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玮：二战前日本海权的“缩小”和军国主义的扩张

　　裁军和军部势力的增强

　　那么，日本裁减海军和军国主义的扩张有什么关联呢?我想首先谈日本海军裁军，然后再谈陆军裁军。这两者是有关联的。而陆军的裁军，又对军国主义的扩张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为法国不同意裁减非主力舰，所以华盛顿会议主要裁减的是主力舰。到1930年，因为日本等一些国家加紧建造非主力舰，所以在伦敦又召开了一次海军裁军会议。对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日本分成两派，一派被称为“舰艇派”，另一派被称为“条约派”。“舰艇派”主要是海军一线作战人员和军事院校的学生。他们坚决反对裁军，理由很简单，因为裁军会影响他们的饭碗。条约派则主要是军政人员，他们赞同裁军。在华盛顿会议上，虽然海军内部也有不少人反对裁军，但由于首相原敬和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都力主裁军，而且加藤友三郎深得首相原敬的信任，在海军里面有很高的威望。

　　加藤友三郎被认为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的军人，他对裁军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裁军还可以解除关岛和菲律宾等“要塞”，可以减少对日本安全的威胁，对日本的防卫是有利的。但是伦敦裁军会议时期，情况明显不同。到了伦敦裁军会议时，日本军队尤其海军内部，已经抑制不了要求海军增强实力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干犯统帅权”。所谓“干犯统帅权”，就是干涉侵犯统帅权。了解这个名词对我们了解日本军国主义，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第十一条是“天皇统率陆海军”。第十二条是“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但天皇不可能直接指挥军队，而是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海军省和军令部代替天皇管理和指挥军队。也就是说，由军部代为行使统帅权。军部首领也直接听命于天皇，对天皇负责。按专门术语，他们拥有“帷幄上奏权”(直接将军务上奏天皇，独立于内阁)。“帷幄上奏权”和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是军国主义高扬的两个制度性原因。

　　在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首相滨口雄幸坚决主张签署裁军协定，海军军令部认为按照宪法第十二条，政府无权决定军备。签约是“干犯统帅权”。但是，滨口雄幸认为裁军涉及财政问题，属于内阁职权范围，并获得了天皇的认同，最终签署了条约，但因此得罪了好战分子，并在东京车站遇刺。说起来，滨口雄幸遇刺也因为太替老百姓着想。因为，原敬遇刺后，日本当局规定，首相进入车站后要清场，但是滨口雄幸认为这样太扰民，所以把这条规定废除了。结果，刺客得以混进车站对他开枪。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由于首相田中义一两次向天皇裕仁禀报事发原因，前后说辞不一，有“欺君”嫌疑，惹怒裕仁天皇，被迫辞职。但天皇这种责难首相的做法遭到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委婉批评。之后，裕仁在《天皇独白录》里也承认自己当时“年少气盛”，决定以后不否决军方决定。这使得军部滥用“帷幄上奏权”，使军国主义扩张。

　　“宇垣裁军”和国家“兵营化”

　　下面我说一下陆军裁军。华盛顿会议使海军裁减了，那么陆军怎么办?要知道海军的重新武装，比陆军困难得多。何况在所有军兵种的作战中，海战对战术的要求最高。因此，在海军裁军后，日本国会和普通百姓都要求裁减陆军。

　　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进行了两次裁军。第一次由陆军大臣山梨半造主导，通称“山梨裁军”。这次裁军的重点是减人数，但军队的建制依然保留。例如，一个师团四个旅团，20000多人。裁军后依然是四个旅团，但人数减少至15000人。而且兵营依然存在。为什么这么做?按照山梨半造的考虑，保留军队建制和营房，是为了一旦发生战争，可以迅速扩充兵员。

