力，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将是可观的)，但这些阐述均为对方的精英和学者所曲解。其结果是，双方持续进行战略调整，以期在面临对方威胁时能够维护己方的利益。尽管如此，双方的领导人也都能意识到，在目前状况下谋求地区主导权乃是追求海市蜃楼：由于双方所受到的内部约束和来自对方的挑战，霸权是不可实现的。战略竞争的紧张程度由此得以缓解。

　　本文同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方面，在中美关系现状中廓清“安全困境”的含义需要考虑双方对地区战略的感知，而非只关注某种能力(正如国际关系理论中所强调的那样)。中国的关注焦点集中于美国的同盟网络以及相关活动，例如联合军演、前沿部署和共同巡航，以及像四方安全对话这样的关键性的安全伙伴关系和倡议。美国则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经济内容，包括“债务外交”和港口投资，认为其潜在的安全影响将扩大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

　　另一个相关的意义则事关安全困境如何得以缓解。现在已经没有人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和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全球重大议题上的合作还能够继续对两国关系发挥稳定作用了。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情况下双方都不确定是否存在战略上战胜对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些观点可能会夸大对手执行战略的能力，但是对于己方实力和对方实现地区霸权的能力，两国明智的观察者皆已表达了持平之论。资金方面的限制，和第三国对于“选边站”的不情愿，对双方来说都是约束，此外还有一些像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这样怪异的限制条件。对己方的局限有清醒的认识，这将减少参与竞争的冲动。美国承认，与“一带一路”倡议正面抗衡将是徒劳无益的，而中国也接受了美国同盟在该地区的长期存在，这些认识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证实了。

　　从现实政策角度来说，本文可以提供两条建议：第一，鉴于双方均将对方的战略视为威胁并考虑采取应对措施，两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他们正卡在一个“行动—反应”的死循环里。公开释放的“再保证”迄今为止并未奏效，由于双方皆疑虑重重，继续喊话很可能仍是徒劳无功。一些有可能令对方反应升级的敏感行动(例如，中国对黄岩岛领土主权的宣示和美国的近距离侦察行动)亟待评估。它们是否有可能被暂时搁置或加以修正，这需要双方进行持续对话，深入了解对方能够或不能接受的行为。另外可以预见的是，两国的军事力量将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等地继续保持近距离活动，这也需要官方建立机制，以便在发生沟通误解时缓解紧张状态。

　　第二，尽管必须小心地应对竞争，但北京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也不应该由于太想要避免挑衅而过度紧张。由于双方各自面临限制，某些行动未必会被认作打破地区平衡的关键祸因。“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不会消解(但可能会弱化)美国的同盟体系，而“自由航行”行动也不会破坏中国广泛存在的经济优势。过度的自我限制对避免一场大对抗来说并不必要，毕竟对方也不会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这种危险。总之，两国官方需要考虑并设法缓解印太地区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冷静评估己方的目标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以助改善局面。

　　作者系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中国军事研究中心研究员;原题《竞争中的战略：中国、美国和印太安全困境》;原文刊载于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