　　但对山梨裁军，国会和民众均不满意，因为军费依然没有削减到期望程度。军队也不满意，因为“山梨裁军”后，日本进入了“军人失意时代”。那时候，军人跑到外面会受老百姓“欺负”，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1925年4月，陆军进行了由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主导的裁军，通称宇垣裁军。宇垣裁军着力于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征兵问题，实现军队现代化和国家“兵营化”。当时老百姓是不愿意当兵的。一个强劳动力应征入伍，必然对家里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十条，要求日本臣民有服兵役义务，拒绝服兵役要被判刑。因此，解决征兵问题是宇垣一成的第一项考虑。不仅不能扩军，还必须裁军，兵源问题如何解决?他想了个办法，就是让陆军现役军官到学校去训练学生，同时在1926年4月开始建立“青年训练所”，使青年学生和工人接受军事训练，都有军事素养，一旦打起仗来能马上应征入伍上战场。这样使整个日本几乎成为一个“兵营”。

　　宇垣一成这样做，还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考虑，就是在学校里进行军事训练，开支都由文部省承担，而不是由陆军省承担，从而减少军费开支。第二是实现军队现代化，特别是建立航空兵和装甲部队，使军队人数减少、素质提高。第三是1927年4月，日本以《昭和2年(1926年)兵役法》，取代了1873年《征兵令》，对入伍要求进行了重新规定。在进行法律和制度调整的同时，宇垣一成还努力辅以道德说教，特别是以爱国主义宣传进行配合。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日本以后逐渐提出了所谓改善国防，实现军民一致与融合，建立举国国防的战略。《宇垣一成日记》及相关资料显示，他对一战后战争形态的明显变化有清晰认识。他认识到，总体战已成为基本战争形态。战争不仅是军队和军事实力的较量，更是整个国家国民素质和经济实力等各方面实力的较量，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军”和“国”产生了紧密的结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海权和现代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经世致用”也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所谓“经”就是纵向的线索，就是历史。还原历史真相，通过历史观察现实，获得启示和警示，是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所以，我想从历史角度谈一下日本的海权和国家命运。

　　海权不是对外扩张的必需条件

　　我们应该注意到，战后美国“修理”日本，主要就是铲除日本对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这是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美国首先关注的，是日本如何对美国和世界构成威胁的?美国认为，日本军国主义高扬并成为战争策源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一君万民的极端民族主义。神风特攻队的队员出征时的誓词，“我们七生报国，效忠天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是一君万民的集中体现。二是贫富悬殊。使日本军国主义高扬的“五一五兵变”、“二二六兵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贫富悬殊。

　　因此，美国战后改造日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重新制定宪法，彻底铲除一君万民的根基。二是“战后经济民主化的三根支柱”，即解散财阀，农地改革，颁布劳动法，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贫富差距。

　　二战之前日本发生了什么，其海权和军国主义如何变化，如何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也值得我们再认识。因此，我决定讲讲日本之前的故事——二战前日本海权的“缩小”和军国主义的扩张。

　　战争中，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是海权的扩张。但除了对外扩张，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日本在二战前已经实现了“国家军营化”。更应该注意的是，二战前日本海权的缩小和军国主义的扩张，几乎是同步的。也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不是在扩张海权(了解日本史的人都知道，论在军队中的话语权，日本海军远不如陆军的)。不仅如此，实际上美国、英国、法国一战以后都在缩小海权。

　　因此，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海权并非国家扩张的必要条件。我们都知道，自从莱比锡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奠定了地缘政治学的基础，提出国家有机体论、生存空间论、成长尖端论以后，有几个地缘政治学理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就是美国海军军官、海洋史学家马汉提出的“海权论”。他特别强调制海权的重要性。但是马汉提出海权论后，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例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陆权论”又称“大陆腹地论”。麦金德认为，要有强大的话语权，关键不是掌握海权，而是掌握陆权，尤其是欧亚大陆，特别是东欧。他认为，东欧是核心关键地带。之后，意大利军事家朱立欧·杜黑提出了“空权论”。他提出，“以后作战，空军能够单独解决问题，甚至不需要陆军和海军的配合”。“地缘政治学”的第四种理论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论”。按照斯皮克曼的观点，边缘地带才是最关键最核心的地带。因为，边缘地带是大陆防止海外攻击的第一道防线，同时也是海外进攻大陆的滩头阵地。总之，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对外扩张方面，在理论上“海权论”只是诸多理论中的一种，并不被一致认为是对外扩张的必要条件。

日本代表团抵达华盛顿

　　华盛顿会议不仅是抑制日本扩张

　　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很多论著，包括教科书，都说召开华盛顿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抑制日本在中国和在远东的扩张。其实，客观地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把凡尔赛会议及其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同华盛顿会议及其建立的华盛顿体系相提并论，忽略了两者的本质差别，即凡尔赛体系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抑制，德国是战败国，没有任何权利讨价还价。但日本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华盛顿会议是战胜国内部为了缓和及避免矛盾而进行的协调。

　　同时，我必须指出的是，所谓华盛顿会议由美国倡导召开，本身也不尽符合史实。因为，最希望召开这个会议的是英国。西方有句话，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英国是赶车的车夫，美国是拉车的马”。英国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议?因为，一战使英国遭受了惨重损失，发展军力有心无力，所以希望通过裁军维持优势。也就是说，我英国发展不了，你们也不要发展，大家维持一定水平。

　　英国希望召开这个会议，还有一个原因——是否续签英日同盟条约，要审时度势。那么，美国为什么同意“拉车”呢?美国主要是有三方面考虑。一是遏制日本扩张。二是拆散英日同盟，三是军费开支受到限制。威尔逊在一战开始时提出，3年内将投入5.8亿美元，建造156艘军舰。但到了1920年，仅仅建造了1艘。之所以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美国军费开支受到国会掣肘。

　　那么，日本为什么顺从英美的意愿，同意裁减海军呢?当时日本首相原敬的考虑，一是发展经济，尤其是重点发展教育和交通。今天日本教育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基本上都是在原敬执政时期确立的。二是走同美英协调的路线。原敬知道，和英美协调对日本是有利的。三是将外交主导权收归内阁，而不是被军队掌控。四是如果进行军备竞赛，日本肯定不及英美。如果跟英美搞军备竞赛，如制造军舰，论工业实力，哪里比得过英美?英美可以建造日本倍数的军舰。以上四方面考虑，是日本政府同意裁减海军的主要原因。

　　美国呼吁召开华盛顿会议，并不是为了抑制日本，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即美国是“以身作则”。什么叫“以身作则”?就是在海军裁军会议上，美国国务卿休斯做了基调演讲。他的“基调演讲”被称为“休斯炸弹”。因为，休斯表示，美国将率先废弃正在建造中的15艘主力舰和另外15艘舰龄较长的主力舰。也就是说，美国愿意首先裁掉30艘主力舰。同时按照裁减比例，要求英国废弃23艘主力舰，日本废弃17艘主力舰。休斯发出这一呼吁后，英国当即表示同意。因为，按照5：5：3：1.75：1.75的比例，英国可以保持和美国同为一等海军的实力。关键是日本如何表态?当时，日本首席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用英语表示，“We agree in principle ”(我们原则上表示同意)。这时，整个会场沸腾了。当时的媒体评论道，休斯的演说所击沉的军舰，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军舰队的司令都多。因为，一下子70艘军舰没了。也就是说，各国都缩小了海权。

　　裁军和军部势力的增强

　　那么，日本裁减海军和军国主义的扩张有什么关联呢?我想首先谈日本海军裁军，然后再谈陆军裁军。这两者是有关联的。而陆军的裁军，又对军国主义的扩张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为法国不同意裁减非主力舰，所以华盛顿会议主要裁减的是主力舰。到1930年，因为日本等一些国家加紧建造非主力舰，所以在伦敦又召开了一次海军裁军会议。对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日本分成两派，一派被称为“舰艇派”，另一派被称为“条约派”。“舰艇派”主要是海军一线作战人员和军事院校的学生。他们坚决反对裁军，理由很简单，因为裁军会影响他们的饭碗。条约派则主要是军政人员，他们赞同裁军。在华盛顿会议上，虽然海军内部也有不少人反对裁军，但由于首相原敬和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都力主裁军，而且加藤友三郎深得首相原敬的信任，在海军里面有很高的威望。

　　加藤友三郎被认为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的军人，他对裁军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裁军还可以解除关岛和菲律宾等“要塞”，可以减少对日本安全的威胁，对日本的防卫是有利的。但是伦敦裁军会议时期，情况明显不同。到了伦敦裁军会议时，日本军队尤其海军内部，已经抑制不了要求海军增强实力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干犯统帅权”。所谓“干犯统帅权”，就是干涉侵犯统帅权。了解这个名词对我们了解日本军国主义，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第十一条是“天皇统率陆海军”。第十二条是“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但天皇不可能直接指挥军队，而是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海军省和军令部代替天皇管理和指挥军队。也就是说，由军部代为行使统帅权。军部首领也直接听命于天皇，对天皇负责。按专门术语，他们拥有“帷幄上奏权”(直接将军务上奏天皇，独立于内阁)。“帷幄上奏权”和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是军国主义高扬的两个制度性原因。

　　在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首相滨口雄幸坚决主张签署裁军协定，海军军令部认为按照宪法第十二条，政府无权决定军备。签约是“干犯统帅权”。但是，滨口雄幸认为裁军涉及财政问题，属于内阁职权范围，并获得了天皇的认同，最终签署了条约，但因此得罪了好战分子，并在东京车站遇刺。说起来，滨口雄幸遇刺也因为太替老百姓着想。因为，原敬遇刺后，日本当局规定，首相进入车站后要清场，但是滨口雄幸认为这样太扰民，所以把这条规定废除了。结果，刺客得以混进车站对他开枪。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由于首相田中义一两次向天皇裕仁禀报事发原因，前后说辞不一，有“欺君”嫌疑，惹怒裕仁天皇，被迫辞职。但天皇这种责难首相的做法遭到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委婉批评。之后，裕仁在《天皇独白录》里也承认自己当时“年少气盛”，决定以后不否决军方决定。这使得军部滥用“帷幄上奏权”，使军国主义扩张。

　　“宇垣裁军”和国家“兵营化”

　　下面我说一下陆军裁军。华盛顿会议使海军裁减了，那么陆军怎么办?要知道海军的重新武装，比陆军困难得多。何况在所有军兵种的作战中，海战对战术的要求最高。因此，在海军裁军后，日本国会和普通百姓都要求裁减陆军。

　　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进行了两次裁军。第一次由陆军大臣山梨半造主导，通称“山梨裁军”。这次裁军的重点是减人数，但军队的建制依然保留。例如，一个师团四个旅团，20000多人。裁军后依然是四个旅团，但人数减少至15000人。而且兵营依然存在。为什么这么做?按照山梨半造的考虑，保留军队建制和营房，是为了一旦发生战争，可以迅速扩充兵员。

　　但对山梨裁军，国会和民众均不满意，因为军费依然没有削减到期望程度。军队也不满意，因为“山梨裁军”后，日本进入了“军人失意时代”。那时候，军人跑到外面会受老百姓“欺负”，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1925年4月，陆军进行了由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主导的裁军，通称宇垣裁军。宇垣裁军着力于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征兵问题，实现军队现代化和国家“兵营化”。当时老百姓是不愿意当兵的。一个强劳动力应征入伍，必然对家里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十条，要求日本臣民有服兵役义务，拒绝服兵役要被判刑。因此，解决征兵问题是宇垣一成的第一项考虑。不仅不能扩军，还必须裁军，兵源问题如何解决?他想了个办法，就是让陆军现役军官到学校去训练学生，同时在1926年4月开始建立“青年训练所”，使青年学生和工人接受军事训练，都有军事素养，一旦打起仗来能马上应征入伍上战场。这样使整个日本几乎成为一个“兵营”。

　　宇垣一成这样做，还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考虑，就是在学校里进行军事训练，开支都由文部省承担，而不是由陆军省承担，从而减少军费开支。第二是实现军队现代化，特别是建立航空兵和装甲部队，使军队人数减少、素质提高。第三是1927年4月，日本以《昭和2年(1926年)兵役法》，取代了1873年《征兵令》，对入伍要求进行了重新规定。在进行法律和制度调整的同时，宇垣一成还努力辅以道德说教，特别是以爱国主义宣传进行配合。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日本以后逐渐提出了所谓改善国防，实现军民一致与融合，建立举国国防的战略。《宇垣一成日记》及相关资料显示，他对一战后战争形态的明显变化有清晰认识。他认识到，总体战已成为基本战争形态。战争不仅是军队和军事实力的较量，更是整个国家国民素质和经济实力等各方面实力的较量，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军”和“国”产生了紧密的结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